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大传》的流传过程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第一次记载了伏生传授《尚书》一事，然而却没有记载伏生曾为《尚书》作传。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同样记载了伏生传授《尚书》之事，并对伏生之后《今文尚书》的流传及师承授受详加记载，依然没有记载伏生为《尚书》作传一事。《汉书·艺文志》：“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其所列书目列在第一项的“《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指的即是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列在第二项的“《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这里所说的《经》二十九卷，即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伏生之后，欧阳及大、小夏侯三家分别立于学官，而大、小夏侯的传本为二十九卷，欧阳的传本为三十二卷。故班固在这里分别注明。列在第三项的“《传》四十一篇”，即伏生所著的《尚书大传》。这一项列在《经》二十九卷之后，《欧阳章句》及大、小《夏侯章句》之前，其为伏生所注的《尚书大传》则是不言自明的。这是因为无论欧阳或大、小夏侯均为伏生《今文尚书》的传承者。把伏生所著《尚书大传》放在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章句之前自是情理中事。再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资料来源于刘向及其子刘歆所著的《七略》，可见《尚书大传》一书，必然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校理。可以推想，这部书至少在西汉中期之后便已流行。

《汉书·艺文志》所列第八项“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即《〈洪范〉五行传论》。《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向、刘歆）》赞说：“刘氏（舜按，指刘向）《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便是证明。

《汉书》之后，范晔在编写《后汉书》时，曾经设想“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见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就是说像《汉书》那样也有《艺文志》记述东汉一代典籍流传情况。但范晔被诬陷谋反被杀，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协助范晔撰写《后汉书》的谢俨撰成十志，因范晔仓促遇难来不及裁定而散佚。后来，司马彪《续汉书》虽有《八志》但仍缺《艺文》及《刑法》《食货》《沟洫》等志。故东汉一代典籍流传情况，便不得其详。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晋书·五行志上》：“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文帝时，虙生创纪《大传》，其言五行庶征备矣。”虙生即伏生。这里明确指出《大传》为伏生“创纪”，必当有所依据。《宋书·五行志一》：“逮至伏生创纪《大传》，五行之体始详。”此处作“伏生”不作“虙生”，可证“虙生”即伏生。下文引《五行传》：“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需要指出的是“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一句，显系《宋书》作者撮述郑玄注文语；而标点者却将这句话当作《五行传》正文，实误。如果除去《宋书》标点者的误窜，便可发现上述《宋书·五行志》的两段引文，与《尚书大传》辑本全同。这也证明《尚书大传》在这一时期内虽不见著录，而仍在流传。

《隋书·经籍志》：“《尚书大传》三卷，郑玄注。”又说：“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这四十一篇的《尚书传》即郑玄所注三卷本《尚书大传》。

《经典释文·叙录》：“《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

《旧唐书·经籍志》：“《尚书畅训》三卷，伏胜注。”《新唐书·艺文志一》：“伏胜注《大传》三卷。”另起一行：“又《畅训》一卷。”上述两《唐书》所录颇有违误。所谓《畅训》是《尚书大传》中的一部分。《旧唐书》作《尚书畅训》固误，而《新唐书》在《尚书大传》三卷之外，另列《畅训》一卷，亦误。陈寿祺认为《畅训》当属《尚书大传》中之《略说》，此说可从。《略说》就其性质而言，当属总论部分。

另外，唐徐坚等纂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初学记》，该书卷二十一《文部》载：“伏生为《尚书传》四十一篇。欧阳、大小夏侯传其学，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书》。刘向《五行传》，蔡邕勒石经，皆其本。”这段记载也可参证新、旧《唐书》之误。

纂成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的《崇文总目·书类》记载：“《尚书大传》三卷。”这条记载之后附有如下说明：“汉，济南伏胜撰。后汉，大司农郑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诸儒，故博引异言授受，援经而申证云。”

