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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理论是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视角。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世界经济发展应当关注长周期，只有把握了世界经济长周期内的发展趋势，包括全球化发展趋势、全球科技革命趋势、国际力量对比趋势、国际体系变化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发展方向和趋势、人口增长趋势等，才能更好地把握所谓世界发展大势、全球发展规律，进而才可能更好地适应大势，顺应规律而谋变。
就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一轮周期来看，总的特征表现为多元化背景下的不确定性。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实为全球经济危机）打断了此前一路狂奔的全球化进程。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采取大规模扩张政策予以应对。这10年间，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全球化受挫。“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对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十年的阵痛期还在延续，中国仍处于“后危机时代”。我们的经济目前还处在一个周期性波动的低谷阶段，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
1.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遗症
自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就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主要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危机的爆发将不仅是影响一国经济，而且是渗透一国绝大部分民众的工作、生活和生存，甚至影响到其他国家。如果说爆发的危机是一些国家的经济“病毒”，那“病毒”极有可能会借助全球化“感染”世界，
不同程度地“传染”到处于同一条或交错相关的全球供应链上的各个国家。从历史上看，19世纪末世界经济经历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突然转向为贸易保护主义，直至引发军备竞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美国带来了“新政”、在德国引发了纳粹主义、在日本催生了军国主义，而在苏联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对日本政治和国民心态造成了巨大冲击。所有这些历史，都在提醒我们，金融危机带来的政治后遗症是不容忽视的。
但也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不管怎么努力，金融危机总会发生。未来经济危机会继续发生，“黑天鹅”“灰犀牛”总是在我们周边徘徊，从未离开，这都是正常现象，经济的发展总是在起伏波动中前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精准拆弹，积极推进改革，通过改革确保金融调控的有效，即防止顺周期效应和预期带来的收缩效应，防止跨市场、跨区域市场的风险传染。
迄今为止，对世界格局影响重大、后果持续时间较长、辐射范围最广且比较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两次：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萧条重创了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先后坍塌，国际协调的失败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民粹主义蔓延导致某些危机国家的纳粹主义等极端势力上台，并最终走向世界大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处于“后危机时期”中。美国达拉斯联储的两位研究人员于2013年7月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对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成本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算，这一数值也高达14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设立的衡量标准，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直到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依然认为，次贷危机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财政赤字增加、主权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等，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出口增速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贸易顺差减少、热钱冲击导致资本价格和物价上涨压力增加。同时，过往十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恰如一剂猛药，在救治疾病的同时，也产生了“不良反应”和“抗药性”。各国一连串大剂量注入流动性的量宽政策刺激，让世界经济短期内避免了陷入更大的经济灾难，但复苏长期疲软无力的艰难境况远超“大萧条”时代，以致被IMF总裁拉加德称为“新平庸时代”，持续影响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任务的实现，向经济转型提出了挑战。
虽然身处这场金融危机的漩涡之中，但中国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快车”“便车”，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复苏进程进一步分化，一些主要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中国再次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国、对象国和受害国。
逆全球化思潮继续发展并发挥作用。一些国家不再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转变，以增加贸易壁垒和采取报复措施为标志，将威胁到全球增长的力度和可持续性，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除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如英国脱欧等事件也恶化了全球贸易的前景，欧洲的投资活动和信心都受到了影响。美联储退出宽松政策的步伐超出预期，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骤然回调。中国对进口需求的变化也会改变全球贸易的前景。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减少将重伤出口商，但是，“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多边体系的提出，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也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新的动力。
2.美欧的经济复苏和分化
2017年，全球经济被定义为正在经历同步复苏，世界主要的经济板块、主要的经济版图都纷纷地从底部走出来。首先，美国经济继续缓步上行，叠加特朗普税改落地，美国经济有加速上行趋势。其次，欧元区2017年度GDP同比修正值3.7%，欧盟委员会继续上调2018年经济增长预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促进增长型财政政策终见成效，推动国内需求和投资缓步增长。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外溢效应同时也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IMF为此指出，欧洲经济复苏正日益可持续、增强及扩大。
