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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圣地。我和云霞都生在新社会，都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又经历了上山下乡，所以对圣地延安的向往不亚于对北京及天安门的热爱。2011年7月28日，太阳当空，在游人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终于站在了延河岸边。
面对太阳，站在延河桥上，最让我感慨并让我憧憬的是左边仰望的宝塔山，这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记忆和梦想。“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们不是回来了，是终于看到了，和梦中的想象是一样的，和记忆里诗文的描写是一样的。导游说不上宝塔山，它不在旅游的日程内，不仅是我们这个旅行团不上，其他旅行团都没有这个项目。她解释说，宝塔山远看近看都一样，上山还要花六十元买门票。现在看到的宝塔有一点歪斜，那是1988年那场洪灾所致，不说或没有比较看不出来。山高路陡，车上不去，为了保护宝塔山和宝塔，没有旅游团集体上去的，但个人可以上去的。听导游这么一说，所有人都拥到桥上拍照，我也在河岸边拍了几张有山、有塔、有桥的照片，但我更想上宝塔山。
我和云霞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好位置，摆弄姿势拍照留影，而是抓紧导游限定的三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走一走、看一看。我看到在我们的右边与宝塔山遥遥相对的就是延安城，高楼林立，繁荣昌盛。这不是山城，山只是它的背景与陪衬，这是一座建在高原平川上的现代化城市。宝塔山就是它的过去，这样的天然地貌和创造者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设计构建真是美妙绝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有山、有水、有塔、有楼的真情实景的画面，一边是历史的沧桑、信念和仰望，一边是现实的繁华、快乐和喧闹。延河桥就像一道人间彩虹，把历史和未来，理想与现实连接了起来，融合在一起。
在历史的塔山窑洞和现代化的城市高楼之间还隔了一条河，就是有名的延河，它还是不是曾经的样子我不知道，但它是流动的。从遥远的高山流来，又流到遥远的大海；它是循环的，满世界天上地下地循环往复；它的欢快和潺潺源源，让城市流动活跃起来，有了既动亦静、天人合一的品质。塔山永固，河水长流，精神光大，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圣地延安。睹物思人，风云翻飞，游览者情意涌动、思绪绵绵。水长流，光阴短，恍如昨。
延安的历史，就在左边的山上，从宝塔山一路向下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这些曾和革命与红色中国相联系的景物，历历在目，神圣就在身边，而且保存完好，质朴整洁。只要看那么一眼，就如同我们曾经在书上看到的那样，风雨岁月、战火硝烟就在眼前浮动。摸一摸窑洞的墙壁，就会有真切的体验和感受，历史绝不是书上写出来的，而是带着沉甸甸的厚土和人烟气息。
寻觅精神，少不了要看延安城。我们要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也要敢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有新旧世界的对比，有昨天和今天两道风景。这里是精神的圣地，也是现实的乐园，不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昨天和今天。
我忽然发觉，跟着旅行团走，带着观景和到此一游的心态来，只能是山转水转人也转的不亦乐乎。“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里不是观景抒怀、吟风弄月的地方。
