本书是积二十五年之力写成的，所以并不奇怪，有很多人一直在帮助我，他们应当得到我的感激。与我一起工作的众多不同制作团队中有许多很有才华的成员，我特别要向他们表示极大的感谢。首先，我要提到我的德国同事蒂尔曼·雷默和德特勒夫·西伯特，他们多年来致力于历史研究，令人叹为观止。在各个不同时期给予我特别帮助的还有坦尼娅·巴彻勒、绍柳斯·伯齐尼斯、马丁纳·卡尔、萨利恩·克莱贝尔、旺达·科西娅、米凯拉·利希滕斯坦、埃洛迪·马约、纳瓦·米兹拉希、多米尼克·萨瑟兰、安娜·塔波斯卡、埃琳娜·雅科夫列娃。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所有人。我在这里也要纪念弗兰克·斯塔克博士。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洞察力的知识分子，曾为我的许多电视片出过力。如果没有他开创性的新闻工作，我们对前纳粹党员的几次最为重要的采访就无从谈起。我很自豪地称他为我的朋友。2016年2月他不幸英年早逝，我们所有人都怀念他。

本书还得益于德国历史学家朱莉娅·皮奇不懈的研究，她审阅了本书的手稿，并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评论。此外，我还要感谢所有版权人允许我引用他们的资料，包括胡佛研究所允许我引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日记，当然还有英国广播公司（BBC）。

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受到了许多专业历史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可以和我亲爱的朋友伊恩·克肖爵士讨论这一历史。任何对这个问题有过兴趣的人，都知道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巨大天赋。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的定稿，他一直在鼓励和帮助我完成这本书。我还要感谢另外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和安德鲁·罗伯茨，他们在出版前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了我丰富且明智的建议。

几年前，我通过自己的教育网站WW2History.com和世界上许多关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著名思想家就这段历史进行过探讨，从中获益良多。其中包括奥马尔·巴托夫教授、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教授、理查德·埃文斯爵士、诺伯特·弗雷教授、理查德·奥弗里教授和亚当·图泽教授。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戴维·塞萨拉尼教授，我和他共同从事奥斯维辛项目，相互之间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无论是关于大屠杀还是世界上的其他问题。2015年10月，他去世了，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

在我的出版商维京公司，我要感谢我的编辑丹尼尔·克鲁，他对这本书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文字编辑彼得·詹姆斯。我还必须提到我的前任编辑、伊伯里出版社的艾伯特·德佩特里奥，我亏欠了他很多。和往常一样，我要感谢我的文学代理人安德鲁·纳伯格。

此外，我要感谢大屠杀教育基金会多年来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主席保罗·菲利普斯、首席执行官凯伦·波洛克和教务主管亚历克斯·毛斯。

我在这本书里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妻子海伦娜的帮助，她的评论总是切中要害。没有她，这本书会减色不少。我的孩子奥利弗、卡米拉和本尼迪克特给了我愉快的鼓励，特别是在这本书遇到困难的时刻。

这本书我要献给我的女儿卡米拉，她是牛津大学历史学系的毕业生。不仅因为她是我最棒的女儿，而且因为她仔细阅读了整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接受采访的人，我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记录了他们的证言。因为有几百人，在此不能一一列出，但我的感激之情同样真诚而深切。

劳伦斯·里斯
2016年9月于伦敦 f3vIBFeSN9GzHD4FV8+cASvWKfAPDkcFTKUD8xZTGk4QRd26SGEIjt3eH3q1BP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