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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休学回家一年之后，我又重返校园。
开学了，我回到三江一中，拿休学证明到教导处办了复学手续，编入了初39班，读初中二年级第三册。同年级还有初40班，但开学不久，也许两个班人数都太少，很多学生因困难辍学，于是学校把39班和40班合并为39·40班，合并后的学生总数也仅50多人。
我重返校园，在39·40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我复学了，从我的老家到县城有65里路。我从老家沿白镐河往县城走，全是小路，过白口村、白言村、扶平村、牙林村、斗江街。从斗江街过去是沙石公路，直到县城古宜街。每次走那段路，我都花上差不多一天，全是用自己双脚一步步走过来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公路修到家门口，我来回都是小车伺候，每每路过那老地方，万分感慨。
这是桂北偏僻的小县，全县人口一半以上是侗族，还有一半是壮族和六甲人。
明清时期，这个县城不在古宜，而在融江河上的丹洲。过去从融州即今融安、融水县进三江县只有水路，上来第一站便是丹洲。丹洲古城现在还保留明清时期的县衙古建筑和石板铺成的街道和码头。那时不叫三江县而叫怀远县。
清末民初，开修了马路，县治搬上古宜镇。古宜原名古泥，后来才改为古宜。
县城在浔江边，依山而建，房屋街道一层层往山坡上建，平的地方不多，街道不宽，当时的县城大街上是走不了汽车的，大街两端也没有与公路相连。县城只有两条街：中长街、长西街。还有几条巷子：蚂蝗冲巷、戏园巷。旧县衙建在长西街背的小坡上，县衙前是一个大码头石阶，解放后旧县衙改为县公安政法大院和看守所。
新政权的县委和县政府建在更高的山坡上，原来是几个独立的山坡顶，县委一个坡，县政府一个坡，县大礼堂招待所一个坡，县武装部一个坡，几个山头之间有高高的木板桥。后来，这几个坡之间的深沟全被填平，桥没了踪影。现在人们见到的似乎是一个三级梯地，第一级就是中长街、长西街，第二级是公安局、粮食局、广场，第三级是县委、县政府、大礼堂和武装部。现在仍然保持着三级的区分，但早已面目全非。县城虽小却美丽，依山傍水，清风扑面，绿树掩映。
最繁华的当数中长街与长西街相交的十字街。说是十字街，其实只是丁字街口，20世纪50—80年代，这里是全县城的中心，这里有百货公司、糖烟酒公司、新华书店、农资公司、五金交化公司。十字街边是百货公司门市部的门口大台阶，高出一个人，那是人们演讲的天然舞台。在这个小小的十字街上，几十年间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整个县城占了半边山坡。浔江河从这半边山坡也就是从县城古宜镇脚下流过。人们步行或坐汽车进县城，首先要过浔江河上的古宜渡口。这是一个汽车渡口和人工船渡口。浔江河面在这里开阔平静，进县城，先过渡船，上了岸就是县城中长街头。中长街沿浔江河水面伸展下去，到街尾与大寨村来的一条小溪相会，小溪上有一座桥叫二圣桥，桥边有座二圣庙。二圣庙前又是一个人工渡口，这是进县城的第二个渡口。
二圣桥、二圣庙以及这个渡口有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渔家两兄弟，有一天救出了一位失足落水的风水先生，这位风水先生是因为追寻这里的一处风水宝地而失足。风水先生感激这两位纯朴的兄弟，于是指点说：这渡口水里是一对鲶鱼风水地，以后老人过世可埋进此水中。这两兄弟依照风水先生所指点，在其母亲过世后便将遗骸深埋此水中。后来，这两兄弟从军了，在军中累建战功成了将军战死沙场。人们为了纪念这两兄弟，便在这里建了这座二圣桥和二圣庙。故事虽然是传说，但二圣桥和二圣庙却是真实存在着的。
沿着二圣桥走下去是中山亭。中山亭建在山顶上，这小小石头山形似一只鲶鱼头，与对岸另一个形似鲶鱼头的山嘴相呼应。
这就是桂北山区的一个小山城——古宜。
外地人初到这桂北小县很难知道这个县的最高学府在什么地方，我第一次到县城读书亦是如此。
县城的中长街的街尾连着二圣桥，沿着山边一条山路走下去是中山亭，从中山亭走下坡脚，再沿山坡边的路往前几十米是森工局的木材流送站，流送站的工人宿舍建在半坡上，河边是一排排木桩，木桩拴着一排排杉木排，所谓流送就是将森工局收购的杉木扎成排送去柳州。
