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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从河池金城江回到老家，转学到板坡小学，读小学三年级。
当时，“大跃进”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整个学校洋溢着快马加鞭十五年赶超美国英国的气氛。学生也去劳动，板坡小学去板廖村后的山冲开山种树，劳动的场面很感人，到处红旗飘飘，歌声阵阵。学校还出黑板报、墙报，登载诗歌文章。我从一些报纸书刊上寻章摘句、抄袭模仿，修改成一首首诗歌（其实就是山歌、顺口溜），发表在墙报上。一时间，我成为写诗高手，“三年级有个小诗人”在校园里传开了，其实我知道那些都是抄袭作品，虽然也费了我一番剪裁、改造功夫，但毕竟是抄袭模仿。我当年写的山歌现在一首也记不起了，原因就是口号化格式化，是假话、空话拼凑成的四句式，再押点韵，如此而已。
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周年国庆。
秋天的早晨，格外凉爽。这天，我起得很早，天气晴朗，太阳已经从东山的山界上射出了道道光芒。
我们板坡小学，昨晚放学排队时校长宣布：“明天，全校师生去桐叶公社参加国庆十周年活动，考虑到各村寨远近散居，决定不集中行动，各位学生各自跟随大人前去。”
我们全家匆忙吃过早饭，父母亲不去，我是肯定要去的。我昨天已经约好了小伙伴：来发、荣生、斌烈、贤春、心黄等。我和来发、荣生走到学校寻伴等人，不一会儿，寨脉村的心黄和他祖父也来了，有了一个大人似多了一份依靠，我们便跟随出发啦。
六七个小伙伴很高兴，精神焕发，过板廖村、大寨村、向家坳、白口村、白言村、弄三村，拐进九江村的山路。我从来没到过九江村，居然在这里还有这样大一个村子。过了九江村，前面就是在当地很出名的九江瀑布。
九江瀑布我早就听说过，但没到过，今天才看到其真面目：两岸都是陡峭高矗的山石，长着阴森森的树木，瀑布高达几十米，白花花的水流下去，在很远就听到哗哗巨响，令人心怵。小伙伴心黄的祖父还恶作剧地说一些鬼话，使得气氛更加恐怖，一行人都不敢作声，只管走路，我更加提心吊胆、低眉垂目，不敢正面望那瀑布。
过了九江瀑布，九江溪到这里流入白镐河。
我们沿着白镐河走过几里路，到了白镐河与高基河汇合处的板八村。板八村在两河交汇的那边岸上，这小小板八村，人杰地灵，后来的后来，出了父子两届副县长。
从板八村口再沿高基河往上游走，又是几里路，到了桐叶村，这便是当时的桐叶公社所在地。
桐叶公社所在地其实也就是一大片木楼瓦房的村子。公社设在过去一家地主的大房子里。桐叶村依山傍水，村子前面是一片很宽阔的沙坪。小河对岸是桐叶小学。
今天，庆典会场就设在沙坪上。
会场正中搭起了一座木板台子，上面横幅写着：桐叶公社庆祝建国十周年大会。两边是一副歌颂“大跃进”的对联，会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很是热闹，我们也夹在人群堆中。
庆祝大会开始，鸣炮，领导讲话，结束。会议主持人宣布晚上公映电影《国庆十点钟》。
散会后，我随着荣生到他的一位远房姑婆家吃晚饭，当然，我是怯生生的，什么话也不敢说。晚饭后，我们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去到沙坪上看电影。
1959年国庆，在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庆祝活动就是一个庆祝大会和一场电影，参加庆典的人们都是从各生产队走路来的，虽然简朴，却很有意义。
6月1日，国际儿童节。
