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专注于全新的实验。埃及有他们从来无法想象的财富和文明水平；近东有武力和组织，西方有蛮荒和潜在的财富，北方则是这些因素的混合体。作为希腊人，他们竭力开发所有这一切为自己谋利，使自己进步。艺术家为东方情调的主题着迷，武器制造者倾慕东方的装备，商人运送金属、木材和谷物，贫穷的农民借机移民，富裕的农夫则抓住机遇种植能够酿造葡萄酒和压榨橄榄油等销往海外的作物，智者注意的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生活，诗人、思想家和商人则为字母文字所吸引——所有这一切，使每个人都经历了观念的启蒙，知道还有另外的地方存在；这些地方也有某种吸引人的事物，不管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赫西俄德这位倔强的诗人和农夫，对他生活其中的褊狭的贵族社会发出不满的声音。在他之前没有多少年，荷马（见下文，第二章）在我们所知的第一部最伟大的史诗中描绘了这个社会，尽管史诗宣称描述的是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但事实并非如此。史诗内容随着它描绘的社会的变化而增加，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分辨清楚每个增加的段落了。但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那些围攻特洛伊的英雄，骄傲、勇敢、荣誉感强烈、暴躁、报复心极重，却能为那些贵族听众所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异，说他们完全漠视像赫西俄德这样的凡夫俗子也并非是虚妄。但到了公元前7世纪早期，赫西俄德的同胞们已开始要求得到尊重。
希腊人思想的开放，要比因这种开放所产生的各种特定政体形式重要得多，强调这一点至为关键。各地都有“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宪政”或“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可塑性颇强的社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混乱，所有的共性就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今称之为城邦的某种宪制政体。
但具体的道路却真是千差万别。据说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一位伟大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在斯巴达制定了一整套军事训练（很难称之为教育）的制度，这使得斯巴达成为希腊最有效的军事强权国家，帮助它残酷地掌控了伯罗奔尼撒南半部，并且逐渐获得了对半岛其余部分颇为微妙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来库古使斯巴达社会结构成形，因而改革了它原本的结构，产生了一种能够保证所有斯巴达人都享有某种政治平等的政治体制。这样的体制赫西俄德从未想过，其他地方的人也长久以来不曾认识过。
斯巴达作为一个征服了辽阔土地、统治着众多依附居民的主人，相对来说，它自己的人口却十分稀少（理论上有9000成年男性，与非公民的比例是1:7）。这种情形颇为罕见，但并非独一无二。它的解决方法是开发大量国家控制的土地，由私人经营，剥削与奴役——当然不是完全奴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同时，国家“拥有”奴隶，这些被称为“黑劳士”（helots），而斯巴达公民个人获得一半的产品。随着黑劳士人口的增长以及现实或想象的族群的凝聚，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黑劳士起义的威胁，成为解释几个世纪以来斯巴达人诸多行动的关键所在。同时，给予被征服地区一些重要的共同体特殊待遇，承认他们在内部事务中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些人就是“庇里阿西人”（perioikoi），即边民。他们比黑劳士的怨气要少一些，但也不会总是如斯巴达人所愿的那样温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斯巴达的社会进步和自来库古以来制度的僵化。如果说斯巴达的这种状况颇为少见，那么它的解决方法则使其成为独特的现象。大多数希腊人都保留着国家强制军事训练的痕迹，比如在克里特就能看到许多与斯巴达相似的风俗。但就我们所知，只有在斯巴达，一个孩子在5岁到30岁之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完全被剥夺了家庭生活，白天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夜里则和同伴们在一起。大部分希腊人以贵族的姿态进入古风时代，这种姿态的某些模糊成分在他们身上长期存在。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只有斯巴达如此早地被这种姿态所俘获，只有它才如此看重，以至于很少有机会去改变这种贵族政治的成分和人们对贵族政治的兴趣。斯巴达始终保留着世袭王权的混合因素，并且这种王权仅仅是有名无实的，而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王权。更奇特的是，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从两个贵族家族中选出，不管他们之间是友谊或竞争关系，强调的仅仅是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只能依靠少数大家族。
