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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概念。
其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微观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其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学是目前所称的“主流经济学”，因特别注重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又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开始，西方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等，学流派林立，以至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一）
西方经济学是运用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不论是哪一个流派，经济学都是从现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抽象出经济运行的逻辑，或者依据某些行为准则，构建出理想经济的运行模型，归根结底，是相对确定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将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作为暗含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学者对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认识和规范的分析。所以，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的经济学。更适用于分析西方的经济现象，解决西方的经济发展问题，对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很容易水土不服。即使是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其适用性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又不断被现实挑战的过程。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人类社会实践指导中已“力不从心”。至少从目前来看，宏观经济学已经开始倒退了。它对于很多问题的处理并没有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有所进步，相应地，（经济学家们）甚至开始逃避这些问题的挑战。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曾被认为是完美的，但随着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亚当·斯密的理论并非完美。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了。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万能”理论再次受到批判，凯恩斯主义重新受到重视，金融监管改革在国际层面和主要国家展开，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游戏规则形成。然而，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也带来了“后遗症”：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黏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面前也不得不宣告自己的非完美性。
几乎同时出现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金融危机的发生大大影响了人们对宏观经济学的思考。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解决这个全球性复杂问题的往往应该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又兴起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这说明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都在呼唤新的经济学理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总裁卡恩2011年就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也是经济学家的危机。危机使得适用多年的宏观经济理论面临困境。期待新智慧、呼唤新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其间，当时的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还发表了《重写宏观经济学脚本》一文，呼吁全球经济学人共同探讨和推动经济学理论突破。他认为，当前经济学面临困境与挑战。过去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仅用货币政策，甚至利率工具，就足以控制通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很完美，但次贷危机证明“美丽并不总是与真实相伴”。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中，金融监管因素未被认真考虑，货币政策除了关注通胀以外，也没有对资产价格予以更多关注。在未来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要把诸如经济不平衡、利率、财政政策、资本流动、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安全网、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等均纳入分析框架。同时，诸如资产负债表变动、债务结构、投资者构成等更多影响金融市场变动的因素也需要纳入主权风险范畴。
（二）
很多人以为，经济学是西方专属，实际上人类经济学起源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即使以希腊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早期经济学也在其后。古代中国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中已包含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例如，《大学》共十章，其中论及理财之处很多，故而有“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其中讲“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与后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里论述资本用途时说的“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是近似的。
又如，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另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发生作用，所以一些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会配以量化宽松政策。而最早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其实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政府干预，实际上《管子》也早已提出。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者泷本诚一在《欧洲经济学史》一书中还指出，重农学派和近代经济学的思想根源出自中国，而非发祥于法国和苏格兰。
很多影响广泛的西方经济学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渊源。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成为西方经济学学术训练的“实验室”，成为西方经济学概念的“跑马场”。
中国很多学者陷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框架，没有完全做到独立思考、弄清问题实质、做出切中肯綮的理论分析，没有说出自己的话。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人类社会更迭发展，一些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人类社会实践指导、趋势把握和形势预见中已“力不从心”。近些年的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的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40年的改革实践和增长奇迹更是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理论主张。
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方式，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及腐败的恶化。所以他们一度认为，中国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实行渐进式改革将走向失败。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转轨经济学与“制度变迁”（古典制度经济学当中描述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过程的概念）的差别在于，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发生时，人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向、要向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转变。而“转轨经济学”描述的是从一种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种已知的、已经存在的制度进行转变的过程。这其实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要去彼岸，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仅在于如何过河，所以要摸着石头加以探索。彼岸的很多细节我们可能也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致上，当时出国访问过的领导，他们知道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市场”这个概念很早就作为一个目标模式提出来，是能说明很多问题的。这也说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历史上很特殊的制度变革。
20世纪后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其中，很多国家的这种经济转型是以“大爆炸”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是伴随迅速私有化和民主化的一个过程。根据经济学的理论，随着低效率和扭曲的国有计划机制的消失以及市场化力量的引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会产生一个迅速加速的过程。但实际上，很多通过“大爆炸”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但没有出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反而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这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转型带来的衰退期。
而中国的情况则和这些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不伴随民主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自由化是渐进式的，直到市场化改革发起近20年以后，中国才基本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中国的这种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模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健的高速增长势头。
如今，中国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
又如，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健全的法制和金融系统是经济保持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而取得上述骄人经济成就的中国，法律和金融系统却都相当不完善、不健全，经济学文献中记载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几乎完全体现不出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制度上严重落后的中国，却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轻松地跑赢了很多制度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这种奇特的现象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谜题，被称为“中国悖论”。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指出的，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还有观点认为，中国高速发展是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即我国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依靠比较优势实现长期的成功目标。而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功，不仅体现在对西方的追赶，还体现在对西方的超越。
所以，西方经济学并不能指导和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呢？
首先是西方经济学本身具有历史局限性。任何一门学科或学问，其目的就是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然而，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是肤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从肤浅到深刻、从片面到全面、从错误到正确的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这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会是绝对真理。