过了流送站前行几十米是酒厂，一个古老的酒厂。当时这个三江酒厂只有几栋平房，几间简易棚子，一个大灶煮酒饭，一个大灶熬酒，还有几十个缸子。酿酒后排放出来的酒糟任由附近群众挑回去喂猪。没走到酒厂老远就闻到了扑鼻的酒香。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手工作坊式酒厂，后来居然成为广西酿酒工业的明星、新星。
从酒厂往下走是造船厂。这是一个手工造小木船的厂子。这种木船用木板钉成，打上几道桐油，供渔民用于水上生活。几个露天架子，以及用木条扎成的船只下水的通道，这就是全厂设施。
过了造船厂，再走几十米，是过河码头，没有桥，只有船渡，对岸便是一个名叫大洲的小岛。三江中学便是在这大洲小岛上。
这个大洲小岛是怎么形成的？
前面说过，浔江从县城流到这里一分为二：一支流经西游村绕过去，一支流经滩头村绕过去。两条支流在三角渡村那里又汇合成一条河，这怀抱的中间便形成大洲小岛。
大洲小岛直径有几公里，洲上有山有水有田有地有村庄，但孤岛一座，四周绕着浔江。
就在大洲小岛靠县城这边形成一块不算小的坪地，民国年间，县官选中了这块绿树葱茏的坪地，建起了三江第一所国立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便称为三江县中。
三江中学在这大洲小岛上，要去三江中学必须过渡。
过了渡，沿小土路而上，映入人们眼帘的首先是一栋旧的二层大楼，这就是最早的学校大礼堂，大礼堂在这所学校建校之初就修建了。
从大礼堂往里走，是一个大操场，完全可以容纳得下3000名学生排队做操。
大操场是学校的中心。大操场的左边是一排长长的一层砖瓦结构的教室，我的39 ·40班就在第三间；大操场的右边是学生食堂；大操场的后面靠小山脚是一排六七栋的木质结构的学生宿舍；大操场的前面靠左边是三栋教师单身宿舍。教师宿舍不带厨房卫生间，纯单间。
校园后面是一个小土坡，一个大码头建在坡中间，几十级台阶直上坡顶，坡上是一排长长的宿舍，横建在山坡上。
宿舍楼的后面便是一片土坡，有菜地、有树木。一直往山坡顶上走去，便是大洲小岛的最高处。
站在大洲小岛的最高处极目四周，眼下便是大洲全貌，田园山水尽收眼底。
全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要适应正规学校的学生集体生活，有一个被感化同化的过程，这就是文化的陶冶。
清晨，学校敲响了起床的钟声。急急忙忙地拿手巾到河边洗把脸，回来就要出操了。为了赶时间，我总是晚上自修后拿着提桶到河边提水回来放在宿舍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用。
大操场的正前面有个土台子，台子上有根旗杆，大礼堂那里有一个广播台装有大喇叭，起床钟声过后，大喇叭便不停地播放着激昂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等，整个校园充满了朝气。
歌声停了，钟声响了，集合做早操了。
排队、报数、散开，学生会体育委员站在大台子上领操，广播操的曲子响起来了，千人的早操开始了，动作整齐划一。广播操乐曲抑扬顿挫，节奏均匀，时有清晨的薄雾罩在操场上空，令人心旷神怡。
早操后，早餐、早读、上课。午餐、午休，下午又是上课。晚饭后，我们带着衣物，到河边去洗澡洗衣。回到宿舍时夜幕降临。这时，校园响起了上自修的钟声，我们快步走进教室上晚自修。
学校的灯光亮起来了，各个教室都有电灯，尽管是昏黄的电灯灯光，但当时全县各乡村都还没有电灯，而县城和学校首先用上了电灯，我们很知足了。电从何而来？电站就在大洲下面的滩头村，那里的大洲电站是三江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建于1958年。
尽管是昏黄的灯光，但已经改变了我在农村晚上用油灯的生活。
夜幕降临，灯光透过窗户，透过夜雾，弥漫在整个校园里。在大操场的正前面，从学生食堂到厕所，是一条两边都种有高大的鸡爪梨树的林荫道，高大的鸡爪梨树与穿透夜幕的光束，相互映衬，托出了整个宁静的校园。
上自修两节课，全校千百号人，居然悄然无声。
美丽的校园，美丽的校园灯光。
我的性情在三江中学这所知识的大熔炉里得到了陶冶，逐步摆脱农村野孩子习气，一步步走进知识殿堂。
初中的功课不算太紧张，语文、英语、政治、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此外就是图音体。我的成绩是好的，全班排名靠前，当然也不算最好。课余时间很多，我迷上了小说。
学校的图书馆，开始是在旧大楼楼上，后来，也就是1963年，新教学大楼建成，就搬到新楼了，图书丰富。《苦菜花》《平原游击队》《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的故事》《青春之歌》等，当时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我全看了。
