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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西汉张骞开通西域之后，吐鲁番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央政府在吐鲁番东部设戊己校尉，建高昌壁，派军驻屯。其后吐鲁番地区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汉唐时期，吐鲁番政治上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政治文化与内地的关系极为密切。19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相继在吐鲁番地区发现大批汉唐墓葬、烽燧、古城墙等遗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万件吐鲁番文书的发现。
吐鲁番出土文书内容极为庞杂，所出汉文文书既有官府文书，也有私人文书。官府文书中含有大量官府日常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名籍、帐簿，这些官府原始档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撰成学术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其后海内外学者又有不少研究户籍文书的论著。需要指出的是，池田温等所利用的“籍帐”，主要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户籍帐和田亩帐。户口和田地是官府控制地方的主要依据，三年一造籍，具有严格的编制、保管制度。除这些正籍之外，官文书中还有形形色色的帐本、名籍。例如，记录官府每日上直人员班次的更簿、官员领取俸禄的帐簿、百姓交纳杂税或临时差遣的名籍、驿站里往来客使的住宿登记等。此类帐簿相当于今天的“流水账”，往往只是人名、时间、地点的简单条列，而且残破严重。为了与池田温先生《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的“籍帐”相区分，笔者将这些官府杂帐文簿统称为“帐簿文书”。本书拟以吐鲁番所出十六国至唐中叶官府帐簿文书为对象，透过这些帐簿，分析古代西域官府运作的特点，探求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
吐鲁番官府帐簿文书主要涉及五凉高昌郡、高昌国、唐代西州三个历史阶段，前后约400年。除唐代为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外，其他多属割据型地方政权。研究官府帐簿，首先必须对中古时期当地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权更迭情况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王素先生《高昌史稿·统治编》对高昌历史曾有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先秦至西汉中期吐鲁番地区称姑师、车师前国，张骞通西域后，一直处于汉朝与匈奴争斗的前沿地带。西汉元帝时吐鲁番地区为戊己校尉屯戍治所，称为高昌壁，东汉时期称为高昌垒，汉人戍守留寓者繁衍生息。魏晋时期，戊己校尉由寄治转向世袭、久任、土著，高昌处于向城市、郡县过渡阶段。西晋惠帝即位后，内地爆发八王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趁乱起兵，中原陷入混战局面。西晋灭亡后，保据凉州的刺史张轨仍遥奉晋愍帝建兴年号，子孙世袭，史称前凉。建兴十二年（324），张骏继立，戊己校尉赵贞谋求独立，张骏遣兵击败赵贞，于高昌设立高昌郡。至此高昌正式脱离壁垒，进入郡县时代。这一时期，造纸术在河西一带得到普及，纸张取代竹木简牍，成为官府文书的主要载体。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吐鲁番文书，主要是从前凉高昌郡时代后开始的。
十六国时期，高昌郡先后为八个割据政权的属郡。大量人口迁入，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高昌郡辖县由最初的高昌、田地两县，逐渐发展为高昌、田地、横截、白艻、高宁五县。
晋惠帝即位后，天下大乱，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保据河西，奉晋愍帝建兴年号，史称前凉。高昌本隶属敦煌，张轨卒，张骏继立，戊己校尉赵贞趁机谋求自立，张骏遣兵击败赵贞，于其地置高昌郡，辖高昌、田地两县。前凉五世九主，国祚七十六年（301—376），统治高昌时间略约相当。今吐鲁番地区出土数件写有前凉“建兴卅六年”“升平八年”“升平十四年”等年份的柩铭、木简、文书等。
东晋咸安六年八月（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前凉末主张天锡出降前秦苻坚。前凉旧人杨幹被任命为高昌太守。建元十九年（383），苻坚命骁骑将军吕光率大军讨伐西域龟兹等国，与此同时，苻坚亲率大军南侵东晋。十一月，前秦军于淝水被谢安击败，统治土崩瓦解。凉州刺史梁熙改奉羌人姚苌白雀年号。白雀二年（385），吕光自龟兹东还，占据凉州。吕光本氐族人，改奉苻坚世子苻丕太安年号，继续统治河西约4年。吐鲁番文书出土前秦“建元廿年”“白雀元年”文书多件。2006年，吐鲁番洋海赵货墓出土前秦建元二十年户籍文书。
