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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满文文献卷帙浩繁，档案、图书、金石碑刻形式多样。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满文档案即以百万计。中国许多省份的档案馆（主要是东北三省及其下属地市、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图书馆、博物馆均有藏品。台湾故宫、“中央研究院”等处也存有大量自大陆带去的满文文献。不仅如此，在17、18世纪及其以后的中外文化交流、政治摩擦中，大量的满文文献流至世界上许多国家，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梵蒂冈等国家均有珍稀藏品 [1] ，使得满文文献的研究为世界瞩目。在中国，各地有满文文献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都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日本、欧洲、美国等地亦有相关出版物。
在所有满文文献中，满文档案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的丰富与重要程度上均占有重要位置。仅从时间跨度看，自明朝末年出现的《无圈点档》
到民国初年的海拉尔档案，逾300余年。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仅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为例，即依形成的状态分为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国史馆、八旗都统衙门、理藩院、钦天监、溥仪档案等十余全宗。
内阁全宗满文档案历史最久，文种繁杂，内容丰富——制诏诰敕、题奏表笺、折奏本章以及各种专档。其中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几朝的档案，因同期汉文档为数不多而钧国要务又多以满文记录之故，备受学界重视。其中现存最早者当属上面提到的tongg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无圈点档）。
《无圈点档》（tongg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今人有《满文老档》《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等多种称谓。
是现存最早的满文档案，原本残缺，现存部分记录了自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后金天命前十年）到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初创时期的重要历史，内容涉及女真各部从分散到统一又到建立后金政权，而后改后金为清，改女真为满洲，统一东北，进军关内的全过程，既反映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又涉及民族、外交、宫廷生活、社会风俗、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研究价值甚高。初期写在用过的明朝公文纸上
，后抄成正本装订成册，此系原档，凡40册，留存宫中，1949年被带至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由于原档是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乾隆皇帝唯恐后代不易辨认，故组班重修抄本，以流传后世。抄本又有正本草本之别
，分存清宫内阁大库和盛京崇谟阁。
该档为稀有珍品，备受世人瞩目。
“内国史院档”是清初内三院之一——内国史院
为记录清代国史形成的档案，以编年体的形式按月装订成册，起自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止至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从时间上看，它是《无圈点档》的补充和继续，记载了皇太极和顺治朝多尔衮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与蒙古、朝鲜等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清入关前国史院满文档案47册，其中天聪朝18册，崇德朝29册，各册长短不齐，厚薄各异，宽窄亦不尽相同，书写纸张为无格宣纸，文字为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满文。该馆另藏有顺治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74册，型制基本相同，文字以新满文为主。上述两项已由该馆整理编辑，译成汉文，出版发行。
“题本”是清代官员向皇帝报告日常公务的文书。早期满文题本史料价值较高，大量的满汉合璧题本对满语文以及由之引发的多学科研究的意义无法限量。《密本档》、六科史书等重要文本均是题本的摘抄本。
