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纳粹党的诞生

1918年11月10日，一个阴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 的滋味。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波美拉尼亚小镇帕瑟瓦尔克军事医院来对伤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一个月以前在伊普尔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的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200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我禁不住哭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也像其他千百万德国人一样，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后来有些政治敌人攻击他在战斗中表现胆怯，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在他的记录中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攻击是有根据的。他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尔战役，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3500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600人了，军官只剩下30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1916年10月7日在索姆河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治复原后，他于1917年3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利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拉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最后一次伊普尔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个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1914年12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8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15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利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的不止一个战友都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他是个热情的战士，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明显的使命始终极其认真。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那个连中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 另外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的最大大炮还要危险”。 接着他就会对这些“无形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狠毒的攻击，他不是在维也纳知道了他们是万恶之源吗？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不是亲眼在德国本土看到过这一点吗？他在柏林附近的贝利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恶棍无赖”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1916-1917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 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中了国内卖国贼的背后一刀。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刀刺在背”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乌有。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月28日坚决主张“立即”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10月2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48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 军事 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刀刺在背”。这位德国伟大的战争英雄表示相信这个荒诞说法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1919年11月18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中了背后一刀’。”

事实上，由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领导的政府不顾鲁登道夫的停战要求，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之久，因为在9月底以前，总司令部一直没有把恶化中的军事形势告诉政府。

只有在两次大战之间在德国待过的人才知道德国人民相信这个令人不能置信的传说的普遍程度。能够揭露这一传说不确的事实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国人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过，有罪过的是“十一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称呼。在他们看来，德国军方狡猾地、卑怯地诱使共和国政府签订军事领袖坚决主张签订的停战协定，后来又劝告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接掌政权是十分勉强的，而且完全是为了要保全国家，使它不致陷入势将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度混乱状态，这一点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国的崩溃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责任完全在于掌握政权的旧秩序。 但是千百万德国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十一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后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瑟瓦尔克以后，阿道夫·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较起来，我的眼痛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纳粹党的发端

这个30岁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的结果总是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人民国”，以库尔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颇受欢迎的犹太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子却特别矮小。他在11月7日那天带领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三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凡雷伯爵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寿命不长。1919年5月1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军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政权。为了报复苏维埃枪杀十几名人质，他们屠杀了好几百人，其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人。虽然在名义上暂时恢复了一个以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巴伐利亚政治中的真正权力却已转入右派之手。

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巴伐利亚右派是哪些人？他们是正规国防军；他们是希望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的保皇派；他们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国的保守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成分也逐渐起了变化，主要成分已是为数众多的一批复员军人，他们的世界在1918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那些无处扎根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们在1914年离开的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战争中变得心肠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们摆脱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像希特勒（他有一段很短的时期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来说的那样，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武装的自由军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是不久就开始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1920年3月，自由军团中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作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极右派的庸碌无能的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 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塞克特将军率领下按兵不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德国西部。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种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了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在这里，自由军团的雇佣兵，包括埃尔哈特旅的成员，得到了庇护，受到了欢迎。在这里，鲁登道夫将军同一批心怀不满的退伍军官定居下来。 在这里，策动了多次政治暗杀，其中包括对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拉特瑙的暗杀。埃茨贝格尔是个温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气在将军们打退堂鼓的时候出来签订停战协定；拉特瑙是当时才华出众、颇有学识的外交部长，极端派痛恨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同时因为他执行了全国政府的政策，设法至少履行《凡尔赛和约》中的一部分条款。

正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活动。

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时，他发现他所属的那一个营处在“士兵委员会”的掌握中。这种情况使他十分反感——他说——于是他决定“立刻尽快离开”。这年冬天他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特劳恩施泰因的一个战俘营担任警卫，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奋斗》中谈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满”，完全靠用马枪对准三个来捉他的“恶棍”才免于被捕。在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希特勒立刻开始他所谓的“第一次多少有点政治性质的活动”。这就是向第二步兵团调查委员会提供情报，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调查慕尼黑出现为时短暂的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属谁而成立的。

