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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中，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2017年以来，伴随着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份额的进一步缩减，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再次涌现并不断发酵，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热点，并给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经济学界以贸易保护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对贸易摩擦出现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探究。①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这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消费者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会优先选择进口产品，如美国消费者选择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从而导致两国间出现巨大贸易逆差。②生产力进步的角度：Gomory与Baumol对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进行修正，这种观点认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生产力进步的早期阶段会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当新兴经济体通过技术扩散等手段使得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发生生产率革命时，发达国家的利益就会受损。因此，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③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还有观点提出了“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会对内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迫使他国建立开放的贸易体系；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便是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重要诉求。
此外，还有学者在相关文献中指出如下观点：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是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主要诱发因素；大国的利益集团将引发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政府对政治捐献偏好的增加、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将单方面地提升贸易摩擦规模，产品差异化的扩大将带动贸易摩擦的全面升级；贸易摩擦对两国经济而言无疑是两败俱伤，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削弱一国的竞争力，影响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更大的贸易保护，也会放大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近代历史表明，凡是闭关锁国的国家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不仅仅是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还有科学和文化的进步。让全球化做得更好，寻找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推动投资和经济的进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避免这种不利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完成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以加强多边贸易承诺。
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出现的重要背景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正在重塑全球贸易和政治格局。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社会流动性降低，一些人将各类经济社会问题都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认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并没有给发达国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反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发达国家丧失了经济上的相对优势，需要利用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面临国际竞争的行业。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反映出其经济社会结构存在深层次的危机。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大国，随着国际贸易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将遭遇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美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形态不同，而一旦出现双方错位共识的崩塌，即“中国欲在与美国的合作中实现现代化与美国愿意帮助中国现代化使其走向西方化的两种共存意愿的崩塌”
，那么，这种摩擦乃至一定时期的冲突和对抗就具有了产生的必然性。
贸易保护本质上是基于美国国情的内在需要。“9·11”之后，美国进行了十余年的反恐战争，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支出了5.6万亿美元的军事费用。美国还全面卷入中东冲突，除巴以问题之外，又被叙利亚和伊朗问题束缚了手脚。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需要花费很大代价重新布局。这都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需要整体经济的复兴与发展。另外，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矛盾日趋突出。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1%的人口目前掌握着近40%的国民财富；美国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成为美国的少数家庭族群；蓝领阶层则因为产业转移、制造业空心化等面临更严峻的失业挑战；加之非法移民等问题造成美国社会关系中的紧张感上升。种种社会压力促使美国中下层民众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摆脱困境，而政府则寻求通过强硬对外政策缓解内部矛盾。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挥舞经济大棒，对法国、沙特阿拉伯、德国、英国等传统盟友也毫不手软，可以说，现在已经没有不被美国“敲诈勒索”过的国家了。
通过贸易摩擦或发动贸易摩擦的威胁，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让渡经济利益，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但更深层的动机，则是战略上的遏制与模式的打压，尤其是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一直防范任何可能的追赶国家。当年，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动“冷战”，“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资力量”，对苏联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外因，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
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为美国的“心病”。尽管那时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社会制度也由美国设计，美国依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1985年9月，美国召开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签署“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
之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达50%，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加之日本应对战略出现失误，导致经济持续低迷，经济总量从20世纪80年代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25%左右。
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种遏制和打压的特征就更为明显。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很多学者相信，如果不是“9·11”让美国调转了枪头，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早就开始了。
