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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1日即农历1968年12月15日，我离开县中，回到了白镐河畔的笔架山下，回到了我父亲的农家小屋，参与生产队的农业劳作，开始了贫困的农家生活。
这次回乡，结束了我学生时代那梦幻般的生活，成了一名农民，成了一名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过日子的农业社员。
回家当天，我写下了回乡的第一篇日记：
1969年2月1日（农历一九六八年腊月十五） 雪
今天从学校回到家里。
结束了我整个生命的学生时代，由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转向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我出家门进校门，今天出了校门又进家门，将投身进火热的农村三大运动中（注：三大运动当时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贡献我薄弱的力量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如果六十年作为普通人的寿年，那么我三分之一的生命是在童年生活和学生生活中度过，但可以把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生活作为余下生命的宝贵经验教训。
写日记是一项有益的活动，既能提高写作能力，又可将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记载下来，吸取其经验教训。今后，我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培养写作能力。我深信，我一定能坚持不懈地写下去。
人的生命毕竟有限，而知识是无边的海洋，我要抓紧自己的青春年华，努力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做到劳动学习两不误。人的生命在与天与地与人的奋斗之中度过，是有意义的。
回到家不久，转眼就过年了。
年后不久，犁田耙田，播种育秧，春插了。
春插结束后，全生产队的几十个男劳动力都去江源大队的大山里拉山，我也跟着去。
从生产队到江源大队有30多里路，我们走了大半天时间才到了那里。大家借宿在我家在当地的一位亲戚家里，他有一座四间的泥墙房，腾了几间房给我们生产队社员住。我父亲负责后勤——做饭菜。
第二天早饭过后，社员们各自背着一把柴刀，进山了。
走了约两小时，来到了杉木林的山冲。山冲中间有一条小沟，山两边半坡上横七竖八地砍倒了许多杉木，这就是我们要拉出山外的杉木。
杉木，一般生长15年便可以成林，二三十年的杉木便是特大树，这一片杉木大都是30年树龄以上，有水桶一样粗，长20米左右，很重， 20人也许抬不起一根。生产队社员去年九月就已经来这里砍倒这些杉木，并剥光树皮，晾了半年多，现在轻了许多。
到了工地，社员们习惯烧一袋烟，歇一口气，直到队长喊一声“动工了”，大家才开始干活。
社员们先拉最下面的这株杉木，但这株杉木去年砍倒时，倒反了方向，树尾朝下树蔸朝上，要拉山是要给树蔸先走的。队长韦忠昌顺着杉木爬上了树蔸那头，用一根树枝做杠杆，使劲地撬，才把树蔸撬下来。然后，几个社员用牛耳钉钉进树蔸。所谓牛耳钉就是一段粗麻绳拴一个铁圆圈及一个大铁钉子，将大铁钉子打进树身，麻绳再搭一根横木，横木两端各由一位社员扛着。一根杉木从头到尾钉上8颗牛耳钉、8根横木，16个人分在杉木两边抬着，随着“一、二、三”的口令，大家同时使劲，杉木便慢慢挪上那条木质拉山轨道。杉木上了轨道，便轻松了许多，杉木摆在轨道中间，两边的人拉着它下山往前走。
所谓拉山：事先从杉木砍倒的山上搭一条悬空的、架直的、从高往低的、像铁轨一样铺设的木质轨道，直到山外五六里的小河边。拉山轨道的架设与火车轨道相似，但不同点在于：火车轨道的两条铁轨是摆在枕木之上，而拉山轨道的两条轨道是在枕木下面。枕木横架在直轨上，杉木搭在枕木上，整根地从深山里拉出来，用牛耳钉的绳索将它拉着，杉木在中间，两边是排开的两行人，杉木和人都走在木质轨道上，滑动着拉到小河边。
这便是拉山。我不由得感叹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全生产队的社员拉了一根杉木到小河边，再沿着轨道回山里拉第二根，从山里拉到山脚的小河边有五六里路，半天工夫也就只能拉两趟而已。
吃过午饭，因为累，大家随便找个地方或坐或躺，待到队长韦忠昌再喊一声“动工了”，大家才爬起来，又是“拉山”“拉山”。