前秦太安二年（386）苻丕战死，苻坚族孙苻登继位，改元太初。吕光仍奉太安年号，五年二月，于姑臧自称三河王，改元麟嘉，建立后凉。麟嘉八年（396），吕光复号天王，改元龙飞。为加强对高昌郡的控制，吕光以其子吕覆为镇西将军、西域大都护，出镇高昌。后凉统治高昌前后不到10年，吐鲁番地区至今未有后凉纪年的文书出土。
后凉龙飞二年（397），建康太守京兆人段业被吕光大将沮渠蒙逊、沮渠男成推为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次年，后凉敦煌太守孟敏等以郡出降，段氏北凉至高昌道路始通。神玺三年（399），段业于张掖自称凉王，改元天玺。天玺二年（400），大将沮渠蒙逊举兵反叛，天玺三年沮渠蒙逊攻入张掖，段氏北凉被沮渠氏北凉取代。段氏北凉统治高昌大约3年，时间短暂。吐鲁番出土《神玺三年五月七日仓曹贷粮文书》等。
天玺二年，沮渠蒙逊举兵反叛后，河西大乱。同年十一月，敦煌太守李暠被部属推为凉公，改元庚子，是为西凉。庚子六年（405），迁都酒泉。西凉立国后，遣兵进击玉门关以西诸城，皆下之。西凉本为北凉的一部分，四周强敌林立，仅传三主，嘉兴四年（420）七月，北凉沮渠蒙逊攻破西凉国都酒泉，国主李歆被杀，西凉灭国。高昌郡旋为北凉接管。吐鲁番出土北凉玄始九年（420）随葬衣物疏，已使用沮渠蒙逊北凉玄始年号。西凉统治高昌郡前后约20年，吐鲁番出土含有西凉“建初”“嘉兴”年号的文书6件。
沮渠氏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卢水胡人，世为豪酋。其伯父沮渠罗仇、从兄沮渠男成，仕后凉为太守。罗仇等从吕光讨河南地，兵败，为吕光所杀。沮渠蒙逊会葬时率部曲宗姻反叛，与沮渠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建立段氏北凉。不久沮渠蒙逊诱段业杀沮渠男成，激起军愤，趁机起兵。天玺三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被部属推为张掖公，改元永安，是为沮渠氏北凉。沮渠氏北凉与段氏北凉本前后相继。但段业被杀后，敦煌太守李暠建立西凉，阻断其与高昌郡的联系，故其国境最初并不及于高昌。玄始九年沮渠蒙逊攻灭西凉，始接管高昌郡，以隗仁为太守。义和三年（433），沮渠蒙逊卒，其子沮渠牧犍继立，改元永（承？）和。七年，北魏兵临姑臧，沮渠牧犍出降，北凉灭亡。沮渠氏北凉统治河西39年，统治高昌至多只有16年。沮渠氏北凉势力孤弱，曾先后称臣于赫连勃勃大夏政权和北魏。高昌郡出土北凉文书二三十件，除“玄始”“义和”等北凉年号外，还有赫连勃勃的“真兴”、“承阳”（即大夏的承光）年号，北魏的“缘和”（延和）、“太缘”（太延）年号。
北凉灭亡后，高昌郡由高昌大族阚爽自立为政，阚爽控制高昌长达8年，其主政期间，奉行的既有北魏“缘禾”（延和）年号，也有疑似自立的“龙兴”年号，末期又有沮渠牧犍的“建平”年号。沮渠牧犍出降北魏以后，其弟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继续沿用“建平”年号，在河西据守。建平五年，沮渠无讳等放弃敦煌，西涉流沙，攻取高昌、善鄯等地，阚爽城破后出奔柔然，高昌郡自此处于北凉流亡政权统治之下。
沮渠无讳占领高昌后，仍以恢复河西为目标，自称大凉王或凉王，文书所见国号为“大凉”。443年，沮渠无讳改元承平，承平二年（444）六月，无讳病死，其弟沮渠安周代立，承平十八年（460），沮渠安周被柔然所杀，国亡。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含有流亡政权“承平”年号的文书约有5件。
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统治高昌约18年，在其统治期间，高昌郡脱离对河西政权的依附，第一次成为政权的权力中心。政区由此前的一郡五县转为三郡八县。三郡即高昌郡、田地郡、交河郡。八县为高昌县、田地县、交河县、横截县、白艻县、高宁县、威神县、酒泉县。三郡八县奠定了高昌国的疆域基础，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政治体制开始转变。
柔然攻破高昌后，立当地人阚伯周为王，高昌进入高昌国时期。阚氏高昌为柔然附属国，奉柔然年号“永康”。今吐鲁番哈拉和卓90号墓为阚氏高昌时期墓葬，墓中出土文书20件。1997年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出土永康十二年（477）张祖买奴券等一批阚氏高昌文书。阚氏高昌政治上受柔然控制，出土文书中常见派来监视的“特懃”“摩何”“鍮头发”等柔然官职。
488年，柔然的劲敌高车兴起，高车王阿伏至罗击败柔然，攻入高昌，立高昌大族张孟明为高昌王。次年改元建初。其后不久，高车内乱，阿伏至罗被杀，高昌局势动荡。建初八年（496），国人杀张孟明，推立马儒为王。马儒惧高车威逼报复，主张内徙，引起其他大族的不满。501年，国人复杀马儒，马氏高昌灭亡。张氏高昌存在8年，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含有“建初”纪年的文书有两三件。马氏高昌仅坚持5年，尚无有确切纪年文书出土。
501年，国人杀马儒后，立马儒王府右长史麹嘉为王。502年，麹嘉改元承平，麹氏高昌立国。
阚氏、张氏、马氏高昌面对柔然、高车等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处于附属国地位，立国时间短促，麹氏高昌则国祚长久，传九世十王，有国138年，一般意义上高昌国所指即为麹氏高昌。高昌国行用承平、义熙、甘露、章和、永平、和平、建昌、延昌、延和、义和、重光、延寿12个年号。吐鲁番出土百余件麹氏高昌文书，这些年号在文书中多次出现。