第一天我们跟着旅行团走，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把延安的人文景观、历史文物、革命旧址走马观花地看了个遍。瞻仰窑洞的人太多、太集中了，都赶在了上午，人们比肩接踵，簇拥在一弯一弯的山道里，从一个窑洞里钻出又钻入另一个窑洞里。瞻仰并不收费，但请讲解员要花钱，收费金额随着人数递增。我按照人数平均了一下，每人不少于十元。好像都在赶时间、赶任务。想看就顾不上听，想听就顾不上看。
年轻貌美的女讲解员们，衣着是当年工农红军的打扮，八角帽，红领章，扎腰带，打绑腿，活脱脱的现代版红色娘子军。再看那帽子下沿透露出来或黄或红被烫染的发丝，那描眉涂唇冷峻淡漠的俊脸，以及耳戴的微型麦克风，腰別的黑色方块扩音器，船形楔子口黑亮皮鞋，怎么看也不像红军女战士。是啊，她们只是装扮一下，她们当不了红军战士，也不想当女战士。
讲解如清泉流水，行步如风车飞转，我和云霞挤在人群里，几乎用小跑的步子才可跟上，一路上只听到讲解员断断续续的声音。几个山坳转下来，头晕人乏，脑子一片空白，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记住。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旅行团，决定留在延安住两天。我们特地选择一个下午，又去了一次枣园、杨家岭，又瞻仰了一次革命前辈们曾住过的窑洞。像小学生那样无拘无束，像哲学家那样面壁思考，像恋人那样依依不舍。我们把一个个窑洞都细看了，这些窑洞保护得真好，就像刚刚有人住过。
曾有人说，延安就那么回事，看了不如不看。我承认这是一部分人的体验，如果跟着旅行社，甡甡尾随，游山玩水，把圣地当胜景看，把历史和现实孤立分开看，可能是看了不如不看，来了不如不来。但要是满怀崇敬和理想，寻觅，追求，带着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观念缅怀延安精神，结合现代风俗人情，高山松塔，平川细流，从先辈们大志风采中看到今人的平凡和多元个性，那肯定情溢意满，感受良多。
我和云霞单独上了宝塔山，山上人很少，肃静冷清，让人心怀坦荡、超凡脱俗。可以仰头放缓脚步走，可以弯腰低头一步一个台阶上，可以什么都看，也可以什么都不看；偶尔看见山顶塔尖，无需争先恐后给自己鼓劲；累了驻足俯瞰川河大地，方知天高地迥人既伟大又渺小。
站在宝塔山上看延安城，像一个“川”字写在大地上，四面山峦围绕着延河水，高楼和市区都建在延河两岸。城市道路也是绕着延河转，一条干线傍山沿河从宝塔山下一路连着王家坪、杨家岭、枣园远去，直接通向市外，这是延安连接外省市的主要路线。想当年，就是这条用骡子和马车走出的道路，走来了千万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又走出了千万革命者、无产者和英勇战士；今天，它已经是高速公路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像南飞北翔的大雁。
看到宝塔，我很想上去，但找不到售票的地方，只看到在进塔的门口斜倒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登塔每人十元。”牌子很旧，字迹漫漶不清。绕塔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卖门票的地方，只好自顾自往上爬。塔里可容身的地方实在有限，转式梯子仅容一人上下，如果人上下时相向相遇就没法转身，而且越往上梯子越窄。爬到一半，我忽生恐惧：这是没人管理的塔，无序登塔害人及己。我对云霞说，不要上了。话音未落，她就一溜烟跑得不见背影。大概是她早已害怕，只不过之前有我在前面撑着，听我说不要上了，绷紧的弦一松，如拽紧的皮筋弹出，把一片死寂和惊恐反弹在我身上，我连喊几声“云”，都似风吹云走一样毫无回应。
走出塔来转到另一边的树荫处，才看到有一小屋，里面坐着两个工作人员在聊天，像是售票的地方。这时便后悔之前的粗心和匆忙，知道即便人在圣地也会犯错误。
从宝塔山上下来，计划去杨家岭，单独打车打不到，只能顺路拼车。问一位在山下站点等车的年轻女子，去杨家岭怎么坐车？那女子说得也轻巧，“就在这里等。”说完不久就有一辆中巴车来了，那位女子身轻似燕地飘了上去。我也兴致勃勃地朝车上冲，忽然感觉有人用一种恨恨的眼神正盯着我。我忙止步问：“去杨家岭，可以吗？”盯我的人是司机，面黑，身壮，头发蓬乱，横眉瞪眼朝我大喊。我压根儿听不懂他浓重的陕北方言都喊了什么，但看他很不友好的怒容，便猜想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惹他不高兴了。