美国经济在“特朗普新政”带动下，经济增长出现了加速迹象。特朗普税改方案取得重大突破，2018年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强刺激。税改是“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政策之一，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该法案。该法案可能对未来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21%，可能引发全球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向美国大规模转移；二是大幅降低美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税率；三是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将较大提升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此外，能源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吸纳就业的主要动力。在页岩革命的助推之下，美国原油与天然气产量爆发式增长，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资源国。2017年，美国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且目前原油、天然气产量仍在不断上升。回顾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经济增长，页岩革命已经成为修复美国经济以及社会矛盾的主要引擎，极大提升了美国能源供给能力，有效吸纳大量低端就业，并且拉低美国能源利用成本，为美国国内企业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至今，美国经济明显走出危机的阴影，正在逐步实现恢复和发展，2009～2017年，美国累计现价GDP增长34.5%，其中第一产业增速25.9%，第二产业增速33.9%，第三产业增速34.9%，成为支撑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美国就业率和居民消费水平也达到了近年来的高峰。同期美国新增就业人口约1400万，就业率创近年新高；居民消费增速约为30.24%，持续发挥着消费的巨大拉动作用。从数据来看，美国似乎已经恢复甚至超过金融危机前的生产水平，但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制造业空心化尚未得到真正解决。由于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后形成的长期空缺，美国本土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技能鸿沟，短期内难以填补劳动力需求缺口。而在长波周期处于萧条期的背景下，核心生产力长期没有得到革新，致使人们的需求渐趋饱和，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就业人口逐渐由制造业向低端服务业转移，加重了美国的制造业困境。伴随着制造业空心化的持续，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平衡也更加明显。2009～2017年，第一、第二产业逐渐萎缩，产值持续向占比较高的第三产业集中：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而金融、服务、零售业等行业占比上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与经济发展脱节的实体经济不仅加重了常年贸易逆差带来的财政压力，同时动摇了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根基。
尤其是2018年以来的资本回流美国，导致新兴经济市场波动和汇率波动。而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贸易赤字，因为财政扩张，政府的赤字上升，今后几年美国会继续有贸易赤字，但贸易战和关税不是解决贸易赤字的关键，相反，它会引起内部资源配置的错配，破坏产业链，所以更需要全世界予以关注。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欧洲经济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余波和欧债危机双重打击后，正逐渐走出长期低迷的阴霾。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所有成员国经济都第一次实现了增长。从整体上看，欧盟经济复苏态势向好——就业回升、通胀适度，然而，从深层次看，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有待解决。
2017年欧元区19国以及欧盟28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平均增长2.5%；平均失业率降低到9%以下；通货膨胀率持续稳定在1.3%左右。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两大经济区GDP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时也小幅超越2017年美国2.3%的GDP增幅。在政府方面，财政赤字明显改善。同时，银行降低了不良贷款，企业负债与GDP之比也持续下降。一系列数据显示，2017年无疑是自一系列欧元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表现最为亮眼的一年，而未来两年，区域内经济仍将继续呈现积极扩张态势。
尽管数据显示欧洲经济已经走上复苏道路，但不确定因素犹存。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表示，区域内就业和投资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未来将成为欧盟需应对的重要挑战之一。从内部看，欧盟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处境艰难。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欧盟范围内，失业人数超过1760万，就业率增长大多来自于兼职和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此外，尽管欧盟的经济增速创下近10年来新高，但欧盟在增加高质量就业岗位上并没有太大改善，经济复苏增长的成果还有待更好地惠及民众。许多欧洲国家的生产力增长也较为缓慢，危机中遗留下来的银行不良贷款也亟待清理。在欧盟成员国债务方面，形势也不容乐观。2017年，欧盟有14个成员国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欧盟的平均负债水平从60.8%上升到81.6%。在经历欧债危机之后，重债国家的债务水平依然居高不下。要想消除这些高额债务，欧盟还需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此外，尚未完成的银行业联盟仍需继续推进。“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近日表示，对于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欧盟除了继续加快推进银行业联盟建设外，还需改革欧洲稳定机制使其更好地发挥支撑作用。与此同时，“优化欧盟预算支持欧元区改革也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从外部看，不断蔓延的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出口下滑等因素都会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近期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无疑将给欧元区经济复苏带来威胁。
短期内，欧洲经济面临复苏进程的可持续性与欧洲逆体化倾向导致的政策协调难度加剧两大问题。复苏的可持续性，既取决于内部需求增长动力的稳固性和可持续性，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即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进程。中长期欧洲经济将重新回到应对长久以来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缓慢、财政赤字恶化、部分高负债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等挑战的轨道上来。此外，欧盟与欧元区内部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是欧洲经济长期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3.日本真的失去了20年吗
日本经济增长最辉煌的年代和业绩有很多书籍和论文已经有过诸多的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确立了经济现代化的立国目标，开始走上了经济中心主义道路，经过战后十几年恢复，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结束了战后恢复阶段，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此为转折点，日本经济结束了持续近20年的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阶段。此后，日本经济没再出现过以前的高速增长，相反中速增长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进入了长期超低增长阶段。90年代末期发生了金融危机，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难以自拔的长期停滞阶段。到安倍执政之前，已经被悲观地判定为“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
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表现并非如媒体渲染的那般糟糕，这种看法既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也存在着主观解读误区，更有一些政治因素刻意引导的原因在内。首先，经过数十年的较快成长，之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诸多条件（如后发优势）逐渐丧失，经济增速放慢有客观必然性，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这一时期与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5～1968年）或者中国当代的高速增长时期不具有可比性；其次，鉴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训，日本国内各界有意引导舆论，以“报喜不报忧”的侧脸掩盖真正的实力。事实上，过去20年，是日本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20年，是日本完成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苦练内功的20年。自2012年12月起，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在日本银行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助推下，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二长的经济复苏期。当然，日本经济长期受困于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不足。人口老龄化及与之相应的劳动力减少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罩门”，是日本经济无论怎样“修炼”都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弱点。
