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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我初中毕业。
过去的初中毕业，不用像今天这样紧张地复习参加中考，我对当年的中考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初中毕业考之后，接着就中考，也就是在我们学校考的。远远不像今天的中考那样牵动到老师、家长、社会、政府。现在的中考、高考是一件大事。
中考后，我们结束了初中时代。1965年的中考，招生学校非常之多，国家开设很多中等专业学校，进了这些学校，毕业后便分配当干部职工了。
我们意气风发，又难舍难分地结束了初中生活，不久后，揭晓了：
我及一部分同学被三江中学高中部录取，直升高中。覃相林同学，白言人，与我同姓同饮一江水，考上了桂林地质学校，后来他毕业分配在桂林地质岩溶科研所工作，从白镐河的农家子弟成为桂林人，终生定居桂林。原与我参加招飞同体检的小曹，与另一位姓曹的大洲村人，两人考上了桂林汽车交通学校，毕业后两人分配在柳州市和桂林市的汽车交通部门工作。梁运轮考上了宜山师范，梁运轮父亲是县文教科科员。
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初中时代，告别了同窗三年的同学。那个时代我们无比纯洁，师生关系，情若父子；同学之间，情同手足。
1965年的9月我读高中了，分在县中高七班。一同考上高中的还有韦持谦、廖光忠、邵德胜、周英奇、杨环芷、张秋珍，还有邮电局职工子弟刘云，他会发电报。还有独岗公社的张泽忠。而我们那整个白镐河一域上高中的也就两三位，即我与同班的韦持谦、周英奇，他们都是白镐河的六溪村人，很聪明，读书成绩非常优秀，那真叫凤毛麟角。
高七班的教室在坡上第一间，高六班的教室在坡上相对应的另一头第一间。高六班高七班男生宿舍都在坡上末尾那几间。
上高中后我更加发奋读书。
功课也多，知识也越来越深。已经开设的代数、几何、立体几何、物理、化学很抽象，很深奥。
我到图书馆搜索一些培养智力的书。我居然相信那些书刊上写的：要提高智力就要培养记忆力，要增强记忆力可以通过后天增加食用白糖、食用乌龟的办法，特别说吃乌龟能增强记忆力。但无论如何我已经意识到，一定要培养记忆力。如何培养记忆力，一些笨方法，我还记在了日记里，现在还可以查阅。高中的代数几何有很多定义定理公式法则，记下这些法则公式才能破解代数几何的题目，我上课时听老师讲解，同时用红圆珠笔在书本上将那些定义定理公式全部画出来，课后用一个小本子抄下来，有空就背。我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其中规定：每天晚饭后要拿着代数几何课本到学校背后的小山冲里的大树下，坐在那里反复地背。四周静静的，晚饭后球场上的喧哗全听不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这样刻苦学习。
学校后面的这个小山坡不高，从坡顶下去是个小山冲，小山冲不深也不很陡，山冲里长满了小树，很是僻静。凭着这样的地形，大操场下面的众多声响——打篮球羽毛球的喊叫声、拍击声，高五班李国君同学练习笛子的吹奏声，学校广播室的高音喇叭激动人心的歌曲声，都远远地隔去了。我早已把一株树的树蔸处打点成一个小平地，用石头垒成一个凳子，在这山冲里满眼是花草树木，只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听不见操场上的喧哗声。我坐在树底石凳上，完全沉浸在这三十分钟的复习中，拿着代数几何课本，看着我在课堂上画下红线的定理公式，背！背！背！
我的成绩好了起来，每次测验考试都在前几名。
