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改革经济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增长和发展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大要务，也是经济学最激动人心的领域，其中又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最令人着迷。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许是一句玩笑话，但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国内外经济学界所引起的重视程度和其具有的研究价值。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近40多年的经济发展保持了持续不间断的高位增长，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路径和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强调以改革的思路和方法，通过解除制度约束，将经济周期延展，切实解决了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2%上升至2017年的15%。有3亿到7亿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以摆脱贫困，被带向中产阶级。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用“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来描述这一“中国奇迹”。 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早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40多年没有出现危机或者衰退的连续增长。尽管其间也有周期性的高低波动，但没有发生过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 而发达国家早年增长快的时候，十年左右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而且经济会衰退、负增长。为何中国会保持长时间的持续增长，而其他国家会出现经济极度衰退？中国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是历史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世界范围内每一个经济体都存在经济周期。但改革有利于克服经济危机或衰退，延展经济增长周期。4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现实的危机的强烈共识。此后改革每一阶段的突破，也是用改革克服危机，用改革化解蕴含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40年的历程说明，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消除危机，也只有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才能防范新的危机。 刘鹤在比较分析两次经济危机时指出，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步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下，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从长期看，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本应及时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然而危机前这种体制变革迟迟没有发生。两次大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暂时的繁荣景象所迷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形式的变化。因此，两次大危机的共同教训是，改革严重滞后必然导致大危机的爆发。而两次大危机的共同经验是，要想克服大的危机就必须推进大的改革；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 40年来，中国的成功就在于经济发展始终贯穿了“改革”二字，改革成为经济的解释。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40年的经济奇迹，也就没有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的中国。在这40年中，不仅解决了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新旧体制的转换这一改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协同”，画出了一条既为市场筑底，又为政府赋能的完美曲线，我们将这一新的经济模式称为改革经济。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种气质。那么，改革经济就是中国的一种国家气质。

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正如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就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相似之处。经济学界将经济的周期性变化称为经济周期。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一般指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由累积性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描述商业的繁荣和萧条。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将经济周期概括为“经济变量对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也有各自的经济增长周期，都会出现经济周期性、规律性的扩张与收缩的现象。 从1961～2016年中、美、日三国GDP年度增长情况来看，每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存在繁荣与衰退的规律性交替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存在周期性。毫无疑问，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也客观地存在，并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周期的突出特点是随着改革政策和举措的推出而大起大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呈现了高增长和波动降低的趋势。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则始终表现为“微波化趋势”，周期平滑程度比我国高。 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宏观经济学界曾经对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其中涉及外部冲击的减弱、产业结构的演进、社会保障的完善、信息技术的发展、货币政策的成功、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改革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中，除了外部冲击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均与一国的宏观经济改革安排有关。实际上，美国自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来就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总的政策趋向是将需求与供给相结合。这使美国经济既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又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特别是促进了高科技的发展。由此，美国的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趋势。

经济周期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时间框架，将研究的视角拉长至40年，在历史纵深和国际视野中进行纵横比较，借助历史和国际经验，就可以让我们挖掘出隐藏在经济周期变化背后更深层次的改革周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增长是40年没有出现危机或衰退的连续增长，尽管其间也有周期性的高低波动，但没有发生过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 而美国在1980年、1982年、1991年、2008年、2009年分别出现了负增长。 日本也在1998年、1999年、2008年、2009年、2011年出现了负增长。特别是1961～2016年的56年间，美国发生过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一次是在1973～1977年，称为石油危机；第二次次贷危机发生在2006～2008年，并波及全球。

中国经济能取得今日之成就，乃在于改革。用改革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学界并不少见。而且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实践进行了解释。例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而这场制度变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及传播过程相重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科斯教授提出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斯教授的交易费用理论、诺斯教授等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又如，转轨/过渡经济学认为，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存在着樊纲教授等提出的“改革成本”问题。相对激进改革，渐进改革实施成本偏大，但摩擦成本较小，因此总成本相对更小，在权衡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之后，中国选择了渐进改革的路径，这使得改革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再如，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近40年的辉煌成就不仅来自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更重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积极潜力。 正是由于改革解除了制度约束，才避免经济下行，使得经济增长周期得以延展。总而言之，中国40年经济能保持持续增长且没有出现衰退，应归功于改革，西方经济体经济出现倒退的原因也是因为改革不到位。正是由于40年历史进程中几次大的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措施，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的经济。我们将这种改革措施称为“逆改革周期举措”，这种“逆改革周期举措”停滞，经济发展便失去了制度保证；“逆改革周期举措”实施得好，经济的持续性就越强。