在政治体制方面，斯巴达同样是独特的，但又是另一种独特的形式。国王是军事统帅，辅以贵族议事会“格劳西亚”（Gerousia），他们提出大部分政治议题，负责大多数司法判决。不过也有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定期召开，在大部分有关全体公民的事务中拥有最终决定权。按照伟大的来库古的定义，全体公民是指所有在军训中幸存下来、分配到城邦征服得来的土地、由黑劳士为其劳作并一贯遵守法律的人。他们自称为“平等者”（homoioi）。通过这种称呼，他们不但消除了对早期地位的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曾经如何——而且用极简练的语句证明了“公民”这一词的用法是如此贴切。较任何绝对的标准而言，平等都只是最基本的一种陈述，但平等不是要解决某些人是富裕的（与城邦分配土地相对的私人土地一直存在）而另外一些人相对贫穷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一些人生来就是贵族而另外一些人是平民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在以军事为基础的社会中不鼓励甚至不能容忍政治上的独立的问题。这种平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最基本原则的强调，斯巴达人开始探索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公民的定义，这就是他们自动拥有某些权利（无论多么少），拥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只是对黑劳士共同恐惧的产物，或者是对共同奴役黑劳士从而为自己谋利的产物。
下面我们倒过来叙述斯巴达革命的运作机制。斯巴达的贵族并未放弃优雅的“平等”，但是他们很少使用暴力。这也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比如在科林斯，城邦和财富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一个贵族家族巴克齐亚迪（Bacchiadae）家族手中。公元前657年，这个家族的半个成员塞普瑟鲁斯（Cypselus）纠集了足够的支持者，将其家族成员或杀死或流放，成为后来希腊人所称的“僭主”（tyrant）。关于塞普瑟鲁斯政府的实质，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支持者中治国经验丰富、执政能力突出者众多，足以使这个城邦的发展不致陷入停滞，而是逐渐繁荣起来。我们不知道塞普瑟鲁斯除了分享政权以外还向他们承诺过什么，或者向他的外围追随者承诺过什么，只知道他的宣传中用了这样一个词：dikaiōsei。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赋予（科林斯）权利”，通过“给（科林斯）一套法则”而“赋予（科林斯）正义”。无论其精确含义是什么，它在这里都要超出曾经激起斯巴达人对“平等”的同样渴求的那种提示，即使这种平等仅仅限于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颇为矛盾的是，这种平等是在最不平等的“僭主政治”体制下赢得的。
显然，科林斯人支持塞普瑟鲁斯还有其他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借此削弱巴克齐亚迪家族。在那些我们了解较少的其他城邦，出现僭主或有出现僭主的趋势之时，其支持者恐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引出某种一般性的解释。公元前7世纪，正义的主题已经以各种形式得到充分阐发，这也许说明，希腊人关于什么是一个公民（polītes）——即一个充分的城邦成员——的观念在缓慢曲折地形成，对正义主题的阐发才是第一要素。困扰赫西俄德的正是人们对什么是正义的任意解释。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莱斯博斯（Lesbos）的特尔潘德（Terpander）就极力赞美说，“正义（在斯巴达）已经实现，看来已经实现”。
然而，是什么原因致使绝望变成了自信，在贵族政治的藩篱中撕开了第一道裂缝？人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才造成了这一后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一直被认为在于或的确在于军事史上的模糊地带。早期希腊军队的基本单位是贵族及其随从，合成为一个“胞族”，包括其家族成员、附庸的较低等贵族、富裕农民，一直向下延伸到各社会等级。从理论上说，这支部队的前锋是那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贵族，他站在其他人的前面；其他人则根据各自的富裕程度装备护甲；贫穷者没有装备，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或者手头现有的武器给予贵族以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成熟的军队尽管可能仍然包括某些骑兵或者更多的轻装步兵成分，但主要还是依靠数以千计、装备精良、或多或少有些整齐划一的步兵——这些人被称为重装步兵。重装步兵往往也由胞族集团组成，虽然在某些地方开始转向更为明确的地域单位。战场上的胜利要求集中全部力量，一条阵线的纵深有八人，每人装备头盔、身披胸甲、胫甲，手持前面加固的圆盾，用于突刺而非投掷的长矛，凭借合作的力量取胜。就像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乌斯（Tytaeus）所描述的那样，“手舞长矛直逼敌兵，或者用剑杀敌，和敌人脚碰脚，盾撞盾，羽饰蹭羽饰，头盔擦头盔……”
这是想象中重装步兵的战斗场景，那么实战中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在这里明显面临着一个矛盾。重装步兵装备的某些内容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流行，但是瓶画中所展现的最早的方阵组织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贵族的战斗中，单个重装步兵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创造在实战中具有凝聚力的方阵，无疑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时间点。然而问题是这也许不太现实。从有关单个“战士”的想法向后来出现大批步兵的转化太过容易，以致人们没有认识到，更容易的金属供应和更多可利用的财富或许会逐渐导致“战士”数量的成倍增加，只需少部分战斗人员之间的协作，而人们不必知道组成一个有效的重装步兵方阵单元可能需要的最低人数（当然是几百人而不是几千人）。这种转变可能早已准备就绪，甚至远早于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可能在画师们表示欣赏它，或者在画师们掌握了在一个陶罐上描绘重装步兵军队的技艺之前若干年就已完成。