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德国陆军一反过去传统，现在热衷于政治，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它在那里终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为了扩大它的保守的影响，它给士兵开了“政治训练”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班，而且是一个注意听讲的学员。据他自己的叙述，有一天，在听讲时，有人为犹太人说了一句好话，他就忍不住插嘴进去。他的反犹宏论显然使他的上级军官听了很高兴，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个团里担任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的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做斗争；在陆军心目中，这就是它在这个曾经对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

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在他想进入的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认。特别是，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试验和锻炼他的演讲本领——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说：“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广众说话的机会，过去我完全无意识地靠直觉而认为具有的东西，现在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我是能够‘演讲’的。”这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虽然这件事并不特别奇怪。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 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很轻易地成为德国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他在电台上演讲时，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军方对工人的政党一直都很疑忌，因为这些政党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控制的，但是这个政党却被认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政党。但是在他要调查的该党会议上预定要发言的一个人，却是他所认识的。

原来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在陆军训练班上听到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的一次讲课。费德尔是个土木工程师，经济学方面的怪人，他坚决相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之外，还有一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他主张禁止这种资本。1917年，他组织了一个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团体的名称叫作“德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希特勒听了费德尔的演讲后很受影响。他认为费德尔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新政党的基础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他说，在费德尔的演讲中，“我感到有一个可以用于这场未来斗争的有力口号”。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集会参加的一共只有25人，地点是在施特恩内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这种新组织遍地皆是，过不了很久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觉得德国工人党没有什么不同”。 在费德尔发言结束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费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据后来他自己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问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话显然说得十分尖锐，据希特勒说，那位“教授”“像只落水狗般”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子。有一个人——据希特勒说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姓名——在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

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他可以说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莱克斯勒是个面有病容、目戴眼镜的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褊狭，思想混乱，文章固然写得不好，演讲更是糟糕，他当时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1918年3月7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自由的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做斗争，鼓吹为德国争取“公正的”和平。实际上，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据工人阶级路线促进和平协会”这个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德国当时和后来一直到1933年都有不少这种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压力集团）。

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出40个。1919年1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作“政治工人集团”的差不多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100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后来无声无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却恭维哈勒是个“正直的”和“确实很有教养的”人，不过对于他缺乏“演讲天才”表示惋惜。也许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笔带过的光荣，主要是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希特勒演讲拙劣，这种看法使这个纳粹党的领袖一直很恼火，他在自传中一点也没有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德莱克斯勒似乎是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细阅读了德莱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册子。他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写入了《我的奋斗》。当时是清晨5点，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说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啮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撒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他记起了那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令希特勒惊异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德莱克斯勒曾经参加过爱国主义的祖国阵线，但是不久就对它那似乎与群众毫无联系的中产阶级倾向感到幻灭。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瞧不起资产阶级——他们完全不关心工人阶级家庭和他们的社会问题。因此，德莱克斯勒的主张肯定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一天，希特勒后来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回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太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 他正要这么写信作复，但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举行会议的酒馆是一家开设在赫伦街、名叫老罗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过灯光昏暗、阒无一人的餐厅，打开门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同委员会打了一个照面。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他一见我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招呼我，欢迎我这个德国工人党新党员。

说真的，我非常吃惊。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做了账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7马克50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接着第一主席读了给基尔、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来信的答复，人人都表示同意，接着是就收到的来信做了一个报告……

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

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考虑我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是否应该参加？”他承认，理智告诉他要推辞。但是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够“为这个任务”干些什么。

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有由于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了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关键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有两个成员值得在这里一提。他们日后证明对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加入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同性恋者。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军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迪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1岁，常常被称为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汇集的施瓦宾区的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面前，宣传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对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做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