学校推荐的《青春之歌》读了又读，借了又借，读了几遍，重要情节几乎全背了下来。
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小说，我一般两至三天看完一本，当然全是课外看的，午休、下午自习课、晚饭后、自修后、周六、周日，一周看两至三本小说很正常。
我用借书证，几天又去还书借书，图书馆成了我第二教室。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对这些长篇小说还能简叙其人物与故事情节。
196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校园沉浸在朦胧的梦中。深夜两点多钟，突然学校的钟声“当当当”响了起来，敲得很急，接着又是老师的哨声，吹遍校园。在这寒冷的冬夜，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敲钟？为什么吹哨？接着是老师大声高呼：全校集合，全校集合！
我和同学们都从梦中惊醒了，急忙穿衣跑到操场，人还没到齐，老师就在小台子上宣布：“火烧古宜街了，各班学生自带水桶脸盆去古宜救火。”
接着学生们又慌乱地回到宿舍拿东西，再跑回操场，根本来不及等人员到齐就出发了。老师和学校领导走在最前面，过渡，迅速过渡，过渡后师生跑步前进，在路上已经看到县城方向不同寻常的光亮。
我随着人流跑步，上了中山亭，前面已看见火光，古宜街上空一片光亮，大火，浓烟，还有噼噼啪啪的火爆声。古宜街着火了，半个古宜街全部笼罩在火光和浓烟之中，火势大得不得了。
县城只有几条街，最长的中长街，从车渡码头一直沿河边山边伸延到二圣桥，全是清一色的木楼瓦房，倚山靠河而建。没有砖房，只是在电影院码头和新华书店才有几栋砖瓦平房。木板房着了火，那火势不得了。
全县城乱了套，街上全是救火的人，那时没有消防车和消防水枪，全凭人工用脸盆和提桶从河里提水上来灭火。
我和我们班级加入到了排队提水的队伍中，其实不是提水，是传水，人墙队伍从街面火场一直排到下面河边，好几十道人墙这样提水传水，人们从上接过空桶传下去，从下接过水桶送上来，一个小小的提桶的水，倒进木板房那熊熊燃烧的大火中，正所谓杯水车薪，那情景无法形容。
街道居民大多忙于搬自己的东西，往安全的地方搬，被子、家什、日用、值钱的不值钱的，能搬多少是多少。
有个中年妇女一边搬东西一边嘶喊：“快拿箩筐来救火啊，快拿箩筐来救火啊。”拿箩筐来怎么救火？拿箩筐来是帮搬东西的，居民已经慌乱到语无伦次了。
不知道是谁的命令，在电影院码头拆掉几间房子，做成隔火带，阻拦大火往这段烧过来。这里有个码头，又有几间砖房，于是，人们很快把隔壁那几间木房拆掉，火到这里走不过去了。
天渐渐亮了，火渐渐小了，火渐渐灭了，我看清了全景，那才叫惨，惨状目不忍睹。
在车渡码头，大火已烧光码头边最末尾的一家，也就是说从车渡码头直到电影院码头这长约二里的路段，在火光掠过之后变为一片废墟。中长街只剩下从电影院码头到二圣桥的这一段，也就是说中长街烧掉了一半。被烧光的街道，全是碎瓦，余火余烟，地都是烫的。被烧掉房子的居民还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寻找什么，希望能找到一点过了火还存在的东西——也许有些人家的金银铜铁烧不烂，他们还在寻找。
中长街没烧着的这段以及电影院码头和大广场全堆满了居民从自家屋里抢救出来的东西，脏，乱，一片狼藉。也有人在守护自己那点劫后余生留下来的东西。救火的人们还在做最后的工作，检查是否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扑灭余火的，搬东西的，找东西的，乱成一团。人们的脸上身上全是灰。我的脸大概也是灰黑的，擦一下也就算了。被火灾烧毁房屋的居民十分在意他们的东西，哪怕还剩下一个铁三脚也要收拾起来，因为这一场大火已经把他们的家当——几十年积攒下的家当烧光了。
半条街的居民一夜之间成了难民。
后来，县领导在县城出口通往林溪八江的车路上统一建起了砖柱、木梁、瓦顶结构的简易住房，建成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后来叫新街，其实是1963年那场大火后政府救济灾民建成的居民住宅区。
1964年元月7日，县委举办纪念毛主席冬泳邕江六周年庆典活动，活动地点在县城渡口和浔江河段上。
