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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学术界与政策领域，对工作环境的操作化实践，通常是借助一系列测量指标或一套完整的测量体系来实现的。据统计，截至2011年，在与工作环境相关的研究领域，已发展出近20种测量评估体系（Muñoz de Bustillo et al.，2011）。这些评估体系的陆续出现，一方面，得益于诸如欧洲改善生活与工作境况基金会、欧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机构的推动，使国家乃至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能够应用于测量体系的实践中；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概念框架与概念界定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使各个指标体系在建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统计分析与理论发展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表2-3列出了近年来在欧洲范围内广泛应用与讨论的，由欧盟或欧洲各国政府机构主持推出的工作质量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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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近年来的欧洲主要工作质量评估体系
表2-3 近年来的欧洲主要工作质量评估体系-续表
与之互为补充，表2-4列出了学术共同体中，基于欧洲工作环境调查（EWCS）项目所发展出的欧洲工作质量指标体系。借助这些结构较为完整的测量体系，下文将从数据来源、测量层次、维度选择以及指标呈现4个方面对欧洲工作质量指标体系的发展与挑战加以讨论。
表2-4 基于欧洲工作环境调查（EWCS）的跨国性工作质量指标体系
工作环境指标本质上是一种测量工具，即便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其作用的发挥还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能收集到相应的经验数据。与此同时，指标的发展也取决于数据的内容与质量。从数据收集的角度看，目前欧洲学者使用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1）欧共体/欧盟层面：欧共体住户追踪调查（European Community Household Panel，ECHP）、欧洲劳动力调查（European Labour Force Survey，ELFS）、欧洲收入与生活状况调查（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SILC）、欧洲工作环境调查（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EWCS）以及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Annual Macroeconomic Databas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AMDEC）；（2）欧洲国别层面：英国住户追踪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BHPS）、德国“好工作”调查（DGB Good Work Survey）、捷克主观工作-生活质量调查（Subjective Quality of Working-Life Survey）、弗兰德斯工作环境调查（Quality of Work in Flanders Survey，QWF）等。
综观已有的实证研究，使用最为广泛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欧洲工作环境调查。这是由欧洲生活与工作境况促进基金会自1991年发起的，每5年在欧盟成员国内进行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其内容涉及职业与就业安全、技能发展、工作与生活平衡、健康与个人福祉这4个主要方面，共设有63项常规问题，118个具体测量题器。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正是欧洲工作环境调查这类专门性的、历时性的统计调查的开展，使相关研究具有了稳定而有效的数据采集渠道，从而为指标体系的可测量性与可比性提供了重要支持。此外，统计数据的获得渠道具有开放性，也有利于实证研究的科学验证（Muñoz de Bustillo et al.，2011；Burchell et al.，2014）。
就测量层次而言，已有指标体系在概念结构的选择上，主要集中于微观的个人层次（如欧洲工作质量指标、德国“好工作”指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指标体系选择将宏观层次上的劳动力市场要素纳入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拉肯工作质量指标体系）。
一般看来，微观层次测量的优势在于层次简明、便于对各测量要素或维度加以比较，进而便于探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层次测量的优势则在于测量的相对全面性，以及指标体系对国家层面统计数据的可接纳性（如欧洲劳动力调查数据、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等），而其缺点主要是无法在国家层次上就特定维度、特定群体、特定组织等方面的相关性深入剖析。对于测量层次的选择在指标体系评估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个人层次的测量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可以在实证研究中进行超个人层次的分析，而宏观层次的测量无法还原为个人层次的分析，不能分析不同要素与维度的分布特点，也难以把握它们之间的整体性互动机制。换言之，唯有在测量实践中将工作环境处理为个人层次的概念，并对数据来源加以限定，我们才能在实证分析中既对微观个体层次的内容加以分析，又对中观乃至宏观层次的信息加以把握，从而更科学、更有力地拓展工作环境的分析范畴，使跨群体、跨组织、跨行业、跨地区以及跨国别的比较研究得以实现（Burchell et al.，2014）。
由于工作环境具有多维度的特征，研究者通常会通过联结一系列相关指标，测量工作环境的主要要素，建构一个多层级的指标体系。综观这些维度或要素的选择，我们很难从中找到完全相同或非常相似的策略。有研究者指出，在当前的测量实践中，测量维度与指标选择的策略差异以及存在的逻辑问题，是阻碍相关研究的最重要的环节（Muñoz de Bustillo et al.，2011）。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1）概念框架与测量维度的分离和脱节，（2）测量指标的代表性不充分。
概念框架与测量维度的分离和脱节是指概念的操作化无法体现概念的内涵与特点。举例来说，在由欧盟委员会组织编制的拉肯工作质量指标体系中，一方面，研究者将社会“政体经济表现与生产率”等外在于工作环境概念内涵的要素纳入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扩展了工作环境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研究者并未将工资或其他经济性劳动报酬纳入测量体系中，完全忽略了经济学领域在工资性收入对劳动者个人福祉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端缩小了工作环境的研究范畴。又比如，在欧洲工作质量指标体系中，尽管研究者聚焦在微观的个体层次上，但在维度选择上却将宏观劳动力市场中的“非正式就业形式”以及中观层次中的“工会密度”等内容纳入测量范畴中，从而导致相关研究在测量层次与分析层次上的不一致，容易引发后继研究者在数据上的误用与误解。
测量指标的代表性不充分或不恰当则是指指标变量的选择不能很好地体现测量维度的内容。同样是在拉肯工作质量指标体系中，研究者选择以“家庭中拥有孩子（0～6岁）的个体的就业率比值”作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测量指标，缺乏现实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支持依据。
建立工作环境指标体系的目的，是要将抽象的工作环境概念用简明、具体、可量、可比的测量方法予以系统、有效地表达，使之发挥描述、评价、分析乃至决策的功能。在此过程中，指标呈现作为数据表意的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已有的指标体系在指标呈现上，主要有两种形式：（1）各维度指标构成的指标系统，（2）对各维度指标加以聚合的综合指数。可以发现，后者是基于前者并加以拓展的抽象化提炼。
在具体的测量实践中，研究者们的策略选择各有不同。坚持对各维度指标加以区分呈现的研究者指出，考虑到工作环境所具有的多维度属性，当人们谈及这个概念时，他们设想的也是这个概念的多重面向。倘若研究者将统计结果以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向公众发布，对数据生产过程知之甚少的公众很有可能对这些数字背后涉及的具体内容产生误解，甚至根本难以理解（Green & Mostafa，2012）。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现有的综合指数（如欧洲工作环境指数）最大的问题是在指数构造过程中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如果研究者能够在原始指标的标准化、单项指数的权重设计以及综合指数的计算等方面依据现实经验与科学规范加以操作，综合指数便于评价与比较的功能就能得到很好的发挥（Muñoz de Bustillo et a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