改革周期的背后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国家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谓“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就是指通过宏观调控，使得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提高增长的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科学宏观调控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施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经济中宏观、微观不分，管理方式上直接、间接不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不分，经济完全受国家行政指令的控制，国家通过强制性干预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峰位与峰谷落差过大。从1961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济增长峰位高达20%左右，分别是1964年18.18%、1970年19.30%，同时经济又出现了四次负增长，分别是1961年-27.27%、1962年-5.58%、1967年-5.77%、1968年-4.10%、1976年-1.57%。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逐步从不成熟趋向成熟，特别是宏观调控方面采取更多的间接性措施，经济周期逐渐表现出微波化趋势。2012年以后，宏观调控措施不只是体现在政策操作层面，而且将实施途径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宏观调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大框架的组成部分，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促使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管理从全面计划转为引入市场机制，针对我国计划经济的弊端和问题，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东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农村地区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农业生产承包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量开始得到极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短缺经济问题；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使得中国有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为各地经济发展树立了标杆；乡镇企业的发展打破了国有企业一枝独大的局面，倒逼国有企业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企开始进入市场，在市场上求生存，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化、农民家庭化经营。价格双轨制改革使得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一步一步扩大，而原来的政府定价的计划价格范围一步一步缩小，比较平稳地过渡到了市场价格。同时，财政分灶吃饭的推行，使得每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定范围的财权，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短缺经济的一些问题，为各经济主体注入了活力，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迅速进入了快车道。1978～199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8.8%。但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问题。1981～1986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和地方有了投资自主权以后，经济增长形成了以“投资饥渴”、“需求膨胀”和经济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速度型增长模式。面对以上情况，中央政府采取被动“救火”的措施，导致经济大幅度波动。特别是1988年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加剧了居民高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股凶猛的抢购风潮、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信贷规模失控，通货膨胀率更创历史新高。从1988年9月至1991年底，中国开始了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进程有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为制度创新创造了条件，在这一信号的驱使下，经济开始出现繁荣的征兆。紧接着就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中国今后的制度变迁规定了总方向。此后，中国经济在1992年、1993年两年达到了繁荣的顶点。 这一时期，制度障碍、政策障碍的减少使得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抓大放小” 的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提升。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 。但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宏观调控相比，这一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调控逐渐增加了间接手段的运用，如增加消费税、调节利率和准备金率，大大减缓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幅度。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纳入了世界分工体系，经济在实现消费升级、世界工厂、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是政府主导的高耗费增长模式。中国高耗费增长模式是有其特殊的发展背景的，它是政府主导下的赶超策略的发展模式，即全社会补贴工业化。 虽然这种发展模式一度在突破瓶颈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无以为继，投资率大幅上升，消费率下降，债务的杠杆率大幅上升，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经济结构失衡变成一个突出的问题。2000～2010年十年间，经济年均增长10.6%，居民收入年增长率为8.2%。同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基尼系数从0.41上升到0.48。2000年以后，随着市场机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日益明显，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开始减弱。以往过猛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或紧缩经济的现象越来越少，各经济主体也更加理性，不再盲目追求扩张了。但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采取4万亿元投资的强刺激，导致经济周期再次出现大的起伏。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改革周期转向全面深化的新阶段，这个时候的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一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的重大改革方案出台并实施，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突破，一批重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成果正在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框架基本确立。 尤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成为40年改革最重大的理论创新。以此为推动，整个政府层面的“放管服”改革全面深化，通过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商事制度、削减职业资格、清理审批中介、实行减税降费、推行清单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政府服务等举措，破解了多年来存在的难题，清除了改革发展中的障碍，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然而，改革也面临着执行层面的困难。特别是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进展不尽如人意。各方面的改革推进和执行程度不一、不平衡。一些改革执行了，另一些改革则没有。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红利”全民受益，即使获益不均衡，总体上也是普惠性的，大家的生活都在往上走。当时，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对调控的“反作用力”，对改革举措的“吸收能力”较强。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利益不同，立场自然不同，看法和诉求也必然不同。 既得利益者会阻止新事物的产生，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 因此，未来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要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将改革进行到底，守好经济运行的“上限”“下限”“底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进入2018年，发生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中国的改革是个巨大的考验。但我们总是要考虑到极限施压情况下最坏的结果，即打到归零会对国家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种极限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判断形势，制定更加有效的应对之策。至少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还主要靠内需拉动，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8.6%。其中最终消费贡献达到76.2%，投资贡献为32.4%。因为顺差比例收窄，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8.9%。另外，中国经济的回旋空间较大，既有发展潜力，又有政策弹性，外贸损失比较容易通过自身努力所弥补或抵消，何况中国对外贸易也并非只能依靠单一的国家。目前来看，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不断加征的关税造成的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与国内正在推动的金融去杠杆“碰头”。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的一些金融机构、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等，想利用和夸大外部的风险，改变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通过宽松放水的方式，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应当看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取得初步成效、市场理念得到强化的改革关键阶段，以任何理由变相暂停改革甚至倒退，都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巨大损失，也让整个经济重新回到风险积累的轨道上去。因此，如果没有继续深化的改革，在各部门杠杆率都比较高的情况下，即使想要刺激经济已难做到。在产能过剩的环境中，货币政策宽松只会刺激资产泡沫，资金根本流不到实体经济，也会鼓励那些低效部门继续借新还旧，增加杠杆。中国的财政一直是大财政管理，不只管预算，也涉及经济政策，还背负着民生、国防等支出任务。而保增长政策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的政策规划，通过信贷资金支持发展项目。即使像2008年“四万亿”计划中，大部分项目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10%，其他主要是靠银行贷款和发债。因此，央行在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过程中维护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必须守住和管好货币总闸门。同时必须要更替过去保增长的惯性思维，不能轻易动摇目前的货币政策。改革要忍受阵痛，否则，就会反复动摇变化，积累更大的危机。除了央行以外，各部门也必须协调努力，执行改革攻坚的重任，首先要继续完成税收减负，继续增强市场信心。同时，也要保证地方政府不能将债务风险抛给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必须守信用，维护信用体系安全。 中美贸易摩擦被一些人形容为一场国运之战。无论如何，这场贸易摩擦恰恰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契机，即通过使市场和经济进一步自由化来实现贸易的多样化和增强国内需求。如果说在中美贸易争端的黑暗中存在一线光明的话，那必定会成为中国加快结构性改革的动力。 在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宣布了四项重大开放举措，特别强调了扩大市场准入和扩大进口的举措，力度前所未有。中国市场自由化的速度正在加快。通过开放国内金融系统、削减关税和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门槛，中国正在与外部世界进行更多的互动，这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全然不同。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从最初向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蹒跚学步，通过不断的试错，逐步摸索出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强调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把“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按市场规律办事，推进市场化改革。 作为一种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的理论最关注的是如何使政府与市场的效用组合达到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

