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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了，在板坡小学读一年级。
板坡小学就在我父亲老屋不到200米的地方，那里原来是大地主姚家的一大片房子，政府没收后改为板坡小学。学校里有一排泥墙房做教室，中间有一个大操场。当时只开三个班，学生不到100人。操场有一根大旗杆，上面挂着五星红旗。操场外面是马路，马路下面是一口水井。学校隔壁的房子也是泥墙房，那是政府解放初期没收大地主姚家的房子用作村公所，那时叫作“板木村”，“板”是板坡村的板，“木”是杉木寨村的木，也就是说当时这村公所管辖到杉木寨村。
小学老师是曹绍斌老师。他是古宜西游村人，从解放初就分配到这里教书，一直教到1960年。还有一位姓陈的老师，也是古宜人，陈老师上高年级的课。
1957年春天，二叔和二婶回到板坡老家，全家人无比高兴，因为二叔在外面当大干部，从河池县回来探亲的。
二叔覃启武，排行老二，我父亲是老大。二叔解放前在古宜的三江国立中学读书，中共地下党罗家阔老师发展培养二叔为进步分子。四野解放军大部队南下时，二叔和启源叔由学校地下党介绍随大军南下，从三江一路到融安、柳州，直到凭祥。全国解放了，二叔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解放不久，二叔又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据说在东北与朝鲜边境集训，因为二叔有文化，任文化教员，就留在东北这边专门给入朝的部队做出国前培训。
抗美援朝胜利了，二叔从东北调回驻桂林陆军某部，还是任文化教员，那几年祖父覃贵林经常到桂林二叔所在部队住很久很久。
后来二叔转业了，分配到金城江，任河池县委秘书。那时的秘书是配驳壳枪的。
再后来，在河池，二叔与二婶认识并结婚了。
二叔瘦高个子，脸相略长，很像祖父的脸，因为人长得特别高，回老家过门坎总要低头，否则头会撞到门楣。
二婶不高，漂亮，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穿着城市女装，在银行工作。
二叔二婶结婚不久，还没有小孩。他们这次回来，看见小叔启强和我都长高了，读小学了，就跟我父母及祖母商量，想带我们两个去河池县金城江读书。我母亲不乐意我去，说是年纪太小，不放心，不舍得。但我与小叔是同意去的。于是全家勉强通过让我们去，当时祖父不在家。
这天早上，全家吃过早饭，二叔和二婶带着小叔和我，拿些简单行李出发了。我们出门口时，我看见我母亲哭了。
1957年，去斗江的路还是土路，很难走，我们走到扶平村下面的斗江团结水利工地时已经中午了。当年的团结水利，就是在板八村下面的白镐河上筑一座水坝，拦起水，抬高水位，然后从坝首沿山开水渠，从扶平村直开到斗江街，长达十里，引板八村河水去灌溉斗江街那一片很宽很大的良田，当时称为团结水利。从斗江公社和桐叶公社的各个大队和生产队，抽调一些人集中到工地劳动，同时还把两个公社的所谓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种人全部集中到水利工地劳动。我祖父覃贵林解放后被定为富农，自然也在其中。
我们走过扶平村下面那段工地时，很凑巧，看见祖父覃贵林在水利工地劳动。二叔走上前去跟祖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不忍心地带我们继续赶路了。我还小，没有太多的联想，但二叔就不同了。二叔心中不是滋味，因为他本身是从军队转业的国家党员干部，而他父亲却在所谓四类分子的行列之中。前几年还是军属多么光荣，而就那么几年，世事变得太快了，今天居然变成被管制的对象了。我看见二叔眼中含着泪水，那时刻、那情景，我终生难忘。
夜了，走到斗江街。
斗江街是小镇。那时的故乡，贫瘠、闭塞、偏僻、交通阻隔。全县只有一条沙石公路从桂林经龙胜、瓢里，过斗江，斗江还要坐渡船，再下到县城古宜。进古宜也要坐渡船，也没有汽车站，班车就停在那时的沙石广场上。当年全三江县去桂林只有经斗江街、过龙胜县这一条公路，斗江街这里还有一个渡口。公路穿街而过，旅社就在公路街边。
我们一行四人在公路边的一个木房旅社住下。睡觉前，我与小叔打了一盆热水在旅社正堂大厅里洗脚，此时，一辆汽车从县城方向开过来往渡口去，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汽车，惊奇、好奇，马上赤着脚追出去看车子，汽车下渡口，我又赤脚踩着那沙石路追下去，零距离地看到了汽车，二叔不放心，追出门口喊：“老赵，回来，晚上不穿鞋子跑什么？”我一步一回头地走回旅社，那夜晚，我一直在想着汽车的事。
第二天早上，早早起床，吃些东西后拿着行李在门口等车。不一会儿，车来了，班车从县城开过来去桂林，我们要坐的就是这趟车。我们上车了。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坐在汽车上，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奇，一路上望着窗外的景物，丝毫没有倦意。
车过龙胜，爬金竹山了，这山岭很高，公路盘山而上。
雨雾中，来到了桂林城，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旅社又住了一宿。第二天，坐火车去柳州。那时三江没有公路直通柳州，去金城江必须先坐汽车到桂林，从桂林坐火车到柳州，再从柳州坐火车经宜山到达金城江。