《密本档》是清初内三院之一——内秘书院依据清代文书的保密制度抄录密本而成的档册。作为题奏本章的一种，密本格式无殊，专用于上报机密事宜。顺治初实行机密与参劾本章的“实封进奏”制度，即将密本密封后，不经通政使司，直接送往乾清门呈上，经皇帝批阅后，密封存档。在明代，这种密本是不允许传抄的。清代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在处理具体文移过程中，为了存档方便而由内秘书院抄成密本存档，而密本原件今已无存。《密本档》主要反映了顺治、康熙时期的战况，像与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战争，在东南沿海与郑成功作战的情况等，也有反映对明朝降将及李自成部下所实行的留斩政策的文件，有记注各级将官平定中原战功的文件，还有调兵、驻防、官员升迁、参处以及安抚民众、赈济、征免赋税、清查土地、治理黄河、修缮陵寺等文件。 [2]
“史书”亦为清代内阁满文档案之重要一种。它是将题本分六科摘抄而成，故亦称六科史书。顺治一朝和康熙元年的史书均以满文抄写，自康熙二年改为满汉合璧。由于现存清代早期题本为数甚少，六科史书恰可补其不足，更显得弥足珍贵。
此外，如满文《实录》《圣训》《玉牒》以及按专题抄录的档册，均为研究各项历史专题的珍贵史料。以蒙古房所保存的满文俄罗斯档为例。蒙古房的职掌是专门翻译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和外国文字的文书。凡遇有与外国往来行文之事，均由蒙古房传俄罗斯馆或西洋馆人翻译，译文上报皇帝批阅，事毕，仍交蒙古房将译文及办理情况记录在案。现已发现的17册满文俄罗斯档，详细记录了从顺治十二年到雍正十二年沙俄侵略扩张、吞食领土、中俄双方交涉谈判、勘定边界、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情况，并有俄方派商旅来华贸易、传教士来华修建教堂传教、清朝派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部及沿途与俄方接触的情况，以及中俄双方外交来往的情况，等等。
军机处原是雍正初年为西北用兵而设，后来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为皇权服务的得力工具。军机处设立后，内阁权力大为削弱，文书制度也发生很大变化。凡处理机要之文书，均以“奏折”之形式直接由军机处向皇帝进呈，奉朱批后，又由军机处密封下发。皇帝的谕令，也由军机处直接寄送。而内阁的题本，便成为办理例行公事的文书。因此，雍正八年（1730）以后有关军国要务之档案，大都在军机处全宗。满文档案也不例外，军机处满文档案数量大，文种整齐，内容重要，保存完好，这可能与清政府很重视这部分档案有关系。清制规定，军机处每十年将损坏的档案进行一次修复或重抄。抄件与原件一起留存。军机处满文档案主要有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覆档及各种专题档案。
“满文录副奏折”，又称“满文月折”，是臣工奏折的抄本，每半月为一包存档，按年月排列。这部分档案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911）。乾隆二十九年（1764）前分军务项和寻常项。军务项多是反映对西北用兵情况。满文月折档内容除了反映清代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等重大历史事件，还有不少是反映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民族、驻防、屯垦、工程、雨雪、粮价及地方官员的升迁情况。
近年来出版的大型工具书《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
，方便了该档的检索。
军机处为了查档方便和供办事人员参考，还就各种事件汇抄了许多专题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西藏档》《巴勒布档》《北路军务档》《班禅事件档》《哈萨克档》《新疆档》《伊犁档》《回子伯克档》《金川档》《木兰档》《夷使档》（有关外国使臣来华的档案）、《盛京档》《廓尔喀档》等等，下面依专题举要分述之。
准噶尔问题专档：《准噶尔档》《北路军务档》《军务档》《熬茶档》《夷使档》《西路档》，总的起止时间为雍正九年至乾隆三十六年，均系抄录有关上谕、寄信、议复、奏折等文件汇集而成。其中《北路军务档》《军务档》和雍正朝《准噶尔档》，主要反映了清政府派兵平定准噶尔部上层叛乱分子噶尔丹策凌、阿睦尔撒纳等的历史事件。《夷使档》《熬茶档》《西路档》和乾隆朝《准噶尔档》反映了准噶尔部向清朝中央政权表示和好，遣使纳贡、派人到西藏熬茶以及清朝中央政府为此派官兵接应护送，宴请赏赐准噶尔部上层人物、使臣等活动的情况。
西藏问题专档：《西藏档》《巴勒布档》《廓尔喀档》，总的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五年至五十八年，内容主要反映了清政府派兵平定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之叛乱，废除原封郡王，设置“噶厦”（藏语，意为“发布命令的机关”），以四“噶布伦”（亦称“噶伦”或“噶隆”）分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廓尔喀军队进犯后藏，攻日喀则，大掠扎什伦布寺，以及清政府发兵入藏，击败廓尔喀军队；对西藏的军事、政治、宗教等方面实施一些重大的改革，重新规定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职权和地位，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等重大历史事件。此外，还有《班禅事件档》，集中反映了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779～1780）班禅额尔德尼到承德觐见乾隆皇帝的前前后后的一系列情况。