我忙收住了上车的脚步，只好再问一声：“我去杨家岭，你说什么？”云霞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我的身后不动。这位老陕司机大概是放羊的出身——吆喝惯了，不会礼貌待客，嗓门更大了，扭着脖子又僵又硬像要上场的斗士。这回我听懂了他的吼叫，“你识得字吗？”我看看车身和车窗上，哪里有字？想起来了，赶忙跑到车头前去看风挡后面的一个小长牌，上写：“延安——吴起镇。”
我明白了，这是一趟跑短途的私家客车，不是市内公交车。我向他招招手，示意对不起。他的车开动了，很快从我身旁驰过。我看他回了两次头仍豹眼横瞪，嘴里还在叽里咕噜，大概是说不文明的话。今日开车的与当年放羊的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好似亲历了战火的洗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展览的场面宏伟壮阔，内容丰富翔实，思想深邃精辟，意义现实久远。有景、有图、有实物的展览，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多年革命斗争史实展现得形象逼真，如身临其境。每一位瞻仰的人都能感受到，革命的胜利与党和领袖们的伟大、正确的领导分不开，也与党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分不开。
我边看边想延安精神的本质。延安精神是艰苦朴素、自力更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勇于奉献、不怕牺牲、团结友爱及全心全意为人民等。最为核心的还是与民同心。一切为人民，一切来源于人民。
这是最好的展览。展馆外是革命的故地，展馆内再现革命和战争的人物、场景，让人热血沸腾。“先生，这边看看吧。”“先生，买件纪念品吧”。我还沉浸在历史的云烟烽火中，却被导购小姐的声声呼唤回过神来。噢，现实世界充满繁荣和竞争。
与展厅相连的是一个品类齐全的大商场，楼下还设了精品特优纪念品专卖店，凭参观券每人准购一物，八折优惠，其实多购也可以。都是金银玉石，名人字画，古玩器皿，高仿古瓷、古董，等等。我感觉这些商品离展览太近，让人压抑，我知道这样的展卖在其他城市及景区也有，但在此时此地，逃避的人还是很多。我匆匆朝前走，其实我是想有所纪念的，只是不想由别人来告诉我该怎样做。
我无法相信法国当代历史学家比尔·诺哈曾说过的话会成为现实。他说：“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一场以发展为指归的现代宏大叙述正在登场，于是这样的现代化的大叙述，必然要抹杀革命的记忆。”展览和瞻仰正是为了时刻牢记，纪念品自然也是一种缅怀和宣传的方式。只是导购小姐们的殷殷劝导，太过专情和用心，反而让人多了一份戒心。
我和云霞终于各选了一个纪念品。我为未来的孙子买了一个手摇的拨浪鼓，是延安安塞集团生产的腰鼓系列品之一，传统手工工艺。鼓上两面印着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光体陕北娃，头扎两个红绳发辫的丱，脸颊涂成红蛋蛋，一蹦一跳，奓着两胳膊，伸着两手，学着大人扭秧歌的样儿，天真无邪，夸张烂漫。云霞买了一个金镶玉的挂坠儿，玉环上印着毛主席的像，她说是送给儿子袁原挂在车上用，可防止开车打瞌睡，吉祥保平安。
我自然是很中意我的拨浪鼓，不远万里将它带到美国，作为刚出生的孙子的见面礼，既是逗他乐的玩具，又代表着一代人的喜好和文化观念。它的来历神圣又有意义，中国小朋友在一堆外国小朋友中手拿拨浪鼓，多么神气自豪。
中午在宾馆午休时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小孙子出世了，会下地走路了，手摇拨浪鼓，一晃一晃地走，鼓声“咚”“咚”地响。我怕他跌了，在他的后面不停地喊：“文天！文天！”文天身子一歪，跌倒了，我一惊，梦散人醒。
这时候手机响了，儿子告诉我，他儿子出生了。在我梦到孙子的那个时刻，大概正是孙子出世的时间。我和云霞开玩笑说，圣地的鼓声就是灵验，在延安摇一摇，在美国巴尔的摩的孙子就在腹中按捺不住，闻鼓而舞，提前来到了这个躁动的世界。云霞反而无心开这些玩笑，心早已飞到了美国，乐得合不拢的嘴还在自言自语。儿子怎么这么急挂了电话，我还有话要说呢！
记得我们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看到比我们大的学生们去延安，真的好羡慕、好向往。在我们的心中，延安塔又高又大。读高中时，我们时刻准备着上山下乡，一遍又一遍地朗诵《理想之歌》。北京知青下乡到延安，那是我们一代人的偶像，那一行行阶梯式的诗句，像大雁在飞，如一颗心在跳。
