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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处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货物和服务已经形成跨国生产网络。各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中的产业优势各自凸显，采取贸易保护的办法来采购本国价格更高、质量更差的产品，付出更多的成本来获取更少的收益，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应当长期坚持的策略。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全球价值链分工仍然主导国际分工。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复苏需要给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注入新的科技动力、制度动力或区域动力，进一步推进现有分工网络体系进行空间扩张、产业延伸和水平提升，否则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在短期内恐难有明显起色。
面对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兴起，最优的应对策略应该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产品技术含量高、生产技术先进、生产管理组织有效、市场有需求，就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按照经济规律总能找到需要购买产品的客户。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为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的“世界工厂”，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优质人力资源，形成了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制造产业，但在高科技领域和市场营销方面，还没有具备更强的科技创新实力和服务产业竞争力，因而无法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中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
，仅仅是天猫2018年“双11”成交总额就高达2135.5亿元，全天物流订单量也首次超过单日10亿件大关，这样的商业奇迹背后，既有中国市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高科技产品与服务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的因素，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缓慢，以及市场的低端和消费能力的不足等问题。低价策略、初级产品、恶性竞争等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消费升级，也不足以弥补传统制造业中商品同质化，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短板，对实现高质量发展来说更是现实的挑战。因此，中美贸易从获益程度分析，利益大头是在美国。
中国的加工贸易，大多是日韩等国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转移而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转移而来的，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内地对美国的出口。
例如中国自日韩进口商品零部件，加工成成品销往美国，这笔货物顺差中就包含一部分转移顺差，通俗地说，就是零部件的钱被日韩赚走了，却算作了中国的出口额。因此，接下来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真正调整和优化，是亟须破解的难题，重中之重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为后续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集聚能量。
在这些年的开放中，中国的利益只是加工组装的增加值，据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欧美等国家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早在2012年，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就谈到，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只适合于过去出口产品完全产自同一个国家的时代，而在生产全球化时代，这一统计方法的漏洞直接导致了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这种夸大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的差距。表面看，在过去的40年间，全球制造哺育、壮大了中国的制造业，但中国制造不是全球体系中上层，而是低端的、低利润的；很多人乐观地看到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繁荣、拓展着全球制造，就认为中国制造了不得了，但一个“中兴事件”，就把中国制造打回原形。同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获益情况，则更能看到中国制造的短板，过去被认为是低制造业成本的中国，竞争优势在2004～2016年大幅减弱，中国相比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从14%下降到4%，飞涨的劳动力价格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中国制造还被死死地困在中低端产业。如果不能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突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现实的，而目前关于民营企业的种种争论背后，本质是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先让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得到支持，加快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同时辅以弱势货币战略，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外贸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外商投资和低要素成本驱动，这就决定了我国外贸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比高、外资企业占比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本质上是需求决定型，即经济社会的产量一般由需求（如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等）决定，而经济的社会供给（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常是过剩的。
而如今，我国人口红利逐步褪去，就必须培育以技术、品牌等方面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国内庞大的市场和相对完善的供应链对提高外贸竞争力的作用逐步凸显，竞争优势来源逐步内生化，必然带来外贸结构中更加倚重一般贸易、国内企业。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常态，与新常态相伴而生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也就是在常态下（即不考虑临时性波动而只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需求决定型经济”转为“供给决定型经济”。这种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为“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所支配。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是供给决定型的，则其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供给基本上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从而成为产量的约束。但正如《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所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因此，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由低水平供需平衡跃升至高水平供需平衡。要加快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从需求决定型到供给决定型的变化，要求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也应逐渐放弃一味追求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战略，即逐渐从出口导向（或追求贸易顺差），转向针对发达国家平衡贸易和针对周边不发达国家追求进口和贸易逆差。
实际上，早在2017年年中，中国就开始提出了“主动扩大进口，不以追求贸易顺差”，并开始将其付诸实施。2017年7月，中央又提出要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主动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2018年1月，刘鹤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也明确指出，中国将主动扩大进口。2018年6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也明确提出，中国注重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积极扩大进口，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不刻意追求货物贸易顺差，客观看待目前服务贸易存在的逆差，支持有利于丰富市场供给、有利于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口。特别是2018年11月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是在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和经济转型的时点上，又是世界经济需要实现再平衡的时刻举行的，而这场盛会，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智慧，也是一幅“大写意”：中国没必要硬碰硬，可自行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对外资实行优惠，以柔克刚，可以化解随之而来的其他方面可能出现的更大冲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并首先将制造业领域打造成起步最早、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产业和领域，形成了“垂直型”的生产共享型模式。OEM（贴牌生产）模式也使中国一跃成为贸易大国，并冠名以“世界工厂”。
截至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产业和领域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96.1%。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制造业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但与此同时，全球产品内分工也使得中国长期处在价值链中下游，制造业大而不强、发展质量不够高的问题十分突出。与美国相比，在制造业增加值率、拥有的核心技术、劳动生产率、高端产业占比、创新能力、关键零部件生产、产品质量和著名品牌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在贸易摩擦的情况下，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为基础，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以加工出口，依赖外需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维系。近十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其重点是推动外贸从数量规模型发展向集约效益型发展转变，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型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的自主创新型一般贸易转变，从以出口导向为主向进出口并重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开始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ODM（自主设计生产）和EMS（电子制造服务）模式也随之涌现。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如英国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美国抢占了以电器、汽车、飞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世界经济还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面临着迫切的产业转型升级课题。发达国家希望重振制造业，实行再工业化；中国也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中国实施产业升级，意味着中美将逐渐从互补走向竞争。
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明确指出在中国计划发展的十大高科技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装备、高铁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中，中国的政策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而这些政策有助于中国在这些高新技术领域中获得领先。这与过去美国在中低端领域的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完全不同。这意味着美国非常重视中国的产业升级规划，认为抑制中国高端产业的发展已迫在眉睫。面对这种掣肘，中国应将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加强中国自主核心科技研发实力，加快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全球价值链经贸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伴随制成品贸易向“价值链”贸易模式的转变，中间产品贸易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产品将更具“世界制造”的内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重要能源进口来源地，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也受到沿线国家的青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价值链。另外，对于中国内部而言，要靠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大幅度地从政府部门、资产部门向私人部门、实业部门转移，实现要素的重构和生产函数的改造；要强力抑制经济租金，包括垄断的租金、土地的租金，把利润留给真正创造价值而非分配价值的主体；要建立稳定货币锚的政治保障。这需要我们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资本装进盒子里”。
而本质上，这反映了中美两国对紧迫感的不同理解以及突破既有利益结构的坚定意志，单边与多边，孤立封闭与扩大开放，这决定着谁将获得未来新的一轮全球化的主导权。
当然，中国也确实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包括技术升级、科研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是这次美国发动贸易争端的一个核心问题，包括欧洲和日本等一些国家与地区也开始和中国谈判这个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仅影响到西方世界，也在长期影响着中国企业本身。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没有足够的动力，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那么国家经济发展从数量型转型到质量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方面，还有大量的深度改革空间。中国企业要学会尊重国际营商惯例，学会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要特别重视和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总之，地缘政治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互赢互利的发展方式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共同市场，从而抵消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坚持和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是中国的一贯立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我们也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