按照一般的观点，政府作用的发挥，背后是基于政府官员及其所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竞争中的政绩或利益考量的超理性选择。这也往往被看作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最主要的一个动力。但与其说这是一种经济竞争，毋宁说这是一种改革竞争。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说相比，政府在市场中往往表现出超理性的一种状态。进一步分析政府超理性可以发现，与私营企业决策中的营利为目标不同，政府不以获取利润为目标。这既是政府的优点，也是政府的缺点。正是这种超理性，政府可以做那些对社会有价值但难以用市场价格和利润指标衡量的事，因而其行为可以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但超理性的政府也有理性人的“基因”，因而政府总是有不断扩大预算规模和活动范围而不受约束甚至不断设租和寻租的内在冲动，而整个社会却失去了衡量政府业绩和约束政府官员的重要机制。在现实世界中，具体表现就是政府在特定的偏好下，往往偏离自己的职能界限，破坏市场本来的秩序和规则。这也是对当下诸多国家的政府职能缺位、错位问题普遍存在的一种解释。新改革经济的理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改革本身的立法，即改革法，使政府与市场能够保持一个相互共生、相互配合和相互协同的临界状态。但就目前来看，一方面，我们还习惯于将政府干预笼而统之，一概加以否定或一概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将政府与市场简单对立起来，视二者为相互替代的关系，非此即彼，并且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