如果以上推测属实，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即：如果军事创新影响了政治革命，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公元前657年，科林斯的塞普瑟鲁斯有了自己的军队，他用武力驱逐了巴克齐亚迪家族，并且他自己不需要贴身护卫。更早时期，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中，军队及其建制是其核心内容。粗略来讲，如果巴克齐亚迪家族有300个重装步兵装备，那么只需要301个有类似装备的其他科林斯人，将革命的热情作为更多的武器，就足以推翻他们。斯巴达的人数更多，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提尔泰乌斯所用的激励方法，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情感纽带将自己联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军事上的变化只是革命构成中的一个因素，它影响的是革命的方针而非其实质。它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发动机。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新的形势也许有助于创造一种处境相同的感觉，撑起人们的信心；形势越新，效果越大。反对贵族专权运动的起源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那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冒险和扩张。经济上的扩张，即使只是像斯巴达那样在农业上缓解了人口压力，并有不同地方的经验（“僭主”一词就起源于东方），却都没有创造出一个由富裕农民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也缺少一个富商集团；但它们的确在贵族与贵族之间、小贵族与大贵族之间营造了紧张关系。同时，还有某些成功的商人和海盗使得原本就错综的事态更为复杂。旧有的制度缺少足够的灵活性，或者后来不再有足够清晰的界定，来应对这些变化。
一些城邦试图通过第三条途径走向新的世界，像斯巴达人那样走宪政道路。这样的道路虽然没什么特色，却人道得多。一个殖民地的建立会引起——并非要求——人们对这个新定居地的特点进行某些有意识的思考。这种自我意识的某些成分，也许仅仅是渴望复制家乡的东西（这不可能是一种深刻的渴望，大部分殖民者离开家园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在家乡的经历）。于是，一种新的需求附加到了这种新的变革本能之上，或者至少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附加到了新的变革本能之上。这是一种需要阐明的需求。而且东方的经验再一次表明，明确阐释是有可能的。所以，与东方有着天然联系的克里特成为希腊人立法的故乡就不奇怪了。（根据传说）克里特人启发了斯巴达人，一个克里特人曾经指教过有姓氏可考的最早的殖民地立法者——意大利洛克里的扎鲁库斯（Zaleucus of Italian Locri），于是，其他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地也成了立法者的天堂。
但这一切都未有定论。只有在阿提卡的陆地上，从渴求和理想到成为事实的转变才有迹可寻。相对于大多数地方，阿提卡算是在后迈锡尼时代的混乱中幸存下来的，然而这里也出现了经济崩溃，只有缓慢的恢复。当形势稳定以后，雅典城便处于阿提卡各种联系的领头羊地位，这种联系不像斯巴达那样是一个围绕着庇里阿西人或黑劳士的“平等”城市，而是一个到处充满不平等的阿提卡的中心。贵族、自由民和依附者居住在城里或周边地区，就像是在厄琉西斯、马拉松或者苏尼昂（Sunium）一样。雅典设法减少或消除了各地的差别，同时建起了这座被公认为首都的城市，保留了地方自豪感、国家认同与个人尊严，这是雅典取得的非同小可的成就。
约公元前630年，雅典有人企图建立僭主政治。约公元前620年，有一项法令对这一企图给以回应，即《德拉古法典》（Draco）。关于这项法令，除了严酷之外，我们其实对它一无所知。但一味强调严酷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因为一个定义便引起批评和改变，而雅典人继续接受了这种结果。据说扎鲁库斯的法令也很严酷，但洛克里人最终还是实行了改革。对斯巴达人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对我祖父来说是好东西”，则“对我来说也是好东西”。
雅典的首次改革发生在大约25年之后。当决定任命一位仲裁者负责制定内容截然不同的第二项法令时，危急时刻或者说濒临革命的时刻来临了。在对《德拉古法典》和贵族内斗不满的背景下，人们选择了一位革命领袖——梭伦。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梭伦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尽管他稍许有些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还有点华而不实。
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杀人。他本可以使自己成为僭主，但却没有这么做，如他自己所写：“僭主是一个好位置，可麻烦的是做了僭主就没法回头。”即便他如此谨小慎微，也不得不说服两派势力——“平民”和“那些掌权者”，让他们不要理睬“那些玩抢劫游戏的人”，并且同意以一种斯巴达式的平等模式来安抚双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那些掌权者”已经付诸实践，在整个雅典实行了一种广泛的分成制——在这种制度下，不少雅典人要将收成的六分之一交给某个地位较高者而非国家，以换取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这一制度逐渐改变或超越了上文提到的氏族集团依附体制，其后果自然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践，即对执政官和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的专权；后者的成员从卸任执政官中补充，这是该国唯一承担议政职能的实体。雅典也有公民大会，但似乎并不起多大作用，除非是在那些不得不调查民意的关键时刻，或者是在每年执政官的选举之时。这时有可能偶尔被允许展现一下人们偏爱某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而反对另一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的场景。战神山议事会和执政官在阶级和利益方面密不可分，他们共同掌控雅典。
