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马克斯·韦伯是十九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译林出版社的这个新译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机会。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这个译本撰写导言。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反复阅读韦伯作品，借以激发理论想象，提炼研究问题，推进学术思考，从中获益匪浅。我从研究者角度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

伟大的思想通常与伟大的时代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局。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独领风骚，极大地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在这个大背景下，韦伯以独到的思路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观念文化层次着眼来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并特别强调前者对经济活动、组织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一思路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等迥然有别，独树一帜。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韦伯讨论的起点是区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自古即有，但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或自给自足，无力扩张；或贪得无厌，冒险无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产生的理性资本主义亦追求营利，但体现出理性的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

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核心即努力经营但同时禁欲的情操，即“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的“天职观”。蕴含于宗教信仰的伦理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若有违反，则被认为有悖义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对挣钱的‘天职’的这种全力投入”，这一风格（ethos）特别适应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之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和劳动者双方身上。

这本书的其余篇幅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以此“探明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实践所产生的那些心理动力，这些动力为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并将个人固定于这种方式中了”。韦伯特别关注的是，上述诸环节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新教导致特定的“天职”职业观；这些宗教观念如何转化为伦理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观”起源于十六世纪路德宗教改革。路德将宗教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将人们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内容，即“天职”。但路德的职业观将职业劳动与宗教原理分离开来，不主张营利活动，无法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把分析目光引向了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义相比较，清教教义规范表现出严肃的现世关怀，以现世生活为己任，与现代理性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然而，韦伯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新的问题：清教教义的目的并不是倡导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倡导清教徒生涯与事业的核心追求，即“灵魂救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教义，如何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进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

如此，韦伯进一步延伸解释逻辑的链条，向深处开掘。加尔文教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灵魂救赎的入世克己论，即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自证为上帝选民，由此塑造了人们的“天职”职业观和禁欲行为，依上帝之名，行职业使命。这一职业观，在心理效果上将营利追求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在行为上则将日常生活彻底理性化了。换言之，在追求灵魂救赎的宗教活动过程中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随着这些宗教追求而来的信念，超越了自然状态，在微观上转化为人们据以行动的伦理，渗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塑造了人们的理性行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市民职业风格，沉淀为人文观念、民族气质。韦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质先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例如，为神荣耀而创造财产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内在一致的伦理基础，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态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反过来又在它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庇护着现代‘经济人’的策源地”。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其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过程，即自中世纪以来的祛魅化过程，从自然、巫教等观念逐渐走向了理性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克服自然状态，摆脱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的行动为持久的理性和伦理所约束，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与经济理性主义的关联之上。例如，天主教的教会圣礼仪式体现了克里斯玛权威，而加尔文教所倡导的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劳动则反映了祛魅化的努力。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新教伦理强调排斥情感、坚守理性的生活处世；将狂热而真诚的内心秉性引向在世俗职业生活中追寻禁欲理想，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理性组织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理性化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认为唯有新教伦理才能诱发理性资本主义，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或者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就是宗教改革的一种产物。韦伯提出，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和讨论，也不是这一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而是强调两者间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些主张与韦伯反对历史决定论，主张历史过程的多重途径、多重因果关系的立场是吻合的。

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一个宏大的主题，即人们的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如何转化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影响到日常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民族性格，形成“西方市民阶层及其特质”。处理这一宏大主题，涉及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韦伯在这一时期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发展社会科学方法，本书体现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尝试：其论述风格兼具德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缜密的理论思辨逻辑，展现出韦伯标志性的比较制度分析、理想类型等一系列方法。

一方面，韦伯受到德国社会科学独特的历史主义影响，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放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考察；我们从文中关于历史上欧洲各地经济活动以及各教派教义的演变的讨论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韦伯提出了一系列“理想模型”，例如“传统资本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分类，凸显不同现象的类型特征，通过比较制度方法来条分缕析地剥离各种可能的混合因素，确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因果关系。韦伯特别指出，这部著作不是历史主义的叙述，而是“以一种按照‘理想类型的方式’贯穿起来的顺序来展示宗教思想”……以便“在研究它们那些最连贯的形式的时候，发现它们的一些特殊后果”。在这里，韦伯遵循了社会科学方法，以注重逻辑一致性的方式将这些讨论对象加以呈现，而不是着眼于实际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确定了基本命题后，韦伯提出了下面的分析路径：首先找到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与职业伦理间的特定“亲和力”，然后考察这些亲和力对物质文化发展及其方向的影响。这些努力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代文化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归结于宗教动机，即宗教信仰（清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

