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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信念
——礼之守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里的“无所争”,并非墨守成规、无所作为和不思进取、不求上进,而是一种礼仪和境界。在孔子看来,君子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并孜孜以求,而不会在细枝末节等具体利益上和人争夺。如果一定要竞争的话,那也只是一种享受生活的快乐,必须彬彬有礼、尊重对方、和融共乐。孔子以古代的射礼来说明君子间有礼貌、有情趣的竞争。比赛前双方相互作揖登场,比赛结束后下来饮酒聊天。竞争成为一种生活的愉悦和享受。这样的竞争礼仪,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既竭力释放个体潜能又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内在要求。

现在的体育竞赛正是这样:赛前双方友好地握手;赛中竭力对抗、各显神通;赛后失利者会祝贺获胜者,而获胜者也会安慰失利者。真正的体育精神,重视的不是比赛的结果,而是一起享受比赛的过程,享受生命运动和角力的乐趣。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杞国是夏禹的后代,宋国是商汤的后代。“文”,指历史典籍;“献”,指熟知史实的贤人。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做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做证。这是他们的历史文件和贤者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我就可以引来做证了。”

《为政篇第二》第23章中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孔子对上古礼的追溯和变革的研究。这里孔子又强调了必须以事实为证据来确认不同朝代的礼,反映了他诚实的学术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表现了他对礼的真诚和尊重,不因为自己喜爱礼就去胡乱地编创。

孔子尊崇周礼,主张以礼维护社会的秩序。但是,孔子是尊重历史、重视实证的。夏礼、殷礼,孔子能说出来,可由于历史文献和当代的贤者不足以做证,孔子只能说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能完全证明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孔子没有因为要维护古礼而忽略证据,而是实事求是地表达了对文献不足的遗憾。那样的年代,作为一个好学者、中国古代的“学圣”之一,孔子具有这样的学术态度令人敬佩,也值得今人警戒。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是看到礼乐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他对礼的遵从,并非一味守旧。在上一章孔子说到,夏商之礼他都知道,只是不能严密地论证。在这里孔子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借鉴夏商两代并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的,是那样的美盛。我主张遵从周礼。”

孔子遵从周礼,是对文化、历史积累发展的传承和尊崇。

3.16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皮”,指箭靶子,古时的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做的。这句话说的是古时射礼的规则,意思是:比赛射箭不一定要穿透箭靶子(而是主要看有没有射中目标),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一样。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古代的礼仪是很了解的,而且对其细节及其背后的道理都很清楚。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告”,古音读“gù”;“朔”,每月的第一天;“饩羊”,用于祭祀杀而不烹的羊。“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即每月的第一天诸侯国的国君用一只杀而不烹的羊到祖庙里祭祀,告诉国民这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了,祭庙结束后上朝听政。当时,鲁国的国君已经不执行这项礼制了,不仅不祭庙,也不上朝听政,只是杀一只活羊虚应其事。所以,子贡建议干脆连羊也不要杀了。

针对子贡的想法,孔子说:“子贡啊,你可惜羊,我可惜的是这种礼不再举行了。”这并不是说孔子不可惜羊,孔子关心的不是礼的形式(祭羊),而是礼本身。他希望因为这个仪式的存在,使人们知道曾经有此勤政、助民的礼存在。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为君主做事遵循臣子的礼节,别人却以为是谄媚。”这大概是孔子的感慨和无奈吧。孔子曾有一段在鲁国从政的经历,在此期间,他竭力倡导君臣、同行间遵循应有的礼节,相互尊重,和合共美(参阅《乡党篇第十》)。而当时的鲁国,三家强势,国君已被架空,不少人依附于三家,不把鲁君放在眼里。他们看到孔子“事君尽礼”,便嘲笑他谄媚君主。尽管如此,孔子仍然依职尽礼,按章办事。

由此看出,孔子的守礼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落实到行动上。这也呼应了第一篇孔子的学习哲学,学习不仅是获得知识,更是为了做好人做好事,就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敏于事而慎于言”。后来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在孔子等先贤这里都可以找到源头。孔子的这句话,从世俗的角度看,则说明了做人之难:尊敬领导,有人会说你拍马屁;不尊敬领导,则有人会说你狂妄。

3.19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孔子:“君使用臣,臣事奉君,该怎么做?”孔子回答说:“君应该以礼使用臣,臣应该尽心竭力为君做事。”定公之问,君于臣称“使”,臣对君称“事”。显然,在定公的心里,君臣是上下级,是不平等的。其实,是否上下级并不重要,就是在现代社会,不管哪种体制,公职也好,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在管理上总有层级,关键是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尊重、人格平等、合作共赢。在孔子看来,君臣虽有等级关系,但并非是后者无条件地绝对服从,更不是愚忠。臣的忠与君的礼是相辅相成的。臣子尽心于君王的前提是,君王必须按照礼节对待臣子。

对于礼,不能只看到仪式,礼的后面是人,是人应有的品行。如果忽视了礼后面的人,礼就成了无聊的形式。孔子守礼,更关注礼后面的人。他说的“君使臣以礼”,即作为君主对臣子的尊重。这也就是下面孔子关注的“礼之本”。

后来的帝王专制时代,臣子对皇帝的愚忠并非早期儒家(孔子)的本意。孟子也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如实、客观地理解,不要把后来衍变出来的罪恶和陋习归罪于古人。我们需要做的是,继承优良,及时反省,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社”,是土神。古代祭祀土神,要为土神设立一个木制的牌位。哀公问宰我:“用什么树木为土神做牌位?”宰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了历史上夏、商、周三朝分别是用什么木料做的,还解释了周朝用栗做土神牌位的用意——周人用栗树的木头做社神,为的是使民害怕(这个用意也许是当时人们的理解,也许是后来人的解释)。显然,这样解释不符合孔子的仁爱思想,而孔子又是赞同周朝礼制的,本篇第14章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孔子听了宰我的话后,说道:“已经做过的事情就不要再议论了,完成了的事也不能再纠正了,过去的事不要再责怪了。”孔子是责备宰我在周人身上加上不爱民的罪名,也是为了维护他盛赞的周礼。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这三句话在此语境中的意思相似。既往不咎已成为我们对待人和事常常采取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有好的一面,以和为贵,不追究以往的过错,向前看,面向未来;也有负面的影响,会使人丧失警惕,忘记反省,不去及时修正错误,某些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屡错屡犯。许多观点都要视具体的情境、具体的人和事才能确定其效用,不可随意推而广之。 mVKkHQd5dfg2zip975Bs2Wqn3puD5VV3E8LRiG5Xe/gomPbQlwMDQTpSGMG94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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