毛主席在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期间冬泳邕江，这是一个值得壮族人民骄傲的日子。今天，县委决定在浔江上举行一次大型冬泳活动以纪念毛主席冬泳邕江。
我们学校师生全部参加。早餐后全校师生就在大操场集中，每班选出10名游泳健儿，全校共100人组成冬泳方队。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游泳方队排在全校最前面。全校师生大队伍出发了，向县城开进，扛着红旗，拿着小三角旗，敲锣打鼓，一路高喊口号。
师生队伍到达二圣桥，便分下一半师生留在这里。二圣桥是冬泳终点站，冬泳健儿将从这里上岸，已经有很多机关干部职工在这里等候了。
其余的一半师生穿过县城来到古宜渡口站在岸边。古宜渡口已经是人山人海。
庆祝冬泳活动总指挥台设在渡口的渡船上，那原是汽车渡船，今天的车渡打扮一新，船上四周插满彩旗，船上挂着大横幅：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冬泳邕江六周年。
船上正中摆着一长排桌子，桌上摆着鲜花，领导们都坐在桌子前的板凳上。
最激动人心的是船上的八只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主要曲目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激昂的歌声荡漾在浔江上。
我们学校冬泳方队集结在渡口岸边，各机关单位的方队依次站立，每个方队都扛着红旗。从渡口望下去浔江上布满船只，船只上插满红旗，这些船是应急使用的民船。县城的岸边站满了来参加庆典的人群，可以说整个县城万人空巷。人群中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敲锣打鼓的声音，还有口号声，渡口上的高音喇叭响到二圣桥头，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
在指挥台上忙碌的是县委宣传部的干部，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石若屏老师。石老师早年在三江八江读书，后来考上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工作，1962年因家乡发生特大困难，家属迁不去武汉，便申请调回三江工作，后来很快回到了三江县委宣传部。石老师是侗乡的一位大文豪，侗民族文化造诣很深。石老师经常到学校演讲，我们很敬重他。今天他在指挥台上忙碌着。
庆祝大会开始了。
先是县委领导讲话，接着是各界代表表决心，最后县领导宣布：“冬泳开始。”
下水最先头的方队，当然是中学师生方队。此时我已经脱下外衣，只穿一条短裤，每个人都这样。
为了这条短裤我已经操心了几天。前些日子选中我入冬泳方队时，我就发愁没有好的短裤，我只有两条家织布的短裤，因为是家织布，穿久了，有汗渍，已经发黄，布纤维也稀松，但我羞于说出口。为了参加冬泳，我早几天就将那发黄的短裤洗了又洗，尽量让人不觉得是条烂短裤，今天丑媳妇要见家婆了，我羞愧难当。别人的短裤都是新的布，好的布，白的布，只有我的是很旧而泛黄的，家里困难，没办法。
冬泳方队下到水中，一个方队紧跟着一个方队，向二圣桥游去。每个方队前头几个人护着一面红旗，两边的小船上有激昂的锣鼓声，伴和着指挥台上高昂的歌声飘扬在浔江河上空。
新历元月，农历是十二月，天气寒冷，尽管今天出太阳，但冬天的河水是冰冷的。刚下水时我一阵寒噤，冷，于是拼力游泳，用力了，才不会感觉水寒砭骨。
从渡口到二圣桥有两里路远。游了一个多小时，到二圣桥我们上岸了。岸上的同学早已从渡口那里按班级把我们的衣裤带下来，河边早就建好了简易更衣棚，我换去湿裤，穿上了冬衣。
回头望，后面的方队一队接一队陆续游来，红旗仍然在江面飘扬，冬泳队伍两边的小船上仍然锣鼓喧天，渡口上高音喇叭播放的歌声仍然激昂嘹亮，浔江河上一派壮观的场面，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这就是政治运动。
几十年过去了，大渡船上石若屏老师播放的高音喇叭唱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歌声似乎还响在身边，这激昂奋进的歌声并不因岁月流逝而消失。
1964年的春天来得特别快。
去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接着电台、报纸、刊物迅速把这一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伟大的学习雷锋的运动。