高一的时候，学校举行数学竞赛，那种竞赛是全校性的，其实也是全县性的，因为这是全县最高学府，这里的一考一试代表了全县最高水平，而且全县只有这一所高中。高中三个年级三个竞赛题，评分一个标准，名次由全校统一排定。数学竞赛过后，我荣获1965年数学竞赛全校第二名，学校开了一个大会颁发了奖状。我回家时拿奖状给父母看，此后，父亲经常拿这张奖状向一些有文化的村上人或亲戚炫耀，说：“这相当于清朝一个顶子，老赵得了一个顶子。”什么叫顶子？那是清朝学子考试后获得秀才、举人或进士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分管文教的部门颁发的象征学位的帽子，这个帽子也就是顶子，代表着一种荣誉、一种身份。
除了数学，我也喜欢语文，喜欢背语文中那些古文，比如说《岳阳楼记》《捕蛇者说》，就是在这个时期背下来的。不过，当时我的作文还没有成熟，所以作文还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荣耀。
但我仍然大量读小说，规定每两三天要读完一部长篇小说，星期天安排半天读小说。上课时，有时把小说放在课桌下偷偷看，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
高中时期我记了很多公式定理，也写了很多学习笔记，有好几本笔记。现在还保存在我家的大书柜里。从这些学习笔记里可以觅见我求学的步履，进步的轨迹。
又是一天的晚餐之后，我从学校食堂吃完饭回到坡顶的宿舍，这时，已是下午六点多，夕阳西下，余霞满天，我回到宿舍便公式化地收拾衣服、毛巾、香皂，提着锑桶，约了两三位同学，下河边去洗澡。
走过男生宿舍的最后一栋，便是下坡小路，这条小路是几百名在坡上住宿的男生去河边洗澡洗衣服走出来的。小路沿着小山梁伸向河边，在靠近河边处与学校大操场过来的林荫大道会合。再下去就是河边。
此时，大操场上甚是热闹，打篮球的、打羽毛球的、吹笛子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篮球裁判的哨声一阵又一阵，投球得分的喝彩声也是一阵又一阵，这喧嚣的声浪夹在悠扬的笛子声中飘荡。笛子是高五班李国君同学吹的，高五班的教室在旧大楼下面，上面便是高五班男生宿舍，李国君同学吹得一手好笛，他总是在晚饭后，站在旧大楼二楼外楼梯的拐角处，面对那奔流不息的浔江河水，吹起他那得意的“洪湖水，浪打浪”，悠扬宛转的笛声激荡在同学们的心中。我每每听到那笛声，就会对李国君产生敬佩之意。
此时，落日余晖照射在对岸的西游村，村子上空，缕缕炊烟升起，三三两两的人影走动在村边大榕树下，忙碌着一天最后的事情。
我和几位同学提着锑桶，信步来到河边岩石上。这里是浔江边，江水从县城流下来，冲着这些岸边的岩石，拐个小弯流下西游村去，把河边这些岩石洗磨得干干净净，也打磨得没有棱角没有尖刺，这便是我们天然的洗澡场，天然的更衣所。
我们在夏秋之季天天如此。我先是将今天换下的衣服打上肥皂，坐在岩石边搓洗，已脱光外衣仅穿着短裤，坐在岩石上，双脚泡在凉快的河水里。洗衣服一般花半个小时完成，接着，我们便轻松地扑进河水里游泳，搏击水花，有时我们游到浔江河中心才回头，游够了，洗净了，才带着一身水珠上了岸，更换衣服，回到宿舍。
再过一阵子，上自修的钟声响起，我一身轻松清爽地走进教室，又开始一天的晚自修。
高中的物理课，学到了收音机的基本原理，我特别感兴趣，便想自己制作一台矿石收音机。我到学校图书馆阅读《无线电杂志》，抄录了制作矿石收音机线路图，我带着那线路图，到县城街上买了几只二级晶体管，买了电阻、电容器、喇叭、耳机等，试着装置矿石收音机，居然成功了。放假了，我把矿石收音机零件拆散带回家，在家里装了起来。
在我的老家拉敢村的木房顶上，我高高竖起了天线，一条导线引下进入我的房间，我的矿石收音机收音成功了。我当时只是一名在读高中生，在那偏僻的穷山村里装上自己制造的收音机，这事件足以成为山村人称道的新闻。
在县高中我是高七班，在之前有一个高五班。
高五班正常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也是全国“文革”前最后的一次高考。
高五班参加高考，考上了好些优秀学子。