板坡小学全校师生都穿上节日的盛装，在学校操场集中排队。校长讲话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根据学区的统一布置，全学区各学校的师生全部集中到学区的和平中心小学校，在和平中心校开展六一儿童节活动。”校长宣布后，少先队大队长章杨升站在队列前发口令：“全体，向右转，按年级按班级顺序跟进，向和平中心校出发。”少先队的队鼓响起来了，锣鼓声震动人心。走在最前面的是少先队大队的队旗。
从板坡小学出发走了两个钟头，到了和平街，和平街俗称牙洞街。牙洞街的两边是高山，街头街尾都有一座石山，白镐河沿街边流下。民间传说过去江源村的人与牙洞街的人斗嘴，牙洞街的人说：“你们江源是山冲冲，哪比得上我们牙洞街。”江源人不服，编山歌骂牙洞街的人：“你的嘴巴是个腮，牙洞也讲是条街，两边都是岩岜岜，问你通船把哪来？”骂得牙洞街的人哑口无言。
这意思就是说，牙洞街很小。
虽然牙洞街很小，但在白镐河一带，也只有这里成集成街，有几家商店，还有裁缝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于是便成为白镐河一带的政治、商业、文化的中心。和平中心校就建在牙洞街头。
我第一次到和平高小，刚进校园，觉得这里是白镐河最高学府，多么神圣，我心中涌起一股敬意。
六一儿童节的节目很多，先是庆祝大会，还有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大会之后，有篮球、乒乓球等各种体育比赛，还有猜谜游园活动。
不久，板坡小学撤销高年级班级，也就是不设五年级和六年级，五、六年级学生划归到和平中心校读书。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从1959年的9月1日起，离开了板坡小学，并入和平中心校去读五年级。
板坡村的小学生去和平中心校，因为太远，年纪又小，走读不方便，学校要求统一去和平小学住校了。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同住在一个学生宿舍里。
和平中心校校园呈长方形，校门朝街头。进了校门，便是教师宿舍楼，再走过去便是学校办公室。中间是一个大操场，大操场的边沿靠农田那一边是一排长长的泥墙房的教室。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字排过去，教室隔着大操场的对面，是一排学生宿舍，木板房。宿舍前头是师生合用的食堂。宿舍的另一头再过去一点便是厕所。厕所是木结构，粪坑在土坎的下面，坎面即平着厕所木板楼，厕所分为两端，男厕女厕各在一端。
住校要花钱，每个星期要几角钱，有些家长实在没有钱，第二学期便有几个学生不来住校了，住校人少了，学校不便管理，于是取消学生住校，改为走读。
我们板坡村的几个学生开始走读。
我与同村的贤春、家升、斌烈、梁韬，还有板廖村的凡信、寨脉村的启林，一共七个人去和平走读，而且是同班。
刚开始，家里还给我们5分钱在牙洞街上吃碗粉当午饭。因为困难，后来只好早上从家里带中午饭到学校。
我带的中午饭是一个精致的楠竹筒装的，里面分两层，上层装菜，下层装饭。早饭时，母亲便把我的中午饭装在竹筒里，我一边背着书包，一边背着饭筒，去和平中心校读书，中午上完课了，几个人在教室里吃午饭。
从板坡村去和平街，要过东岭村、靖州村、新寨村。从新寨村上去有一个地方名叫兰桥冲，有一条小溪水，溪上建了一座桥，叫兰桥，是木质盖瓦结构，桥面是木板，两边有坐凳，相当于一个凉亭，也就是桂北流行的风雨桥。
从板坡村到和平街约15里路，这兰桥是从板坡村到和平街的中点，从兰桥上去，过板六村、寨方村，便到和平街了。走到了兰桥也就走过了一半路。我们七位走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进步了，我们商议：中午饭不带到学校，我们在兰桥吃掉，大家同意了。
我们从家里到兰桥也就九点多钟吧，也算小中午了，我们便在兰桥上把各自的中午饭吃掉，然后把饭筒收藏在兰桥头的一条小水沟里，并且用草盖上。中午在学校不吃午饭，我们用打乒乓球来消磨时间。晚上放学回家，走回到兰桥，又把那饭筒拿起来，背回家。