麹氏高昌地当丝绸之路要道，对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都奉行交好政策。其国通行汉文，但受突厥等胁迫，服饰等多从胡俗。大业四年（608），高昌王麹伯雅入长安觐见隋炀帝，羡慕隋朝之盛，大业八年归国后，推行“解辫削衽”，恢复华夏衣冠的改革。从出土文书来看，这场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诱发政变，麹伯雅被逐出高昌，后来在周边国家支持下得以复国，史称“义和政变”。唐高祖武德六年（623），麹伯雅子麹文泰即位。贞观十四年（640），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唐军兵临城下，围困高昌王城，麹文泰出降，麹氏高昌亡国。
高昌延和二十二年（623），麹伯雅卒，其子麹文泰嗣位。麹文泰初事唐甚谨，贞观四年（630），偕妻宇文氏朝唐。后与焉耆争商路之利，结连西突厥，阻断西域商道。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朝以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进讨高昌。贞观十四年八月平定高昌。太宗力排众议，改高昌为西州，下辖高昌、交河、天山、柳中、蒲昌五县。高昌旧县多降级为乡，并保留城的建制，设立城主对原有郡县城进行管理。
吐鲁番进入唐代西州时期。
唐代疆域广袤，整个新疆地区都处于唐朝的控制之下。西州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军事重镇。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廷于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显庆三年（658），高宗移安西都护府治所于龟兹，西州置西州都督府，以高昌王族后裔麹智湛为首任都督。作为朝廷的正州，均田制、府兵制等各项制度在西州得到全面推行。
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唐代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边疆设置十节度使，西州隶属安西节度使，境内置有天山军等军镇。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封常清等征入平叛，安西、北庭精锐相继入关勤王。河陇诸州逐渐被吐蕃蚕食。西州与内地关山阻隔，但仍长期坚持，德宗贞元八年（792），西州被吐蕃攻陷。
从贞观十四年八月唐军攻灭高昌，至德宗贞元八年陷蕃，唐朝直接统治西州约150年。纸张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吐鲁番所出唐代汉文官府文书多达数百件，是研究唐代西域历史的无价瑰宝。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纸张逐渐取代简牍成为官文书的主要书写载体。魏晋以后，河西及吐鲁番地区已通行纸制文书。魏晋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流行给死者穿上纸衣纸鞋等陪葬物的习俗。为了节约，这些纸制品所用纸张多为官私使用过的旧纸，其中就有不少是官府流出的过期帐簿档案。由于吐鲁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埋藏在墓葬里的或者散落在遗址内的纸张得以千年不腐。20世纪初叶以来，这些纸卷或纸制品被考古工作者从地下发掘出来，经过揭剥、拼合，还原为纸卷原样，成为我们习知的吐鲁番文书。吐鲁番文书是继敦煌文书之后，又一轰动世界的古文书大发现。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研究对象的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一起，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吐鲁番文书首次发现于20世纪初，比较遗憾的是，与敦煌文书命运类似，它遭到斯坦因、日本大谷探险队等疯狂盗取，部分珍贵文书流散到日本、法国、美国等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群出土上万片文书残纸，在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主持下成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十易寒暑，复原出近1800件较为完整的官私文书。1981—1996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卷、图文本4卷，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遗文公诸天下。稍后，柳洪亮先生整理交河城、吐峪沟等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以及未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阿斯塔那360号墓文书，出版《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
。在中国整理吐鲁番文书的同时，1984—2011年，日本龙谷大学小田义久先生等也将大谷探险队攫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为《大谷文书集成》1—4卷
。日本宁乐美术馆所藏唐代蒲昌府文书则由陈国灿先生等整理为《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陈国灿先生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