上午大家还有说有笑，下午就都不作声了，因为太累了。
100多棵杉木，拉了20天，终于全部拉到小河边。
接下来是在小河边将杉木凿洞扎排，每根杉木用斧头开凿一个洞，当然要根据杉木的弯直情况而定。我还不会使斧头，只好做些零碎活。
扎排的活干了几天，100多根杉木便串成了20多张木排，每排五六根杉木，一张张木排顺着河岸撂在小河边。
这天清早，大家起得很早，匆匆吃了早饭，收拾衣服，还清被子给东家，放排下融安县长安镇。
第一天下河放排，很有讲究，大家默默地收拾东西，吃饭，什么话都不说，有事相商只是打个手势而已，图的是一个平安、顺利。
木排下河了。
一人撑一张排，队里的老社员，放过无数次排，很有经验。我照着他们的做法，在木排中间用竹钉钉成一个三脚架，把装衣服的口袋和每人一包的中午饭放置在上面。手拿一根长长的竹尾做成的竹篙，穿一双解放鞋，鞋子先浸了河水，可以较紧地贴住木排，不致滑动。
木排开动了。队长韦忠昌打头阵放第一张木排，紧接着一张跟一张顺河而下，我在放排队伍的中间段，前后有老社员，随时关照我。
江源小河不大，但前段时间下了几场雨，涨水了，便于放木排。
江源小河经保安生产队流进保安小河，汇入融江，再从融江顺流而下，到融安县城。
江源小河河道平缓，两岸大都是农田，小土坡，没有崇山峻岭，清早从江源生产队出发，第一天夜晚便到了保安生产队。天黑了，我们将木排拴在河边，进保安生产队投宿。
保安生产队不大，20多户人家，都是泥墙房，恰好，我们队的社员韦荣初认识该村的一户人家，便带我们进那户人家借宿。
很累，这一夜大家早早睡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盛了一碗饭坐下来就扒，吃了一口，饭夹生，我吐了出来说：“哎，倒霉，今早这饭没熟，夹生。”这一说，全队的人都瞪眼望着我，其实他们都知道饭没熟，但出远门，做危险重活最忌讳煮饭不熟，就是吃了夹生饭也不能说出来，否则不吉利。这下可好，我嘴巴快全捅出来了，大家很不高兴，我看到大家那不满的眼光，马上哑了下来，可能今天不顺了。
从保安生产队下去不远便有一道拦河坝，拦河坝落差两米，而且只有一个下水口，前面的人撑排到了坝面都迅速下排，站到坝面用手拉木排往坝下推去，那水口较浅，不用人工加力木排是流不下去的。社员们很老到，一个个下去了，轮到我了，排头已撂上下水口，我立即跳下木排想用手拉，但我动作慢，力气小，一时拉不动，而此时排尾马上摆过一边，横到坝面了，这叫“横排”。此时，前面走的木排已经走了，后面木排的人们也每人撑着一张木排，放不得手来帮我，只在那里喊：“老赵，你跳下水去用力推直来，先把木排推直，横排是下不去的。”
我只好跳下水去，这一跳，突然被坝面的竹刺刺了一下，我抬起脚来看，不好了，一根霉烂的竹签，刺进我脚后跟，我一拔，霉竹签居然断了，留下一截在肉里，感觉很痛。但横排了，容不得我想什么，只能忍痛干活。所谓横排就是那木排的排头没有下去，而排尾已经整个地横在坝面上，横在河坝上了，要花力气将排尾推往河里，理直木排，木排才能下坝底去。我忍着痛，浮着水推那排尾，花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排摆正，才推下坝底，过坝了。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出到保安小河口，这里是保安小河与融江交汇处，前面的社员靠岸边停下木排，等后面的人来齐了才走。此时，融江河涨水，那河水黄浊浊的，水流急，河面宽，少说也有保安小河10倍以上的宽度，那宽阔的河水湍急的水流和黄浊浊的漩涡，使我害怕了，一张仅有五株杉木的木排在那宽阔湍急的融江，也只能算是一片树叶漂在水面上，而此时，我的脚肿了，那竹签是长年泡在水中的，有毒，又断了一截在肉里，此时发炎了，痛得我脚都抬不起来，伤口处一大片红肿，不行了。我对父亲说了此事，父亲看了看我的脚，便与韦队长商量，本来父亲是守着伙食担子搭乘队长韦忠昌那张木排的，而此时他只好把伙食担子交给韦队长管，他来顶我撑这木排，而我只有搭乘父亲的木排下长安镇了。
几十张木排顺着融江而下，不久便来到融安县城。队长韦忠昌和我父亲他们去找木材站的人来量方、验收、交接，最后这批杉木才能变现。
100多株杉木，1969年的价格是一株整木100元左右，共卖了一万多块钱。后来队里拿这笔钱去补交了近几年所欠的农业税八千块，只剩下两千块钱了。
因为要等木材站付钱，我们在融安县城住了一晚，拿到钱才能回家。
此时我的脚已经肿得很大了，半个脚板都红肿，走路只能撑一根拐棍，一拐一拐的。
队长买来了从融安县城到江荷生产队的汽车班车票，每人车票钱是七角。
从融安县城到江荷生产队车程是两小时。
从江荷生产队回家要翻越一座高高的播荷界大山，一上一下是四小时，我撑着拐棍，走在最后，吃力地上山下山，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恰好祖母在门口做家务事，看见我一拐一拐地走回来，一问才知道脚被刺伤了，顿时掉下了眼泪。