梭伦的大部分措施和德拉古所做的一样，仅仅是将现行法令变为成文法。但是在寻求某种能让自己以公正持中的姿态出现的内容时，他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措施。“那些当权者”保住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甚至过得更加舒适。作为交换，“平民”则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尊严”。
他的措施是如何实行的呢？所有的债务都会保障债权人，因此默认的分成制也就成为默认的债务。现在，现存的债务都被取消，债务奴役被禁止，分成制也不复存在（“我让曾经被奴役的阿提卡的土地得以自由”），雅典人再也不会因为债务而被奴役、失去尊严。这位政治宣传家为此加上了一段著名的说辞：“我让那些无辜被卖到异国他乡的人回到家园，他们甚至都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不过有一个疑问是，他能寻回多少这样的人。
政治上的一些平等也能看出端倪。公民大会恐怕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新的职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是否有可能定期举行会议？界定适当的选举方式方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获得了一个指导性的新机构，一个与战神山议事会分庭抗礼的议事会，即“稳定这座城市的第二个锚”。这个议事会如何组成、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的管理权限并不重要。它准备公民大会的议程，监督更广泛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的选举，是对付战神山议事会干预的缓冲器。这些都使局势发生改变。梭伦还主张公民大会应是审理案件的最高法院。雅典人可以诉求公民大会或者公民大会的一个委员会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法院作出的裁决。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提出诉求，但是这项权利已经在这里了，就一定会得到利用。
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应得的赏罚。所有雅典人都应摆脱奴役的威胁，保证不会受到司法压迫，并能对城邦发展的方向发表意见。但有些雅典人，主要是梭伦的支持者，想得到更多的实质政治权利。梭伦与塞普瑟鲁斯并无二致，他的背后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支持，他们想要得到回报。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但也非常激进。执政官是政府的主要行政和军事职官，按照传统，先前仅限于很少的家庭集团——世袭贵族（Eupatridae，血统优良者）的成员担任，现在则由拥有土地财富的多少所决定。所有雅典人被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占据最高的官职。最低等级——thētes，仅仅只是公民大会的成员，只能对司法判决有些微影响。可以说，“当权者”的潜在数量翻了一倍，这可是不小的变化。
如果说对梭伦的这些措施有一点讽刺意味的话，那这也只是提醒我们：梭伦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个祈求奥林匹斯神灵来解除雅典痼疾的中庸贤者，而是一个精明的操作者和激进的思想家，一个非常善良而勇敢的男人。他给了雅典人和平变革的机会。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变革并没有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革命本身很难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即便没有暴力，好人好心也会办坏事。令人欣慰的是，希腊革命从整体上导向了令人愉悦的方面。在塞普瑟鲁斯和他儿子伯里安德（Periander）的领导下，科林斯人扩展和巩固了殖民地，同时科林斯的陶工和画家制造出精美的陶器。而雅典后来的苏醒产生了更加惊人的成就（我们看到的主要也是在艺术方面）。同时，分成制的农民获得解放，使得16%人口的大部分免除了债务。即便在斯巴达，一位外来的诗人阿尔克曼（Alcman），也幸福地谈论着在欧罗塔斯河（Eurotas）岸边昼夜的欢悦。当阿尔克曼描述固然并非珍馐的食物美酒和少女，以及少女销魂的一瞥比睡梦和死亡更能令人沉醉之时，提尔泰乌斯那些令人不悦的战争精神早就被他抛在脑后了。
但是，就像希腊人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说得比较委婉——“过犹不及”。那些追随塞普瑟鲁斯的科林斯人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追随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后人。伯里安德的继承者被驱逐了，科林斯陷入平庸的寡头政治。斯巴达人是如此自我陶醉，以至实行了进一步的扩张。悠闲和自由使得雅典人渴求更多的悠闲和自由。结果是科林斯逐渐衰落（当然衰落得非常缓慢，因为它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邦存在），斯巴达实行等级森严的统治，而雅典则最终形成了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最终确立之前，先是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僭主政治。梭伦拒绝扮演僭主角色，希望雅典社会能够根除这一痼疾。他的一个年轻的支持者
