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仁之道

本篇第1-7章，孔子从不同侧面、角度向人们呈现了他对“仁”的理解和冥思，表达了孔子对个体为人与人类社会的美好期待和愿景。仁，作为一种柔和、为善的心理情感，需要内在的修养，更需要外在的修为。从“里仁为美”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是由内而外的修行路径。承接上面的章节，孔子继续表达仁心如何转化为外在的仁道。

“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这句话，通常的解释都是“早上知道了真理，晚上死去都可以”，说明对真理的追求超过了生命。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是值得讨论的。学者曾仕强认为：这里的“死”，不是指人真的死去，而是闻道之前的那个“我”“死去”了，也就是闻道了，就变成了一个新人，获得了新生。这样的解释，否定了闻道与生命的对立，但似乎有些牵强。

笔者是这样理解的：这是孔子的感叹，感慨闻道之不易，有一种假设的意思。所闻之“道”，其内核即上面孔子反复诉说的“仁”。而要达到高境界仁的层次真是很难，正如前面孔子所说“好仁者，无以尚之”。“闻”的本义是侧耳专注地听。“闻道”不是简单的表面的听说过，而是用心倾听，让其“道”铭刻在心中。《大学》里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闻道”必是心心相印、心有灵犀，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样的心灵修养，需要终身以之。

人们对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或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往往会感叹：要是得到了就是死了也值得啊。孔子自己不会因为“朝闻道”而“夕死”，更不会希望别人“朝闻道”而“夕死”。正像上面对“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的理解中说的，从日常生活语言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孔子的话。“闻道”，真正地获得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贯穿人的一生。人终其一生都在闻道的途中，但不一定能获得“闻道”的圆满结果。

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对闻道之难的感叹，并由此激励自己把“闻道”作为终身志业，孜孜以求。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在古代是贵族的最底层，可能上升为卿大夫，也可能下滑为庶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以智力生存，主要从事文化事业，后成为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代称。

承接上章的“朝闻道”，孔子说“士志于道”是鼓励士人有志于精神追求和内在修养。后面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泰伯篇第八》第7章） 孔子鼓励士人注重精神修炼，对物质享受不要有过高的要求，且坦然面对可能贫瘠的生活。孔子接着说：“以破衣粗粮为耻，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什么道了。”孔子并非排斥物质生活，而是要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以良好的心态对待现实，在基本物质有保障的基础上，把精神追求和心灵修养作为生命成长的核心。他对自己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贡说“贫而无谄”，孔子回应说“未若贫而乐”。他常常发自肺腑地夸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里孔子说的“士志于道”，其道的内核就是“仁”。“而耻恶衣恶食者”，与前面的“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相呼应。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讲的君子一般指道德、学问修养高的人，具有道德性；但是在先秦，君子有时也指国君、君主。这里的君子理解成国君似乎更合适，因为“之于天下”的，只有君主。这一章是孔子对君主的期待。孔子说：“君主对于天下事的看法或者处理，没有所谓适合或不适合的，只看符不符合义。”“适”，合适、许可；“莫”，不合适、不可。“比（bì）”，靠近、依从。孔子重在讲仁，讲义的地方不多。孟子既讲仁，也讲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处理社会关系的比重逐渐增加了。据庞朴先生的观点，仁在古代指有血缘关系的亲情，义指没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的合宜与不合宜。在那个时代，仁侧重调节的是亲情关系（当然，孔子已经逐步将“仁”由家族推向社会）；义侧重调节的是社会关系。从这样的观点去理解，这里的君子指君主就更讲得通了。因为是处理天下的事情，而非家族内的亲情关系，必须以义为准则，而处理天下事的人，当然是君主了。

