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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安监总局调查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19起，相比2005年的134起下降幅度达到86%；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0起，且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从数据来看，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较大事故数、重特大事故数与2017年相比实现“三个下降”，其中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4%和33.6%，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保持了持续稳定好转的态势
。尽管如此，2018年发生了5.1万起生产安全事故，有3.4万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这些数字依然触目惊心。许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
目前我国30多个行业近2亿劳动者不同程度地遭受职业病危害，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23497例，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19524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19468例），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1528例，职业性化学中毒1333例，职业性传染病540例，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331例，职业性肿瘤77例，职业性皮肤病93例，职业性眼病47例，职业性放射性疾病17例，其他职业病7例。”
这意味着中国尘肺病病例每年以超过10000例的规模增长。
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爆发。一些企业漠视工人生命，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用工人的血汗换取资本的增长。企业违法成本低，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工会组织力量薄弱，助长了企业违法违规行径。劳动者患职业病后的艰辛维权透视着我国职业安全保护的制度之痛。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电脑、通信、消费电子等高新科技的企业，这是一家身披诸多光环的明星企业，也是一家一度被公众诟病的精神“血汗工厂”。据不完全记录，2007年至2009年，富士康发生4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2009年9月16日，年仅25岁的孙丹勇因其经手的苹果iPhone样机少了一部，受到公司有关部门的调查，其间遭受非法搜查、非法拘禁甚至殴打，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1月至2012年1月，富士康接连发生了18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
一位17岁的富士康员工接受采访时说，其每天2880次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
员工基本工资低，靠加班提高收入，在不得不加班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连续站立工作8～11小时，其间不能交谈，不能打电话，不能吃任何东西”；“上厕所需要找组长领取一张流动卡，其间由组长顶替工作——这一制度设计逼迫工人不会频繁找组长，避免激怒组长”；“车间里，除了作业声就只有组长的呵斥声”。
富士康追求泰勒模式，对员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员工被异化为机器，在流水线上不停重复单一枯燥动作。流水线24小时高速不停运转，上班下班睡觉的钟摆式生活，严重挤压着员工私人社交空间，个体社会关系孤立疏离。
员工的自杀不是个体悲剧，在资本侵蚀人性的时代，工人在操纵机器的同时也被机器操纵，人异化为机器，企业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工人的个体价值被忽视。
经济的全球化是以贸易、资本、服务和就业的全球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关系，对传统的产业关系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体系下，政府负责制定规则，劳工阶层、管理层双方以平等的地位通过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等方式来协调与处理劳动关系。这种体系相当稳定并能够被各方所接受，在这种体系下能够有效处理产业冲突。这种劳动关系模型提供了三方机制的意识形态，并体现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中。但是，工作机会的全球化产生了一些在传统的产业关系理论里面并没有涉及的新的角色。
首先是全球化的投资者-决策者。通常这些人不是“国家”的三方机制中的一部分。其次是业务外包公司。许多这样的公司在三方机制中并不“可见”，通常被认为是“间接”雇主。但是，许多对雇员的侵犯导致的抱怨经常和这些公司有关。再次是非正式工人。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上非正式工人是在正式工人的编制之外的，他们通常并没有工会化。由此，他们在三方机制中并没有代表。但是，作为雇员和人类的一员，他们对工作安全和改善福利的要求，和那些正式员工一样是合法的和正当的。经济的全球化造成了工作的全球化，工作的全球化造成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在传统的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中，没有涵盖发生劳动关系的全部角色。传统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因此也就不能有效地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造成在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劳动者处在更加弱势的地位，“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变，劳动者的利益和工作机会随时受到来自资方的挑战，而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的供求失衡将更加扩大这种不平衡。因此，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就使劳动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地在一个国家内解决，必须将它放在全球的视野内考虑。
当今世界上失业和半失业的工人数目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在亚洲，受金融危机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衰退的影响，失业人数在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加。而且，失业率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并没有终止。根据统计，在1998年，1亿工人——约占世界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而实际上则有1亿5千万工人处于失业当中，或者正在寻找相关的工作。到1999年3月，仅亚洲金融危机就导致约2400万人失业。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严重。很大一部分失业者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技能不能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工作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的成本也相当高，这些人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他们得以生存的机会就只有进行非正式的工作，而这些非正式工作是没有正常的保障和劳动保护的。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非正式工作是普遍情况，而不是例外，不定期的、临时的、试用期或短期的工人们很容易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招聘到。这种情况在只需要对那些有最基础教育水平的人经过简单的指导就能使其在一两天学会的简单的和具有重复性操作的工作中特别普遍。不仅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地区的出口工业带中的劳动密集型组装线上也有许多这样的工作，而且在发达国家的农业领域和移民工人从事的领域（如保姆、零售等）也有大量的这类工作存在。
非正式工人，也就是没有正式合同和最低权利保证、福利的工人。在一些日益衰退行业的正规的经济体中，非正式工人有可能比正式员工还要多。通过人力中介机构、不定期雇佣为基础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等手段的运用，很多正式劳动力市场正逐步地非正式化。以非正式工作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他们的生存状况堪忧。
“全球化”从表面上来看是在世界范围内，独立但相互依赖的单位（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其中相互竞争和合作，而实际上它是一个有等级的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由“跨国公司”所支配，也就是被寻求垄断利润的资本所统治（古斯坦，2003）。资本的天性就是寻求高额利润，因此，以最便宜的方式从事工商业务以寻求更高的利润，是推动跨国公司和全球投资者以全球的视角将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根本动机。一般的结果是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放置在劳动成本更低的地方，而技术密集型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部分工作（如研究和开发以及市场营销项目）则配置在更发达的地区。
以追逐更高的利润和更便宜的生产地为目的，全球的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内为了重构自身而展开互相争夺。正是在这样的全球竞争背景下，“寻底竞争”在全球和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得到加强。结果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里的资本已经在全球联合起来，而全球的劳动者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团结起来，导致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的力量远远超越了劳动者的力量，这种情况在国家内部更加明显，特别是希望得到世界资本的中小型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有时表现为一国政府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有可能在资本的面前妥协，牺牲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团结起来的全球化。资本的团结，造成了不同国家的工人的矛盾。发达国家的工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人的低劳动力成本吸引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造成了本国某些传统产业的空洞和工人的大量失业。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会对本国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资本的外流，保持就业稳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是建立在垄断资本基础之上的，政府不愿意对本国垄断资本的流动进行阻止，也很难阻止。但是，政府为了缓和本国工会对政府的压力，维持社会稳定或其他政治目的，又不得不给工会以答复。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迁怒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工会，提出了贸易条件应该与劳动标准相挂钩，以缓解国内工会施加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