南宋晁公武纂成于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的《郡斋读书志》亦载：“《尚书大传》三卷。”此条下附有提要：“右，秦伏生胜撰，郑康成注。胜至汉孝文时，年且百岁。欧阳生、张生从学焉。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胜终之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而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后刘向校书，得而上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陈骙等纂成《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并上奏朝廷，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张攀等又纂成《中兴馆阁续书目》，这两部书质量是不高的，特别是后一部质量更差。尽管如此，这两部书的纂成毕竟是政府行为，正如陈振孙所说的“网罗遗逸，中秘所藏，视前世独无歉焉，殆且过之”，其所依据的图书资料之丰富是任何个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因而这两部书目的史料价值仍不可低估。所以当时学者对两部书目仍然比较看重。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对《尚书大传》进行稽考时，不仅在所纂《玉海》卷三十七中称引《中兴馆阁书目》中有关资料，而且以此为据，在《汉艺文志考证》一书中，对《尚书大传》作进一步考索，全文摘录《中兴馆阁书目》中所记载的为郑玄所著的《尚书大传序》。清儒严可均又将这份资料重加厘定，标题为《尚书大传·叙》录入《全后汉文》卷八十四郑玄的著作中。全文如下：

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间，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一云奏此目录。）凡四十一篇，至元（舜按：元当作玄，指郑玄）始诠次为八十三篇。

严可均所厘定的这段文字与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所录文字稍有不同，但无伤主旨，而两者相较似以严本为胜。

以上所述，是《尚书大传》一书自纂成后由西汉至南宋时期流传的大致情况。根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推定以下两点。

《尚书大传》虽成于欧阳生、张生之手，但撰著者仍为伏生，此书曾为刘向所校定，是一个可以信据的传本，不但可以据此研究伏生的思想，也可以据此考索《尚书》在秦汉之际的流传情况，解决《尚书》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尚书大传》初为四十一篇，至郑玄始“次为八十三篇”。从历代著录的情况来看，流传至南宋的《尚书大传》本，即郑玄所诠次的八十三篇本。

南宋末年，正值宋、元政权的更迭期。战争频繁，破坏惨重，经籍又经历了一次浩劫。此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尚书大传》已是“印板刓缺”并非“完善”的全本了。 王应麟稍后于陈振孙，入元时尚存。从上述王应麟对《尚书大传》的著录、论述和考证情况来看，王应麟应该见过《尚书大传》的全本。由此推测，《尚书大传》大概亡佚于元、明之际。

《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大传》时，只标明四十一篇，未标明卷数。至《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的著录始标明三卷。后代的著录就卷数而言多为三卷，就篇数而言则为四十一篇或八十三篇。但由于原书已佚，三卷的内容如何划分，四十一篇或八十三篇各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已难确考。清代辑佚之风盛行，出现过多种《尚书大传》的辑佚本。在这些辑佚本中，以清儒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最为详核。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序》：“近人编辑有仁和孙晴川本、德州卢雅雨本、曲阜孔丛伯本。孙、卢本多殽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强复《汉志》之旧，非也。其他讹漏犹不免焉。今覆加稽核，楬所据依，稍参愚管而为之案。三卷，首为序录一卷，其所芟除，别为订误一卷，末载《汉书·五行志》，缀以它书所引刘氏《五行传论》三卷，总为八卷。”

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刊行本，有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本及《四部丛刊》影印本。王先谦将《尚书大传定本》定名为《尚书大传辑校》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卷三百五十四中。王先谦删去《序录》及《订误》，将全书厘为三卷。卷一为《唐传》《虞夏传》《夏传》《殷传》。卷二为《周传》。卷三为《略说》。《四部丛刊》本首列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序》，卷一为《序录》《唐传》，卷二上为《虞夏传》，卷二下为《殷传》，卷三、卷四为《周传》，卷五为《略说》《辩伪》。两本相较，当以《四部丛刊》本为胜，因为这个版本全部保存了陈寿祺的辑校成果，对全面而深入探讨《尚书大传》更有帮助，笔者研究据此为本。

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著《尚书大传疏证》七卷，对陈寿祺的辑佚本又“间加厘定”，同时对《尚书大传》郑玄注多有驳正。因而，笔者在平议《尚书大传》时，对皮著亦多有参考。 p0GbkYzc605ebzb7fnZjbFDrHMIzijDPx4I8RPULwhhyWOc9Ww+reTEQGdyBik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