韦伯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贯穿全书始终。在本书起始，韦伯比较了天主教和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不同关系，并将这一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例如，父母在子女教育种类上的不同选择显示出不同的精神风格，从而影响了子女的职业观。另外，作为“被支配者”群体，德国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走向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其他地区，同处“被支配者”地位的新教徒则显露出这一倾向。如此多方位的比较分析指向了宗教信仰特质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此时此地历史——政治状况的影响。

在随后的分析中，韦伯逐步比较了不同教义的内容，借以分辨哪些要素导致了理性主义倾向。韦伯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不在于“禁欲”，而是禁欲与营利追求同时落实在同一教派之上。在讨论“天职观”时，韦伯将路德教义与加尔文教义加以比较，指出前者逃避现实的出世取向与后者积极入世的理性活动；然后进一步讨论这一观念对营利活动的影响，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一观念如何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职业观，获利合法化）。在随后的讨论中，韦伯进一步比较分析了禁欲教派中的虔敬派与加尔文派，指出前者强调情感，因此与传统主义更为切合，有助于培养“忠于职守”的官员、职员和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家长做派的雇主。相比之下，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基础更为理性、内在一致，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生硬正派而又积极的意识”更有亲和性。

韦伯通过这些理想类型的多层次比较提炼，阐述了一个重要因果链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职业观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上，而后者恰恰产生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的禁欲精神。

三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比较参照体；这一点在韦伯关于支配形式、官僚体制和宗教等一系列讨论中明显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作者将同一思路延伸至他的《中国的宗教》等研究著作。

虽然本书在西方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但在中国场景下阅读韦伯，这本书尤为艰涩难懂，阅读起来“隔膜”颇大。我认为，这是因为这本书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理性资本主义与宗教观念的文化沉淀，均与中国社会文化相去甚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颇为陌生，难以从日常生活的身心感受中体会领悟。

韦伯在另外讨论中国宗教的著作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但这些均属于传统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没有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中国，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这是因为货币经济与官僚俸禄结合之后，为支配阶层创造了特殊的获利机会。因此，家产制支配形态下的财富累积，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营利，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由此发展而来的不是历史上带有市民色彩的阶层，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韦伯进而言之，国家的重商主义规制虽然可以培育出产业，但无法培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传统经济中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而且缺乏制约和抵制官僚权力的其他独立力量。换言之，传统的官商结合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

依此视角来看，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获得发展的空间。中国读者更多熟悉的是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浸染成长于由此而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中。这为理解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中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第二个困难缘于对宗教精神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陌生感。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以及其他宗教信念渗透到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基本伦理和职业操守，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动力，塑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韦伯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各教派是那些具有宗教伦理特质的人们组成的自愿性团体，经世俗化过程而成为身份象征，在历史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新教精神传统与教会正式威权或行会很是不同，提供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风格以及个人主义的历史基础，并为相应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仍可追溯到宗教信仰的沉淀，虽然这些宗教根基已经隐而不现。如韦伯强调指出的那样，只有认识到伦理背后的宗教渊源，才能真正理解这一伦理的强大力量。例如今天我们不时听到的关于学者从业天职感的呼声，正是那个遥远时代精神传来的回响。

与此相比，历史上的中国家族社会长期以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形式，血缘边界清晰，亲疏层次分明；行动规则多是来自各种角色关系的相对主义的文化定义。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宗教传统和相应的文化观念知之甚少，对深蕴于宗教信仰根基之上的习性和价值观很是陌生，几近无从体会。有学者提出儒家士大夫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韦伯笔下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提醒读者注意韦伯的立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唯一的发展途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应该是各种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中西文明有不同的发展途径，而文化观念是比较、理解这些差异性的重要线索：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经济活动、官僚组织、法理支配形式等构成西方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其宗教信念中找到渊源。另一方面，这一比较制度分析也启发我们从文化层次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诸方面及其精神渊源。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性，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深深镶嵌于文化传统设施中，在中国情境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了，也因此被合理化了。

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具体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和方法，唤起了相关的问题意识。我们不断重读经典，不是一再地接受其具体内容，而是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的问题与经典中的视角和思路碰撞，以期得到新的感悟启迪；经典作品也因此获得新的活力，这正是韦伯理论以及其他思想学说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缘由。

周雪光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