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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人类发展理论和人权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反贫困理论。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对贫困者的人文关怀是多元能力理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位极具人文关怀的理论家，纳斯鲍姆始终把对社会弱者的关怀作为自己的理论旨趣。她不仅重视妇女权利和妇女发展，也呼吁重视残疾人等弱者的权利。考虑到贫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严重制约，多元能力理论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各个国家制定正确的反贫困战略。纳斯鲍姆之所以反对以人均GDP衡量一国的发展水平，是因为“这一粗糙的评估方法鼓动许多国家仅仅追求经济增长，而不去关注国内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准”。
在她看来，对贫困人群而言，GDP的高速增长就如同一桌不能享用的美食或者一幅不能欣赏的精美油画。
显然，纳斯鲍姆认为人均GDP方法既不能合理地解释贫困人口的贫困，也不是一种能够消除贫困的发展战略。因此，纳斯鲍姆的理论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人类发展指标，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确立良好的发展战略，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因此，纳斯鲍姆眼中的发展，应当是包括贫困人口发展在内的发展。
其次，纳斯鲍姆多元能力理论不仅旨在解决物质贫困问题，还旨在解决精神贫困问题。虽然纳斯鲍姆没有明确提到精神贫困问题，但是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无疑是保障人之尊严的应有之义。人之贫困主要在于能力缺失，其解决方案在于保障能力安全。在核心能力目录上，“对外在环境的控制”这个核心能力可以保障人们免于物质贫困，“感觉、想象和思考”、“情感”以及“实践理性”这三个核心能力不仅有助于人们免于物质贫困，也有助于人们免于精神贫困。纳斯鲍姆认为，“在解决劣势和不平等的问题时，教育是最重要的‘孵化性运作’”。
接受教育不仅可以增加人们选择工作的机会，还可以提升人们的基本文化素养，从而使人们免于物质贫困以及精神贫困。在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关系上，摆脱精神贫困是消除物质贫困之先导，我国扶贫攻坚战一再强调的“扶贫先扶志”和“扶贫必扶智”说的就是这一道理。
再次，纳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揭示了贫困与能力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了贫困与能力之间的相互促进以及恶性循环。阿玛蒂亚·森已经指出，贫困与能力丧失以及权利剥夺存在紧密联系。与阿玛蒂亚·森一样，纳斯鲍姆认为，贫穷这种不利处境不应单纯被理解为收入和财富的短缺，最好被理解为能力的失败。
因此，解决贫困问题也不能只是依靠提供食品援助，长期有效的解决之道是保障作为孵化性能力的核心能力，从而解决贫困人口的能力失败问题。因为，贫困作为一种腐蚀性劣势，不仅可能威胁一个人的健康，还可能威胁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国家和社会积极培育贫困者的孵化性能力，不仅可以解决能力失败之困境，也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最终保障个人的健康和生命，保障人之美好生活。在《寻求有尊严的生活》一书中，纳斯鲍姆通过瓦莎蒂的故事揭示了贫困与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她告诉我们，瓦莎蒂的贫困本质上是其能力的贫困，解决瓦莎蒂贫困的方法就是充分保障其能力安全，尤其是核心能力的安全。
复次，纳斯鲍姆多元能力理论不仅关注国内贫困，还将其视角还放大到全球贫困上。在国内层面，她认为无论是贫困国家还是富裕国家，都没有实现确保每个人的尊严与机会的目标，因此每个国家都应发展公民能力，帮助其公民摆脱贫困，追求有尊严的生活。在国际层面，纳斯鲍姆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探寻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国际根源。在历史层面，纳斯鲍姆指出发达国家的殖民活动被一些人视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认为发达国家的殖民不仅限制了其工业化的发展，也掠夺了其自然资源；在现实层面，纳斯鲍姆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被富裕国家掌控和宰制，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本质上是一场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竞争。正是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纳斯鲍姆认为贫困国家对于解决其国内贫困问题负有首要责任，但是富裕国家也负有帮助贫困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补充责任，也即富裕国家的政府至少要将其GDP的2%转移给贫困国家。
为了防止富裕国家对受援助国家的政治控制，纳斯鲍姆认为这种援助应当遵循一个原则：如果接受国是民主的，那么不能削弱接受国的国家主权，同时应当通过接受国之政府进行援助；如果该民主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腐败以及不能平等地对待贫困的少数民族，那么应当通过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组织进行援助。
最后，纳斯鲍姆多元能力理论强调以制度体系保障核心能力，从而推进反贫困工作。纳斯鲍姆认为，“制度在促进人类能力这方面就必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既然人之贫困在于能力失败，要想摆脱贫困必须以制度体系保障核心能力。纳斯鲍姆认为，该制度体系就是罗尔斯所言的国家的“基本结构”。除了权力分立、司法审查以及独立的行政机构外，纳斯鲍姆还特别提到健全的反腐机制、普法教育以及健全的公共秩序对能力保护的重要性。
在国际层面，纳斯鲍姆不仅注意到联合国、国际法院、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能力保障方面的责任，也提到了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对能力保障的责任，并且确立了全球性结构的能力保障原则，比如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富裕国家有责任将一定比例GDP赠送给贫困国家。
毫无疑问，这些制度体系以及总体性原则是推进反贫困工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