因此，贸易摩擦不仅是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在发动贸易摩擦时施展出舆论战、关税战、科技战等组合拳，究其动机，就是要通过舆论战把中国发展模式污名化，并通过关税战、科技战等逼迫中国改变原有发展模式。
因此，美国的贸易摩擦战略目标早已超出了简单保护传统产业和减少贸易逆差的传统需要，而是志在遏制中国技术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国际上看，战略性贸易战的最大特点是，通过相互伤害击中对手弱点，达到不战或小战以屈人之兵。无论是打击现在的产业或产品，还是对未来战略产业下手，都是试图将对方置于死地。战略性贸易战注重分析交战对方发出的信号是否肯定。但战略性贸易战能否成为现实，决定于双方因打贸易战可能受到的损失。贸易战在经济学上一定是双输的。但是对于大国而言，关键在于谁输得起。美国的霍普金斯研究所对中国所提出的报复手段可能带来的美方损失进行了评估，发现其国内的利益集团很难估计，打击共和党票仓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因此，美国最近改变了策略，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实施打击。例如，以中国中兴通讯不遵守美国技术转让的相关法律为由，宣布对该公司零部件实施禁运。而随后发生的华为CFO孟晚舟事件就被认为是彻底的有预谋的政治行动，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政治“围堵”和“追杀”，是从逆全球化思路转向新冷战思维的标志。而且美国的这一轮出牌就是要从个体出发，遏制企业进而达到打击整个中国产业的目的，并以此为案例，震慑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迫使中国屈服。
因此，大国之间的较量，更多的不是经济行为，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游戏”。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贸易冲突，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
，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最本质特征。
回望大国兴衰历史，30年是一个国家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节点，而此后10年左右是其兴衰成败的关键性阶段，成败就在一个瞬间。如果发展战略选择正确，实现惊险的一跃，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但如果出现战略性失误或者颠覆性错误，国家将迅速衰落下去，从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国来说，恰恰处于改革开放40年这个关键性历史节点，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放宽历史视野，在更高层次上“睁眼看世界”，总结世界强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大历史观出发
，透过强国兴衰规律，避免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妥善应对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新兴国家在崛起的关键性阶段，往往会与守成国家发生国家利益的激烈碰撞，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刻意打压，这是必然遇到的“成长的烦恼”，是发展历程中绕不开的“坎”。
对于新兴国家来讲，在金融危机之后都做了不少的自我调整，包括这一轮的逆全球化和贸易战，这是能够有效抵御贸易战带来不利影响的关键。同时，贸易战只是表面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手段和方式，根本的还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理念的竞争。包括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播翠西·里根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在福克斯电视台直播中进行的“跨洋对话”对中国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议等，都折射出这样一种双方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即西方主流意识仍然没有对我们的改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把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定位为国家资本主义，显现了美国对中国的大量不了解甚至误解。所以，弥合这种道路之争和模式之争，需要我们对改革经济学加以深入研究，通过改革经济学这个钥匙打开心结，进一步缩小与西方认知的差距。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自己同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以及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严重依赖。
所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另外，更为本质性的，还有我们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而贸易摩擦继续发展下去，必将涉及货币金融领域。虽然目前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观点，人民币国际化要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政策摇摆。此外，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对人民币进行分析，简单来说要成为国际货币有三个条件：一是国家经济要比较强大，同时要保持高度的开放；二是要有一个比较发达、开放，同时流动性很充裕的金融市场；三是需要有一个相对透明、公平的制度环境。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外部环境趋紧，经济增长及股市、债市、汇市、房市等波动的压力加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继日本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和欧盟发布联合声明宣称，“要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美欧日达成三方自贸协议的动向，将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更严峻考验。2018年12月13日，美国还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之口，公布题为“繁荣非洲”的新非洲战略。新战略将重点关注三个领域，包括加强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以应对其他大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非活动；更加有效利用美国援非资金。博尔顿同时透露，美国正在制定一项适用于全球范围的对外援助战略，以确保每一笔援助资金都能强化美国利益。博尔顿还强调所谓的美国对非洲地区的愿景即“独立、自立和增长，而非依赖、支配和债务”。既然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那么我们就要以更实质的改革应对这种变化，通过改革经济的深化，让更多国家逐步了解和认可我们的改革经济和改革制度，这种制度本身也是按照“市场规则”行事，从而让各方的喊话放到一个维度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制度之争、道路之争中转为主动，避免成为“智识上的义和团”。过去一段时间，有些人仅仅是一味地批评而很少认真地研究特朗普本人及其所传递出的特朗普主义的本质特征。早在2016年4月，特朗普自传的中文版《永不放弃》就在上海出版发行了，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而恰恰在这本书中，展示出这位美国总统很多鲜明特点，而人们经常小看他，认为他“善变”，但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懂，没有认真研究他。接下来，要把这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当作老师，真正以一个复兴中的大国的心态理性认识它，认识我们的差距，也认识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迫切性，耐心接受，用更坚决的开放改革化解各方面的打压及危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策略选择应当是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以韬光养晦为主，并适度的有所作为。
这里的有所作为，就是要对经贸关系的恶化踩刹车，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不搞对抗，不搞冷战。当年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战略退却，不会战略退却的人，也就不会战略进攻。所以，我们也要具有一定的战略思维，有战略的安排，这个战略就是要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统一起来，作为一个问题来看。集中力量维护好这个市场，从而发展自己。也就是说，对外开放，就是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搞好关系，非理性对抗，会破坏中国更高水平开放的实现。斗而不破是一种大战略思维。只有推动全球多边经贸关系的双赢，才能真正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的发展。虽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时代，但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善于与各国处理好关系，进而真正融入世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