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说：离“精神病”远点。

实验说：精神病病人很可能是被误诊的正常人。

在心理学领域，有一种现象被称为“贴标签效应”，也叫作“暗示效应”。所谓贴标签效应具体是指，当一个人被某个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自动进行自我印象管理，从而使自己的言行与所贴的标签相一致。

心理学家认为，贴标签效应之所以会起作用，主要是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这个标签会对当事人的个性意识和自我认同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当然，这种导向是中性的，可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当一个人被贴上某种标签后，往往会朝着“标签”所暗示的方向发展。除了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外，还会让周围的人以标签的定义去看待当事人。例如，如果一个人被贴上了“精神病病人”的标签，那么不管这个人多么正常，也会被看成精神病病人，即使是最专业的精神病医生和护士也不例外。

这不是假设，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是一项著名心理实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个假病人的实验与其说是一项心理实验，倒不如说是一场恶作剧，其导演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戴维·罗森汉。当然，罗森汉之所以选择做这个实验并不是为了搞什么恶作剧，而是受到了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的启发。

1972年，美国对越作战达到了一个高潮，因此美国开始在国内大量征兵。当时美国有许多年轻人为了逃避参加战争的厄运就开始装病，以患有精神病为借口逃避征兵，而且罗森汉身边的许多朋友也是这样。这让罗汉森不禁怀疑，伪装成精神病并不困难，那么到底有多容易呢？罗森汉决定做一个实验看看。

罗森汉一共招募了8名被试，其中还包括他自己。这8名被试由3名女性和5名男性组成。其中1名被试是某大学的研究生、1名被试是儿科医生，其余为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1名精神病学家和3名心理学家。在这3名心理学家中，除了罗森汉自己以外，还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也就是著名的习得性无助实验的实施者。

当罗森汉打电话给塞里格曼的时候，塞里格曼很遗憾地表示自己最近很忙，恐怕没有时间来参加这项实验。罗森汉为了争取塞里格曼这个被试，就向塞里格曼陈述了一番自己开展这项实验的创意。塞里格曼一听很有意思，于是推掉一切事务，兴冲冲地参加了。

但是，让塞里格曼没有想到的是，假扮精神病病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塞里格曼和所有被试都需要在参加实验的前五天就开始练习。他们需要不洗澡、不刷牙，蓬头垢面地去精神病院。其次，他们还需要进行一项练习，这项练习十分重要，关系到被试的身心健康，那就是学会怎样不吃精神病院护士给的治疗精神病的药物，而且不会被发现。被试首先需要把药物藏到舌头下面，然后趁着护士不注意的时候，把药物丢到马桶里并冲掉。当时的塞里格曼还很年轻，所以假扮精神病病人时十分紧张，有时候会不小心真的把药物吃到肚子里。不过幸运的是，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不大，否则塞里格曼后来也不会采用电击的方式虐待狗了。

然后，8名被试就约定在同一天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而且8名被试都分散在不同的精神病院里。罗汉森提前看好了12所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五个州。罗汉森交代给所有被试，只要是这12所精神病院中的一所就可以。

此外，所有被试都需要遵守罗汉森所交代的注意事项，被试需要在约定的日期给精神病院打电话。被带入精神病院后，被试需要向精神病医生交代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可以听到一些“砰砰”的、无意义的声音。除了这个症状之外，假病人的一切表现都和正常人一样，而且提供给医生的信息也都是真实的，当然除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职业。罗汉森之所以让被试刻意以这种无意义的声音为症状，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精神医学文献中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病例。

假病人一旦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就要恢复正常，不再表现出任何精神病病人该有的症状，其言行就是正常的状态。在此期间，假病人还需要不断地说服医务工作者让自己出院，因为自己很正常，应该回到正常人的世界中去。在住院期间，假病人需要做好记录，当然这是私下进行的，不能让医务人员发现。但是许多假病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偷偷摸摸地做笔记，因为做笔记在医务人员的眼中也是精神病的一个症状。假病人为了让自己尽快从苦海中脱离，还需要尽量配合医务人员的工作，表现得就好像一个模范病人一样。

以罗森汉为例，他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并且成功地让医生浑然不觉地进入自己的圈套中，医生再三询问罗森汉的幻听症状后，就把罗森汉带入治疗房间内。这时候，罗森汉才慌忙告诉医生，自己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个声音了。但是为时已晚，医生强行将温度计塞入罗森汉的嘴里，并且将黑色束带套在了他的手臂上。一系列身体检查的结果显示，罗森汉血压正常、脉搏正常、体温正常。尽管如此，医生还是在罗森汉的医疗卡上写下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