红日
白雪
蓝天
……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起程，
飞翔到宝塔山头，
落脚到延河两岸
……
时间荏苒，没想到四十年之后，在我们快做爷爷、奶奶的时候，终于从北京来到了宝塔山下，来圆少年梦，来觅少年心。江山代有才人出，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好似经历了从平凡到神圣，又回到了平凡。我怀着不舍的心情打开舷窗再看一眼宝塔山和延河水，默默道一声“别了——延安！”再见，美好的延安机场！
早晨，我们五点半起床，没顾上吃早饭，六点就出门离开了宾馆。虽然回北京是九点的飞机，但机场我们不熟悉，更怕出租车不好打。结果一切比预想的要好，刚出宾馆就来了一辆空车，司机也没问我们去哪儿，就让我们上了车。我和云霞很高兴，这是在延安第一次坐上专用的出租车。但没高兴多久，途中还是停车拼上了一老一少两人，是老人送小孩去学校的。我们反成了中途下车的人，被司机丢在了路边。
时间正好是七点，我们两人一人提一个背包犹犹豫豫走进了一个敞门的大院落。整个院落冷冷清清，大厅的门是锁的，机坪上没有一架飞机。我们在候机楼外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以为这不是机场，或是今天停飞了。问了一位扫地的老人才知道，大厅八点开门，工作人员八点半上班。老人说，九点的飞机，能在十一点起飞就不错了，这里一天就一两次航班，没有准时的。我们一听慌了，赶忙问什么地方能买到吃的？“机场没有卖吃的，机场外都是马路和田地，哪有饭店？只有坐车到市里。”老人扫了扫我们身边地上的纸屑和树叶说。我问：“大厅里有小卖部吗？”“没有！整天也没有多少人，小卖部的东西卖给谁呀！”老人说着就扫到别处去了。
我想了想对云霞说，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市里，但我能搞到吃的，有一个办法可以一试。她怀疑又好奇地问：“什么办法？”我故作神秘地说道：“你跟我来。”拖着小皮箱在前面带路，沿着铺满方砖的人行道向西边一处平房走去。
延安机场不大，就一座航天楼是机场的标志和服务营业场所，大楼的正面是迎向客人的一个无门敞开的大院，有停车场、花坛、环岛、供旅客上下车的平台和甬道。大楼的另一面是偌大的空无障碍的飞机坪，机坪的远处可见连绵的山峦，山峦附近有朵朵白云。
院子的西面还有一个小院，小院被横竖两排的老式基建平房围起来。我向西边的小院走去，云霞不知我要干什么，也不问，只默默地紧跟着走。小机场的好处就是一目了然，可以到处随便走走看看，既没有栅栏也没人防贼似的防着，也没有“机场重地，闲人免进”之类的警示标语。到了小院之后，她明白了我为什么带她来到这里，这里原来是机场人员的宿舍和食堂。
但她又犹豫起来，机场的食堂怎么可能接待旅客？人家都是用饭票或划卡的，又不对外营业。她有些不好意思和不情愿，认为我们这样有点像行乞，自毁尊容。我劝她，没关系，他们卖就买，不卖就算了，我们俩就算体验一下生活。最好的形象在人的内心里，别怕！
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也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人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最能看出人性的最为真实本质的一面，体验一下被冷眼或被另眼相看的感受，是不错的收获。
这时从食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搪瓷盆，穿一身民航制服，与我们擦肩而过。突然他又转回身问我们：“有事吗？”我实话实说：“我们不知道机场有没有卖吃的地方，想在食堂买点早饭，不知行不行？”他毫不犹豫地说：“应该可以，但要等员工们吃得差不多时才可以卖给你们。一般早餐会多余一点，不会太多，就你们两人，不会有问题。”我又问道：“你们都自带餐具，食堂有餐盒吗？”他说：“有公用的餐具，你们请等一会儿。”说着，他又进了食堂，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仍是那副温尔和气的样子。他说：“和食堂的师傅说好了，你们到餐厅里面找个位子坐坐休息一会儿，到时候有师傅会叫你们。”他说完就走了。