本篇重点讲仁，第8、9两章言“道”，即仁之道；本章言“义”，即仁心的外化、社会化，整个社会管理公正，符合道义，仁爱才落地生根。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和上一句一样，这里的君子也是指管理国家的君主。杨伯峻先生将“怀”解释成怀念，值得商榷。这里的“怀”可以理解为心里想着、包藏着某种思想情感。君子有心治理国家，常常想的当然是道德；小人在小家生活，当然只想着自己所在的地方。（易中天曾解释“小人”：小人原来没有道德意义，是指宗法社会下小宗里的人，后来引申出品德低下的意思。）君子管理天下，不仅处理一家之事，而且要摆平协调众家之事，当然要想着法度（刑）；小人管着自己的家，当然想着的是一家之利。这里孔子陈述的是事实，君子、小人并没有高尚、卑下之分，只是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孔子对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希望，并尊重人们不同的生活，由此可看出其务实的精神和宽大的胸怀，即他“其恕乎”的思想。这样的“恕道”即“仁心”的体现。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读fǎng，依据的意思。这句话杨先生解释为：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

笔者认为这个解释也值得推敲。“依据个人利益”，如果不分辨前提、不加以界定的话，不能判断其利弊。如果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可以争取，也不应该招致怨恨；如果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当然会招致怨恨。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放”有一个义项为“放纵、放任”。笔者认为也适用于此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放纵、放任于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或大多数时候会招致怨恨。这一解释也讲得通，一个人放纵于利益，也就是超出了他的利益范围，影响了他人的利益，必然会招致他人的怨恨。这也就是孔子前面讲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孔子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有边界的，超过了自己利益的边界，放纵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违背了“仁心”和“道义”，当然会招致怨恨。人不是不可以追求富与贵，而是君子生财，必取之有道；唯利是图，则招人怨恨。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可以用礼让来治国吗？可以，这有什么难？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礼有什么作用呢？”

这亦是孔子对君主的期待，希望他们发挥礼的社会性功用。国（当时是诸侯国）之中人与人的关系，需要规范（礼），也需要理解和宽容（让）。而以礼让治国，离不开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八佾篇第三》第3章）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这句话强调的是“反求诸己”，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一个人应该具有自主意识，修养自身，在可能的情况下为社会多做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其把时间精力用在抱怨自己不得志或得不到重用上，不如努力提高自己。一个人的立，不在“位”（官位），而在才德；不要愁没有人知道自己，而应该去追求自己有什么才德能让人知道。用李白的话说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用俗语说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一个人所要做的、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成“材”，把自己磨砺成“金子”。而“材”“金子”的内核，即仁义。至于有没有用你，怎么用你，有时候你自己并不能左右，所以也不必为此烦恼。

孔子一生想推行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抱负，55岁时还周游列国、推荐自己，但一生不得志。可是，他做了也就不遗憾了，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第9章） 。孔子的这句话也许就是对自身命运的感慨吧。当然，身处现代社会，不仅要有“立”的本领和品行，还要善于推销自己、推荐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这样的自荐应该是名副其实的。而作为社会体制，应该创造公平、公正的条件和环境，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对“吾道一以贯之”，杨伯峻先生解释为：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解释也值得商榷。“道”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丰富多样。老子讲“道”，“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讲“道”，“盗亦有道”；孟子讲“道”，“得道者多助”。孔子这里的“道”，笔者认为应该理解为“准则”，也就是现在的价值观。“一”应该理解为“一致，统一”。一致、统一的准则，当然是前后贯通的。孔子一以贯之的准则是什么呢？曾子的理解是“忠恕”。“忠”字上面是“中”，下面是“心”，指自己内在正直的诚心。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第一条“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个“忠”就是扪心自问，有没有尽心竭力待人。“恕”字上面是“如”，下面是“心”，意为自己的心如同别人的心，别人的心如同自己的心，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后来，我们往往从道德层面来理解“忠恕”；其实，在孔子看来，“忠恕”就是为人之道和对人对己的行为准则。忠恕之道即仁道的具体体现——真心诚意待人、推己及人，不就是温暖、善意的仁心吗？而作为人生的价值追求，当然必须始终坚守，一以贯之。

这里孔子说自己有始终坚守的“道”。孟子则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第2章） 这是孟子讲孔子的权变。孔子也对颜渊说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述而篇第七》第11章） 孔子评价蘧伯玉说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卫灵公篇第十五》第7章） 孔子离开鲁国时，行动迟缓，不得不离开又舍不得离开。在齐国，齐景公委婉地说不能重用他，孔子立即离开。在卫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卫灵公篇第十五》第1章）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孔子很有个性，确实讲究权变。这样的权变和“吾道一以贯之”有什么关系呢？孔子的变，其实为的是不变。他心中的信念——“仁义”“忠恕”之道——是永远都不会变的。而那些面对现实，采取行为上的变，为的是让心中之道不变，终身坚守。

