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革因危机而缘起，由危机而推动。相对于危机意识和危机教育最强的日本，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和现代风险社会危机意识的对立已经被证明是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心理障碍。《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微信公众号有过这样的说法：我们占据了管道，人家掌握着开关；我们画好了整条龙，人家不点睛龙就飞不了。对此，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严峻局势将激发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必激发奋斗动力，是时候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正在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了。它警醒我们，改革不能停步，而开放的大门更要越开越大！应对各种贸易摩擦，恰恰是中国新一轮更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契机。

1.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逐渐形成了三个层面的全球贸易体制，第一个层面是以WTO为代表的全球体制。主要内容：制定全球贸易规则；开展全球范围内的谈判，相互开放市场，形成更加自由、便利和公平的贸易环境；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第二个层面是指区域贸易协定，设立的初衷是顾及一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经济体制的一些特点，进而作为全球贸易体制的一个补充。第三个层面是双边贸易协定。全球最早的双边贸易协定之一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而言，全球贸易体制的这三个层次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威胁退出WTO；区域贸易协定最大的挑战是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TPP；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有可能从一个例外变成常态，如果全球贸易体系都变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贸易体系就面临死亡。面对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维护国际多边主义的理性声音尤显珍贵。“后贸易战”时代，中国致力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世界恢复市场信心、经济合作信心、开放信心，并在维护多边主义、推动WTO改革、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作用。

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对外开放，其主要历史也可以分为四大阶段：① 1978年设立经济特区，拉开对外开放的序幕；② 2001年加入WTO，开启全面对外开放的新阶段；③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走出去”和多边机制合作共赢；④ 2017年起提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新时代（见图2-1）。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在迈向高质量发展、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外贸数量扩张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的出口份额，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压力会进一步扩大，所以必须扎扎实实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加快推动由外贸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见表2-1）。“贸易强国”意味着更高的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产品质量不仅包括科技含量，还应该包括品牌。要在当前外贸问题的基础上，抓紧贯彻实施创新、绿色、协调、开放、贡献的五大发展理念，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全面推进外贸调结构稳增长，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恒大研究院。

欧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用“改革经济”证明自己。“改革经济”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基础上，可以全面吸纳两套系统的优秀元素，形成更加高效有力的新市场经济体系。“改革经济”下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借鉴和融会德国式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美国式规范的法治体系、新加坡式不断提升的精英政治以及日式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和欧式穷根溯源的科学体系的精髓。

中国要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包括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显著削减非关税壁垒，减少不必要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透明畅通。同时，要更加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促进经营主体多元化，激发各类企业开展贸易的积极性。自2004年7月起，中国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极大地释放了民营企业的外贸活力，民营企业进出口发展迅速，份额持续扩大，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营主体。接下来，还要进一步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其他国家共同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要进一步落实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际投资规则变化的制度变革。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的变化如图2-2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要着眼于贸易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外贸转型，实现“优进优出”。加快推进经济管理部门的大部制改革，加快推进外贸市场监管部门的顶层设计，建立类似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职能的大经贸行政管理格局，包括建立具有兰德公司水平的大外贸发展研究智库体系，提高精准应对国内外经贸形势的能力。同时，建立涵盖财政补贴、出口退税、结售汇制度改革、贷款保障、信用担保、大宗商品贸易金融化等在内的大商务发展财税金融支持配套政策体系等。此外，在提高出口竞争力和附加值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保持进出口平衡，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当前，需切实处理好贸易平衡问题，特别是要保持经常项下的相对平衡，一定要将积极扩大进口建立在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 目前，虽然中国货物贸易具有4200多亿美元的顺差，但中国服务项下还存在2500多亿美元的逆差。在削减货物贸易顺差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减少服务贸易逆差，避免造成经常项下账户的失衡。 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加快打造外贸发展服务促进新体系，尤其是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加快落实已明确的自主开放举措。

2.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关注点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上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产业链的下游站住了脚跟，但唯有通过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才能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向全球产业链上端移动。在对外政策上，中国要坚定不移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贡献自己的成功经验。从国内层面看，新一轮对外开放将为在中外资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以及更加透明、更加安全的法律环境。

多边贸易体制秉持的是自由贸易的理念。但是，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从未消亡，还在以不同的方式时长时消。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贸易保护主义大幅抬头。作为变种，美国又提出了“公平贸易”理念，其与自由贸易理念有着明显不同。这对构成多边贸易体系的自由贸易基本理念构成了挑战。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多边体系，中国应逐渐发出声音，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倡导者，积极推动WTO改革，倡导从各国的实际出发，摸索合作的路径。要加大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自由贸易大平台的改革力度，以吸引西方优质资本。 同时，积极推进WTO改革。WTO之所以从当年关贸总协定23个成员缔约方扩展到现在的160多个成员，绝大部分经济体纳入此多边贸易体系，其中一项非常智慧的安排就是“授权条款”，即根据各国发展阶段、竞争力的不同，实行有差别的对待。而现在，美国政府简单地诠释所谓的对等原则，实际上是忽略了WTO非常重要的授权原则的基石。另外，随着技术进步，全球化对贸易投资有了新的要求，如投资的规则、数字贸易的规则等，都要求在多边层面上制定新的规则。