，被证实有僭主倾向——更糟糕的是，此人还是他的亲戚——通过两次尝试，最终于公元前546年建立起牢固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28年，他去世后又由其子继承权力。很难说清楚庇西特拉图为何能得到普遍的支持而建立僭主政治。阿提卡居民分为海岸派、山地派和平原派。平原派可以获得橄榄油作为新的财富；山地派足够富裕，但他们远离各种事物的中心。尽管庇西特拉图无论如何都算出身名门，可他本人却来自并领导山地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附庸于他的人是否出自生产优等橄榄油的马拉松平原？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正在开采阿提卡东南角的银矿？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为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该进入中心了？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也许一个僭主政治的产生比继续梭伦的宪政更能激发雅典人去追求前面提到的三个目标：国家统一、地方自豪感与个人尊严。雅典城引人关注，不仅因为它是政权所在地，还因为公共事务、神庙、喷泉，甚至排水沟等公共工程皆聚集于此。这些工程为了培养人民对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女神——与（庇西特拉图喜欢自诩的）对庇西特拉图本人的崇拜，鼓励举办或创建国民节庆与赛会，如泛雅典娜节，奖品是几罐阿提卡产橄榄油（聪明的广告！）；如酒神节——这是雅典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悲剧的最早来源。这一切似乎使雅典成为适合权力集中的地方。
地方自豪感无须鼓动，但至少这个中央集权可以显示出它所关注的东西：为了解决地方纠纷，建立起一个巡回司法审判团，而这一权力起初无疑掌控在当地贵族手中。这些贵族的身份潜藏了一个对以下悖论的解答：一位僭主独裁者事实上能够促进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
梭伦向一些新人开放了官职，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明确的措施限制地方贵族势力，除了剥夺贵族合法奴役周围贫困公民的权利。现在他要么死在反对庇西特拉图的最后斗争中，要么谨慎地考虑逃亡。即便他留了下来，也不得不承认存在某个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其他的人要么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要么意识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从效忠一个主人转而效忠另一个主人，我们可能觉得并不是多么关键的一步，但却是通向自主意识的第一步。
因此，当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于公元前510年被流放者、阴谋家与斯巴达军队以及试图重续老派政治的守旧派赶走之后，他们发现观众也已经改变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一个支持梭伦的大贵族阿尔克美昂尼德（Alcmeonidae）家族的首领，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话说：“在他的派别中增加了那些之前被忽视了的人民，让他们分享一切事务……”克里斯提尼的动机可能是自私的，他的所作所为可能都是在有计划地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政治前途。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功了，获得了广泛支持，带给阿提卡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一结构良好地运转了200年左右。
新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小的地方单位——乡村或小镇、城市的行政区，它们应该管控自己的事务，摆脱当地贵族的干预。每个单位选择自己的负责人和议事会，处理自己的事务。国家的目标就是把这些被称为“德莫”（demes）的单位或多或少地组合成关系紧密的更大的地域区块（这里也有为派别利益划分选区的迹象）。新的部落通过这种地域划分构建起来，每个部落都各包括一部分被称为“平原”“山地”和“城市”的地域。之后，这些部落不仅成为军队的基础，还成为其他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梭伦的议事会，现在每个部落有50个议事会成员名额，每个部落的代表在一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组成整个议事会的常务委员会。
在自己的村庄里，一个雅典人能够以这种方式拥有他可能拥有的任何自信。同时，在国家层面，他能够增强自僭主政治就开始鼓励的国家认同感。要判断立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看法的改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仅仅认可了一种看法，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雅典而言，我们只能说，在避免麻烦方面，克里斯提尼的立法来得正是时候；只能说，想要允许雅典人做的事情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情相当一致。克里斯提尼并没有破坏现存的社会集团，没有损害他们珍视的宗教崇拜或名誉声望。他不需要这么做，他仅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并赋予它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