其次是理论范式的原因。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当作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作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形式上似乎很完美，但与现实相去甚远。
最后是理论适用性问题。西方经济学中一些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理论，也往往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以及时空条件为前提的，并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真理。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然而，近几十年来，滥觞于中国的经济学都是舶来品，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几乎照搬了苏联的经济学体系；改革后搞市场经济，许多人又以西方经济学为分析工具。这些理论体系并非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因而存在与中国实践脱节的问题。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市场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和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学一样，改革经济学也可以借鉴别人，但必须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不断成熟和完善并逐步走向世界，成为经济学的新主流。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英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德国也是后发展国家，德国经济学家没有盲从，而是系统地提出了适合本国实际的经济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针对斯密经济学中只有“世界”和“个人”的观点，明确提出“国家”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提出适度的贸易保护和梯次开放的经济政策，明确宣布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而且他所讲的生产力近似于现代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西德又产生了弗赖堡学派，提出并实践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应当保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其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而不能直接干预经济，更不能越俎代庖。德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证明了德国经济学的卓越贡献。
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亟须提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反映了市场经济共性和一般关系的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对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内容进行“中国化”改造，着力研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并把这些研究成果上升为新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界最艳羡的就是我们有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数据。一旦把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实质和内在逻辑，并从中总结经验、构建话语、提炼思想、创新理论，从而构建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
经济学家樊纲在深入分析了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代三个主要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理论结构、分析方法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它们在研究角度和理论结构两个方面的基本差别，并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理论“互补性”，可以也应该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有机综合，获得对经济运动更加全面的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就在于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他说，事实上，即使是假定除经济内部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约束之外，体制选择没有任何非经济的外部约束，任何一种体制选择都是可能的（选择无约束，不等于实际上改起来无约束）。如果我们把比如说“意识形态”的取舍和政治权力的分配，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其同样取决于人们的某种利益需要和利益斗争的结果，将各种“非经济约束”和“非正式的约束”都看成整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显然，我们要说明的问题，总是首先在于利益关系本身。
改革是制度的重新安排，是一种制度变迁。用经济学家张帆的话说，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中创造出一个市场来，这是我们过去40年做的最主要的事情，这个市场给经济带来了激励，因此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新改革经济学在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基础上，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新供给学派即改革经济学的有效内容，结合中国改革的成果，包括教训。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也是对改革相关经济理论的补充和深化，所以新改革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丰富经济学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推动中国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更深一步说，市场化改革是制度的变迁，改革是创造市场的过程，如何正确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形成系统化、规律化的新改革经济学学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理论研究创造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三）
西方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机遇。对于中国经济学学界来说，我们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机。早在数十年前，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薛暮桥、于光远、马洪、刘国光、高尚全、刘诗白、谷书堂、董辅等，就已呼吁创立我国的经济学。有的学者正在努力，例如，以高尚全、迟福林为首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致力于研究中国转轨经济学，提出中国“转轨”经济以“市场取向、渐进方式”为特征，并于1995年出版了《中国转轨经济研究报告》一书
；又如，王积业等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并建议将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一概括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另如，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于1996年出版了《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进行了基础性准备。林毅夫则从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实际出发，认为许多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许多现象和问题，认为国内经济学家在对中国经济的了解程度上比外国经济学家更有优势，提出“独特的国情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研究机遇”。这意味着林毅夫意识到，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它呼唤理论创新，创立我国的经济学。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现有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某些情况与问题。例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在《论人民币内贬外升》《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性因素》等文中，就对西方某些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并提出西方某些传统理论亟须“重新认识和创新”。经济学家黄范章更认为，中国完成三种“转轨”和建成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信再过30年，当中国完成三种“转轨”之日，也就是成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之时。届时，中国将以“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给世界经济学文库增添瑰丽的新篇章，阔步进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殿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改革的独特历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诺斯、张五常教授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这场变革朝着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的方向推进（产权理论），不断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诱致性制度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县际竞争激发了地方政府活力（县际竞争理论），其间文化等非制度因素也发挥了支撑作用。
发展经济学（钱纳里、刘易斯、波特教授等）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开放和引进外资发挥了不亚于改革的作用（两缺口模型），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论）和人口优势（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支撑，使中国经历由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升级（三阶段论）。
转轨/过渡经济学（樊纲教授等）认为，由于“改革成本”的存在，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因此，中国的改革过程始终贯穿着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由易到难推进，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通过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许小年、克鲁格曼教授等）认为，中国改革实际上经历了两条道路，即前一阶段的“斯密模式”和后一阶段的“凯恩斯模式”。部分国外学者（如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这种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
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教授等）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战略，随着资本-要素禀赋的提高，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政府可通过产业政策驱动升级。
政治经济学（姚洋、诺顿教授等）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致力于增长的中性政府、财政分权理论和双向负责的官员选拔体制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被称为中国本土经济学派的钟永圣更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六大短板给予了“穷途末路”的断言：似是而非的前提假设，自相矛盾的逻辑体系，自以为是的模型设计，一知半解的现象解释，宏微分裂的经济分析，缺乏诚意的理论辩护。进而提出本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慷慨激昂的定义：中和经济，或说中道经济的和谐。
总之，起自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或如科斯所认为的，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而从经济学术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重构它，而且是用中国的改革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李稻葵曾有个玩笑说，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中国足球。无论如何，经过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打破沉寂的时候了。虽然“世界经济中心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将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等的预测稍显乐观，但机遇就在眼前，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对话和对接方面，回应弗里德曼“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和大多数经济学爱好者一样，也愿意承担一份责任，也愿意跟着更多专业学者的后面，在中国的乃至是世界的改革经济学的探索中有所思考。
武建忠
2019年4月于北京金台西路三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