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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那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反思一直没有停止。今天，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依然不明朗，全球仍然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尤其是过去引领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开启“特朗普时代”后采取保障“美国优先”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意大利公投失败等。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思潮汹涌。面对国际上不同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国内不同阶层、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曾经受到热烈追捧的全球化浪潮，质疑全球化的声音和力量越来越强。尤其是2016年以来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等，被视为反全球化力量的集中展示。在反球化潮流突起的当下，未来的全球经济、现存的国际经济运作模式都具有了很多不确定性。历史进入了旧秩序已被动摇而新秩序尚未破茧而出的前夕。
这种变化意味着现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现有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已经跟不上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变化，无法兼顾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无法反映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这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将发生巨大变化。
1.全球化挑战、恐慌与“新冷战”危机
衡量全球化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指标，是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并于2008年达到顶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31%上升至2008年的51.86%，其中美国从15.23%上升至23.49%，欧盟从42.03%上升至64.10%，日本从16.85%上升至31.84%；中国也从32.16%上升至56.23%（最高点为2006年的64.49%），1990～2006年翻了一番，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全球化逆转的“分水岭”，随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逆全球化”。从目前已有的数据看，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86%下降至2015年的44.99%，下降了6.87个百分点，相当于倒退回21世纪初的水平。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下降了2.24个、1.2个和0.96个百分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相比国内生产总值（GDP）2.5%的增长率，2016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仅为1.7%，是近l5年来全球贸易增长率首次显著低于GDP增长率。
著名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借用地质学中的术语“断层线”来解释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当地壳岩石承受的压力超过其本身强度之后，就会发生断裂、出现断层，地震往往就沿着断层线发生。拉詹认为，美国收入差距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冲撞、国际收支失衡以及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继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十年过去了，但全球经济“断层线”两侧仍不平静，种种摩擦挑战着“地壳”的承受力。面对经济复苏乏力、跨国贸易投资低迷的新形势，加之南方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等北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的思潮。长期以来北方国家民众对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倾向所取代，抗议反对资本全球扩张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纷纷走上向内的道路，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2016年6月，英国脱欧，暴露出欧盟发展的多重困境，形成了“看空”欧洲前景甚至疑欧、反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风向；2016年9月，部分国家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应标准并产生不满情绪，表明以美国为主导的两大跨洋区域贸易安排正在产生内部裂痕和“硬伤”；2016年11月，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出反对全球化、要求重新谈判WTO等保护主义言论，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可能使“逆全球化”进一步恶化，殃及世界各国，也会殃及中国。从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部长2018年9月在纽约会面讨论的情况看，其已就WTO改革联合提案达成一致。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随后表示，仅靠双边谈判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其他国家也应当参与其中。单纯的双边关系往往造成一胜一败的局面，但目前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已经影响许多国家。因此，需要采用多边形式缓解中美两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在谈判中引入其他国家的意见，以取得更有利于合作的成果。
对中国而言，“逆全球化”使得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最大受害者，但“不确定性”正成为常态。中国商品贸易占GDP比重已从2008年的56.23%下降至2016年的33.1%，降幅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仅相当于1999年的比重（33.1%），意味着倒退了17年。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未能实现进出口贸易增长预期目标，连续两年负增长且超过1998年的情形。据海关统计，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24.33万亿元，比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2%，进口小幅增长0.6%，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十二五”时期，中国外贸实际增速仅为5.9%，未达到年均增长10%左右的预期目标，2015年货物进出口贸易为3.96万亿美元，比4.8万亿美元预期目标低了17.5%，同时外需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十二五”经济增长率的下行，为7.8%，是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中最低的。
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正如Bown C.P.（2009）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实施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在金融领域出现的保护主义倾向、法国在汽车行业实施的援助计划、欧盟贸易规则所表现出的收紧等种种迹象，均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和蔓延的明证。而从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情况来看，不仅危机后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多数未被撤销，且新的贸易保护措施还在不断出台。2016年世贸组织（WTO）发布的报告表明，尽管G20领导人一直强调“撤销”现有贸易限制措施，但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成员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145项，月均出台数约为21项。这是逆全球化的最直接表现。另据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布的《新兴经济体报告》，2009～2017年，E11（二十国集团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3893项，平均每个经济体为353.9项；G20中8个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3946项，平均每个经济体为493.3项，比前者高139.4项。