劳动人口的减少对日本宏观经济也将带来很大冲击。日本内阁府2014年表示，如果日本人口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减少而生产率得不到改善的话，到21世纪40年代日本经济将会陷入负增长。日本总务省2017年发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数量已经连续6年负增长。日本相关部门公布了截至2065年的50年推算结果。据推算，当前生产年龄人口正以每年超过50万人的速度减少，预计未来20年生产年龄人口将减少300万人，到2040年生产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两成以上，减至5978万人，到2065年将比2015年减少四成。
事实上，就在媒体对日本“失去的20年”，经济衰退、创新能力丧失竞相报道的同时，日本已经悄悄完成了自己的转型升级，并掌握了下一波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无数关键领域核心竞争要素布局。《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而中国内地无一入围。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从这一点上，中国的骄傲来得越早，未来会摔得越重。这些年，全球都在货币放水，也就是用债务刺激经济。但拿日本和中国对比：日本放出的水流进了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而中国的放水流进的大多是地产、基建和“城市化”。简单总结：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日本当时已经构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还需要更充足的技术储备作为后劲。
目前，日本企业在全球彩电、手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行业的排行榜上不再名列前茅。实际上，日本公司已从家电业摆脱出来，在医疗、能源、机器人领域进行布局。据了解，日本在全球产业机器人市场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50%。
当然必须承认，面对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挑战，现在日本的实力纵向对比20世纪80年代是相对衰落的，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沾沾自喜甚至妄自尊大的理由，我们的媒体更不应该总是敌视我们本该学习和复制的样本。何况，客观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背后，还有日本对华累计超过3万亿日元（约合1770亿元）的ODA援助的贡献。
4.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根据各自要素禀赋的差异，依次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实行全球化生产，以充分利用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环节的要素优势，实现要素配置效益的最大化。其表现形式是产品内分工不断发展深化，发达国家不断地把劳动密集型、传统资本密集型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机遇，经济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是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这种崛起涉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亚洲、拉美及非洲的众多国家，它们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具有增长速度快、增长潜力大的特点，在世界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以及以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为代表的“新钻十一国”。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总体上都处于上升期，经济贸易快速增长。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发展中国家相对力量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例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4～2008年，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的56%；危机爆发后的2008～2012年，二者贡献率分别为13%和87%，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超过1/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对比表明，发展中国家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经济力量也将因此不断发生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得其对世界经济制度演进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作为从发达经济或者西方经济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变化的视角，“新兴经济体”这个术语意味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意味着有“群体性”的国家经济的“崛起”——具有成长为如今天的发达国家那样的经济的潜力，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历史性结构变化。
在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大宗商品价格温和回升与发达经济体增长强劲的支持下，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达到4.6%，比2016年提高0.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整体形势好于预期，全年增长6.9%左右，继续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水平，对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做出最大贡献。受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影响，印度经济增速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保持温和扩张态势。IMF预测，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一步升至4.9%，达到五年来的峰值。这将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作用。但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压力，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竞争性减税加剧以及国内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难言一帆风顺。新兴经济体仍需积极防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外溢效应。另外，2018年各区域经济之间仍会存在差异性。预计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继续保持最快；其次是东欧新兴市场、中东与北非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在过去两年经历了人均收入增长总体停滞后，2018年情况将总体好转。