天天如此。
几十年过去了，那兰桥已拆掉了，是前些年修公路拆的。桥已不见，那收藏饭筒的小水沟也填平为公路了。但我每年回家，小车路过兰桥时，儿时的情景又浮现出来，令人回味无穷，无限感慨。
1961年，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证是一张粗糙的纸。
小学升初中考过了，又是学校鉴定，又是政审，我考上了斗江初中。
中学录取通知书仍是一张粗糙的纸。但就凭这张粗糙的纸，我一步一步地走进文化的殿堂，接受一层比一层更高更深的教育，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高峰。
斗江初中当时按全县排名为三江四中。当时全县只有四所中学，县城的叫三江一中，八江公社的八江初中称三江二中，良口公社的良口初中称三江三中。
1961年9月开学那天，因为年纪小，挑不了行李，母亲挑上行李送我去上学。上学的行李是头一天就准备好了的：一只大木箱，一床棉被，一顶蚊帐，一张席子，以及换洗的衣服等，收拾成一担。
清早，母亲带着我下斗江街。那时就是一条马路，没有车，我和母亲一前一后朝学校走去。
当时从斗江街过学校没有桥，要在斗江街尾过船渡。斗江初中设在斗江街河对面的营盘坡上。学校前面是一片水田，后面是一座大山，学校在一个土坡上。早年，清兵在那里驻扎，把坡铲平，扎了营房，坡上四周还依稀可见营垒的断垣残壁，那土墙原来很厚很高，于今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些土坎泥埂罢了。
母亲送我到学校后，便回家了，我开始了独立的中学生活。
学校，从斗江街过河后要经过田塅中一段黄泥土路，然后爬小坡，那小坡修了泥土台阶，一级一级往上走，走到坡顶，迎面是校门，接着便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左边是教室，一排一层砖房结构。教室过去是男生宿舍，也是一排一层砖房结构。操场后面是教师宿舍，一溜儿砖房，分隔成独门独窗的单间。操场右边是女生宿舍，一层砖房结构。学校食堂厨房建在大操场往下低一个层次的地方，是木楼。
我在初五班。前面有初一到初四班。我们村上的覃启能在初四班，高我一个年级；还有韦孝昌、高基的曾秉扬的老弟曾秉荣也都在初四班；高基还有一个叫曹富聪，也在初四班，算是大哥。
安顿下来之后，第三天，星期六，我去斗江街买洗脸盆。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日用工业品少得可怜。在斗江街上，买一个洗脸盆要12元。我还在斗江街上吃了一碗米粉，肉粉是5分钱一碗，素粉是3分钱一碗。
我的班主任是韦德柱老师，教数学。当时学校有一位年轻教师叫荣成方，刚从师范院校毕业，朝气蓬勃。我记忆最深的是他把当时最时髦的广西本土壮族元素的歌曲，抄在一张纸上，摆在他宿舍里，天天练唱，也拿来教我们唱：“尼罗尼罗，桂花开咧贵人来，贵人来咧幸福来，尼罗、尼罗。”这是歌颂毛主席1958年到广西，在南宁召开南宁会议，在南宁人民公园雨中接见广西人民的情景。“尼罗、尼罗”，壮话就是“好啊、好啊”的意思。
几十年过去了，荣成方老师这首“尼罗、尼罗”的歌曲仍回响在我耳边。而荣成方老师早已不在人世。他后来从斗江初中调到三江县中，后来又到县教育局教研室分管教学仪器，再后来是调到柳州地区教育局教研室，分管全地区的教学仪器，最后因病在柳州去世。斯人已逝，但他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之时，在斗江中学教唱的“尼罗、尼罗”的歌声仍回荡在我的心中。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亲的红薯、芋头、竹筷条、家织布情深似海。