西南、西北地区除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专档：《年班来京回番档》《回子土司廓尔喀档》《哈萨克档》，总的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三年至光绪十六年（1748～1890），其内容主要是记录了回子伯克、哈萨克汗、四川土司等按例遣使年班来京人员的姓名和人数，以及拟赏折片、赏物清单和各伯克、土司、汗等人的奏书，等等。《新疆档》《西宁伊犁档》，总的起止时间为嘉庆二十四年至咸丰十一年（1819～1861），记载了派往新疆、西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方之将军、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都统、副都统、侍卫等官员的姓名、旗籍、年岁，接任调遣日期和携眷未携眷等情况。《金川档》是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1769～1776）清政府平定大小金川的记录。《土尔扈特档》记载了乾隆年间土尔扈特由俄国返回祖国，清政府派官兵迎接，分发给养，编旗安置等情况。
“宫中”是一个全宗名称，并非清廷之专设机构，因后人整理原存宫内各处档案时，认为“系统虽异，地点均在内廷”，故命名为“宫中各处档案”。
宫中满文档案数量不多，文种也少，其中最珍贵者，当属满文朱批奏折，即皇帝亲笔批阅过的奏折，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满文录副奏折和月折档之原本。奏折是清代官员向皇帝奏报文书的一种，最早起源于康熙初年，经过皇帝用红笔在奏折后批示过的奏折称为朱批奏折，简称朱折。现存最早的满文朱折为康熙十二年（1673），最早的汉文朱折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者相差14年。康熙朝满文朱折数量为5800多件
，雍正朝满文朱折为6600余件
，朱批奏折价值珍贵，史料丰富重要，几乎包括各个方面内容，举凡军国大事，皆有充分反映。满文奏折作者多为满族贵族大臣，主要是驻各地将军、都统、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皇子等，内容多为边疆各项事务、军务和皇族事务。
清制规定：一切进呈文书，俱须经过皇帝“朱批”或“钦定”，方能生效。因此，凡经皇帝朱批的奏折均将原件密封发给具奏人。后雍正皇帝下令，所有朱批奏折、朱批谕旨一律缴回，于是形成了大量朱批奏折档案。这批档案，均为具奏人封固回缴，故自然形成了按作者人名分类的所谓“人名包”。如满文朱批奏折就有费扬古、成衮扎布、蕴端多尔济、策凌、达尔党阿、阿兰泰、傅恒、阿里衮、明端、舍图肯、海明、扎拉丰阿、爱隆阿等数百人的人名折包。
目前，现存清代康熙、雍正两朝宫中朱批奏折均已影印或译成汉文公之于世。
[3]
内务府乃管理宫廷事务之机构，专为皇帝和皇室生活服务，故地位甚高，虽不属国家权力机关，然与政务活动亦相联系。内务府档案主要反映宫廷之财物收支、各项典礼、修造、稽查、圈养御马、陵寝行宫、三旗庄头钱粮、御茶膳、御医御药、修刻御书、打围行猎，圆明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之管理，太监、宫女、苏拉之选用，以及内务府所属文武官员之选补、俸饷、赏恤等方面内容。
内务府档案文种庞杂，数量繁多，其中不乏重要内容。乾隆朝之前以满文为主，汉文史料极少。利用率较高的有奏销档。内务府奏销档与内阁奏销档不同，它不单指钱粮的报销，而是汇抄该府官员以奏折、绿头牌、口奏等形式所奏事件而形成的档册之总称。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的史料和李煦抄家的满文史料，有关清宫医案和圆明园的早期史料，多出于此档案。此外，还有行文档、呈文档、上传档等，利用率也较高。这些档案已经过初步整理并编有草目，可以查找利用，对研究清代经济、文化和宫廷历史颇有价值。
宗人府满文档案数量不少，主要是玉牒、皇册和觉罗名册等，对研究家谱学和考察皇家的人事关系很有用处。
除上面简要介绍的几个大全宗满文档案以外，还有一些小全宗的满文档案。如国史馆、八旗都统衙门、理藩院、钦天监、前锋及护军统领衙门、溥仪档等。