这一章亦是孔子和弟子曾参有意味的对话。他为什么对曾参道出自己的心声，而不是其他弟子呢？他主动和弟子说话，有时只喊对方一个名字，如他对子路说：“由！知德者鲜矣。” （《卫灵公篇第十五》第4章） 而这里，孔子对着曾参说“参乎”，这里的“乎”作为语气词，表示感叹，相当于现在的“啊”“呀”。孔子心中感慨，他“一以贯之”的信仰，似乎只有曾参可以理解和认同，高山流水遇知音，彩云追月得知己，多么让人欣慰。而曾参呢，不失老师所望。“唯”，古代指对长辈、上级的应答，具有恭敬之意。曾参只用一个字应答孔子的话，没有向老师提问，孔子也没有追问。这表明，曾参心里深谙孔子之意。师徒俩心照不宣，心心相印。这样的场景多么温馨，让人倾心仰慕，回味无穷。孔子说完后外出，其他弟子听不懂便询问曾参，曾参便道出了孔子的心声。

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指岗位，而不是指道德。“君子”，是国君等领导者；“小人”，是普通的人。“喻”，是知道、了解、明白的意思。在前面提到过，义相对于仁，指亲情之外的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作为社会的统治者、组织者、领导者，关注的应该是社会组织、管理，更多的是以“义”（应该不应该）行事。而普通人关注的是自身生存，当然考虑利。当然，君子并非完全排斥利，而是其层次和境界与普通人不一样。这就是《大学》里说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小人喻于利”，并不是道德问题。在社会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小人喻于利”并没有错，也不应该受到指责。况且，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懂得“利”，经济怎么发展？ （可参阅丁华乾：《别把“感动人物”供上道德“圣坛”》，新浪博客，2013-2-27）

这里孔子做出的是事实判断，而非道德评价。君子明白义的价值，以义管理社会，就是其仁心的体现。普通人明白利的价值，在不违背道义的条件获利，能自立于社会，不麻烦他人，不伤害他人，亦是其仁心的体现。孔子的陈述表明，不同的角色、身份应该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他并没有贬低“小人喻于利”的意思。孔子的很多观点、思想，其实是很开明、开放的，只是后人为其戴上了道德的帽子，歪曲了孔子的原意。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是后世流传较广的一句，成语“见贤思齐”也成为很多人的人生格言。“见贤思齐”告诉我们，人性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终点。一般人只能不断地接近于贤，向贤看齐，也就是司马迁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真正达到贤的境界的人不多，更多的人处于“不贤”的状态中，只是“不贤”的程度不同而已。古往今来，贤者寥若晨星。我们要有追求“贤”的理想，也要有面对“不贤”的理性心态；既不要因为人类有不少贤人，就以为人类是多么高贵伟大；也不要因为人类有很多不贤者，就以为人类是多么卑鄙龌龊。人是复杂的动物，对此西方人看得比较清楚，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而中国人往往比较偏激，对人性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对人物的评价往往较片面，常常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中国人通常不能接受一个伟人可能的猥琐之举，也同样难以接受一个恶人可能的善举。

“见贤思齐”即往仁之道，既是自愿追求“里仁为美”“居仁由义”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进步的历程。“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亦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孔子的思路是：看到“不贤”，不是去鄙视之、讨厌之、嘲讽之、抨击之，而是反观自身，防止自己亦有此不贤。我们应有的态度是：见贤思齐，向着美好的人性不断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常常对照“不贤”的人和事，在自己的内心反省，时时提醒自己与贤为伍。孔子的学习哲学深邃而丰富，且具有宽广的境界，本章可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述而篇第七》第22章） 参合。 F9SnVc1yyYyvbe8FJVmMELS+1Ui9hEJ1Xq5KKnCJvpJE4m+0v563UrSJ1lfBPY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