我们吃得很苦也吃不饱，妈妈到河边、到山沟，开荒种红薯、种芋头、种芭蕉芋。妈妈常把红薯、芋头、芭蕉芋煮熟了，用一个小竹篓装着，专门送到斗江送到学校给我。每次在学校见到妈妈专程从家走45里路赶到斗江送来的红薯、芋头、芭蕉芋，我感动不已。我把这些东西锁在我那个木箱里，我的衣服不值钱，在那饥饿的年代，那红薯芋头才弥足珍贵。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斗江读初中的往事，母亲在饥饿中送来的红薯、芋头、芭蕉芋，我记在心中，可以说是终生难忘这种母爱。
那是最艰难的岁月，家里没有钱供我读书。但父母又一定要供我读书，三四个村子拢共只有两三个中学生，所以，父母不得不拼力供我。父亲要正常出工做生产队的活路，收工后，晚上就加班削竹筷条。父亲先用手锯把楠竹锯成筷子长度的一节节，然后用柴刀剖开，竹筷条形状是上方下圆，开始，父亲用刀削那圆形，很慢，后来他用一把旧柴刀，在刀口上凿成一个半圆形的刮口，把柴刀安装在一个木凳上，削筷条下半段圆柱形时，就将竹筷坯子用手压着拉过来，反复几次就成圆了；同时，他也用那柴刀利口平板部分来过细筷条上段的四方形剖面。一桌筷子是8双共16支，一桌筷子16支收购价是5分钱。10桌筷子5角钱，100桌筷子是5块钱，而100桌的筷子已经是一大挑了。竹筷收购站在桐叶公社供销社，通常是父亲自己拿去卖。有一次过什么节，学校放假，我回家了，那天我便与丽云姑、美秀大姐、丽琼姑几个人去桐叶出卖筷条，回来时过白言村已经天黑了，过向家坳时，大家很怕，于是就故意大声说话，几个人乱说一通才过完那一段路，我也因此感觉到父亲卖筷子的艰辛。
母亲除了开荒种红薯、芋头、芭蕉芋补充全家吃食以外，还种了几片辣椒地。种辣椒为的是出卖辣椒种，当时板榄街收购辣椒种，一市斤12块钱，但辣椒种很细很轻，要一担箩筐的辣椒才掏得出一市斤辣椒种子。一担箩筐的辣椒那是多少哇！而且还要走一天路拿到板榄街去卖，我的天！
父母这样的艰辛，都是为供我上学。
读了一年，放暑假了，学校留几位学生守校，我也留下了，还有罗同学、韦同学。留校主要任务是守校，白天夜晚轮流值班，每班二至四人。夜深了，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四周一片宁静，偶尔从斗江村传来几声狗叫。我和罗同学去巡逻，学校没有围墙，黑夜里走在那寂静得可怕的校园，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学校周围还有勤工俭学种的玉米地，那玉米叶沙沙作响，吓得人心里发怵。
整个国家的经济不景气，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教育，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斗江初中撤销了，我们只读了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刚开学，便全校撤到县城去，并入三江县中。并校后，斗江初中全部教师也转入三江一中，当然有些也调到其他学校，斗江初中的杨校长到三江县中后便改任副校长。
1962年9月，斗江初中即三江四中整建制地并入了三江县中，我也随着学校的合并转到三江中学读初中二年级。
家里弟妹多，更困难了。母亲种棉花织布给我做衣服，那种土布叫家织布，是手工织的，不像机织那样紧密，所以穿不久便稀松了。再则白棉花纺线织出来是白色的布，还要用自己种植的蓝靛草染成黑色，但人工染色的家织布穿不久洗了几次也容易褪色，特别是刚穿第一次第二次洗衣服时，洗脱出来的全是黑色，很容易掉色，洗衣服还必须单独洗，否则其他衣服也被染黑了。我穿着母亲织的家织布做成的裤子和衣服去县城读书。裤子屁股和膝盖烂了补了一块补丁在外面。有一次我穿着有补丁的裤子回家，恰好我祖母在家门口站着，看见我从县城方向的马路穿着补丁裤子回来，刚到门口，她便一把拉住我，抱住我的头，哭了，连声说：“可怜孙仔，可怜孙仔，穿补丁衣裳从县城读书回来。”祖母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此事已过去几十年，但那情景仍然烙印在我头脑中，时而像电影镜头一样浮现在我眼前。那困苦年代，那求学的艰辛历历在目。