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进桂林市，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进柳州市，第一次来到了相当于一个城市规模的河池县金城江镇。
美丽的龙江从金城江穿城而过，龙江从西向东，城在河两岸，河在城中间，而这一河一城又全部包裹在两边的大石山中。在城中可望见城市两边的高山，上了城边的高山可鸟瞰金城江全城。
20世纪50年代广西只有两条铁路，一条从衡阳经柳州到南宁，一条从柳州起点途经金城江到贵阳。铁路的穿行带动了金城江的繁荣，当时金城江已有火力发电站，全城用上了电灯电话，而我的老家还谈不上用电。
二叔的家，具体地说是干部宿舍，在金城江城区靠南边的高山之下的县印刷厂宿舍区。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二叔住在印刷厂，也许是公房吧。二叔分得两间房，我和小叔住一间，二叔二婶住一间。但没有厨房，我们开饭是在离宿舍不远的百货公司的食堂。每到午饭和晚饭时间，我和小叔都会自觉抬一只竹篮，去食堂打饭回来。食堂用饭票，饭票是二叔早就办好放在家里的，我们打饭时得带着饭票去。
到金城江后的第三天，二婶便带我和小叔去学校了。
金城江第二小学，在广场附近，离我二叔家不远，我读二年级，小叔读三年级。
我平生第一次到城市读小学，很幼稚，来到繁华的城市，什么都新鲜。
但是，毕竟太小，我所在的金城江二小，有多少同学，老师有什么特征，学校如何，已经淡忘了。毕竟第一次出远门读书，要适应的东西太多了。
记得有几个星期天，金城江二小有几位同班同学带我去火车站那边的荒地上割马草。我们几个小学生去割半天，每人得了半竹篮，然后拿到马场出售，得几分钱，零用。
二叔当时在河池县委当秘书，那时秘书是配枪的，一支驳壳枪。有一天夜晚，二叔刚发工资，他的一沓钱就放在窗户下的办公桌上，半夜里，突然听见二叔爬起床，喊道：“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从房里冲过来，只见二叔穿一条短裤，打赤脚，手拿驳壳枪，追出宿舍大门外。不一会儿，又折回来，二叔说：“小偷用夹子从窗户伸到办公桌上，偷那沓钱，朦胧中听见窗户沙沙有响声，睁开眼，打开灯，那小偷便往外逃跑，我拔出驳壳枪就追出去，但不见人了，追不上。”
二叔家是平房，仅一层而已，窗户就着地，那时谈不上六层七层楼，有二层也就算洋楼了。
十字街的百货公司就是二层楼，当时，那里是金城江最热闹的地方，百货公司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二婶经常在下班后的晚上带我们去逛商场，百货，百货，当然远不止一百种货，当时是计划经济，百货公司是国有的，卖什么东西全凭计委和商业局的计划，1957年的金城江的繁荣全部浓缩在百货公司里面，到处是彩色的灯笼，还有不断播放歌曲的高音喇叭：“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了，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首激昂的社会主义颂歌是当时高音喇叭播放的主要曲目。
我年纪太小，生活不会自理，读了几个月的书，头上长了虱子，上课时，往头上随手抓一把就是好几只，放在课本里摁死，弄得课本里斑斑点点全是虱子的血痕，不几天二婶带我上街理发，理成光头了。
不久，二叔二婶在机关里忙得团团转，再加上我生虱子，于是二叔二婶决定给我们转回老家读书。
二叔忙，二婶送我们回家。
路过桂林时，二婶、小叔和我三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留念。相片上的我是光头，就因为虱子。这张相片我还珍藏着，几十年过去，还在我的相册里。这张相片记录了我一个山娃娃当时走出大山寻梦，寻求启迪开发、寻求进步提高、寻求开阔视野的历程。
二叔一生都是在河池工作，在河池成家立业。 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二叔是“三反”工作队成员，跑外调，跑遍全国，每到一地都留下许多照片。当时我很小，看到二叔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留影，羡慕极了。1957年搞“整风”，二叔又成了整风工作队成员。后来，他下到保平公社当秘书，因身体欠佳，不久又调回河池县人民医院当党委书记，那是1965年前后的事了。
几年后，二叔又调回河池县轻工业局当领导，这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
二叔有一子二女，都在河池成家，几十年来我们全家把河池当第二故乡，常常去河池玩，二叔二婶也常回老家来住，特别退休后每年都回来，二叔心中有着深深的故乡情结。
二叔于1999年因病去世。
二叔的一生对我影响很大，早期的启蒙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我终生难忘二叔的恩德。在我的心中，河池也是早年开阔我眼界的城市，后来我的成长发展，离不开河池的启蒙。
终生怀念二叔二婶，终生怀念第二故乡河池金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