一书向学界予以介绍。
21世纪以来，吐鲁番文书发掘范围进一步扩大，古高昌城东北巴达木墓地、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墓地、吐鲁番市东郊木纳尔墓地、交河故城等陆续出土大量文书。这批文书及征集而来的零散文书，2008年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整理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此后，新疆博物馆将新征集的文书收录于《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
一书中。流入欧洲的吐鲁番文书，2005年由沙知先生等整理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
。近年，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吐峪沟新获文书等也在酝酿出版之中。吐鲁番文书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新获吐鲁番文书的不断整理刊布，为相关研究注入持久生命力。
本书所要讨论的官府帐簿，散见于上述文书史料集内。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指官府日常运行中产生的各种杂帐簿。由于高昌郡及高昌国时期文书有限，此类行政帐簿主要集中于唐代，有更簿、考课簿、事目历、官吏名籍等，例如《武周戍官、军将考课簿》《神龙二年西州诸曹发文事目历》《开元十八年西州都督府诸曹符帖事目历》《开元十九年西州天山县所纳符帖目》《开元廿四年西州某县上柱国名簿》《垂拱三年西州交河县新旧发疾及亲侍簿》等。
主要指官府征税派役、管理库房等产生的各种帐簿。此类帐簿高昌国时期与唐代西州时期都大量存在。
高昌官府文书中的经济性帐簿主要为各种纳钱文书及役作文书，如《高昌延寿十四年四月参军海相等五人入辛卯岁钱条记》《高昌作人名籍》《高昌延寿七年十二月张明憙入十月剂刺薪条记》《高昌义和五年延隆等役作名籍》等。
唐代经济性帐簿内容非常丰富。有官府和籴、管控市价等履行经济职能的《麟德二年前西州和籴青稞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建中三年西州授百姓部田春苗历》；有官员支领俸料的《麟德二年西域道行军某军府支用钱练帐》《开元十九年领用充料钱物抄簿》；有官仓管理的《贞观十七年后苏海愿等家口给粮三月帐》《天授二年西州某仓总纳诸色逋悬及屯收义纳粮帐》《开元九年西州高昌县贷官仓粮纳本利帐》；有百姓服各种杂役的《唐垂拱二年西州高昌县征钱名籍》《永徽元年西州高昌县武城乡车役簿》《仪凤二年后西州残差科簿》《永淳二年高昌县某乡应役逃走见在名籍》《开元廿年前后西州高昌县诸户纳草帐》；等等。
目前所见的军事性帐簿多与唐代镇戍体制有关，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府兵镇戍文书。唐前期在西州推行府兵制，存在大量府兵番上有关的名籍和武库帐簿，如《垂拱二年后西州前庭府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垂拱四年西州某团通当团第二番上兵破除、见上名籍》《垂拱四年前后西州某军府官马帐》《开元二年蒲昌府承帐、随番、不役停番等名簿》《开元二年蒲昌府府兵番上名籍》。开元、天宝以后，安西节度使体制之下，也有一些关于节度使镇守军队的文簿，如《天宝十四载天山军兵员支粮计会簿》等。另一类则是烽燧文书，如《开元二年蒲昌府诸烽戍番上、替人名簿》等。考古工作者在阿拉沟发现唐代
鹆镇遗址，其中也发现游弈所上辖境烽铺及烽子名簿的状文。
吐鲁番地当中西交通的要道，自古以来便有发达的驿馆体系，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驿站客馆相关的文书。
《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表明高昌时期置有驿马。《续高僧传》卷四《释玄奘传》称高昌王麹文泰得知玄奘西行的消息，“恒置邮驲，境次相迎”。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不少高昌“驿马”文书，如《高昌章和五年驿马残文书》《高昌延寿五年高宁马帐》《高昌延寿十二年至十五年康保谦入驿马粟及诸色钱麦条记》《高昌重光元年洿林等行马入亭马人名籍》《延寿十四年高昌私马、长生马、行马、亭马、拾骑马、驼、驴帐》。高昌国兵部有客馆，目前发现的兵部客馆文书有《延寿十四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延寿九年前后□善传供食帐》《延寿九年前后虎牙都子等传供食帐》等文书应是官府客馆接待客使食宿的原始记录。
唐代西域交通新开大碛道，中西交往更为频繁。沿途驿馆接待来往客使，开元以后，诸州还有长行坊，负责长途运送物资。唐代帐簿文书中关于驿馆和长行坊的数量非常多，如《开元十年西州长行坊各群发送、收领马驴帐》《开元十年前后西州长行坊配兵放马簿》《开元廿六年西州柳谷馆贴本钱计利帐》《天宝十三载交河郡长行坊申勘十至十一月支牛驴马料帐历》《天宝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申十三载九至十二月诸馆支贮马料帐》等。
以上大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四个方面，涵盖中古时期官府运作的各个层面。当然，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内容庞杂，为避免重复劳动，前人研究比较充分的帐簿文书，不在本书研讨范围之内。