我并入三江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当时不知是何原因，或许是家里太困难，开学不到几个星期我便休学了，我打了休学报告，班主任劝了，劝不住便批了，我拿到学校教导处那里，三江县中教导主任是杨钦明，他也劝了，但最后还是批了，还告诉我说，一年后可以凭休学证再到学校来复学。
于是我休学回家了。
大约是1962年10月，我休学回到了老家。
秋冬季节，田地里的农活基本做完了：稻谷收割了，各种农作物也收获了。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逐渐消去，白镐河两岸以及我们村稻谷丰收，山地农作物也收获不小，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加上家乡原来农业林业基础比较好，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地方，农村经济很快复活了。生产队过去从农户名下收归生产队的杉木很多很多，杉木长大成材了，于是寨脉村、板坡村很多农户都打报告给大队和生产队，申请砍杉木做新房子。寨脉村总共有20多户，都得到批准砍杉木做房子，我们板坡村也有很多户获得批准。我家和祖父、叔叔家都积极筹备建新房子。
这年冬天的一天，我家的新建木楼房子择日择时竖柱子了。
这天清早三点钟，按旧历法称寅时，我们全家人早早就起床赶去新房子新地址开展工作。新建房子在寨脉村拉敢村，拉敢是地名，在寨脉村的右边，与之相对的左边是九盘村。九盘村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村屯，后来不知何故衰落了。
我们从田塅中十字路下的老祖屋搬去拉敢村。
这里原是一片稻田，现在我们在这里建新房。工地上燃起了篝火，几堆篝火把屋场照得通亮。村上帮忙的人陆续来到，全村凡是各家建房竖柱，每家的男劳力都必须来，这是规矩。地理先生也来了，我父亲请的地理先生是寨六村的韦寿梅先生，他背着一个大罗盘。木匠师傅头目也来了，他是侗族那边的八江公社王朝村的人，整个木工工程队共40多人都是他们村上的，侗族擅长木工，出了很多能工巧匠。
竖房子的工地，早在前两天，在村上兄弟帮忙下，已用楠竹搭成了两排扇形排架，楠竹整根高高地竖在那里，若干根竖的加上若干根横的，用竹篾捆扎好，斜躺在两边。木楼房子一般是三间四排房柱，每排七柱。前两天，已经将柱子整好斜靠在两边的架子上，今早将把整座房子搭成框架。村上的叔叔伯伯们各自忙碌着，有人将山藤套在10米高的柱顶上，有人在整排柱子离地不高处用竹篾捆扎一根横楠竹待用。
吉时到了。木工师傅头目用斧头背敲了敲一根中柱，那斧头今天已扎上一条红绸布，喊道：“嗨嗨嗨，竖起房子啦！”寨上叔伯兄弟们齐声和道：“好！”“开工了。”我手中拿着鞭炮点响了，噼里啪啦，热闹非凡。
在鞭炮声和人们的呐喊喝彩声中，一排大柱子共七根慢慢地竖起来了，村上人拉着那几条山藤，轻松地将一排柱子竖了起来。接着十多位叔伯们用肩膀扛起那横扎的楠竹，把整排房柱扛起来，往中间指定地点挪。
同样的方法，竖起其他三排。
当四排都竖起来了，天已亮了，场地上一片欢呼声。
吃过早饭，便弄房子的“过堂方”，所谓过堂方就是每层楼房的连接方条，这样的过堂方每层一根柱子有一根，每座房子都有三至四层。过堂方需用木槌来锤进两边木柱，每层每柱站一个人，一排房柱站了十几个人，为了统一行动打木槌，大家喊着：“嗨，呀，进。”“嗨，呀，进。”那劳动号子像音乐一样美妙。一间房子的两排木柱在过堂方的牵连下，稳固地竖在那里。
同样的方法，连好其他两排。
下午，我的新家新房子，框架式的木楼便搭成了。