这个酗酒的诗人 发现阿道夫·希特勒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吗？他在德国工人党内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水平——文字的和口头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这样的未来助手。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我的奋斗》中最后一句话就是在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该书的结尾中说——“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创建纳粹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十三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费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同性恋者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里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31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路，迄今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来的内在精力现在开始迸发出来了。他促使他们原先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请帖，发请帖。后来他说起，有一次，他发出了80份请帖以后，“我们坐着等待客人们来临。一个小时后，‘主席’不得不宣布‘开会’。一共仍旧只有7个人，我们自己的7个人”。 但是他并不气馁。他用油印的办法增加了请帖的数目。他筹到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111个人。”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了主要讲话后做第一次“公开”演说，但是该党名义上的首脑哈勒表示反对。“这位先生为人肯定是正直的，”希特勒后来说，“但是他却认为，搞别的名堂，我也许还行，演讲却绝对不行。我一共讲了30分钟，在此以前，我只是自己直觉地感到而一点也没有把握的事情，现在却为具体事实所证实了：我是能够演讲的！” 据希特勒自称，他的滔滔雄辩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大家捐献了300马克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这暂时减轻了他们党在经济上的困难。

1920年初，希特勒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自从他在维也纳社会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活动中看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以来，他一直对之非常下功夫。他立刻开始组织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时间定在1920年2月24日，会场设在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其大可容近2000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后者也仍然表示怀疑。 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因此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结束时还把这次集会做了一番介绍。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甚至没有预定要当主要演讲人。这个角色保留给一个名叫约翰内斯·丁费尔德博士的推行顺势疗法的医生，他是一个用“日耳曼纳斯·阿格里科拉”的假名向报上投寄经济学文章的怪物，没有多久就变得默默无闻了。他的演讲结束后，台下毫无反应，接着希特勒开始演讲。据他的描写，当时情况如下：

大厅里有喊叫声、猛烈的撞击声，一些最忠实的战友和其他拥护者同捣乱分子打了起来……后者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秩序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我又能继续讲下去了。半个小时以后，鼓掌声慢慢地开始压倒了叫喊声……将近四个小时以后，大会已散，大厅渐空的时候，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运动的原则已经跟着德国人民一起走了出去，这些原则不可能再被遗忘了。

在演讲的时候，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个纲领是德莱克斯勒、费德尔和希特勒三人匆匆忙忙地拟出来的。会上的嘘叫声大部分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而发的，但他还是认为纲领已全部得到通过，在1920年4月1日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时候，这个纲领成了该党的正式纲领。后来，为了策略上的原因，希特勒在1926年还宣布这个纲领是“不能改动的”。

这个纲领当然是骗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到纳粹党执政的时候，大部分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许多对德国问题写文章的人都嘲笑过它，而且这个纳粹党领袖后来听到有人提到其中的某些内容时也颇为难堪，下不来台。但是，正如《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则一样，这个纲领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三帝国是执行了的，对德国国内外千百万人民造成了灾难深重的后果。

纲领第一点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并吞奥地利及其600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侵占苏台德区及其300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他所坚决要求的和得到的不正是这一点吗？他要求归还但泽和波兰境内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以致造成德国对波兰的进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为了这一点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这么许多人对于希特勒不厌其烦地用书面写下来的纳粹目标，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难道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吗？1920年2月24日晚上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宣布的纲领中的一些反犹项目，肯定是个不祥的预告。其中规定：在德国，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甚至不能享有公民权利，不能参加新闻工作；1914年8月2日以后到德国的犹太人一律都要驱逐出境。

党纲中不少段落显然仅仅是投合下层阶级的情绪的骗人玩意儿。当时下层阶级处境极为困难，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很容易打动他们的。例如：第十一点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第十二点要求将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三点要求国家分享大工业的利润；第十四点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第十八点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第十六点要求保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坚决主张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廉价租给小商人。这些要求都是在德莱克斯勒和费德尔的坚持下列入的，他们两人显然真的相信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后来当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开始大批捐款给纳粹党的时候，这些要求颇使希特勒感到难堪，当然，根本谈不上执行了。

