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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有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传统，佛教、道教都曾广泛流行。但从未占过统治地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起着主导作用，影响更为巨大，并对佛教、道教等宗教的社会影响起到抑制作用。同时，儒、佛、道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很多地区形成三种信仰同时存在的现象。宗教信仰的这些特点至今仍然影响着广大群众的信仰习惯。中国的少数民族众多，虽然人口比例不大，但绝对数量很大，约有一亿人，其分布面积很广，宗教信仰情况也十分复杂。因此，对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大特点是多数有宗教信仰。在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宗教对全国宗教的发展演变起了重要作用。佛教的最初传入首先通过西域和河西走廊少数民族地区，当时很多高僧是少数民族。藏传佛教是佛教和藏族地区的苯教结合的产物，其宗教领袖八思巴、宗喀巴是颇具影响的人物。后来藏传佛教经过西夏的接受、过渡，流传到中原很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主要是在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年对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萨满教的深入研究表明，只有对少数民族宗教史进行全面研究，才能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中国宗教史。
除本土宗教外，世界三大宗教对中国少数民族都有影响。民族宗教信仰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不仅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在瑶、畲、苗、仫佬、壮、土家、白、彝、阿昌、毛南、京等民族中也有部分群众信仰。
原始宗教是不少南方民族以万物有灵为中心的本土信仰，有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特别是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白族的本主信仰影响较大。这些信仰形成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圈。在北方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满、达斡尔族中有部分人信仰萨满教。
佛教传自印度，在中国有约2000年的历史。佛教分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前者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主要在中原汉族地区传播，朝鲜、京、苗、土家、畲、瑶等族也有信众。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和藏族地区原始的苯教、汉传佛教融合而成的教派，以藏、蒙古族信仰为主，土族、满族也有藏传佛教的信众。南方的傣族、布朗族、佤族则信仰小乘佛教。
伊斯兰教也是传入的宗教，在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普遍信仰。
基督教大规模的传入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始的，17世纪传入台湾少数民族地区。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南北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建立教堂，培养少数民族的神职人员。傈僳、怒、布依、京、朝鲜、苗、拉祜、景颇、阿昌、独龙、彝等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另外，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
中国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也有特点：
1.中国没有全体民众共同信仰的宗教。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也有人称之为儒教。儒学有2500多年的传承、发展历史，在中国思想、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不仅是中原各王朝的统治思想、政治基础，也深刻地影响着少数民族，可以说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儒学的影响。
2.民族宗教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维吾尔、哈萨克等族曾信仰过景教；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族曾信仰过祆教（拜火教）；维吾尔、乌孜别克以及裕固族的一部分曾信仰过摩尼教。维吾尔族还曾长时间信仰过佛教，至今当地还留存有佛教石窟，出土过佛经。藏族原来信仰苯教。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信仰萨满教。
3.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甚至发生世俗化。 如佛教传入后为适应在中国的发展，寺庙建筑不同于印度佛寺建筑，形成了趋向于中国传统民居风格的中国佛教建筑，成为代表中国建筑最高水平的宫殿建筑群。佛教的塑像、绘画也无不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中国传播中形成新的教派，接受了中国世俗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也同样深刻地反映出本土化。北京牛街的清真寺、宁夏同心县的清真寺等都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典范。河北定州元代的《重建礼拜寺记》有以儒学阐释伊斯兰教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我们应全面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历史上宗教本土化、世俗化的优秀成果，对宗教建筑、宗教习俗等要给予思想、政策的引导。要大力提倡、发展现代文化，尊重信教群众过现代化生活的意愿。不得利用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对于假借宗教信仰的幌子进行分裂活动，要坚决打击。
[1]
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年9期。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2]
《新唐书·地理志》卷第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
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绪论”，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