1965年10月初的一天，下午第七节是自由活动，杨钦明教导主任从办公大楼出来，拿着一封长信仔细地贴上学校的公告栏，并高兴地大声说：“校友来鸿！校友来鸿！”我凑近去，公告栏上整齐贴了七页信笺纸，在信笺纸上头，学校教务处题写了“校友来鸿”四个字。
我先睹为快，是高五班毕业的荣超武写给三江中学的致敬信，信是用毛笔小楷写的：
亲爱的母校——三江县中亲爱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
我是高五班毕业生，而今已经踏进了武汉大学，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审判专业，开始了我大学四年的本科学业。
我万分感谢母校——那是知识分子的摇篮；我万分感谢我的校长、班主任和老师们，把我培养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大学生。
高中三年，我在老师的教导下，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中国当代大学生，亲爱的老师们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多少艰辛与汗水，我们，作为时代的骄子，将永生铭记师恩！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新的学习开始了，我深知：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将为国家的专政机器补充新的能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公安、检察、法院就是国家的专政机器，是国家赖以健康发展的专政手段。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是我们伟大国家得以发展的保证。
我深知我所学专业的重要性，我深知我肩上担负的伟大使命，我将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的期望，认真学习，掌握好手中的专政武器，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也希望现在仍在校的校友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早日随着时代前进的潮流，步入大学校园深造，将来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才。
我是出生在大山里的孩子，相信你们也和我一样，通过刻苦学习，人生道路一定出现新的奇迹。
校友：原高五班学生 荣超武
读完这篇激情洋溢的信，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我当时就将这封信努力背下来，然后回到教室默写在日记本上。这封校友来鸿激励了我几十年，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学校展出这封长信的情景，那苍劲有力的小楷毛笔字，那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词语，至今仍然烙印在我脑海之中。
荣超武是斗江公社甘洞村人。甘洞村在斗江街下面的对河，要到那小村就得过渡。
大学毕业后，荣超武分配到湖北荆州市公安局，不久后调到三江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局长，后升迁到柳州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并在处长的位子上退休。我与荣超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中学时代我又穷又饿，特别到了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很大。每次中午或晚饭到学校食堂吃饭，十人一桌，领饭出来在食堂饭桌上分饭分菜，眼睛总是盯着自己的饭碗，哪怕多分得一口也高兴，有时负责分饭的同学分得不均匀，某同学的碗里似乎多了一点，而我的碗里似乎少了一点，就很不高兴，那餐饭都吃得不安宁，心里总有一个疙瘩。