3月的一天，三江中学全校师生步行去县大礼堂听报告，全县干部职工也来了，济济一堂，就在这天的动员会上，县委县政府传达了毛主席的伟大题词，按照中央的布置，在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
从这天起，古宜街上、机关、学校到处是学习雷锋的横幅、标语。广播里不停地播放学习雷锋的消息。学校的政治课专讲学习雷锋，学校的黑板报、宣传栏全是雷锋的故事、图片。
籍贯湖南的雷锋入伍后分配到沈阳部队汽车连，在当兵的几年中，时时处处为群众为战友做好事。所谓做好事就是帮助别人，以自己原本薄小的薪金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用自己的劳动帮助群众做事，帮助集体做事，大都是日常生活小事，但雷锋就是在这些日常的平凡的生活小事中给了别人帮助与方便，比如上下车时帮抱小孩扛行李，帮助驻地附近群众做家务搞卫生，帮助群众挑水，见到迷路老人送他回到家，在城镇街上搞卫生，等等。雷锋做这一切的时候，都不留姓名，不计报酬，不收任何礼品，做完事情一笑走之。
随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运动。
我们班级时时处处有做好事的学生。
我也随时想着有好事就争着做。
学校的风气真的变了，社会的风气真的变了。
当时的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学习雷锋的消息。
后来，书出来了，《雷锋的故事》约20万字，很快，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我很快看完了，接着又看第二遍。
接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电影出来了，电影院白天黑夜接连放，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看，机关干部、工人、农民，一批一批去看。
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出来了，几十年后，我们仍会唱这首歌。
学校以及班级每天都在统计做好事的人数次数，学校每天要上报县里。
就在那纯朴的年代，这场运动确实是一阵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吹暖了亿万人民的心灵，影响了今后的几代人。
4月清明节，在学习雷锋运动的春风中，我们班级去中山亭祭扫烈士墓。在墓前我们班几位同学照了张黑白相片留念，这是我初中年代保留下来的唯一照片。照片上的我，纯朴、憨厚、头发留得长长的。这是我初中时代唯一的留影，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纯朴面貌。
1964年，国家形势好转，学校开始搞基建了。
大操场前的旧教学大楼有二层，下层作大礼堂，楼上做实验室，但那是木板楼，人走在楼上不但吱吱响，而且还有震动，这对那些精密仪器是有损害的，但无奈。教师宿舍三栋全是砖瓦结构一层平房。教室是一排长长的也是砖瓦结构的一层平房。学生宿舍在操场里端，全是木房子，瓦盖面，边墙和天花板是小木条钉上后抹石灰与稻草的灰浆，然后刷石灰成白色，说多简陋就有多简陋。
操场后面的几栋宿舍，开始是我们班级住的，搬了，拆了，在原址计划建一栋两层的教学大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三江，当时要建钢筋混凝土大楼，没有工程队能胜任，于是学校和县教育局请来了柳州市里的一支工程队。
人工挖地基，很深，少说一米以上，然后垒进卵石和片石做基础，地面全部打钢筋梁作地梁，再砌砖，当时的技术还没有能搞混凝土现浇，只能做预制板，所以用了很宽的场地做楼面的预制板，对整个工程技术我们是陌生的，新鲜的，非常好奇，当时建设这栋大楼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件大喜事。
整个工程进度很快，就两层楼，很快封顶了，进入装修后不久就交付使用。