2.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是由IMF前总裁拉托在2005年“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最早提出的，他认为失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的贸易赤字，而与其相对的贸易盈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即将世界经济失衡主要归纳为贸易失衡。紧接着是2008年，新成立的20国集团领导人论坛将这一问题提上讨论日程并一直持续至今。领导人将“不可持续的全球宏观经济成果”确定为危机的根源，并致力于共同实现“更平衡的全球增长模式”和“平衡充足的全球需求”。除此之外，他们还为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制定了G20框架和相互评估流程，并重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评估我们的政策如何相互配合的协约”，并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更平衡、更可持续并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国家发展模式”。客观来看，世界经济失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贸易顺差与逆差的失衡，进一步来看是经常账户的失衡，然后是国际收支的失衡，最后是世界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尽管全球经济的失衡是一种历史常态，引用并延伸经济学中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即贸易的顺差和逆差虽然存在，其均衡的状态应当是相对稳定的，但当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大幅变动偏离了均衡时，经济发展就出现了异常的信号。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失衡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被认为是引致危机发生的导火索。伴随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也产生了许多棘手的矛盾。首先是全球贫富悬殊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包括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各国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自由贸易果实通常被大企业和精英阶层享有，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人群等弱势群体获得利益少，从而出现反分配不公和反财富鸿沟。其次是各国失业问题凸显。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失业人口将新增340万人，超过2亿人。由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布局，全球生产和外包体系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南方国家，导致欧美日北方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工人增加，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尤其反对货物、人员、服务、资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员自由流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贸易外部失衡加剧了保护主义倾向，而保护主义本身不但无助于贸易外部失衡的缓解，反而加剧了这一问题，成为一个亟须解开的怪圈。因此，接下来的世界经济再平衡，本质上也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改革，其不仅是对诱发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相关因素的纠偏和“再平衡”，也是对当前“新失衡”的再平衡。在这一点上，早在1980年9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就正式提出世界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改变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摆脱极为不利的地位。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全球经济处于寻求再平衡的过程之中。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又是此次金融危机的肇始国，危机的发生与蔓延暴露了美国经济失衡发展的脆弱性。因此，美国经济的再平衡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至关重要。危机发生后的几年间，美国在推出多轮QE（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同时，通过消费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目前看来，美国的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复苏，多个方向性指标呈现向好迹象。
2008年以来，面对全融风暴冲击，中国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的政策措施，将危机的影响控制在较低限度，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扮演了世界经济“稳定器”的角色。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向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其本质也是通过转型升级达到再平衡状态。
然而，在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背景下，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了一些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理由。美国和西方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殃及南方国家，中国成了众矢之的。实际上，西方的结构性经济失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有关。当代新自由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英美国家的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时代。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的失衡等，而最终则表现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
过去一二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大体可以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来概括。这种状况固然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国际分工，也的确有力地拉动了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增长，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日益被证明不具有可持续性。同美国的结构调整要重点解决消费泡沫化、实体产业空心化等问题相对应，中国的结构调整要着力解决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片面的出口导向等问题。如果说美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词是“去杠杆，实体化”，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词就是“去产能，扩内需”。由此视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实则与美国经济的再平衡密切相关，两者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像非洲国家并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或者没有从全球化中间得到发展的机会，也没有真正进入工业化的轨道。这种发展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意义，在于在帮助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同时，实现中国本身经济的再平衡。在目前美国的反全球化的趋势潮流泛滥，全球贸易面临空前阻力的情景下，中国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此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3.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