最后，纲领中有两点是希特勒一当总理后就马上加以执行的。第二点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条约》。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二十五点，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点，同要求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在德国之内的第一点和废除和约的第二点一样，是在希特勒坚持下列入纲领的。这一点说明，即使在他的党除了在慕尼黑以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时候，他也已经不惜冒失去本地群众支持的危险而开始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因为当时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的倾向很强烈。巴伐利亚人经常同柏林的中央政府发生冲突，他们要求减少——而不是增加——中央集权，以便巴伐利亚能够实行自治。事实上，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柏林的命令在各邦没有什么权威性。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则不仅是在巴伐利亚的权力，而且是最后在全国取得权力，为了要掌握和行使这一权力，就需要一个像他已经设想到的那种独裁政权来作为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取消各邦的半自治地位；而在魏玛共和国政体下，就像在霍亨索伦帝国政体下一样，各邦都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他在1933年1月30日一上台以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迅速实行该党党纲中很少人注意到，或者说很少人认真对待的这最后一点。我们不能怪他言之不预，因为他是一开始就用书面方式提出了充分的警告的。

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希特勒现在就在开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条件——多得多的条件，他的奇特的天才开始露出了苗头，发生了作用。他觉得，群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主张——那是使他能够不断地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数德国人不都是崇拜强者的吗？）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政治敌人实行了“可耻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 他对于他所说的这种“恐怖手段”很感兴趣。现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充分利用了这种恐怖手段。在开始的时候，退伍军人在集会上的任务是压制捣乱分子，必要的话，把他们轰出去。1920年夏天，在该党的“德国工人党”的名字前添上了“民族社会主义”而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 党，这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名称）。以后不久，希特勒就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Ordnertruppe），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埃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镇压，他们有一个时期曾伪装为该党的“体育运动部”，但是隔不了多久，在1921年10月5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Sturmabteilung，缩写为S.A.）。冲锋队员穿褐色制服，他们大部分是自由军团中的冒险家，负责指挥的是约翰·乌尔里希·克林茨希，他是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上尉的一名下手，后者曾因谋杀埃茨贝格尔案被判徒刑，最近才被释放出狱。

这些穿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能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不久就开始去其他党的集会捣乱。1921年曾有一次希特勒亲自率领冲锋队去袭击一个名叫巴勒施泰特的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预定要发表演讲的集会，使巴勒施泰特挨了一顿揍。希特勒因此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结果只关了一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尝到铁窗滋味。出狱以后，他仿佛成了一个志士，反而比以前更加受人拥护了。“那没有关系，”希特勒对警察当局吹嘘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巴勒施泰特没有能讲成话。”正如希特勒几个月以前对一批听众所说的一样，“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将来要毫不客气地防止——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来防止——一切可能涣散我国同胞思想的集会和讲演”。

希特勒要做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大师，他在1920年夏天触动了一个灵机，不能不叫人认为是天才的表现。他看到，纳粹党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表达这个新组织的主张、打动群众的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希特勒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他在多方考虑和试了不少图样以后，想出了这样一面旗帜：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卐字。带钩十字的卐字虽然是袭用古代的，日后却成了纳粹党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最后也成了纳粹德国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希特勒从哪里得到这个念头，用卐字来做党旗和党徽，他在《我的奋斗》中并没有提到，虽然他曾就这件事写了很长的一段话。

卐字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埃及和中国的废墟中，都有人发现过卐字。我自己也曾在印度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遗物中看到过它。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徽中也出现过它，德国自由军团人员在1918年至1919年的战斗中曾在那里看到过。埃尔哈特旅在1920年卡普政变期间开进柏林时曾经把它漆在钢盔上。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时候无疑在某个反犹政党的党徽中看到过它，也可能是埃尔哈特旅来慕尼黑的时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说，许多党员向他提出的图样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卐字，而且有一个“来自施滕贝格的牙医师”确实提出了一个“一点也不坏而且同我的图样很相像的”旗帜的图样。