随后，罗森汉在精神病院里疯狂的日子开始了。他需要每天被迫固定三次吞下一些桃红色的治疗精神病的药片。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罗森汉都把药片吐掉了，但是偶尔也会因为精神紧张而吞下去。

罗森汉还被要求讲述一些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喜悦、满足与失望等情绪体验。罗森汉所讲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而不是为伪装成精神病虚构的。尽管如此，罗森汉还是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例如，医生认为这位39岁的白人男性，长期以来对亲密关系存在着矛盾的感受，或是这名男性虽然自称有许多好友，但是言辞间却表现出对友谊的疑惑。罗森汉记笔记的行为也被医生打上“精神分裂症导致的某种偏执行为”的标签。

不过让罗森汉比较意外的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护士虽然没有辨认出罗汉森这个冒牌货，但是精神病院里的真病人却不乏火眼金睛者。真病人有时会对罗森汉说：“你不是疯子！你是记者或编辑，你是来监视医院的！”有的真病人则会对被试说：“你不是我的小伙伴，医院也不能区别真假病人。”有的真病人十分关注假病人的行为，甚至还会亲眼看到假病人丢药片的行为。在实验结束后，罗森汉也从其他被试那里了解到，真病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经过统计，罗森汉发现，在三个假病人所在的精神病院内，118个真病人中就有35个真病人对被试表示怀疑。

此外，罗森汉还发现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通常只关注病人所出现的带有精神病特质的行为，而忽略病人所承受的压力。例如，一名资深的精神病医生会指着一群距离吃午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就坐在自助餐厅外的病人对年轻的精神病医生说：“看，这种行为属于‘口唇需求’症状的本质特征。”而事实却是，在精神病院这个枯燥的地方，病人除了吃饭之外无事可做。

最让罗森汉苦恼的是，他与医生之间的接触十分有限。实际上，在精神病院里，不论是真病人还是假病人，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古怪，他们之间缺乏基本的人际交流。

罗森汉为了尽快出院，不得不主动通过问普通的问题来与医生交流。例如，罗森汉会问：“医生，请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康复并出院？”医生会说：“哦，戴维（假名字），你今天的感觉如何？”医生边说边走，完全不等待罗森汉下一步的反应。

在实验结束后，罗森汉还从其他假病人那里得知一个罕见的现象。在精神病院里，一个护士会在满屋子全是男性病人的休息室门前，解开制服的扣子来调整自己的内衣。她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挑逗男性病人，而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把精神病病人当成真正的人来看待。

在精神病院的日子让罗森汉感到格外苦恼，由于医生的坚持，都让罗森汉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类疾病了。所幸的是，就在这时罗森汉突然被告知，他可以出院了。

出院后的罗森汉立即恢复了实验之前的活力，他开始和散布在各地的被试联系并见面，结果发现所有被试都成功地进入了精神病院。包括罗森汉自己在内，一共有7名被试被精神病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那个唯一幸免的被试则被精神病医生诊断为患有狂躁抑郁型精神病。经统计，8名被试平均住院治疗时间为19天，其中时间最长的为52天，最短的为7天。

后来，罗森汉把这项实验及其结果写成一份研究报告，发表在赫赫有名的《科学》杂志上，论文的名字就叫作《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

在这篇论文里，罗森汉尖锐地指出，在精神病院这样的环境中，精神病医生并不能把正常人与精神病病人真正区分开来。因为过于强大的精神病医院外在环境，会让医生在看待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带着顽固而强大的心理定势，从而会忽略精神病患者的个体性。一旦一个人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中，这里的医生通常都会依据病人之前的诊断结果而给病人贴上一个标签，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的标签等。然后，医务人员的一切言行与安排都会围绕着这个标签进行。这都是因偏见与环境对人类行为产生的误导作用而引起的，因为人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之后，就没有人再去怀疑这个诊断是不是误诊。

罗森汉的研究除了可以提醒精神病医生在确诊过程中要格外小心以外，还使人们认识到给一个人贴上“精神病病人”的标签是多么危险。罗森汉这篇论文的发表直接导致住进精神病院治疗的病人人数的下降。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单单是因为罗森汉的研究所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发明与广泛应用。这种药物可以减轻许多患者的症状，从而使许多患有轻微精神疾病的患者可以生活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中，有利于其精神恢复健康。

罗森汉的这篇论文一经发表，立刻在精神病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犹如一枚炸弹一样，精神病学的科学性受到了严峻挑战。罗森汉与精神卫生界也因此“结下了梁子”。