我和云霞走进餐厅一看，餐厅不大，有十几张长方形的餐桌，排得很整齐，已坐满了人。吃饭的人有说有笑，吃得都是一样的花卷、油饼、馒头、稀饭。像这样热闹一体如同连队战士一样在一起吃饭，我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了。这样的场面，让人亲切温暖，有大家庭的感觉。据说只有一些城市的国家机关、国有大型企业还保留了这样的公共食堂，但都是只对内不对外，就餐都是划卡或免费。
我和云霞显得很另类，是特殊的唯一不带餐具却带着行李箱来公共食堂就餐的人，我们选了一张靠最后面的圆桌坐下。一排排方桌在餐厅的前半部分，靠后一排是四张空荡荡的大圆桌，冷寂寂的像四个大句号。我们进来时，引起了少数几个人的注意，也仅是被瞅了一眼，很快就没人理睬了。自我们进来之后都是吃了就走的人，再没有人走进食堂。每个人吃好后都到一个有一排水龙头的水池处洗刷碗筷，有的人把洗好的餐具放到墙角的壁柜方格里，有的直接带着餐具走了。
等到餐厅里只剩下十几个人在吃饭时，卖饭的师傅在隔着玻璃的厨房里向我们招手。他给了我和云霞每人一个不锈钢餐盘，餐盘的小格子里有一个鸡蛋一个油饼一个花卷和炒好的包心菜、蒜苗、胡萝卜等。他还给了我们每人一双筷子、一个白瓷蓝边大碗。师傅说：“稀饭和鸡蛋汤在那边的桶里，吃多少自己盛，每人一份按员工价收两元五角，两人共五元。”
这是我们这次旅行吃得最好、最便宜的早餐，也是好多年以来在外吃到的最为愉快、最为幸福的一顿饭。不光是因为早餐丰富、便宜、卫生，也不全是在我们饥不择食时有人雪中送炭伸出了援助之手，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这种公平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了。
我们在商业叫卖和社会竞争的喧嚣声中，已经把原本细柔、本真、善良的情感磨砺得粗糙、迟疑、枯槁起来，一旦感受到那么一点点的春风细雨，那么一丝丝真诚与微笑，便会涸泉喷涌、静海起浪，真情复活，化小爱为大爱、见小美为大美。
我们是真正作为客人享受了一次与员工一样的公共平等的服务，没有一点的矫情与作秀，没有丝毫的矜持与勉强，这个食堂把一次平平常常的服务做得善解人意，在始终陌生的面孔上留下和蔼与温暖。在现在的熟人社会和充满信任危机的时代，这样的特殊服务发生在不寻常的机场，自然更让我们幸福与意外。精神所在，圣地精神在平凡中，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有旧习俗事。
果然像那位扫地的大爷所说，飞机直到十一点多钟才从连绵山峦那边的云层中飞了过来。大部分候机的人既有些骚动又有些喜悦。当然，我和云霞则暗地庆幸，要不是有早晨那顿美好的早餐垫底，要不是对这里的工作人员满怀好感，他们的服务令我俩称心如意，我们大概比这些候机的人还要着急、兴奋。
《国语·敬姜论劳逸》中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莫非是延安机场太为冷清不够红火才使人保持了静心本性，莫非是空姐们自以为青春美貌有资本，所以才昂首阔步模铸成同一张刻板的职业化面容？还是如《小窗幽记》中所言：“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一切皆是我们自身和文化的优劣所致，所谓“盈虚有数，命运天定”。神圣已从高山走来，圣地已不仅是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人们日常的精神面貌中。正像我坐在飞机上看延安城一样，飞得越高，世界也会变得越小；像看星星一样，我们只看到明亮的一点。
中国革命从全国走向延安，又从延安走向世界，始于饥寒，终于艰辛，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是为了人民有饭吃，但又不仅仅是为了人民有吃饭，而是为了开创一个全新的站起来的被称为人民的时代，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精神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对云霞说，对于圣地之行我有三点体会，上塔山让人沉心静气而怀古知今；进窑洞让人返璞归真而不忘初心；看展览让人精神焕发而人皆尧舜。云霞笑话我：“就你会体会。”
一路思索，直到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机场，时间正是下午两点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