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是打造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在最近几年召开的APEC、G20会议上，各方围绕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和推动的全球制造业发展中，产品模块化程度不断提升，生产过程可分性日益增强，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进步带来交易效率显著提高、交易成本明显下降，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导形式。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拓展、业态创新和产业融合日趋加快，新兴工业化国家不断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全球价值链日益呈现多极化发展的新态势。因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加快制造业对外开放步伐，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并在这种分工中提升自己，形成一种合规的文化体系。中国要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就需要首先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中国也需要有更多的企业通过跨国经营，通过海外并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全球价值链。要认识到，中国的转型升级必须是在全球价值链里的转型升级。

另外，围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主要实践路径包括建立有利于促进我国产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移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有利于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开放领域和范围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及形成有利于全面开放的开放型经济风险防控新机制。“开放型经济”理论关注点的核心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重点是形成开放规则和宽领域开放体系以及加快自由贸易园区（FTZ）建设，主要任务是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完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并最终建立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发展的新机制，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目标。无论如何，贸易争端正成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外部推动力量，中国需要对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再思考，但不管怎样，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三个“不停滞”是迄今为止的开放改革最强音。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就是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这将为30年后的民族复兴铺平道路。

3.深化负面清单管理的改革蕴含

开放促进改革，这是中国40年发展历程中宝贵的经验。实证研究表明，沿海地区之所以比内陆地区发展更快，不仅是因为其先天禀赋更好，而且是因为该地区相对更高的开放水平，推动着更深入的体制改革，进而促成了更快的市场发育。2013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负面清单”一时成为热门词语。此前，“负面清单”制度还都只适用于国际经贸领域，是一个相对不为人熟知的制度。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的开放进入负面清单时代，也成就了上海作为开放城市最突出的品格。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或者有限制，除了清单上的领域，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获得不低于内资的待遇。凡是与外资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均针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2013年9月30日，中国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公布首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开始进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试点。在经过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及其他自贸试验区三年的试行后，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10月8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正式向全国范围推广。2017年首次颁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独立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负面清单保留48条特别管理措施，比2017年版的63条减少了15条，进一步缩小了外商投资审批范围。 通过负面清单管理等吸引外资的措施，构建了更加完善的投资环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在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排名中保持前两位，也是全球第二大引资国。

推进负面清单制度改革是最逼近市场化最核心的改革。表面看是限定市场主体不准进入的范围，但本质上是刻画政府与市场边界、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手段和工具，是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核心概念。由于负面清单能够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负面清单制度创新促进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具有推动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过去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都没有像如今这样触及负面清单这个市场核心。 实践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巨大空间。通过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主动权，有利于落实市场主体自主权和激发市场活力，有利于形成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负面清单不仅仅是在外贸领域，对政府自身改革方面也形成巨大的冲击，负面清单的理念贯穿于新一轮政府改革中，用负面清单的思路倒逼政府“放管服”改革，扩展到“证照分离”“一照一码”等，并在全国复制推广。

由于推行负面清单，从而给中国的改革加上了足够刚性的约束。这个刚性约束主要表现就是对政府的限权，也就是说，“负面清单”不是“编制”出来的，而是“整理”出来的；不是说行政机关自行拿出一个“负面清单”就代表其拥有了相应的权力，而应当是在对现行法律、法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依据有关市场准入和管制的授权性规定，据此整理出相应的“负面清单”。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即便列入所谓的“负面清单”，也显属无效；法律、法规规定了应当实施市场准入许可或管制的，即便不在“负面清单”之内，也要切实履行，否则就违反了“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基本要求。在国内法范畴内，“负面清单”由法律、法规所决定，不得超出，也不得遗漏。 但目前来看，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仍较多，这表明政府设置的市场准入壁垒仍然存在，每类每项市场活动都可能受到多个管理部门管制，同时，由于国内各省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存在差异，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对负面清单进行了选择性简化，只列明部分领域和行业的负面清单，呈现第二、第三产业集中管理的特点，且所覆盖的领域和产业有限，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接下来，要通过完善负面清单的配套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快负面清单模式的试点与推广。要加快建设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基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而增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利用权责法定、权责匹配和简政放权原则，对政府权力实行清理规范，将政府权力纳入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为市场主体和社会活力的激发奠定基础。通过落实已出台政策措施、加强放管衔接，并且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和环节，促使政府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中的监控作用。必须看到，虽然改革已经深入市场活动的开放自由度这样的核心问题上，但政府对自身管理权力的改革似乎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一些行业或地方政府对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对构建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以及现代化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改革目标缺乏正确认识。 为此，要通过负面清单改革，倒逼有关职能管理部门放权，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想，真正把思想统一到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的决策部署上来。 /74poZSN2E/Ygdch7mAus8rut1Wsmaf3BSrSktXVzZMEhW+fnh32CkrEQHvWvu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