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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问题，即人类始祖给了我们生命（尽管未经我们同意），所以我们有义务担负他们的罪过。当然，自由主义者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要他们能够保持道德一贯性。也就是说，我可以拒绝为我没做过的事情负责，但我应该同样拒绝为我没做过的事情享受福利。
美国历史频道在2010年4月推出了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America：The Story of Us），片头有这样一段解说词：“我们是一片多民族的土地，我们是新世界的探索者，我们是聚在一起的普通人，我们渴望自由，为此甘冒一切风险。我们有勇气去梦想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使之成真。我们坚守自己的立场，义无反顾地向命运发起冲锋。”——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在修辞上有意混同了作为美国开拓者的“他们”与作为美国现代观众的“我们”，如果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当代美国人显然不应该僭越祖先的这份荣耀，正如从未拥有过黑奴并坚决反对奴隶制度的当代美国人不应该对祖先的历史过错做出道歉或赔偿。
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普世性的问题，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为大汉皇帝高唱赞歌。尽管此人血缘意义上的祖先也许在汉代饱受皇帝的欺凌，过尽了猪狗不如的日子，然而时间却使得两千年前的铸成丰功伟绩的皇帝被认同为祖先，因为这不但有助于增进当下的民族认同，更会为个人带来出身上的优越感。那么，在公平的原则下，我们在享受祖先给我们带来的历史荣誉感的同时，理当同时承担下来祖先所犯的过错，并且想办法做出弥补。我们和祖先，构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共同体，就像亚扪人或摩押人的子孙和他们的犯错的祖先构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共同体一样。
时间共同体和空间共同体共同影响着、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地域歧视就是最显著、也最令人厌恶的一种表现。在不同的人际交往的范围里，你会因为自己是一名上海人、中国人、亚洲人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尊敬或歧视，其理由完全与你个人无关。人们会根据你所在的共同体的特点来给你做出初步评价，更有甚者的是，如果他们完全不了解你的共同体背景，通常会产生更严重的歧视。
这是人类固有的心理机制使然。我们在欧洲地图上，譬如中世纪绘制的Mappa Mundi，会看到在欧洲的文明世界以外，都是一些《山海经》式的神奇国土；而在2010年成为新闻事件的那幅中国清代的《天下全舆总图》上，若干个“食人国”无辜地散布在世界的边缘。无论如何，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在考察过世界各地的先民之后所做的结论：“‘我们的世界’总是在世界中心。”
这首先是一个实然问题，无论是时间共同体还是空间共同体，都实实在在地给了我们正面或负面的精神遗产，我们也实实在在地背负着这些遗产继续自己的生活，而不管我们本人会是多么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管我们本人愿不愿意。
如果不考虑神意，人们在考虑这类问题的时候只要自我一致就好，即接受正面遗产的时候不可拒绝负面遗产，反之亦然。但实情从来不是这样，心理学家用自我归类理论（Turner,Hogg,Oakes,Reicher&Wetherell，1987）解释了当个人自觉地把自己归入某一个社会群体时，就会自然分享该群体的荣誉与耻辱，即便自己并未参与到那些引发荣辱的事件当中；社会认同理论（Tajfel&Turner，1986）则用以解释人们为了维护正面的群体形象，会采取各种策略以降低该群体的负面信息对社会认同的威胁，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对正面与负面的遗产同等地接受，这虽然合理，却并不合情，因为这实在有违人类天然的心理机制，尤其是让我们对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也全然反对的坏事负责，毕竟很难心服，特别当这责任过于重大的时候。
所多玛的义人们——假定有9个，刚刚突破上帝承诺亚伯拉罕的最低限度—如果他们听到了上帝和亚伯拉罕的那段对话，并且等待着所多玛注定的毁灭，他们会不会心服呢？
我想，即便是社群主义者，譬如麦金泰尔和桑德尔就在那9人之列的话，应该也不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一池鱼之灾的，这个结果也许只有借助《旧约·约伯记》才能勉强令人心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