新大楼雄伟壮观，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学，这算是一流的了。一楼安排做教务处、会议室、教师办公室、图书馆。二楼有校长室、实验室、仪器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1964年，中央新闻单位到三江中学采访，要制作纪录片，反映少数民族教育现状，歌颂新社会。那天，全校挑选了各民族学生演示日常学习生活，准备让记者拍照。我也作为学生演员出场了，穿着新的民族服装。记者的摄像机安在操场上，学生演员从教学楼走出来，手里拿着书本，似乎刚从图书馆或实验室出来，走上操场，走向摄像机，四周围很远的地方全是围观的学生，但不准靠近，摄像机的背景就是新教学大楼。为了那次拍片，头几天我们还彩排了几次，指导老师说：“笑要自然、真切，走路要喜气洋洋，精神面貌要显出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班有位同学姓李，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县委书记，母亲也在县直机关工作。李同学和我有相似之处，都是个头大食量大。当时我们班的宿舍还在操场后面，中午午休了，但我们睡不着。在操场前面的树荫下，那位卖糯米油粽的阿婆又来了。李同学从床上爬起来径直走过去，我眼巴巴望着，只见李同学付了钱手拿粽子，大口大口美滋滋地吃，吃了一个又一个。他不敢拿回宿舍吃——那么多同学，怎么分？今天分了，明天怎么分？所以他在树下吃，吃饱了才回来。我在床上俯卧着，眼睛眨都不眨，望着那油粽和李同学，馋极了饿极了，但哪怕就是五分钱一个，我也没有钱去买。那馋相至今难忘。
1964年，文艺界逐渐复苏，出了很多好电影，周末的这天夜晚，又听说大寨生产队公映电影，我和几位同学便去大寨生产队看电影。县电影院每晚都有电影，但那是要买票的，我哪有那种闲钱去买电影票，于是只要听说有公映电影我们便去看。
从学校到大寨生产队，走大路较远，我们走小路，那小路是过了桥后不走酒厂方向，转向滩头生产队走，从滩头生产队再走一段路，便拐进山冲小路，从小路直接可到大寨生产队，露天电影就在大寨生产队的晒谷坪上放映。
我们站着看，没有板凳坐。
电影说的是山西汾河流域的故事。影片故事情节很动人，特别是主题歌：“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看杨花，待到九月你再来，沉甸甸谷穗就像那狼尾巴。”这首歌我就是从那电影学会的，至今，几十年过去仍然会唱，而且山西、汾河、谷穗那镜头永远烙在我的脑海中。这就是情操陶冶，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寒假，我留校打工，但那时不叫打工叫勤工俭学。我和几个同学到地名叫三角渡的地方去打碎石。就是将大块石头打碎，打成公路用的碎石。一天下来，打得手酸腰痛，但不到一立方，一个立方也就是几角钱哪。我有时也去扛水泥，扛水泥就是搞基建的工人把一袋袋水泥用船从县城运下来，到大洲小岛的一个码头，雇工将水泥扛上岸。一袋水泥100斤，我一口气扛上岸，要的是力气。那时候年轻气盛拼命干活，想挣点钱下学期用。
我正在三江中学念书时，父母经同年娘牵线搭桥，介绍一位马坪村姑娘给我做未婚妻。
马坪村龚姑娘，长得俏高，身材稍瘦，瓜子脸，细眉长发，说话时面带羞涩。父母兄弟均在马坪村，世代务农，是位典型的农家姑娘。
不久后，我父母便派姑姑覃丽琼与我大姐覃美秀去马坪村说亲定亲，拿了八字回来，给算命先生算了一下，居然八字合上了，所谓男方女方八字就是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所谓合了就是生辰五行不相克。于是这门亲事就初步定下了。但是，跟我定了亲的这位马坪姑娘我却还不认识。
这年正月，又是大姐她们拿几块猪肉和糖果去马坪村走年，这是第一次走年，马坪村准亲家居然也回礼送年粑粑来。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天冷得出奇，而我家里已经没有干的柴火了，因为这年冬天冷得太久，什么好柴火都烧光了，只有几担生的柴火，下雨，天冷又不能上山打柴，无奈只好烧生柴火。生柴不燃火，而且烟很大很浓，熏得整个火炉堂烟雾腾腾，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心想，平时有柴火你们不来，偏偏这几天没有干柴火你们却来了，害我们丢人。客人来住了两晚，回去了。走年惯例就是住两晚，谁家都如此，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我不知道马坪姑娘姓名，也不需要知道，当时我正在县中读书。