接下来是地理先生定房屋的朝向，地理先生他有整套的说法：新屋的屋背是从田边大界下来的一条龙脉，整个寨脉也是这条龙脉；新屋的左边是滔滔的白镐河之水，日夜不停地流进意味着水带金钱来；新屋的右边也是田边大界下来的一条龙脉，叫金凤朝阳，凤头就是拉谢那个石头山嘴，这样的风水是最好最好的了。而旧屋场在马路边十字路底，是一块莲藕叶子，莲藕叶子可积水，但蓄量不大，水多了就会泼出去，而且已经住了几十年，气数已过，所以要搬迁。
此时，地理先生在我家新屋的正中架着罗盘，上面一根红绳，从屋门口拉到屋背，并通过罗盘的指南针来定方向，地理先生有他的说法，当时我很小还不懂这些，只是看人们把整个框架式房屋抬起来，按照地理先生的指点摆放停当。
这一切都弄好了，又放鞭炮。
下一个程序是上梁。
上梁是建新房最热闹的场面，全村老少都来观看，木工师傅头目，手拿一只公鸡，一把利剑，口中念念有词，他在请鲁班师父，请各路神仙。那屋梁是一根特殊的杉木，必须是一株双生树叫作两胞胎的树才能用，染成大红色，梁正中用一块大红布包着铜钱和糯米谷穗。此时，两端各一人抬上去，一层一层地抬上去，每上一层都要听木工师傅的口令。
“上梁、上梁，万物开张。”
“上一步，大发大富。”这是将屋梁抬上第二层。
“上两步，金钱满屋。”这是抬上第三层。
“上三步，三星高照。”这是抬上第四层。
“上五步，五子登科。”这是抬上第六层。
“上六步，六福齐天。”这时已经到屋顶了，到位了。
众人们在下面齐声呼喊：“好呀！”“好！”
屋梁上到最顶上面，架在两边屋柱顶端上。木工师傅也随着同上，此时，木工师傅赤脚踩在屋梁上面，从屋梁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这叫踩梁，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走一步，大发大富。”“走三步，三星高照。”“走五步，五子登科。”众人在下高声附和：“好呀！”“好呀！”踩梁之后，最后一个仪式是：木工师傅从屋梁上撒下大把大把的铜钱和粑粑。抓一把撒下来，满地的钱币和糯米粑粑，寨里观看的男女老少都可以捡，大家捡、抢，欢声笑语，荡漾在整个新屋。
这种仪式就是图个吉利吧。
这样干了一天，我们的新房终于“大厦落成”。
此时我站在新房门口，落日余晖，照耀着全寨，放眼望去，全寨有20多家都在这个冬天建成了新房子，木工的棚子还搭在田里，从寨头数来，覃启建家、覃启和家、覃启之家、覃启昆家、覃启全家、覃启升家、覃裕学家……一二十家新房子的框架先后都建起来了。对边寨还有梁国忠家、韦顺超家也都在此时先后建了起来。
1962年冬天，那是全寨大建新房的年头，一个寨子同时建了很多新房。
木工班子是八江公社王朝村的，来了几十个木工。侗族擅长木工，他们的鼓楼、风雨桥、木楼全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修建的。侗族木工师傅修建木楼房子没有设计图纸，只要主人家把新房的深度、高度大体上定下来，木工师傅便在心中有了全盘的框架，该有多少根柱子，多少根穿方、多少根过堂方，以及整个房屋的尺寸长短宽窄，木工师傅都标刻在一块长长的楠竹片上，这半边楠竹片上的尺寸，就是整个房子的几十根柱子和几十根穿方、几十根过堂方的尺码。按照这个尺码，一根一根、一件一件先在工棚里制作完毕，并由木工师傅写上标志，竖新房时，木工师傅指点着，哪一根在什么地方，照他的指令施工，居然几十根柱子、几十根方条无一差错，全部准确地安装完毕，真是巧夺天工，令人叹服。
多少年来，不断地传颂着侗族木工的巧夺天工，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三江林溪程阳风雨桥。郭沫若先生凭着程阳桥的照片为之题了一首诗：
艳说林溪风雨桥，
桥长廿丈四寻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
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
茶林万载茁新苗。
何时得上三江道，
学把犁锄事体劳。
这个八江王朝的木工班子仅是侗族工匠的缩影罢了。
