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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工作环境的研究，发端于欧盟自1990年开始的“欧洲工作环境调查”（该调查每隔五年在欧盟成员国实施一次，迄今已有五份报告）。这五份《欧洲工作环境调查报告》将员工的工作环境分成了物理工作环境（包括工作时间、工场设施等方面）和心理工作环境（包括工作压力、工作自主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待遇公平等方面），通过人们对这些方面的主观感受来评估工作环境的好坏，客观地展示了欧盟成员国员工工作环境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及特点。虽然这五份报告没有提供系统的工作环境研究理据，甚至在对工作环境的概念上都缺乏认知统一的表述，但其最大的贡献在于：随着数年来参与“欧洲工作环境调查”的欧盟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工作环境的测量维度几经聚类、归纳，大致形成了“工作发展”、“工作强度与自主性”、“工作的社会性创新”、“工作中的物理及心理风险”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五个方面。2013年，德国工作环境调查将其拓展到15个有效指标，大大增加了对“工作环境”这一概念在操作层面上不断尝试的可能性，同时也为2015年新一轮的“欧洲工作环境调查”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工作基础（参见表2-1）。
表2-1 西方工作环境研究谱系
表2-1 西方工作环境研究谱系-续表
国内关于工作环境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初级阶段，其研究重点大多放在工作质量的研究上。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境况，并由此获得了丰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二是评述美国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ing-life，QWL）的研究成果，并探讨这一指标在国内的适用性；三是研究国际劳工局（ILO）以及欧盟对于“体面劳动”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侧重于概念介绍以及国内适用性的探讨。
综观当前国内外工作环境的文献发现，工作环境相关的研究取向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作环境多作为前因变量，探讨其对个体健康、工作表现、工作感受等的影响。在现有工作环境的文献中，研究者常常把工作环境作为条件变量，用以考察不同工作环境下个体的行为差异或心理反应，这类相关研究的焦点往往有以下三个方面。（1）工作环境与生理健康。Olli Pietiläinen等人（2011）、Irma Ilomäki等人（2008）、Kankare等人（2012）、Michael Ertel等人（2005）、Jan Sundquist等人（2003）、Risto Kaikkonen等人（2009）分别对各自国家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白领和蓝领、女性教师、幼儿园老师、自由作家、城市居民等）进行实证调研，探寻工作环境与个人健康评估等级或健康状况的关联。结果均表明，工作环境与个体生理健康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其中，较差的客观物理工作环境是导致个体身体疾病的最大因素。（2）工作环境与心理健康。最近几年，工作环境与个体心理感受的关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学者（Sara I Lindeberg et al.，2010；Lederer W.et al.，2006）关注工作环境与工作倦怠的关联，发现存在较少工作互动行为（尤其是同事间的交流互动）的工作环境往往更易导致个体工作倦怠；有学者（Noblet Andrew & LaMontagne，2006；Lindholm M.，2006）关注工作环境与工作压力的关联，发现工作行为发生的社会心理环境资源与个体体验到的工作压力程度密切相关。还有学者（Sachiko Tanaka et al.，2010；Tea Lallukka et al.，2010）探寻工作环境同个体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个体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同个体对自己所处客观工作环境的主观体验（如工作满意度、工作动机等）息息相关。由此可见，个体主观的工作体验（工作满意度、幸福感、工作倦怠等）与其所在组织、岗位营造的社会心理工作环境存在显著相关。这一发现激起了一批学者们（Kyoung-Ok Park & Mark G.Wilson，2003；Martin Lindström，2005，2009；Anne M.Koponen et al.，2010；Annekatrin Hoppe，2011；Sandra Jönsson，2012）专注研究社会心理工作环境对个体工作体验、组织绩效、社会人力资本的影响。（3）工作环境与工作行为。Sung-Heui Bae（2011）在对护士群体的调研中发现，好的工作环境可以为护士提供更多的自主权、工作把控度、工作同事关系，从而促进其工作表现、提高病患的出院率；另一些学者（Amabile T.M.et al.，1996；Davide Antonioli & Massimiliano Mazzanti，2009；Philippe Askenazy & Eve Caroli，2010；Jan Dula & Canan Ceylan，2011）从经济学的角度发现工作环境与创新行为存在的显著关联。