保留下来的满文档案，除大量的中央档案外，还有一部分地方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的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三姓副都统衙门、双城堡协领衙门的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的档案，共计有16900余册，多数以满文书写。其总的起止时间为顺治至宣统年间。自古以来，我国东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清代居住的民族主要有满族、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回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鄂伦春族、赫哲族、柯尔克孜族等。有清一代，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情况，在以上东北各衙门的档案中都有大量的记载。这些档案内容丰富，是研究清代东北各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保存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共1万余件，起止时间为清雍正朝至民国初年。这批档案是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处理土默特蒙古左右两旗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土默特蒙古旗官员任免、操演营伍、驻防巡查、支领钱粮、赏罚抚恤、人丁户口、土地牧场、被灾赈济、雨雪粮价、交纳官粮、开采煤矿、商业贸易、租佃地亩、土木工程、民事案件、喇嘛事务、文化教育等内容。
此类包括档案文献之外的满文原创作品、翻译作品、辞书和碑刻文献。
满文原创作品不多，以具有宗教色彩的《尼山萨满》、富有哲理的《百二老人语录》、纪实性的《异域录》以及皇帝亲书之《御制避暑山庄诗》《御制盛京赋》等为代表。
《尼山萨满》（nišan saman i bithe）是一部用满文记述下来的结构完整的民间故事。记述了主人翁尼山萨满不畏艰辛到阴间取员外之子色尔古代·费扬古的灵魂，使其起死回生的故事。这个传说故事不仅流传于满族，而且在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北方民族中也广为人知。满文《尼山萨满》的手抄本已经发现了6部，分别是“齐齐哈尔本”“瑷珲一本”“瑷珲二本”“海参崴本”“民族本”“新发现本”。这6个本子详略不一、各具特色，其中“海参崴本”比较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的一部。由于保留了大量的萨满神歌，描写了萨满过阴仪式的全过程，塑造了尼山萨满的人物形象，故为世人关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俄文、德文、英文、日文、意大利文、朝鲜文、汉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和大量的研究文章与专著。
《百二老人语录》（emu tanggū orin saksaha i gisun sarkiyan），蒙古正蓝旗人松筠（1752～1835）辑于乾隆年间
，其友人富伦泰编、蒙古正蓝旗人富俊汉译，并流传至今。全8卷，各卷15条，共120条，每条均以emu sakda hendume（一老人云）起，故名。内容以国史、礼仪及伦理道德为主。现存抄本分存于北京、沈阳、台北以及日本、蒙古、俄罗斯、美国等国，受到国内外研究者重视。
至于翻译作品，据《清太宗实录》记，天聪三年（1629）设立文馆于盛京（今沈阳），即命儒臣翻译汉文书籍。至康熙年间，以满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已达“凡五经四书已经翻译之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
之地步。乾隆时期又将清前期已经译成满文的汉文经典文献再次重译
，而至满文《大藏经》告蒇，则翻译作品丰繁至极。
仅举数例以见其一斑。
《四书》乃汉文教化之书的经典，满文有多种译本。据清人昭裢所著《啸亭杂录》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其旧，以为临政规范。”达海所译《四书》应为最早版本，其次又有康熙三十年（1691）满汉合璧译本，乾隆六年（1741）满文译本，乾隆二十年（1755）满汉蒙合璧译本等。其中以乾隆二十年鄂尔泰等之译本最为流行。该书又称《御制翻译四书》，历朝多有刊刻。
《御制古文渊鉴》，清康熙帝根据汉文《古文渊鉴》钦选的一部满文翻译作品，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1685～1686）成书
。具体编著由大学士徐乾学等完成，由内府刊刻，全书64卷，36册。汉文《古文渊鉴》是一部内容广博、意义深远的古文汇集。御制满译本择选文章精良，翻译质量优秀。之后有不同的抄本，影响广泛，并传至海外。
满文《大藏经》译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72～1794），是以汉文、藏文、蒙古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共108函（夹），收佛教经典699种，计2466卷。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76函（夹），605种（3375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32函（夹），800余卷。较其目录、装帧形式及版框尺寸，均为清内府“清字经馆”原刻朱色初印本。庋藏两地的满文《大藏经》非常珍贵，已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整理重印出版。