那是难过的泪，怜爱的泪，亲情的泪。可怜的孙儿哟！
但生活无情，干了那么久、那么重的活路，个个都累极了，谁能背我翻山越岭回家？要知道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而这时节，头季稻已经打胎，很快就要成熟了，队里的妇女早把稻田耘了两次，只等谷子黄了。
1969年6月底，生产队闹粮荒了。此时我们放木排下融安县城回来不久。
此时才是6月下旬，头苗的谷子要等到7月下旬才成熟，离收谷子新粮上市还差一个月。大人小孩要吃饭，不说吃干饭，就是喝粥，平均每人每天也要半斤谷子，全生产队3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一天就要50多斤，一个月就要1500斤，家家户户再节省也是如此，但此时已没有谷子了，生产队粮仓已经扫得干干净净，怎么办？
这天夜晚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生产队的仓库就是生产队的文化室，也是会议室。队长韦忠昌表情严肃地对大家说：“去年，也就是1968年，我们队在沙坪的几十亩田被洪水冲了，颗粒无收，少了几千斤谷子，再加上去年社员去大队参加各种会议耽误了许多工夫，我们队的活路拖拉了许多，所以减了产。按定量、按人口分配的粮食大家都吃过头了，当然也不是吃过头，而是根本不够吃，再怎么省也不够，现在生产队的仓库一颗谷子也没有，各家各户也没有了，怎么办？我们生产队向大队部汇报反映了，大队部叫我们向邻近生产队借，我们去借了，但人家也刚刚够支撑到收新谷子，哪有米借给我们？而且我们缺的口粮不是一两斤，而是一两千斤。当然还得靠大队，大队向公社汇报，公社向县粮食局汇报，共产党的社会是不给饿死人的，最后，县粮食局批给我们一批救济粮，由合桐粮管所发放。当然，也是要花钱买的，100斤谷子12块钱，我们放木排下长安还剩2000块，可以买回这批2000斤的谷子。我们队干商量了，决定明天全队男劳力都去合桐粮管所挑谷子，清早走，下午回来，每人70斤至100斤，可以把这一两千斤挑了回来，解决全队吃饭，撑到7月底收新谷子。”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沉闷。面临粮荒，全靠队长积极去反映，要不然日子怎么过？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父亲便叫我起床，两人匆忙吃了早饭，又装了一个竹筒的饭作午餐，各挑一担空箩筐出发了。
那时从我们生产队去合桐粮管所，不像今天可以坐汽车下县城再绕过合桐，或者坐汽车经和平六溪村去合桐，1969年的当时，没有这两条公路，靠翻播荷界大山或翻古平岭大山，从播荷界大山走，上山十多里路，下山十多里，要走五个小时，从古平岭翻山也是一样的，而且全是山间小路，一坑一洼的。
到合桐粮所已经近中午了，韦队长他们早已交涉好，我们社员只管称谷子挑担子，我年龄小，只能挑70斤。大家称了谷子，匆匆地吃了自带的饭食，便踏上归程。
挑着这样重的担子翻越播荷界大山，够吃力了，爬到半坡，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基本上是走一段短短的路就要放下担子歇一歇，汗大颗大颗地流，衣服全湿透了，装了一竹筒的水也喝得差不多完了，望望山顶，天哪，山顶上那标志性的三棵松树还那么远！不敢望了，咬牙又爬。半个山坡一路上都是我们队的社员，是有力气的壮汉，但他们挑的也重，100斤，90斤，也够受的了。大家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擦汗，挑担爬坡。
好不容易上到山顶，太阳已经西偏，快要落山了，但是尽管天色已晚，我还是放下粮担，在山顶的三棵松树下似睡非睡地躺下了。生活的艰难，劳动的辛苦，此时全体现在这荒凉的山顶上，体现在那沉甸甸地挑粮担子上，无奈呀，无奈！已经走到这一步，读书读回到这高高笔架山，怨天吗？怨地吗？这播荷界大山就是笔架山山系，从这三棵松树底可以望见高高的笔架山就在眼前，我的家就在这高高的笔架山山脚下，但从这里走下去又是十多里路，况且还要挑一副担子。
队里的社员烧了一袋子烟，坐了一阵子，先后挑起担子下山了，我不敢再待在山上，尾随着也下山了。
20多担谷子挑回了仓库，此时已是日落西山夜幕降临。
这一夜，我全身肋骨痛得像散了架一样，肩膀已经红肿，到了半夜脚又抽筋。
但收工时队长已经交代，明天全队男女都进板廖冲去割田埂草。
唉！干不完的农活，离不开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