一家研究机构的附属精神病院在得知罗森汉的这个实验之后，立刻向罗森汉宣战：“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任由罗森汉派来假病人，我们医院可以非常准确地分辨出来。”而罗森汉也乐于接受这个挑战，他提前通知这家精神病院的医生：“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会有一个或多个假病人将到你们的医院中就诊。”

三个月很快过去了，这家精神病院的医生从前来就诊的病人当中找出了193名假病人。其中，有41名病人被至少一个精神病医生确定为假病人；23名病人被至少一个精神病专家怀疑是假病人；19名病人被一个精神病专家和一个精神病医生确认为假病人。结果，罗森汉狡猾地宣布，在这三个月内，他从未派出一个假病人去医院。

这个实验结果说明，当精神病医生改变对前来就诊的患者的看法之后，那么诊断一个人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则可能出现反转结果。同时还说明，在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的诊断过程中，本身就很容易出现错误，很难得出一个让人信任的诊断结果。

在罗森汉发表《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两年后，一部与此相关的电影出现了。电影的名字叫作《飞越疯人院》，主要讲述了一个人为了逃避监狱里的强制劳动，而伪装成精神病病人并成功地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的故事。这部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

罗森汉在之后的1973年到1975年期间，在12家精神病院里重复了这项实验，并且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除了罗森汉本人之外，许多心理学家的实验与研究也得出了与罗森汉相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尽管精神病医生们有一套十分严格的诊断程序来区分“正常”与“病态”，同时他们也一直在改进自己的诊断方式。但是不论怎样，诊断精神疾病无法像诊断心脏病等生理疾病一样通过客观的指标来确诊。

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医生斯皮策不得不承认，罗汉森的实验一度让精神病学一蹶不振。但是同时也促使精神病学界在诊断过程中，引入更为确切的病理学证据，并且还制定出了更加量化的诊断标准。

不过，斯皮策还是对罗森汉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虽然罗森汉所采用的方式表明精神病学界所使用的心理诊断系统是无效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罗森汉的研究并不能说明精神病诊断有问题，毕竟罗森汉所派出的假病人在自述上就存在问题。一个人想要通过说谎来进入精神病院实际上并不困难，因为医生在对其做诊断并且准许其入院接受治疗的时候，是建立在病人陈述的口头报告的基础上。对于精神病医生而言，他们不是为了测谎，而是为患者进行治疗，而且哪个精神病医生会想到居然会有人花费心思，使用欺骗的手段进入精神病院？另外，就算是一名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也不会时时刻刻都处于精神疾病的状态，有时候也会表现得和正常人一样。总而言之，斯皮策认为，罗森汉的研究不能说明精神病学界的诊断无能。

不过，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对精神病患者存在着歧视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最新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被贴上了精神病的诊断标签后，除了本人会感到羞辱以外，还会感受到来自许多人的歧视。在这项调查研究中，一共有1300多名精神病病人参与了调查，他们均表示在被确诊为精神病的时候，都会经历耻辱与被歧视。这种侮辱来自各方面，如亲人、朋友、同事和其他普通大众，甚至还会被从事精神病治疗的专业人员所歧视。而且大多数被调查的精神病病人还表示，他们都会隐藏自己的疾病，以免被其他人发现而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总而言之，被诊断为精神病是一种十分沮丧、痛苦、愤怒和伤自尊的体验。

大卫·罗森汉，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因假病人实验而闻名。

温馨提示

罗森汉的实验研究表明了贴标签效应所具有的强大导向作用。其实，这种贴标签效应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心理学家克劳特还对贴标签效应进行了科学的实验研究。

1973年，克劳特进行了如下实验。克劳特要求被试为慈善事业作出金钱方面的贡献，然后根据被试是否作出捐献，而标上“慈善的”或“不慈善的”的标签（事实上，被试被贴上某种标签是随机的）。当然，还有一些被试作为控制组存在，没有用贴标签的方式。

后来，克劳特再次要求被试对慈善事业作出捐献。这个时候，贴标签开始显示出影响力。那些在第一次捐献中被贴上“慈善的”被试比那些没有贴标签的人要捐得多。而在第一次捐献中被贴上“不慈善的”被试则比那些没有贴标签的人捐得少。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被贴上了好的标签，那么就要促进自己朝着标签的方向发展。如果标签是消极的，那么我们要尽量避免自己被影响。贴标签效应在教育上显得更重要，父母和老师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给孩子贴上不良的标签。 ro/pLkf6Ld9Wqh5Q3C8wAeSDs9DZgUY8db8Vx8PtKrEKQN330YchK/PEpxwrDPu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