至于颜色，希特勒当然不要他痛恨的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他不想采用前帝国的红白黑三色旗，但是他喜欢这三种颜色，不仅因为——据他说——这三种颜色是“现有色彩最协调的颜色”，而且因为这三种颜色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不过它们得换个形式，于是便加了一个卐字。

希特勒对他的独特创造感到非常喜欢。“ 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 ”他在《我的奋斗》中惊叹说，“ 红色 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 白色 象征民族主义思想， 卐字 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不久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卐字臂章。两年后，希特勒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有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这也许谈不上是“艺术”，然而却是最高超的宣传。纳粹党现在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元首”的出现

1921年夏天，这个冉冉升起的煽动家，在表现出不仅作为一个演讲家，而且作为一个组织家和宣传家方面的惊人才能之后，无可争辩地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他立刻让他的同志第一次尝到了他的冷酷无情、机智狡猾的手段的滋味，而依靠这种无情和狡猾的手段，他以后将在许多更加重要的危机中取得许多成功。

在夏初的时候，希特勒到了柏林，同北德民族主义分子联系，并且到他们精神上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他此去是想要掂量一下把他自己的运动扩大到巴伐利亚一邦的境外、扩大到整个德国的可能性。也许他能够为了这个目的结下一些有用的联盟。就在他外出的时候，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认为，推翻他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他对他们太独断独行了。他们打算同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结成联盟，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一个著名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纽伦堡组织的。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认为，如果这些团体和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领袖能够同纳粹党合并，希特勒的地位就会降低了。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后，就立刻赶回慕尼黑，来收拾这些“愚蠢的疯子”——他在《我的奋斗》中是这么称呼他们的——的阴谋。他表示愿意退出党。这是党所吃不消的，因为委员会其他成员马上认识到，希特勒不仅是他们最能演讲的人，而且也是他们最优秀的组织家和宣传家。此外，他们的大部分经费现在也靠他募集，来源除了他发表演讲的群众性集会上的捐款以外，还有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军队方面。如果他走了，襁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委员会不让他辞职。希特勒在地位巩固了以后，就迫使其他领袖全面投降。他要求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诸如同施特莱彻的团体的勾勾搭搭。

这些要求在其他委员看来是太过分了。他们在党的创建人安东·德莱克斯勒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份攻击这个未来的独裁者的罪状，印成小册子散发。这是希特勒受到的他自己党内最激烈的一次攻击，攻击他的这些人对于他的性格和他的作风都有亲身的体会。

权力欲和个人野心使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柏林逗留六周后回到他的岗位上来了，而他的柏林之行的目的至今没有透露。他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他背后暧昧不明的人之手，在我们队伍中间制造分裂和不和，从而促进犹太人和他们朋友的利益。越来越清楚的是，他的目的完全是利用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的不道德目的，篡夺领导权，以便在这个重要关头，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他在数天前发给党的领导人的一份最后通牒，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份最后通牒里，他提出了种种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要对党拥有唯一的和绝对的独裁权力，而委员会，包括党的创建人和领袖、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应该退隐……

他是怎样进行他的活动的呢？完全像个犹太人。他歪曲每一桩事实……民族社会主义者们！对于这种角色，快打定主意吧！千万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来。希特勒是个奸雄……他认为他能够用……各种各样假话来欺骗你们。

这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还有一点可笑的反犹成分（希特勒的行为像个犹太人！）而减弱了力量。但是把这些指责公开，并没有给反叛者带来他们可能预期的结果。希特勒马上控告小册子起草人对他诽谤中伤，而德莱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不得不否认这本小册子与他有关。在党内两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强使对方接受他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拥有独裁权力。失败受辱的德莱克斯勒当名誉主席，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正如海登所说，这是保王党对圆头党的胜利。 但是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就在当时当地，在1921年7月，确立了“领袖原则”，这个原则始而作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元首”在德国舞台上出现了。

