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

◎组织“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

◎川西地区土匪就达104股

◎1月至10月，全国发生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乱816起

◎特务企图炸毁毛泽东专列

◎陈毅刚上任就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广州“突击小组”要“干掉”市长叶剑英

◎群众批评政府“宽大无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陆还有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其中政治性土匪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他们破坏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纵火放毒，刺杀干部，残害群众，造谣惑众，挑拨离间，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扰乱了社会秩序。

西南军区1950年初给中央的一份急电说：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一些国民党匪军遗留下来之保安团队、惯匪、反动会道门，勾结乡村反动封建势力，趁各地新生革命政权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当前出现的灾荒，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煽惑，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口号，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包围、袭击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地方干部、战士，焚毁抢劫仓库、监狱，阻塞车船交通，建立所谓“大陆游击队”，气焰十分嚣张。据初步统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人，并且还有迅猛发展的趋势。在这些发生土匪暴乱的县、区、乡各级政权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项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国内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情况。以武汉为例，当时有各类反革命分子1.15万余人暗中活动。其中有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安排的军统局湖北站特务系统，配备有电台及大量武器、弹药；有国民党中统局华中局负责人陈国英亲自部署的潜伏据点；有国民党宪兵特高组组长李萍亲自安排的下属。另外，当地农村的恶霸地主及有重大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也聚集武汉“避风”。他们或暗杀爆炸，或纵火抢劫，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上半年，西南地区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100座以上，贵阳市被匪特武装进攻5次，雅安市被匪徒包围7天，杀害干部群众3000人，被抢劫、毁坏的公粮600余万公斤。从1950年7月12日到8月11日，反革命分子在铁路线上制造了大小行车事故154起。武汉反革命分子公开在民众乐园散发传单，煽动监狱犯人暴动。皖北地区6月有土匪2000余人，到8月猛增至6000余人。有些地方，乡村干部、农会干部全家被土匪杀害，为解放军运输军需粮草的民工也整队被杀。全国1950年全年被杀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多达4万人，仅广西就有7000多人。许多豪绅地主乘机反攻倒算，从7月至11月，全国“倒算”事件达1017起，其中河北省交河县就有93起。北京市电车公司工人突击制造的50多辆电车，全部被特务分子纵火烧毁。不少地方，原来已经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又在蠢蠢欲动。在中南，从1950年底到1951年5月，广西省匪特曾组织暴乱52次，围攻、袭击县、区、乡政府256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和村干部7219人，烧毁房屋25600间。

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大批行动组，阴谋刺杀新政权的高级干部和爱国人士。北京行动组专门行刺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访苏归来，特务阴谋在铁路上安置炸弹，炸毁专列；陈毅刚出任上海市长之职，特务便送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潜入广州的一支“突击小组”也叫嚷要“干掉”市长叶剑英。陕西站行动组企图刺杀彭德怀、贺龙、甘泗淇等。号称“行动能手”“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特务刘德全潜入上海市，以陈毅、潘汉年等为刺杀目标。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乱816起。暴徒与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组织“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匪首古文明搜罗胡宗南残部等组成“九路军”，连续在重庆市郊五六个乡抢、烧、杀，抢走粮食7000石，杀害干部4人。匪首钟祖培啸聚匪众2000余人在广西恭城暴动，攻打县城，对革命干部群众挖眼、剖腹、砍四肢。这些暴徒明目张胆地杀害县、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4万余人。1950年秋，在北京破获的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预谋在1950年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检阅台。

反革命分子还破坏铁轨、军运，袭击车站、列车。1950年7月间，河南省境内铁路连续被破坏15次；8月间，湘桂黔铁路线上连续发生武装抢劫、袭击、破坏事件28次；最严重的一次是8月18日，土匪特务7000余人围攻广西省南丹、高桥车站达10余天。这期间全国还发生破坏铁道桥梁事件14次。京汉线上的黄河大桥、浙赣线上的钱塘江大桥、津浦线上的淮河大桥都曾发现有敌人安放的爆炸物，幸被及早排除。在广州市，特务机关密谋爆炸白云天河机场、海珠桥和珠江船只。新解放区山区不少公路屡遭匪特猖狂骚扰、杀人越货，交通几为之阻绝。

据同期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在工厂企业、财经部门中发生各种破坏性事故1255起。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一台2.5万千瓦的发电机被敌特破坏。重庆市龙门浩仓库被敌特放火烧毁，损失约5000万公斤大米。上海市特务分子罗炳乾、朱禹九指引敌机多次轰炸市区，仅2月6日的大轰炸，就伤亡2000余人，电厂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陷入极大困难。潜伏广州的特务，打入军区、财委、工商局、省政府等机关，大量窃取国家重要机密和财经情报。经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黄海波一人之手发出的重要情报就有100余件。

但是由于一些干部陶醉于革命的胜利，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及其危害认识不足，滋长和存在着和平麻痹轻敌思想，放松了警惕性，因而没有组织和发动群众。有些地区，片面地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强调了宽大而忽视了镇压，以致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有些干部则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把统一战线中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等等，以致出现了该办的不办，如热河省敖汉旗有个国民党特务在农村中秘密发展反动组织，造谣破坏生产，法院却以“该犯系中农成分，没啥”而马虎释放；该严办的又轻办，如陕西省定边有个武占奎，有20余年反革命历史，曾杀害我高级干部6人，欺压人民，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法院却以“该犯年已六十，行将就木”，并以“犯罪事实均在解放以前”而判处徒刑10年；该快办的慢办，失去了及时镇压反革命的效果。个别地区甚至对俘获的土匪有“四捉四放”“八擒八纵”的。另一方面监狱工作也片面强调教育改造，视监狱为学校、工厂，不给犯人以应有的管制。这种“宽大无边”的偏向，助长了反革命活动的气焰。广西的敌人威胁群众说：“政府对我们宽大，你们要是帮助政府，我们对你们可不宽大。”匪首李基被捉住又释放，不出一个月，他又组织党羽烧民房千余间，杀害群众百余人。人民群众对此十分不满，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批评政府“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做主”“政府宽大，坏人胆大，百姓遭殃”。福建省建宁县有的土匪被释放后仍杀害人民，被害者家属将捉到的一个土匪杀死，把尸体抬到县政府门口，并把死者的头割下来悬在县政府门口，表示对“宽大无边”的抗议。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方针，严厉镇压反革命。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气焰更加嚣张，认为美国的战火已经烧到中国大门，复辟的时机到了，他们叫嚷“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美军即将登陆”“黑暗将过，黎明即来”，更有甚者，竟制作了星条旗和青天白日旗，准备迎接美蒋卷土重来。反革命分子更加紧破坏活动，妄图里应外合，颠覆新生政权。

反革命势力的猖狂活动说明，如果不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特别是剿灭武装土匪，人民群众也不会有安全感，政权也无法巩固。反革命气焰嚣张，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 G62tR6KlbbOc3GhHo9OmilvmrnkU5D/Tac+pTqtMbv9Ow/CEol0B1ll0L5mRKa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