饿，自我调整。
星期天学校食堂吃两餐，那么中午我就自己加面条。我很节省，每次买两斤面条，每斤是一角多钱，平时锁在我的木箱里，到了星期天中午，我早餐时就从学校食堂拿一点盐备着，中午时候我拿我的大锑碗当锅头，有时用铝饭盒或口盅当锅头，在宿舍背后的墙角，拿几根小小树枝做柴火，烧火煮面条。每次煮半斤，一斤面条分供两个星期天。煮好了面条加一些盐，什么菜也不要。有时从家里带来几瓶炒熟的干黄豆，放上一些到面条里，就这样吃。填饱了肚子，又安排自己的学习，或读书或背数学公式。几十年过去了，星期天自己在宿舍背后煮半斤面条的事情历历在目。
从初中到高中，我在学校的铺盖一直是一床小棉被。
棉胎不足六斤，很旧很硬，几乎没有了弹性，十足一块硬邦邦的木板。到了寒冷的冬天，夜里盖这床被子肯定不暖，但家里穷，不可能有棉被更换，更不可能买新棉被。1965年的冬天，我的身材已经不像1963年那时，长高了长大了，棉被就更加显得短小了。
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下了自修回到宿舍。本来，在教室时就冷得不得了，回到宿舍也无法取暖。就寝的钟声响了，值日老师又过来在宿舍门口吹了一阵口哨声，再也不能说话，要睡觉了。我不敢脱外裤，冷，只是脱了一件外衣和棉衣，把棉衣罩在我的小棉被上，我还用一根带子把棉被的另一头扎紧，慢慢地把脚伸进扎好的棉被里……冷，出奇的冷！双脚根本无法暖和，睡到半夜还是冰冷的，整个棉被硬邦邦地压在身上，没有一点松软暖和的感觉。我只能凭意志对付那寒冷。睡到差不多天亮，才感觉脚有些暖和，但是起床的钟声响了，只得马上起床，要不然，早操点名又要迟到。
一个寒冷的夜晚就这样熬过去了。
这样的煎熬不是一夜两夜，几年的冬季天天如是，整个初中高中时期，我就那床小小的旧棉被。
1967年闹红卫兵，我还是背着这床小棉被，跟着几位同学，进行所谓的“重走长征路，革命大串连”。走到湖南武岗，病了，病好之后又从武岗坐汽车到永州，然后坐火车下桂林过柳州直上贵州的贵阳。这床小棉被跟我到了贵阳。我反复思考之后，将小棉被打包邮寄给在河池金城江的二叔。
二叔后来说，他收到了背包，打开一看，旧棉被全是霉斑臭渍，一股臭味，他扔进垃圾堆了。
那小棉被毕竟陪伴我读完初中和高中。
高中的那几年，学生食堂伙食不算贵，每月6.9元，每天2角3分。分为三餐是早餐3分钱，中晚餐各1角钱。一个学期算下来，五个月也就是35元，开学之初交学费、杂费、课本费，拢共也只10元。但就是这每学期45元，我的父母也不堪重负，不得不四处举债。
经过“四清运动”，什么削竹筷、卖辣椒种子的事都不准做了，要钱只有向生产队借，或者等到过年按工分分红。但我家庭人口多，过年分红很难有结余钱，这样一来，我半年所需的这几十元钱便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
1965年冬的这一天，我又请假回家要伙食费，在家住了一夜。家中肯定是一分钱都没有了，父亲向生产队去借，生产队也拿不出钱来，父亲无奈，当晚吃饭时对我说：“老赵，你三叔（覃启祥叔）经生产队同意出去做副业，做副业每年定数交钱给生产队，生产队便按同等劳动给他上工分，今年他去高基生产队板瓦队做瓦，你只有去高基生产队你启祥叔那里借10元钱，家里实在没有了，寨上也借不出。”
我应道：“嗯，明早我就去高基生产队，然后直接从高基下古宜去学校。”
第二天，我早饭后，一个人背个小书包出发了。
我从屋背爬上田边大界山，下坡到田边滩底生产队，逢人问了一声：“去高基板瓦怎么走？”村人答道：“从我们生产队后面这条路上坡，上到田边六梁山界顶，再下坡，坡脚就是高基板瓦。”