对政府经济职能进行定义，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艰难的事。同样，为政府和市场划定一个边界也并不容易。无论是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还是罗斯福新政后美国的“规制资本主义”，政府与市场的纠缠、冲突只是不断改变形式，但又在新的更高层次上进行新的展开。人们总是认为政府能够在市场失灵时及时出手，殊不知，政府毕竟是一种行政机构，它也经常出现失灵。就像吴敬琏指出的，由于政府并不具有能够较之市场更有效地获取信息的优势，所以它在市场机构之外进行活动很有可能造成低效率，政府组织本身也有可能偏离社会的公共目标，政府机构干预派生的外部性，也常常会使政府的活动产生失灵现象。因此，改革经济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决定市场资源的配置，政府决定社会资源特别是利益的协同。

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是改革经济最内在的要求。这里，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新改革经济学构建了形式如下的模型，试图说明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

R = r · F （ G ， M ）

假设 R 是改革函数， G 代表政府， M 代表市场， F 是映射，代表一种制度关系或改革的合约关系。 r 代表改革乘数，它是一个不确定因子，当 r ≥1时，改革进程加快；当0＜ r ＜1时，改革进程缓慢；当 r ≤0时，就造成改革受阻（甚至颠覆）。

由于这种协同，市场为政府“赋能”，而政府对市场“皈依”；政府真正成为市场中的政府，而市场不再是政府的市场；市场从“嵌入”到“溢出”。也正是通过这种协同，使两个不同资源和个体，协同一致地朝向了一个目标，推动改革走出了一个筑底后上升的曲线，政府不断纠正其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真正跳出“失灵”的怪圈。

市场是政府的函数，政府是改革的函数。面对市场，政府要“谦卑”，但这种“谦卑”不是“谦卑地站在市场之外”，而是以改革的方式协同于市场之中，通过减事、减权、减钱，以改革的协同行动使政府与市场的匹配达到最优。现实中，当代70多个高收入经济体中真正发展中国家不过十几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跨过低收入“马尔萨斯陷阱”后，却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同样在中国这40年，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改革的目的是剔除经济增长的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改革都是有效的，由于知识的限制、信息不完全等因素，一种制度安排很可能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同时由于环境改造，原来的一项适宜制度可能在新的环境中不再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可能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永远在路上。

改革在中国已经进行了40多年。事实上，如果从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算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不止半个世纪。中国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叙事。这并不仅仅是或简单理解为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中蕴含和包裹着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是从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经济社会形态跃升的过程。因而亟须提出一个清晰的理论线索和分析框架。从行政性分权改革到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再到今天的“全面深化”，市场经济开始对计划经济最后的残余进行扫除。虽然这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由于有了自政府而市场的改革经济的特征，就根本的不同于以往的制度转型和变迁的特征，而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势如破竹。“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改革经济不再像转型期的市场在计划中的“嵌入”，而是市场通过改革的全面“外溢”。市场将为政府“赋能”，使政府更娴熟于运用市场的方式而不再是计划和管制，政府将成为市场最积极的协同者，从而实现一国经济社会加速创新、有效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熊彼特曾说，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 改革经济，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加以验证，这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考证的最长的一段改革史。应该认识到，关于改革经济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学学者建造的实验室，或者仅仅是人为炮制一些实际的情况而让不知情的外人进入这种情况中观察各种行为。“空中楼阁的处理需要另一种天赋”，而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改革经济的研究，必须从改革的实践出发。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40个年头，而且是保持了长达4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集数代人的努力于一体，延续同一项政策而不发生改弦易辙。何其不易！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研究都是建立在各种假设上的。唯独在中国，没有假设，只有实践。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在眼前，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最系统的数据、最延续的政策、最完整的改革周期。 SI8vd8pSJT7vnXhB88enV8MsDzBVMQ5NffdLWqLPWMQMbc+pMoL0cuvNz6NAZB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