吐鲁番官府籍帐涉及的时代从十六国时期的北凉高昌郡，经阚氏高昌、麹氏高昌直至唐代，前后长达三四百年，是研究中古官府运作及当时经济、社会的原始史料。各种帐簿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占据重要地位，学术界已有各种讨论，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户籍、田帐等虽非本书讨论重点，但与本书所讨论的各种帐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为更好地了解学术现状，在学术前史回顾中，一并对其加以介绍。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官府帐簿文书可分为高昌郡、高昌国、唐代等不同阶段。
吐鲁番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略相当于内地的北魏及隋时期。这一时期，内地政治分裂，南北对立，北魏统一北方后，仍无暇西顾，中原王朝对高昌地区的控制比较薄弱。高昌地区由前秦、北凉的一郡独立为高昌国。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役使，但大体上属于汉族政权，通行汉字，官文书仍然带有很深的魏晋烙印。
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官府文书格式是南北朝官文运作的珍贵史料。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
、白须净真《麹氏高昌国における上奏文書試釋—民部·兵部·都官·屯田等諸官司上奏文書の検討—》
、柳洪亮《高昌郡官府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
、王素《吐鲁番出土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初探》
、关尾史郎《出土文書と社会·行政『五胡』時代、高昌郡文書の基礎的考察―兵曹関系文書の検討を中心として—》
、王素《高昌王令形式總論》
分别对高昌郡与高昌国时期的各类行政文书进行整理与研究，取得不少新进展。
北凉赀簿是目前学界讨论最为集中的高昌郡帐簿文书。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
对北凉的“赀”和“赀簿”进行全新而深入的研究。裴成国《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赀、计口出丝帐研究》
利用新出北凉文书，对北凉计赀、计口出丝的赋税制度展开讨论。杨际平《谈北凉时期高昌郡的计赀、计口出糸与计赀配养马》
则提出不同的看法。关尾史郎《『赀簿』の周邊—北凉時代の簿籍と税制—》
也对北凉赀簿进行了新的整理和持续的研究。此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收录一组前秦户籍，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比较了前秦户籍与汉唐籍帐之间的关系。
学界对高昌国时期官府帐簿文书的关注同样集中于赋役制度。阚氏高昌相关赋役文书出土晚，成果较少，裴成国《吐鲁番新出一组阚氏高昌时期供物、差役帐》
、《〈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再研究——兼论阚氏高昌国时期的客使接待制度》
等是研究阚氏高昌客馆和差役情况的力作。目前研究较充分的是麹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麹朝税制零拾》
、卢向前《论麹氏高昌臧钱——67TAM84∶20号文书解读》
、陈仲安《试释高昌王国文书中之“剂”字——麹朝税制管窥》
等对高昌帐簿文书中“称价钱”“剂”“臧钱”等专有名词进行考释。陈国灿《对高昌国某寺全年月用帐的计量分析——兼析高昌国的租税制度》
、冻国栋《麹氏高昌役制研究》
等论文利用官府帐簿，具体讨论了麹氏高昌的赋役制度。
高昌盛产葡萄酒。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除了大量租佃种植葡萄园的契约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租酒帐。孙振玉《试析麹氏高昌王国对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的经营管理》
较早对阿斯塔那320号墓所出《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进行了研究。卫斯《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
指出“姓”为一种大容器。陈习刚《吐鲁番所出〈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再探讨》
、裴成国《〈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再研究》
等对《租酒帐》都有新的研究。
高昌国时期，佛教非常盛行。除了大量佛经之外，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一批寺院经济帐簿。町田隆吉《麹氏高昌国時代寺院支出簿の基礎的考察》
，对麹氏高昌寺院经济文书进行了基础性整理研究与探讨。陈国灿《对高昌国某寺全年月用帐的计量分析——兼析高昌国的租税制度》
、吴震《吐鲁番出土高昌某寺月用斛斗帐历浅说》