我从来没有走过六梁大界山，爬呀爬呀，好不容易沿着蜿蜒的山路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两棵杉树。六梁界顶的这两棵树，作为一种标志性的树，谁也不得砍伐。
我走得有些累，坐在杉树底的石凳上。
回头眺望：从古平岭到老家笔架山再到白言村的测量尺山，山脉起起伏伏，莽莽苍苍，云烟缭绕。在那山脚下便是我可爱的白镐河，可爱的家乡。
再转身望高基村方向：高基河像一条闪光的带子在山谷稻田之中蜿蜒流淌，小河两边，是白郡生产队、板瓦生产队、高基生产队、桐叶生产队。几年前那里曾是桐叶公社所在地。高基河与白镐河，同一个流向，被“六梁大界山”分隔。
这就是六梁大界山大山脉。
后来的后来，国家开修贵广高速铁路，这条从贵阳到广州的高速铁路经过三江站，往前经过白镐河一个很深很深俗名叫石门塘的河塘，再往前经过六梁大界山。隧道，隧道群，全在这石门塘的大山里和六梁大界山下。此时，我在六梁大界山山顶，眺望故乡的山水，借钱、没钱做伙食费的烦恼居然也一时忘记了。
我下山了，一路下坡。坡很长很长，几乎挨到晚饭时间，才下到坡脚，来到启祥叔的瓦棚。
启祥叔的瓦棚搭在高基河的河边田塅上。所谓瓦棚就是做瓦的工场。一个简易茅草棚子，棚子中间竖几根楠竹，顶上扎有横梁，然后，用楠竹一端搭在屋顶竹梁上，一端架在平地上，成八字形，叫人字棚，然后在楠竹的中间横着再扎楠竹，上面则用茅草扎成一片片的草帘子盖上。其实这种茅草房，早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就已经使用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茅草棚便是王宫宝殿。
草棚里空旷一片。
一部制瓦机竖在那里，启祥叔就是在那台机子上制的瓦坯。制瓦的工艺很简单，挖一个大泥塘挖到黄泥处，加水，用水牛去踩泥，把泥踩到胶结状态，然后从泥塘里把泥挖出来，堆在茅草棚里，这便是瓦泥。每天从瓦泥堆上削下瓦泥，双手捧着，迅速地抹上一个大卷筒。这个卷筒是个圆柱形，高度就是瓦片的长度，圆周长就是四片瓦的宽度，瓦泥粘上圆筒后，用手将筒上的摇柄一摇，圆筒转了几圈，另一手拿一个制板，均匀地抹平，不到两分钟，一筒瓦（四块瓦）的瓦坯便制成了。将圆筒提起，拿到铺有细沙的地面轻轻一放，将圆筒抽出来，剩下一个圆形瓦坯便在地上立着，让它慢慢晾干，然后再切割成四块瓦坯，瓦坯便制成了。
茅草棚附近有一个大瓦窑子，挖地而成，与景德镇的烧瓷器几乎是一样的形式。然后将几十万片瓦坯装到瓦窑里，用柴火烧，烧它几天几夜瓦便成型。
这叫秦砖汉瓦，在中国已经流传几千年。
当晚，我在启祥叔的工棚里与他吃晚饭，睡在他床上。
第二天，早饭后，启祥叔给我了10元钱，话不多：“只有这10块钱了，你拿去做伙食吧。”
我噙着泪水说：“三叔，谢你了，谢你了。”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瓦棚，沿着高基河往下走。高基生产队地界有一座小山坳，我走到高基坳上，马路上建有一座凉亭，凉亭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有碑文，我仔细地阅读了。但已经记不起碑文的具体字句，其大意是过去高基河的村民及富豪筹钱修了这条马路，积善乡里，以碑记功颂德。碑文是高基河几位大才子写的，还记叙了高基河明清时期考出的秀才举人、达官贵人。当时我很佩服。
在高基瓦棚借得10块钱，我终生难忘启祥叔叔的帮助。
又一次，我又回家要伙食费，父亲说：“生产队还是没有钱借，家里也没有，你去找启昆叔借一点吧。”那晚，我去到覃启昆叔的家，启昆叔当小学教师，每月有20多元工资，我厚着脸皮向启昆叔借钱，他借给10块钱，又可以解决一个多月伙食了。
当时家里已经没有能力供我读书，全靠借钱，却又不能光向一个人借。