到了秋冬，我大姐居然来到县城找我，见了面，大姐说：“马坪妹今天也来古宜，今晚她约你在二圣桥的大榕树底下见个面。”我不敢说什么，今晚刚好是周六不上自习课，我从学校出来了，到古宜街尾的二圣桥的大榕树底，果然见到一位姑娘，这时我才看清了她的模样。我不知道当时说了什么话，也不记得她说了什么话，我们好像什么都说不出来，她很害羞，过了一会儿，她递给了我一个布袋，说：“这是米追，我拿来给你的。”我没有拒绝，接过了米追。米追是桂北山上特有的一种野果。
我们的见面有点呆板、拘谨，双方似乎说了一些好听的话，问问好，后来就散了。但我们都很纯朴，我连她的手也没拉，更不要说搂她亲她，更不会想到要与她成亲。
后来，这门亲事也就搁下了。再后来的几年，据说她嫁到江荷村了，双方就再也没通消息了。
这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姑娘，在大榕树下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袋米追，但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也不拒绝家人的催促，只是一拖再拖而已。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不成夫妻，但我承认，这是由父母包办的第一位未婚妻：马坪姑娘。
三江中学初中毕业时，航空军校来我们中学招飞行员，对象是初中毕业班，我们学校初选出几位同学，我是其中一个，可见我当时身体长得很不错，学习成绩也好，人也机灵，不然航空军校招飞行员，怎么一下子就选上了我？
初选后的第一道关是到县医院体检。体检很严格，什么都查，什么都检，我又过关了，这次体检淘汰了几个。
当时招飞行员非常神秘，体检回校后，同学问我：“听说招飞行员体检时，要看你灵敏不灵敏，是一个漂亮的女医师拿一根小小胶管，叫你脱光衣服，打你的东西，是吗？”
我说：“没有，不是的。”
同学又问：“别人说把你装在一个大玻璃转盘里，机器转动，过一会儿停下来，马上要你出来认字，是吗？”
我说：“在县医院还没有这道检查，听说要到柳州复检时才有这一道检查。”同学们“啊”了一声，同学们还传说：“谁能招去当飞行员以后就大有前途了。”我心里很高兴。
记得同时初选上的还有一位曹姓同学，结果他也没选上，不过，他后来考上桂林汽车驾驶学校，分配在交通系统工作。
我选上飞行员的事，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但也确有其事，当初我是最合格的人选，准备送到柳州复检，如果复检过关，就保送进航空军校当飞行员。
接下来，县武装部与招兵单位便开展政审工作，我在学校的表现是很好的，过关了。再接下来，便是审查社会关系。县武装部一位姓赵的干部到了我的生产队，到了我的家，后来我父母对我说了此事。赵干部到我家，对我父母说：“你们的儿子学习很好，表现很好，身体很好，初步选上当航空军校飞行员，你们同意他去吗？”我父亲说：“同意的，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完全同意。”母亲却不说什么，流泪了。赵干部问：“大婶你不同意？”我母亲说：“同意给他去，只是不太舍得小孩。”赵干部“啊”了一声：“这是人之常情，这不要紧的，同意就行了。”这算是家庭调查过关了。
接着是社会关系调查，到生产队、大队、公社。但后来我出局了。因为我祖父是富农成分，我外祖父是地主成分，社会关系复杂，不适合当飞行员。
后来我父亲说：“当时生产队、大队、公社个个都知道你要去开飞机，一个月一万块钱工资，是个大干部。”我不吭声，我父亲又说：“但有人说，他社会关系复杂，让他去开飞机，一上了天国家就管不了，万一他开到台湾去怎么办，万一他开到美国去，那更不得了了，还是不可靠，不放心。”
政审没过关，完了，上不了军校了。
怎么会怀疑我开飞机上天就飞去台湾呢，我头脑有病吗？但当时，政治审查，社会关系是第一位的，如果我祖父、外祖父都是贫下中农，那次我真的去当飞行员开飞机了，混到现在，凭我的本事能力，起码混个师级军官——“月薪几万元的军官”，我父亲如是说。
政审后，我就再没有接到去柳州复检的通知，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了。
父亲很看重我当选飞行员的事，生前常对人说：“老赵（我的小名）如果不是社会关系复杂，当了飞行员，现在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大军官。”
父亲一生遗憾这件事，我非常感激父亲对我的关爱与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