等对吐鲁番出土高昌某寺月用斛斗帐历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唐王朝于吐鲁番地区设置西州，实行郡县制，官府文书是我们研究唐代政务运作的绝好史料。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
对吐鲁番所出唐代牒文及其处理程式进行了复原研究。赤木祟敏《唐代前半期の地方文書行政—トゥルフアン文書の検討を通じて—》
对吐鲁番出土唐代前期地方公文“牒”“符”“状”“帖”“申”等格式进行了全面综合整理研究，创获颇多。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牓文与唐代政令的传布》
，吴丽娱《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
，刘安志《吐魯番出土唐代解文についての雑考》
、《唐代解文初探—敦煌吐魯番文書を中心に—》
等，分别对吐鲁番出土唐代“牒”“关”“帖”“状”“牓”“解”等行政文书进行了复原整理和研究，大大深化了对唐代行政文书的认识。黄正建《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从法律角度对唐代“辞”“款”“辩”等诉讼行政文书进行了整理研究。
均田制长期是唐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和给授田文书很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
、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
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
较早对唐灭高昌之初的诸乡户口帐进行整理与考释。朱雷《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点籍样”文书的考察》
、《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籍帐制度考察》
以及《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吐鲁番出土唐代“乡帐”文书复原研究》
等系列论文，对唐代西州户籍进行复原研究，把相关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张荣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手实”、“乡帐（计帐）”关系考》
、杨际平《论唐代手实、户籍、计帐三者的关系》
分别对唐代手实、户籍、计帐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讨论，但在手实是一年一造还是三年一造问题上目前尚无定论。
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
、《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
整理介绍了吐鲁番新出唐代寺院手实和僧籍，这些是研究唐代籍帐制度珍贵的新资料，从侧面为唐代户籍制度提供新的视角。文欣《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探讨了唐代差科簿的制作过程，颇有新意。
除户口、均田籍帐外，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不少关于征纳税钱、粮仓给粮的帐簿。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
系统整理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质库帐历”，深入探讨了唐代质库制度，并纠正了此前仁井田陞对当票（帖子）的误判。冻国栋《吐鲁番所出〈唐勒依限征纳税钱文书〉跋》
考证出唐代户税之征至迟在开元末天宝初就已实施。丁俊《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的勾征》
利用新出帐簿讨论唐代勾征问题。程喜霖《试释唐苏海愿等家口给粮帐》
对阿斯塔那91号墓所出苏海愿等10件给粮帐进行研究，认为苏海愿等人属于官户、杂户，故由官府给粮。刘安志《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
则认为，苏海愿等人多是雍州一带的民户，贞观末被唐朝政府迁到西州。
驿馆是客使往来和商旅交通的中转站，也是大量产生帐簿的地方。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
、《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
，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伝馬坊と長行坊》
、《西域出土文書に見える函馬について（上）（下）》
，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
分别对西州馆驿、函马、长行坊及相关道路进行了探研。朱雷《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北庭行》
利用吐鲁番出土西州沿途驿馆迎送封常清所用马料帐，细致地考察了封常清的行程。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平定高昌后，遣兵戍守，在西域设置众多镇、戍，并推行府兵之制。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