有一位叫覃贵荣的叔公，他也借了钱给我读书。贵荣叔公主要靠为供销社挑担子运东西赚些汗水钱。当然，去跟贵荣叔公借钱只有我父亲出面了，几年间前后借了几次，总共是借覃贵荣叔公40多元钱。后来，我在经委和酒厂任职时，有一年回家过年，覃贵荣叔公过来了，我主动还了本金加利息钱给覃贵荣叔公，他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时候，覃贵荣叔公已经老了，连走路都困难了，当然更不能挑担子赚钱了。
还有一位叫韦顺超的舅公，是大队干部，又与我们同一个生产队，父亲有时实在借不到钱，便只好厚着脸皮向韦顺超舅公借钱，前后也借了几次，也是几十元钱。
再有一位同一个生产队的，名叫梁国忠，我也称之为舅公。他是白镐河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也借钱给我，帮助我念完高中。
这些恩人，在我最困难的学生时代帮助了我，我没齿难忘。
1965年放寒假，同学们都回家了，但我和其他同学共30多人留校勤工俭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打工，为四清工作队在县中集训做后勤的伙房工作。
我们留校的30多位同学，各班级都有，当然都是男的，男同学有力气，每天所得，大概也就是几角钱吧，我打工一个假期也就是十多块钱，够开学交费啦。
我们这30多位同学分为三个组，一组是白案，所谓白案就是弄早餐馒头，蒸馒头必须上半夜泡面粉，天未亮就上蒸笼了。几千人的集训队，每人两三个馒头，全队就是上万个，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第二组是红案，红案就是中餐、晚餐，煮饭炒菜，三荤两素，工作队集训正是调养他们伙食的时候，因为他们在乡下很苦，现在回县城集训，补补营养。第三组是运输组。从县城运来大米、面粉、肉、蛋、菜等。
我因身体强壮、憨厚老实，被分在运输组。运输组每天要搬运大量的食品。
运输组有一条木船，这条船就是学校原来的渡船，后来架桥了就不用渡船了。早餐后，我们撑船出发，从大洲小岛摇船往县城走逆水，但基本上是平静的水面，没有急滩，所以水阻力不大。我也跟着学摇船，不几天就熟练地学会了。
小船停靠在县城古宜的建安码头，从河边往上走几十级台阶，才到十字街。再从十字街往上走，上坡，粮食局在大礼堂下面的半坡上。
总务在县粮食局窗口交了粮票和钱，开了票，我们几个同学只管抬米。
一袋米100公斤，我和另一个同学一前一后抬着往河边走。几个人抬了10袋大米，10袋面粉，还有另外几个挑着箩筐跟着总务去菜市买猪肉和蔬菜，满载而归。
我握着船桨，在平静如镜的浔江上划着，心旷神怡，心中自然涌起一种纯真的乐趣。
小船驶回大洲小岛头，停靠在中学食堂下面的码头。我们从这里将满船的物品抬上去，往食堂抬，这是上坡，比下坡更吃力。搬完船上的物资，我们的工作才算完成，下午则是协助红案组弄饭菜。
这一天，我们又照常去运米面肉菜，返航时竟然与另一条木船同行。
总务说：“那船上的人便是莫团长。莫团长是全县四清工作团的团长，主管全县的‘四清工作’。他早年在三江打游击，三江历史上称三部，其中就有莫部，他们早年在三江拉旗杆反对国民党，后来由共产党改编为地方游击队，解放后莫团长已是柳州地委的领导。”
我听了总务的介绍，望过去，莫团长身材魁梧，两道眉毛几乎是直竖在眼眶上。这眉毛就已经显出其威武之相，让人肃然起敬。
总务又说：“今天全县工作队集中在大操场听报告，莫团长就是来做报告的，公路不通大洲，只好安排小车从县委办公室送到车渡码头，然后上船到大洲小岛码头。”
据总务说，这次集训人数多达3000，每人每天一斤米面，一天就是3000斤，要装10多个麻袋。
有一天，伙房接到通知，集训班要加菜，而且是很隆重的加菜。
头天要把需要的物资全部备齐，头天晚上要通宵加班做扣肉、杀鸡鸭，还要制作各种油炸品，食堂里通宵达旦，同学们轮流睡觉，但大家做得很是开心。
第二天，下午时间铺摆桌子了， 300张饭桌全摆在大操场上，整整齐齐摆了十几排，横排直排都整整齐齐的，中学食堂饭桌总共只有200张，不够就用课桌来代替。下午四点多开始上菜，每桌酒席十几道菜，有些是油炸的，昨晚加工好的，可以先上。五点多钟的时候，大家从各个教室宿舍凑过来了，找到各自的位置坐下。