第二，工作环境相关研究的研究对象，集中于特殊人群或工种。综观现有工作环境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发现，研究者常常关注一些特殊工种，如护士（Sung-Heui Bae，2011；Eileen T.Lake，2007；Sachiko Tanaka et al.，2010；Yukiko Seki & Yoshihiko Yamazaki，2006）、医生（Mache S.et al.，2010；Caglayan et al.，2010；Lindholm M.，2006；Lederer W.et al.，2006；Baldwin P.J.et al.，1999）、教师（Susan Fread Albrecht et al.，2009；Ilomäki et al.，2009；Kankare，E.et al.，2012）、法律从业者（Noblet A.et al.，2008）、自由职业者（Michael Ertel et al.，2005）等所处的工作环境，旨在了解他们在各自特殊的工作环境中的工作行为表现和主观心理体验。还有研究者（Elena Ronda Pérez et.al.，2012；Francesco Della Puppa，2012；Simón Pedro Izcara Palacios & Karla Lorena Andrade Rubio，2011；Thomas N.Maloney，1998）关注跨国移民工作者或外籍从业人员所处的工作环境，以期描述移民的工作现状。
第三，工作环境理论探讨主要源自欧盟工作环境调查报告。Andranik Tangian（2007）借助第三次欧盟工作环境调查，统计分析各国数据发现，欧洲各国在工作环境上的差异显著大于在工资上的差异；分析工作环境各组成因素的贡献发现，工资对个体主观工作体验（如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其所处的工作环境才是决定性的。在欧盟连续5次的工作环境调查影响下，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对本国居民的工作环境进行调研。韩国学者们（Young-Dae Kim et al.，2013）就是借助该国第二次工作环境调查，分析了本次调查所使用问卷的信效度，以期不断改进其工作环境调查。
综观国内外关于工作环境的研究，我们发现，欧洲现有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缺憾。（1）偏重微观性、个体性和主观性的研究，缺乏将这些研究嵌入客观指标与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中的研究取向。（2）研究数据的解读性描述侧重于经验性描述，不注重对事物之间因果逻辑的解释性阐述。在欧盟历次工作环境研究报告中，多见关于变量的频数描述和相关分析，虽然其力图比较各年份的变化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却没有提供分析这些变量差异的内在分析逻辑。（3）工作环境的概念、量表和指标缺乏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深入探讨。在欧盟的工作环境研究报告中，工作环境是一个操作性概念，其形成的理论基础缺乏严密的推理逻辑，因此在操作化过程中，很容易丧失理论上的解释力。比如，关于工作环境的15个指标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为何使用这些指标而不是那些指标，这些都没有在报告中交代清楚，导致工作环境这一概念在指标体系的“自循环”中，越发丧失概念的内涵。就方法论而言，工作环境的量表，其指标既缺信度也缺效度，研究也未对指标间的相关性给出合理的解释，离一个简单、灵敏、便于操作的量表还相去甚远。国内现有的研究，尤其在工作质量方面，虽然有了不少探索性或适应性研究，但至少还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于社会整体性的雇员群体，缺乏经验研究成果；二是对于工作质量理论的变迁，缺乏深入论述。对工作环境的整体研究而言，目前，许多国内现有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工作环境某方面的主观态度变化来反映一个组织的发展变迁状况，尚未将结构性因素以及客观指标纳入其中来考量，进而在关键机制方面缺乏解释力。
基于上述评述，我们研究的逻辑起点隐藏在欧洲工作环境调查各项指标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追问中，本研究也起步于欧洲的工作环境量表是否适用于中国工作环境的测量的探寻中。同时，本研究的逻辑落脚点将落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指标如何勾连组织个体行为、态度与组织结构以及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