对吐鲁番出土与唐代府兵、兵募、健儿、子弟、行军、军镇有关的文书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有力推动了唐代军事史与兵制史的研究。吴震《唐开元三年〈西州营名笈〉初探》
首次整理并介绍吐鲁番所出唐开元三年“西州营”文书，认为是“西州营名笈”。菊池英夫《新出吐魯番唐代軍制関系文書試釈—『開元三年四月西州營諸隊火別請受馬料帳』について—》
不同意吴震的观点，认为是西州营诸队火别主受马料的文书。朱雷《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
据文书进一步揭示了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赴陇西抵御吐蕃之始末。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
对吐鲁番出土烽堠文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与研究。
官府帐簿文书数量在吐鲁番文书中占有很大比重，前人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前面所述，仅举其大概，还有不少疏漏。毋庸讳言，尽管学界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其一，既有成果多集中于对户籍、田亩帐、乡帐等国家正籍进行研究。对本书所要讨论的帐簿文书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其二，学界对帐簿文书的研究比较零散，朱雷、裴成国、荒川正晴等先生较早关注各类帐簿文书，但是没有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不少帐簿文书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三，对于近年新获文书，学界多采取一边整理文书一边撰写学术论文的模式，虽然可以更快地展示最新成果，但导致研究发表时间较为匆忙，一些问题未能获得充分讨论。其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对象特殊，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普通古代史学者往往望而却步，研究群体狭窄，成果学术影响力有限。
当然，吐鲁番官府帐簿研究出现一些不足，与文书本身残缺严重、识读困难、研究难度大有很大关系。如何准确解读这些帐簿文书，深入发掘其背后的重要历史问题，正是本书努力的研究方向。
如何利用吐鲁番籍帐文书进行学术研究，学界已积累了不少方法、范式。池田温、朱雷、王素等前辈利用户籍研究两晋户调制及唐代均田制、府兵制等，在思路和方法上对本书都有很大启发。毫无疑问，对吐鲁番官府帐簿文书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化对中国中古历史的研究与认识。在如何处理吐鲁番文书研究与魏晋隋唐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大体上存在三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视吐鲁番学为独立的学科，专门对吐鲁番文书进行研究，可称之为纯粹的吐鲁番文书研究；第二种将吐鲁番文书研究置于魏晋隋唐史知识背景之下，可称之为魏晋隋唐史背景下的吐鲁番文书研究；第三种是把吐鲁番文书作为一种历史资料，用之解决魏晋隋唐史的问题，可称之为利用吐鲁番文书作为史料的魏晋隋唐史研究。三种倾向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有各自的研究盲区。本书尽量做到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与中古经济史、政治史研究的有机统一，既涉及文书的缀合、整理，同时努力利用帐簿文书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
本书以专题研究为主，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文书整理与文书研究相结合。因帐簿文书由纸制品揭剥而来，虽然时有残缺，但往往可以拼合。部分帐簿文书在文书缀合、文字识读、性质判断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
（2）比较的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文书纵向可以同十六国、高昌时期的文书相比较，横向可以同敦煌文书及内地相关史料相比较。
（3）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唐长孺先生所倡导的治史方法。吐鲁番文书多有不同程度的残缺，除了大胆的假设外，更需细致、缜密的考辨，应做到文书解读与历史逻辑保持一致，不故作惊人之语，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貌。
（4）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吐鲁番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利用建立数据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内容包罗万象，户籍帐、田亩帐等前人已有充分的讨论。本书并非综述前人成说的教材，为避免重复劳动，主要围绕研究较少或尚有余意的杂帐名簿进行专题性探讨。这是一种聚点成面、积沙成塔的学术研究范式。毋庸讳言，本书讨论的帐簿文书种类较为有限，若干释读仅属个人浅见，未为确论，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展开，会有更多富有价值的文书陆续公布于世，相关研究必然会更为深入。