我也是上菜员，忙着进进出出搬酒菜上桌。
五点半开席了，但有些热菜还在不断接着上，我与上菜的同学们穿梭于酒席之间。
上菜上到斗江公社这一席时，一位姑娘呼叫了我的姓名，我应了一声，抬头一望，啊，原来是白言大队弄三生产队的覃姑娘，早年她考上卫校读书，我们认识。
她说：“你留学校搞勤工俭学吗？”
我机械地答道：“是。”我又问：“你参加四清工作队了？”
她说：“是卫校抽调我们参加的，而且分到斗江公社这个分团，也充当向导吧，因为我们熟悉本地情况。”
我应道：“啊，好啊。”
寒暄几句后，我便又忙去了。
后来，据说她毕业后分配到县卫生防疫站当医师，走上了工作岗位，是同乡的女秀才吧，那个年代，走出大山是不容易的。
短暂的集训很快结束了，时间已临近年关。
1965年春节，寒假还在继续，我们几个同学留校搞勤工俭学，任务是守校。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就在学校食堂吃。说是年夜饭，其实就是食堂加了两个菜。
听老师说，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大学生们早些天就排练了文艺节目，晚上在县大礼堂与县文艺工作队同台演出，共庆春节。我们几个同学早早就吃了年饭，往县大礼堂赶去。
大礼堂内，已是掌声雷动，歌声婉转。
几位守门检票的人，很明显不是本地人，是外来的大学生，负责会务工作。我们三个同学，在过道厅里看那些图片展出，不时伸头通过门道往里望去。但我们没有票，无法进场，只好在场外徘徊，不免有些失落。
冬天，我们穿着制服棉衣，口袋上方别着一块小长方形黄色的布质校徽——“三江中学”。
守门的一位年轻大学生看了我们很久，觉得我们三位举止斯文，很有读书人的气质，开口问道：“你们几位是哪个单位的？”
我抢着答道：“大学生哥哥，我们三位是三江中学高中生，留校搞勤工俭学的。”我停了一停，又试探地问：“大学生哥哥，我们很想进去看看演出。”
守门大学生想了想，拉住我的手说：“靠近来，我看看你的校徽。”我走近两步指着校徽说：“三江中学。”守门大学生满意地点点头：“你们进场看演出吧，但也许没有座位了。”
我赶忙说：“谢谢，谢谢。”
我们三个快步进入大礼堂。
哗！灯光雪亮，舞台上方挂着一条横幅：四清工作队春节大联欢文艺晚会。
演出已经进行了很久。
一位报幕员，标准的女大学生，走向舞台正中间：“下一个节目，舞蹈《洗衣歌》，由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赴三江四清学员演出。”
报幕员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幕又徐徐拉开了，随着流畅欢快的藏族舞曲音乐的响起，一队身着藏族服饰的演员边唱边舞走出台来。
全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全神贯注，与全场人员一样，完全陶醉于那美妙悦耳的乐曲和楚楚动人的舞蹈表演之中。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有乐器独奏，有话剧，有相声，还有魔术……你方唱罢我登场，精彩纷呈。
女报幕员又走到舞台正中：“下一个节目，大合唱，《歌唱祖国》，演出者，高校赴三江四清学员合唱队，指挥：唐老师。”
“哗哗哗……”掌声雷动，大幕敞开，舞台上分四排整整齐齐站着合唱演员，两排男生两排女生，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打扮得英姿飒爽。
站在队前指挥的唐老师向观众鞠了一躬，转过身去，一手向乐队扬起，乐队立即奏响序曲，一手向演员队伍扬起，百人的大合唱歌声齐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那歌声浑厚雄壮，真似千军万马在奔腾。
这雄壮的场面完全让我陶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