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早有预见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四个不能减少

·处理好四种关系

·八种方案选其优

·中央人民政府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

·“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粮食形势如此严峻，解决粮食问题已成为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极为重大的任务。在这紧要关头，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受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委托，研究对策。

其实，对粮食问题，陈云早有预见。1950年11月，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欣喜之余，陈云就提醒大家：“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为了把城市维持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1952年1月15日，陈云在起草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三人名义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粮食征购的主张：“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必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并提出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由于一些地方同志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中央在1952年实际上没有进行试点。

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中财委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组织粮食部和中财委粮食组共同研究，草拟了《粮食收购办法》《粮食计划供应办法》等文件，没有提到征购。据薄一波讲：“那是考虑到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民可能难于接受。”这些草案报中央初步审阅后，于6月15日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修改。

财经会议是6月至8月开的，陈云回到北京，已是7月下旬。他拿出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农业不像工业，可以加班加点增加产量。农业还是要靠天吃饭。供求紧张，增加供应不可能，只有减少支出了。但减少支出的途径，用陈云的话说，叫作：“一个一个都想到了，都不行。”为什么呢？

一是粮食销售不能减少。城市和集镇人口的吃粮必须按数供应，农村受灾地区和缺粮户的口粮也必须保证供应。

二是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不能减少。公家每年发给他们33亿斤，他们还要从市场上购买一点，这是一点不能少的。

三是出口粮不能减少。在新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时，苏联、东欧和其他友好国家政府给中国提供的积极支持和援助，是十分宝贵的。中国也努力组织出口和进口，开展对这些国家的贸易。由于我国资金有限，只能进行以物易物的现货贸易。每年出口32亿斤粮食，其中20亿斤是大豆，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换机器设备，5.4亿斤是跟锡兰（今斯里兰卡）换橡胶。这些都是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当然不能减。

四是储备粮不能减少。本粮食年度内的储备粮为23亿斤，增加库存粮为54亿斤，共77亿斤。用这两项全部来弥补87亿斤的差额，也还差10亿斤，就要从老库里再挖掉10亿斤。这样，库存的194亿斤就减为184亿斤。如果这样做了，明年的情况会比今年还紧张，波动的面比今年还要大。而且，184亿斤，听起来挺多，实际上其中的179亿斤根本就是不能动的。因为由6月底到新粮上市，东北、西北最早要到10月底，华北是10月上旬，华东、华南是9月底，中南是8月底，平均要准备出三个月的口粮，最低限度需要118亿斤。另外，还有21亿斤麦子是供应全年的，不能动。死角粮（指存放地点偏僻，根本运不出来的粮食；或者能够运出，但估计运出后按发粮地成本计算，亏损百分之百以上的粮食）和难运粮20亿斤，以及加工生产和运输的周转粮20亿斤，四项合计179亿斤，剩下来只有5亿斤。如果真到了库存5亿斤的地步，那可真是等于吃光分净，扫地出门了。因为当时全国人口已经超过5个亿，库存尚不及人均1斤，真是在开天大的玩笑！

减少不下去，增加不上来，粮食就要发生混乱。而且会提前发生，会由过去的四五月或五六月提前到过了阴历年发生。粮食混乱绝对要波及物价。因为粮食对劳动者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收入，60%～70%用在吃上。用在穿的方面只占10%左右。而吃的东西，如蔬菜、猪肉、鸡蛋等，价格统统跟着粮价走。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也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被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

所以，陈云认为，对粮食问题，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在大的政策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是第一种。只要把粮食收上来，分配是容易的。正所谓“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

在具体的选择上，用陈云的话说，叫作“从‘改良主义’想起”，共提出八种方案。经过缜密、细致、周详的考虑，逐个进行比较，权衡利弊得失，其中的七种被否定了，这七种是：

第一种，“只配不征”。即只在城市搞配售，农村不征购。这种办法所以不行，是因为只关了一个门，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但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他看到城市搞配售，就会说：“啊！你缺少粮食，老子不卖。”其结果是我们买不到粮食。

第二种，“只征不配”。即只在农村征购，城市不配售，还是自由市场。结果可能会边征边漏。农民会拿交征购粮所得的钱，转一个身跑到城市里从粮食公司再把粮食买回农村。

第三种，“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这样做，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结果必乱无疑。

第四种，“动员认购”。东北地区1951年实行过。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而控制数字不向农民露底，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报一个数，主持人说：“不够，再加！”再报一个数，主持人看看还不够，就说：“不够，再加！”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办法就是认购量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这说起来是一种强迫而不命令的办法。但不达目的不散会，不是强迫命令又是什么？强迫而不命令还不如搞征购，有明确的命令好。有了明确的命令，至少开会容易些。

第五种，“临渴掘井”。即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这样办所以不行，其道理就在于，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城市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了。

第六种，“合同预购”。这个办法1949年、1950年在东北、华北收购棉花时试行过，1951年对棉、麻、烟、甘蔗、茶叶等多种农产品全面实行合同预购。但预购合同一般要在春耕前签订，1953～1954年粮食年度改行粮食合同预购，为时已晚。而且前几年合同预购证明，预购合同对小农的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收成好，他按合同交售，甚至希望国家多买；收成不好，市场价格看涨，虽订了合同，他不履约也没有办法。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多了，而是不足，试图全面推行合同制来完成收购任务，没有把握。

第七种，“各行其是”。不搞统一的办法，这个地方可以实行这种办法，那个地方可以实行那种办法，只要不妨害旁的地方而且能够完成任务，也不妨一试，但就怕各地互相影响，不好掌握。

陈云认为可行的就是一种——“又征又配”。即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给。这是一种硬性办法，也是个“彻底的办法”。不是没有一点担心。这项政策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特别是和广大农民的关系。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出钱买，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了，很可能影响生产情绪。不能不考虑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多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但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陈云形象地比喻说：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但是，只要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这是一条长远的大计。 9MkLHk0aR/3h3oT+hI7ZJzDVXN3IlEJFh0bKG7Ohg84wm1793HwiAVT2Nl0wTY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