近几年，南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陷入困难，政治上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巴西不再是那个由巴西中左翼执政的耀眼的“新兴经济体”和“金砖”成员，再次陷入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当地时间10月7日，巴西2018年总统首轮投票正式开始，13名各党派候选人展开激烈角逐，争夺下一任总统宝座。根据巴西总统选举官方发布的最新开票结果，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一举胜出。博尔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特朗普”。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口号的启发，他提出了“巴西优先”的纲领。但按照彭博社的报道分析，尽管博尔索纳罗立场极端，但他有可能重振巴西日趋衰弱的经济，带领这个国家与纠缠了数十年的严重腐败和高犯罪率决裂。另外，从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南非来看，所谓“新兴经济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merging economy）之判断在全球市场和智库分析界也越来越流行。其中土耳其的里拉危机似乎又给这一判断添了一份佐证。在工业化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由于各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和抵制“全球化”，甚至想借助政府的力量“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例如英国的“脱欧”（brexit）或者美国在全球范围发动贸易战（trade war），“新兴经济体”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全球的角度看，“新兴经济体”本质上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越是困难，“新兴经济体”的困难就越大。“新兴经济体”应该更加寻求各自内在的复兴和创新，即“新发展”，同时也要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此外，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文章《新兴世界的高成就者》所称，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都推行了鼓励生产力、收入和需求不断上升形成良性循环的政策。它们的领先企业不仅能推动增长，而且有助于促进商业环境的进步。在过去15年里，新兴经济体占了全球GDP增长的2/3左右。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如果各国实施明智的政策，借鉴最具活力的国家的经验，强劲和持续的增长就可以在整个新兴世界盛行。
5.中国经济新周期
对经济周期权威的定义，应该是美国经济学家Ar Thur Burns和Wesley MiTchell在其1946年出版的《商业周期的度量》一书中给出的，其要义是一个经济体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如GDP、就业、工业生产和物价等倾向于同时间波动。在波动的成因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能有效出清的，供给能快速调整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因此，需求的波动只能带来很短期的扰动。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侧的，如战争、自然灾害、瘟疫、殖民地开拓、移民和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等。但1929～1933年的全球大萧条的长期性和破坏性彻底颠覆了经济学家对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认同。大家发现需求的波动，如投资需求不足导致储蓄过剩这个问题，因为不确定性、价格黏性和流动性陷阱等问题，不能很快通过利率和工资的调整来出清。充分就业和产能充分利用未必是唯一的均衡，经济中存在未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其他均衡。因此，经济波动的幅度和周期是不规则的。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是，政府应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换句话说，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缩短波动的周期。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新周期的讨论，来自学界和业界的相关人士展开了一系列颇为激烈和精彩的“多空对决”，多数派认为中国经济将维持“L”形增长路径（甚至有业界经济学人提出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成定局的悲观论断）；少数派认为中国目前处于新周期的起点。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新周期”？正方代表有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世锦和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邱晓华。刘世锦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在2018年上半年已经触底并转入新的增长平台，主要是终端需求已经趋于稳定：“稳定增长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它脱离了长达七年的下行轨道，会逐步稳定并进入‘L’形的底部。另一层含义是经济波动幅度比以前明显变窄。过去两年经济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后整个波动幅度可能变窄，进入稳定增长期。”邱晓华的观点不是直接提及周期形态的，但从其讨论的增长驱动因素来看，应该属于上述第一类有关周期形态的争论。他提出“新周期不同于旧周期，它是由非理性增长转到理性增长的”。邱晓华先生认为，新的周期在2018年下半年开启，这个周期更多是以提质增效、美化环境、增进民众福祉为重点的新周期，不同于以往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债务、追求高增长的周期。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十分悲观。清华大学白崇恩教授认为，尽管2018年前7个月宏观经济数据有比较亮丽的表现，但不能说明经济增长已经走完增速换挡期。理由是经济增长还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但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增长，对效率的考虑不够充分。民间投资的增速尽管上升较多，但很大一部分的可持续性和效率并不乐观。当前的投资结构还不合理。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教授则认为，目前增长方式动力没有大的变化，所以经济没有进入什么“新周期”，在他看来，“是否一种增长方式的变化、一种动力机制的转换、一种结构的转换，形成以新增长方式、新结构、新动力相适应的激励体系以及这些激励体系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基础等这样一套体系，就意味着要进入新阶段”。此外，学院派代表许小年认为“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姜超表示，中国经济已至“繁荣的顶点”，建议人们未来几年“现金为王”。刘煜辉从债务周期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钝刀与剃刀”说，认为未来几年的日子将会非常艰难；经济学家李迅雷也认为，尽管2018年的经济数据亮丽，但是因为“可怕的时滞”，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不容乐观。而此时，经济学家任泽平单枪匹马，振臂高呼：我们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并指出，由4万亿元计划导致不断膨胀的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持续地向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国企输血，结果延缓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出清进程，导致杠杆上升、风险堆积以及金融结构脆弱性增加，也进一步导致了这一轮中国经济新周期滞后于世界尤其美国经济新周期。
就目前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来看，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一种更平衡、更可持续并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国家发展模式”。但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和防止陷入一些发达国家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误区。而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即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因此，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不是在原来的生产条件下、旧生产函数框架下谋求新的“供求再平衡”，而是在新旧长周期之变中的再平衡。这个的新的长周期意味着“新动力、新结构、新治理、新规则”等一个全新的发展周期的到来，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真正的新的发展格局的重构。这个新周期和新格局必须反映未来30年全球化发展趋势、科技革命新态势、国际力量和国际体系新变革、全球投资贸易规则新方向、国际治理体系的变化，进而引领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变革、消费方式变革和治理模式变革，真正体现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