此外，汉文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西厢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都有多种满文译本，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扎克丹所译《聊斋志异》。
清代的语言环境，造就了丰富的语言类文献，如《御制清文鉴》《大清全书》《无圈点字书》《清文典要》《同文广汇全书》《清汉文海》《西域同文志》《清文总汇》《六部成语》《清语摘抄》等辞书及《清文启蒙》《清文虚字指南编》《十二字头》《清文接字》《清语易言》《清文指要》等教科书。
《御制清文鉴》（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全书共4函，前三函包括序、部类（šošohon hacin）、正文、跋（amargi sioi）、纂修官员名单，共22卷册（debtelin），第四函为总纲（uheri hešen）；正文分类编排，共分36部（šošohon）。部下分类（hacin），共计280类；收词条12000余，其中包括单词和词组。卷首有康熙帝（清圣祖玄烨）于成书之年所作序言（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i sioi），书末附编者所撰跋（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i amargi sioi）两篇，并两组纂修官员名单。第一组共12人，其中有以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为首的6名殿、阁大学士和6名内阁学士；第二组包括了中央各部、院、司、寺的主要官员56名。随后一函4册总纲，是将所收全部词汇按满文12字头顺序编排的索引。全书体例精湛合理，即使以现代词典学的标准来衡量，亦不失为上乘之作。
《大清全书》，满汉词典，清人沈启亮编，康熙二十二年（1683）京都宛羽斋刻本。全书14卷，按12字头排列，收词条万余。卷首有作者的汉文序言、凡例和总目。正文中的满文部分包括语词及由这些词组成的专有名词、词组以及动词的形态变化等。有些词条之后附有例句，多出自满译本《四书》《五经》或六部则例。汉文部分多采用对译或对译辅以解释的方法，少数汉语中无对应词的，则采用音译或解释的方法。本书是迄今所见第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满汉词典，由于是私人所修，收词和释义不够规范准确。
《无圈点字书》，该书为研究老满文的工具书。乾隆六年（1741）由鄂尔泰、徐元梦主编而成。老满文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新满文改进于天聪六年（1632），其间相距30余年。老满文虽然应用时间不长，但其间留下了一部重要著作《满文老档》。《满文老档》的记录文字基本上采用的是老满文，到了乾隆初年，已经相距百余年，能够认识老满文的人已经不多了。因此，乾隆皇帝于乾隆六年降旨，认为“无圈点字乃满文之本，今若不编一字书收存，恐日后失据，人将不知满文始于无圈点字”，并命内阁大学士鄂尔泰、尚书徐元梦等人阅读《满文老档》，检出难辨之老满文字，编辑成书。鄂尔泰等人遵旨，将《满文老档》中的老满文字用12字头编排出来，并在底下注以新满文，分4册抄出。《无圈点字书》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老满文、研究老满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文总汇》，学习和研究满语最常用的工具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京都宛羽斋刊行，主编为志宽、培宽。全书分12册12卷，收词20000余条。书前录有宗室祥亨之序言，书后有作者之跋。该书是将《清文汇书》《清文补汇》合并而成。《清文汇书》初版于雍正二年（1724），作者为李延基。全书分为12册12卷，卷首有作者的序言。《清文补汇》刊行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作者宗室宜兴，为补《清文汇书》而作，共集7990余言，分8册8卷。卷首有作者序言，卷尾有其婿之跋。
《清语摘抄》，该书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满汉对照专用辞书，对于阅读满文档案文献，了解档案专用术语很有帮助。现有光绪十五年（1889）京都聚珍堂刻本。全书共为4册，分别为《衙署名目》《官衔名目》《公文成语》《折奏成语》。
《西域同文志》，满、汉、蒙、藏、维吾尔等多种文字人名、地名对照注释词典。清大学士傅恒等奉旨编纂，凡24卷，乾隆二十八年（1763）武英殿刻本。全书按地区编排，又分地名、山名、水名、人名。内容主要涉及今我国新疆、西藏、青海和与之相邻的部分境外地区。每一词条都用6种文字对照。首列满文，次列汉文，并详注名义，再次以汉文三合切音为满文注音，而后依次列出蒙古文、藏文（西番）、托忒蒙古文（托忒）、维吾尔文（回）的写法。本书是研究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工具书。