西域地区历来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中原王朝所置治理机构如汉代之西域都护府、唐代之安西都护府等，往往带有一定的镇抚和羁縻性质。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在经略西域的过程中，吐鲁番等条件成熟的地区长期推行与内地一致的郡县制，这是我们探讨历代边疆治理得失必须关注的问题。
郡县制在吐鲁番地区的正式推行，肇始于十六国时期，至高昌国时基本稳固下来，唐代直接被纳入国家州县体系，前后约400年的时间。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是我们追溯中古时期边疆治理实际情况的主要途径。既然该地区郡县制是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内地缺乏如此丰富的纸本原始文献，那么我们以吐鲁番地区为样本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轨迹就具备了逻辑上的可行性。
本书第一章“北凉《计赀出献丝帐》《计口出丝帐》研究”，在裴成国、杨际平等先生的基础上，利用吐鲁番所出北凉《计赀出献丝帐》等帐簿，讨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统治时期的赋税制度，指出其基本赋税制度为魏晋时期的户调制。第二章“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研究”，主要研究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出土的一组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指出该帐簿为供应焉耆王而临时差派的杂差科。第三章“阚氏高昌某郡綵毯帐研究”，集中讨论洋海同墓出土的《阚氏高昌某郡綵毯等帐》，认为阚氏高昌控制了一批负责织造的手工业户口，綵毯帐等正是这批特殊户口织造綵毯等留下的帐簿。根据前三章的论述，笔者认为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吐鲁番地区和内地郡县情况大体一致，普通民众面临繁重的赋役剥削，而且同样存在劳动者身份“卑微化”等时代特征。
需要补充的是，长期统治高昌近140年的麹氏高昌国，其帐簿文书本书并没有专章论及。麹氏高昌官府帐簿文书近年刊布较少，此前唐长孺、朱雷、冻国栋等先生已有精深的研究。例如，关于麹氏高昌的役制问题，冻国栋先生《麹氏高昌役制研究》一文明确指出，其制“远因汉晋，近同魏周”，同时保留一定的地方特色。
本书对阚氏高昌差科的讨论，只是对前辈的继承和模仿而已。正因为麹氏高昌官府帐簿，无新资料可用，无新观点可陈，目前只能付之阙如，此可谓一大憾事。
唐平麹氏高昌后，于其地设置西州。西州是国家正州，此地出土的官府杂帐名簿等是我们研究唐代基层组织运作的一手资料。本书第四章“唐代西州高昌县更簿、直簿研究”指出阿斯塔那385号墓和398号墓出土的唐代更簿，是高昌县诸乡里正在县衙造籍晚上轮流宿直时所用名簿，性质上属于官府中行用的直簿。第五章“唐代西州
鹆镇烽铺文书研究”则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对阿拉沟遗址所出
鹆镇文书重新缀合，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鹆镇武器库、粮仓等设施，以及当镇烽铺分布和戍卒营田等问题。这些帐簿名籍是唐代有效管辖西域的有力证据。
开元、天宝时期，行用百年的均田制、府兵制等积弊丛生，西州处于统治链条相对薄弱的边远地带，政治危机和应对措施都比内地来得更早。使职差遣制与宦官监军制这些中晚唐普遍推行的政治制度在官府帐簿文书中已有突出体现。第六章“唐代北庭月料、程料、客使停料钱抄文书研究”，利用一组自北庭流入吐鲁番地区的领料钱抄文书，对各种“使”支领的月料、程料、停料等料钱进行量化分析。第七章“唐代西州驿馆文书所见宦官诸使”，搜集驿馆帐簿中宦官出使西域，充当市马使、宣慰使、送旌节使、押兵弩甲仗使等使职的记载，讨论这一变化的历史必然性。
从本质上说，本书是一部利用吐鲁番出土各类官府杂帐名簿文书，探讨中古时期郡县制在吐鲁番地区推行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古中国社会发展轨迹进行思考的学术专著。相关章节的研究充分证明，十六国时期前凉在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之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较两汉时代有了质的提升。此后近400年的时间里，吐鲁番地区奉行郡县制，虽然保留了部分地方特色，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内地大体同步，二者已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吐鲁番地区对内地的政治进程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力。藩镇制度、使职差遣制、宦官监军制等唐代重大制度变革都滥觞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