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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和不懈追求。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这近三十年，所有地区和人类发展群体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7年全球HDI值为0.728，比1990年的0.598 上升约21.7%。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寿命更长，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机会也更多”。
尽管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使人类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类发展存在多种类型的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体现为国家和地域间的不平衡，也体现为群体、种族以及性别间的不平衡。在多数人享受着人类发展带来的福祉时，仍有少数人在忍受饥饿、营养不良以及疾病的折磨，贫困与剥夺现象在全球范围仍然大量存在。正因如此，构建一种包容的、符合社会正义的人类发展标准，实现全人类的包容式发展便成了广大学者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者的使命。事实上，能力理论就是对这一使命的理论回应，阿玛蒂亚·森和玛莎·纳斯鲍姆是该理论的最杰出代表。
作为能力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阿玛蒂亚·森在1979年的特纳讲座中提出了可行能力方法，该方法以可行能力表示一个人能够做或成为事物的可选择性的组合——他或她能够获得的各种“功能性活动”。
以可行能力这一概念为基础，阿玛蒂亚·森指出“生活水准的价值取决于过各种各样生活的可行能力”。
在分析贫困与饥荒问题时，阿玛蒂亚·森认为，饥饿具有社会、政治和法律等深层次原因，即合法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的缺乏和权利的失败。正因如此，解决饥饿问题不仅要保障粮食供给，更要保障食物权利。
同时，阿玛蒂亚·森分析了民主与饥荒的关系，虽然阿玛蒂亚·森认为民主社会不大可能发生饥荒，但是他并未将民主社会视为解决饥饿的充分条件，而只将其当成必要条件。
在分析发展问题时，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主张“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还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贫困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不仅对于提高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准具有重要意义，为分析发展问题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由于阿玛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他获得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能力理论的另一重要代表，纳斯鲍姆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为基础，并结合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提出了多元能力理论。在纳斯鲍姆看来，人类要走出不公正发展的困局必须超越衡量人类发展的传统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经济学家们热衷的人均GDP方法、功利主义理论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纳斯鲍姆指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对GDP方法过度迷恋，并且总是喜欢将人均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国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指标。在实践中，直到1990年联合国出台首份《人类发展报告》之前，人均GDP一直是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在纳斯鲍姆看来，发展经济学对人均GDP的过度崇拜违背了人类基本的经验事实，忽略了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现象，存在明显的不科学性。比如，在种族隔离时代，尽管南非的人均GDP曾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占该国人口多数的黑人大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人均GDP方法遮蔽了生活质量的多重面向，使健康、教育和政治参与等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都被淹没在人均GDP给定的财富量中。
除了批评发展经济学的GDP方法外，纳斯鲍姆还对功利主义方法和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她指出，虽然功利主义方法具有关注人本身的优势，并且在追求最大幸福时能坚持人人平等，但是以功利主义方法衡量生活质量依然存在以下难题：首先，功利主义方法与GDP方法一样坚持的是平均加总方法，从而忽略了资源不平等和不公正分配的问题；其次，功利主义对人之满足的追求忽略了人对幸福生活的不同理解和偏好，因为快乐是不可通约的；再次，功利主义将偏好的满足视为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但是偏好具有社会适应性，一些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会自觉降低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其偏好也容易满足；最后，满足本身是一种体验，绝大多数人会有选择地行动和生活，而不愿选择诺齐克设想的“体验机器”。
至于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纳斯鲍姆认为该方法主张只要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资源，国家资源越多，公民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在纳斯鲍姆看来，这一方法仍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为收入和财富不仅不能准确反映民众对资源的需求，也不能充分代表民众的能力运作。并且，该理论在强调财富和收入平等分配的同时，忽略了除财富之外的其他价值，比如人的言论自由和清洁的环境。
正是考虑到上述理论的局限，纳斯鲍姆意欲构建一种新的人类发展标准。这一标准不仅能够克服GDP方法和功利主义的加总方法存在的不平等和不正义风险，也能够充分考虑生活质量的多个维度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不同追求。虽然纳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和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都以人的能力为概念基石，并且二者都对人类包容式发展具有重大实践价值，但是二者仍然存在一定理论分歧。在纳斯鲍姆看来，多元能力理论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至少具有以下差别：第一，在学科方法上，阿玛蒂亚·森主要运用的是经济学方法，而纳斯鲍姆从哲学的角度对能力问题展开分析论证；
第二，纳斯鲍姆希望通过能力方法建构一种关于基本社会正义的理论，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虽然也是一种规范性理论，但是没有提出一种有关基本正义的确定叙述；第三，虽然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些能力（比如健康和教育）具有一种特别的核心地位，甚至使用了基本能力这个概念表征这些核心能力，但是阿玛蒂亚·森既没有提出具体的能力清单，也没有使用能力门槛概念；第四，纳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以人的尊严为哲学基础，阿玛蒂亚·森虽然承认人性尊严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在其理论中尊严并非核心要素；
第五，虽然阿玛蒂亚·森确实指出能力概念可以成为综合评估一国国内生活品质的基础，但是纳斯鲍姆认为自己的能力理论并不提供对一个社会的生活品质的一种整全性的评估，这是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禁止自己提供任何一种有关价值的整全性叙述。
纳斯鲍姆对其多元能力理论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进行比较并非单纯证明她与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分歧，也是为了说明其多元能力理论的伟大抱负，即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为基础，克服功利主义以及经济学方法的内在局限，构建一种体现社会正义、保障人们有尊严生活的能力理论和人类发展标准。该理论采取的社会正义视角及其包含的能力清单，不仅是对GDP方法和功利主义等传统哲学的超越，也是对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的哲学发展和理论创新。关于这一点，阿玛蒂亚·森不仅明确表示纳斯鲍姆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能力理论联系起来具有开创性意义，也充分肯定了纳斯鲍姆对社会评价和社会政策做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