《清文虚字指南编》，作者万福，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凤山修订，名曰《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全书2册，是旧时学习满文文法的良好教材。所谓“虚字”，包括助词、后置词、连词、语气词、动词词尾变化等，这些元素对理解文句含义至关重要，将之排比成句，并配以例句，非常便于理解和记忆。如：“i、ni、ci、kai与debe，用处最广讲论多。里头上头并时候，给与在于皆是de”、“把将以使令教字，共是七样尽翻be，下边必有bu字应，不然口气亦可托。”一段下来，对满文中几个最重要的虚词及其用法一目了然。 [4]
《清文启蒙》，满语教科书，清人舞格编，雍正八年（1730）三槐堂序刊，同年即有多种刻本刊行，为迄今所见较早且流传较广的以汉语学习满语的教材。全书分为4卷，卷一为语音，内容有：12字头1280字，以汉字标注，辅之以切韵195条；卷二为会话，收话语42段，满汉合璧；卷三为虚词语法，收虚词200多条，加以汉语解释并附满汉合璧例句；卷四为词形辨似，收满汉对照词汇1573条。
清代碑刻的价值不仅因清代碑学的兴盛而凸显，更因其文种的丰富而增加了它的学术内涵。其产生的时间，上迄后金天命，下至清末宣统；种类从墓碑、墓志、墓碣、诰封碑、题名碑、旌表碑、节烈碑、墓表、谕旨碑、茔地碑到门匾、塔碑、寺碑、神道碑，等等。而满文早期的作品，又因为同期其他种类文献的稀少而显得弥足珍贵。在已发现的早期满文碑刻中，有两大特点极为鲜明：一是文体丰富，除少量满文一体者外，以满汉合璧本居多，间有满蒙汉三体合璧、满蒙汉藏四体合璧、满拉丁合璧；二是种类繁多，从墓碑、诰封碑、谕祭碑、题名碑、谕旨碑、告示碑到塔碑、寺碑、陵碑、堂碑。这恰好反映出满族社会初发之际多样性的文化背景。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是多体合璧本，各文体之间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均有多少不等的差别，故研究价值并不因此逊色。相反，通过各体文字的相互对照，从相同和相异之间，发现端倪，找到真实而有说服力的证据。现存满文碑刻拓本最多的是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等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收录了其中的大部分。实胜寺碑（šu ilgai soorin i yargiyan etehe fucihi soorin de ilibuha wehei bei）
此碑原存沈阳实胜寺内。该寺位于盛京西（今沈阳市和平区黄寺路），为清入关前盛京最大的喇嘛寺院，当地俗称皇寺或黄寺，是皇太极为纪念征服察哈尔蒙古而建造的。崇德元年（1636）七月敕命修建，崇德三年（1638）孟秋七月告成，全称莲华净土实胜寺，后世通称实胜寺、皇寺、黄寺。此寺因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摩诃迦罗金像而成为清朝当时政治—宗教上居最重要位置的藏传佛教大寺。寺中院内左右面南对称各立一碑，正反两面碑文。东侧正面满文，背面汉文；西侧正面蒙古文，背面藏文（西域文）。碑文以满文为主，由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另外3种文字的译者见于碑文之末。碑文入《清太宗实录》。其满文拓片高240厘米、宽95厘米
，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大连档案馆等地。
附：《莲花净土实胜寺碑记》满文部分
[1] 各地满文文献的收藏情况，在一些目录中有详细的反映。如：《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 CATALOGUE DU FONDS MANDCHOU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9，等等。
[2]
参见任世铎《满文与满文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第963～964页。
相关史料在相关专题的出版物中多有摘录，如，关于台湾问题者，被选译收录在清代台湾档案史料丛刊《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和《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3]
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九辑，《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八至三十二辑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七十五辑，均为满文奏折专辑，分别出版于1977年，1980年，1988年。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
[4]
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本。
相关文章有：屈六生《一部独具特色的清代满语语法著作——评述〈清文虚字指南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