就在那几天，我祖父覃贵林和三个叔父的房子也同时建了起来，就在我们家新房的前面，仅隔三尺而已。
木楼房子的特点是最先建成框架，我家新房也是这样。
第二天，钉瓦角，也是全村人来帮工，将屋面上的瓦角全部钉好。
第三天，是拆旧屋的瓦，搬过去，人力挑的。
第四天，是挑瓦、上瓦。我们家也与村上人一样烧制了新瓦，新瓦不足，以旧瓦补充，瓦是人梯传递到屋面上的，整整干了一天，才把瓦传到屋面。
第五天，新屋盖瓦了，也是全村劳动力来帮工，这是规矩，一家一至两人，其实是互相换工而已，你帮我我帮你。这又是一天，整个房屋都盖上了瓦。
到此时，整座房屋才算完工了。
凡是房屋盖完瓦的当天，当晚便是聚会酒席，一般都是几十桌，我家也不例外，当晚摆了三十多席酒，宴请村上兄弟和亲戚。村上的人和亲戚来贺屋，礼品是封包、镜屏、糯米和糯米粑等。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也算进新屋了，虽然还没有搬进去住，但进新屋的仪式今天是完成了。
此后几天，我们全家都忙着搬家具东西，一天数十趟。按规矩，搬东西时村上人是不来帮忙的，全是自家做的。
我当时年纪不大但也懂事，一个人竟然扛起一根圆形杉木，很重，慢慢地慢慢地扛到了新屋。
从旧房屋拆来板子以及木皮，迅速将新屋围成一个方框，分成几个房，全家便在新房住下了，然后再来慢慢打理完善。
当年，新房子的地址是兑换得来的。我父亲与寨脉村的兄弟商量，以田换田，即旧屋场搬走后要开成水田交给寨脉村耕种，寨脉村则让出拉敢村的水田给我们建房子。
新屋建成后，我父亲与祖父叔叔们都搬进新房。之后，我们便回头将旧屋场开成水田。我天天参加劳动，叔父们说：“大家要留点心眼，开挖屋场整田时看看地下是否有上辈人用瓦罐装银圆金条收在地下。”我当时听了这话，于是总希望能挖出一坛金子来。
那个年代，为了建房子，我父亲付出了全部身心，而我也学着、跟着或被拉扯着做了很多我还力不能及的事。
我们新家是七根柱子，在后面还要加泥墙房。父亲决定加三米左右，用泥土垒成墙。当时，全村人都在建新房，各顾各的，根本没有空闲人手，只能自己做。一副泥墙夹板很重，父亲一个人垒墙，我挑泥巴，墙越上越高了，我挑着一担泥，走在那单薄的墙上心很慌，眼睛不敢望地下，毕竟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啊。直到今天，那老屋还在，那泥墙经过几十年风雨，不行了，我和弟弟于前些年将其改建为木质柱子的房子，那泥墙只是依稀可见其墙基。
盖房的当年，瓦不够，临时用竹瓦代替，我和父亲专门去山上砍楠竹做成竹瓦，一捆捆扛回来，盖上。后来，又过了几年，才换上烧制的泥瓦片。
建新房，最辛苦的是锯板子，特别是松树板。杉木没有那么多，生产队只允许砍松树来锯板。但松树材质坚硬，锯板子是最辛苦的，我们在家里设了锯马，父亲拖着我和他锯板子，我人小，拉锯很吃力，半天下来，手臂都酸了，但我不做，没有人帮父亲，只好忍耐做下去，那新房子有一半以上的木板是我与父亲自己动手锯出来的。
我还学做木工。一些普通的板子屏风是我亲手制作的。我还自己研究制作木楼梯。我老屋那架木楼梯就是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造的，可以说那些年我是半个木工师傅。
新房建成了。我还特地在左排靠后围了一个小房间，2米宽，5米长，约10平方米，是我的卧室也是我的小书房，这个书房至今还保留着，木板屏风上还挂着一些字画条幅。
几十年过去了，老家的老祖屋已不见踪影，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稻田，禾青稻黄、春种秋收。然而，记忆里，我们知道，那里曾是祖父覃贵林的房屋和油榨以及父亲的老屋。
1962年大搬迁后，我们住进拉敢村新建的房子，那房子有一半是我亲手建造的，而今也已经几十年了，每次回到老家，看到这些，万分感慨，往事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