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全球治理体系是一种以全球治理制度而非中央政府权威制度为基础的，有关全球治理思维、治理方略、治理模式、治理效益和价值评估的理论体系。在一个没有具体的权威政府引领、管控的国际空间范围里，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国际制度的一种特殊形态，既包含理念、原则、程序、规则和惯例等公认的规范要素，又兼具国际组织、社会团体等性质的组织要素，是一种以全球共治为目的，涵盖治理的主体、客体、方式、效益和价值等规范要素的集合的国际规范体系。全球治理的思维、理念、模式和效益，通常是通过“制度”而非“价值”来实现的。每当人类社会进步与世界发展面临艰难选择的时候，都需要有凝聚国际共识和超常智慧的理念予以引领。全球经济规则实质上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制度选择，前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及其治理体系，实质上是发达经济体为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主导形成的。这种治理结构和利益偏向必然要求随着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实力的相对变化而随之调整。应该说，当前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本质上并非经济全球化本身之过，而是全球治理“无力”和“失序”的表现与结果。伴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发达经济体的传统霸权呈渐弱之势，原有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既无法继续满足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需要，也无法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继续接受。当下的逆/反全球化暗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相继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给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面临倒退和动力不足及陷入国际公共产品短缺，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危险。在全球治理存在赤字、以西方为主的全球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且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不足的背景下，亟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有效的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大致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治理理念竞争的基本成因，是由英国和西欧肇始的工业化到19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在欧洲被普遍卷入工业化的同时，处于欧洲边缘的俄罗斯以及欧洲之外的美国和日本，也相继成为工业化国家。当工业化串联起一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促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社会”时，不同国家间因市场、资源争夺而引发的纠纷日益严重，因工业生产方式取代农业生产方式而带来的无产者（工人、破产农民等）的被剥削问题也严重凸显。面对这些新的场景、问题与挑战，不仅需要各工业化国家重构国家治理体系，而且需要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维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及意识形态对立，延续了之前全球治理理念间的竞争，表现形式是美苏两个大国主导的同盟内的合作和同盟间的对抗。以美国为首形成“资本主义集团”，以苏联为首形成“社会主义集团”，很大程度上是对“到底应实施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的竞争，因为看到的问题不同，给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不相同。美国看到的是缺乏一个全球性贸易体系，因此战后筹划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新的机构、机制；苏联看到的是一个工人阶级或弱势群体备受侵害的工业化的经济后果，因此力图通过国家与国际制度创新，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此时期，苏联由于过度注重军事实力的发展，忽视了全球治理的能力建设。而美国控制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建起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掌握了很强的话语权；美国还利用联合国这一全球性国际组织，实现了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控制。可以说，在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愈加显赫，主导性更加强势。
进入21世纪，各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各国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化，全球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同时，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弱化。全球治理除了要摒弃集体行动的困境，还要克服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干扰。同时，新兴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提升，加之美国对国际责任的认识发生变化，导致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威开始弱化。但是，美国全球治理战略的目标仍然在于主导全球事务，它试图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操纵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发挥它们在全球治理的作用，以便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样，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诸多领域中的影响十分强大；另一方面，它认为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付出了太高的代价，这样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而不愿意承担太多的责任。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他奉行“美国优先”的理念，不希望为全球治理产生的成本买单。美国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必然进一步削弱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这使得在全球治理的一些领域中出现了权威缺失，导致全球治理变得难以达到其预想的效果和目标。
当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及背后的知识体系土崩瓦解时，两种现象出现了：一种是回归国家主义，如美国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二是不同全球治理理念间的新的竞争，“逆全球化”成为话题，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中国提出的新全球治理方案与美国（西方）主导的既有全球治理方案间的碰撞。中国近几年来提出不少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也在对全球治理方案做出新的探索，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动力。在治理理念上，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未来全球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体制机制构建方面，中国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极大地完善和丰富了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总而言之，中国正在全球治理中由参与者、建设者变成引领者，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