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作家伊弗林·沃在他的“荣誉之剑”三部曲里塑造了一个既可敬又可怜、既可爱又可恨的主人公盖伊·克劳奇贝克的形象，他是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才智平庸，继承着祖先传下来的天主教信仰和旧派的绅士作风，在“二战”的时代背景下处处吃亏碰壁，几乎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都只会遭人白眼。但盖伊始终不肯向新兴的小市民道德风尚做出任何妥协—是的，他看着自己的累累伤痕，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无论如何，与其他失败者不同的是，他坚持要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a good loser）。

然而在任何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所谓“体面的失败者”就像“椭圆的正方形”一样，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那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是否会对盖伊寄予十足的同情呢？——在做出答复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盖伊和一名军官的一段对话：军官问盖伊，如果今天有人来找你决斗，你会怎么办呢？盖伊说，我只会一笑置之。军官表示赞同，继而议论道：“我是在思考荣誉的问题，你不觉得荣誉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吗？我是说，假如150年前有人找我们决斗，我们只能接受，现在我们当然会一笑置之。在150年前，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问题。”盖伊应道：“是的，决斗不再有了，道德家和神学家没能做到的事被民主时代做到了。”

现在，有些读者可能会重新考虑方才的那个问题了，但还不急，我们再看军官接下来的一句应答：“那么，等下次打仗的时候，我们彻底民主化了，军官把士兵丢在身后置之不理也会是一件很有荣誉感的事了。”

上述这短短的几句对话里显然包含着诡辩的成分，但除了对“民主化”一词显而易见的曲解之外（这却符合柏拉图的见解），问题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呢？ hwXsqoRpqF7f+Gxc5J/Cb5u5sqP6RF39z/eTe9nJWNTp2Z+wi1R/YUGeUeu0SA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