“元首”现在开始改组纳粹党。施特恩内克勃劳啤酒馆后面阴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来简直是“一个停尸间，而不是一个办公室”，现在已弃置不用了，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里设立了新的办公室。这里地方比较宽敞，光线比较明亮。办公室先赊购了一架艾德勒牌的旧打字机，后来又逐步添置了保险箱、文件柜、家具，安装了电话，聘请了专职秘书。

金钱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来了。将近一年以前，在1920年12月，纳粹党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张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小报。收买这家报纸的6万马克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希特勒严守秘密，但是据说，这是靠埃卡特和罗姆劝诱冯·埃普少将筹集来的。埃普少将在国防军中是罗姆的指挥官，本人也是纳粹党员。这笔钱很可能来自军方的秘密经费。在1923年初，《人民观察家报》改为日报。这样，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纸——来宣传党的主张。办一家政治性日报，需要更多的钱，现在这些钱的来源，在党内某些比较无产阶级化的粗人看来，一定是有些奇怪的。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坦因太太是来源之一。她第一次同这个年轻的煽动家碰面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在柏林的时候，邀他到贝希施坦因家中下榻，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还对他的运动捐助了数量可观的款项。资助这家新办日报经费的，还有一部分来自一位格特鲁德·冯·塞德立茨太太，她是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在芬兰几家赚钱的造纸厂里拥有股份。

1923年3月，一个名叫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人民观察家报》为抵押品，借给纳粹党1000美元，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讲究风雅的家里很有钱，在慕尼黑开设一家艺术出版公司。 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这笔钱折成马克是一笔惊人巨款，它给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帮了很大的忙。汉夫施丹格尔一家的友谊还不止限于金钱上的帮助。他们是慕尼黑第一个向这个喧闹滋事的年轻政客打开大门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后来任命他担任该党外国报纸部负责人。汉夫施丹格尔是个古怪的、瘦长得出奇的人，他那刺人的机智稍许补救了他那浅薄的头脑。他是个钢琴家，晚上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多次，甚至在他的朋友在柏林执政了以后，常常中途告退，奉召去见元首。据说，他的钢琴弹奏——他猛击琴键——和他的俏皮话对于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颇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后来这个脾气古怪然而性情和蔼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像希特勒其他一些早期伙伴一样，也不得不离开德国逃命。

希特勒日后最亲信的下属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已经入党，或者不久就要入党。鲁道夫·赫斯是在1920年加入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人的儿子，14岁以前是在埃及度过的，14岁后回莱茵兰上学。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利斯特团服役，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做了飞行员。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但是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和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獗的各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1919年5月1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伤。一年后有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入了党，成了这位领袖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私人秘书。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当时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卡尔·豪斯霍费尔将军的地缘政治思想。

赫斯写了一篇得奖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赏识，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像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们［人民］前进……

难怪希特勒喜欢这个青年人。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在当时的肖像，却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而且后来确实实现了的——肖像。赫斯虽然为人严肃，刻苦好学，但他仍是个才力有限的人，对于想入非非的意见很容易听得进去，而且会极其狂热地去执行。几乎一直到最后，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诚和最受信任的追随者之一，是少数几个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之一。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虽然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而且也的确是纳粹党的“哲学家”，但他也是个才力平庸的人。有人把罗森贝格当作俄罗斯人，也许是有些根据的。像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他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后裔。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893年1月12日生于爱沙尼亚的列巴尔（现在叫塔林），1721年以来爱沙尼亚一直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他选了到俄国而不是到德国去上学，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得了一张建筑学的毕业证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他一直待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纳粹党内有些仇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当时曾有过做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念头。1918年2月，他回到列巴尔，自愿参加当时开到那个城市的德国军队，但因为是个“俄罗斯人”而被拒绝了。他于1918年年底终于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当地的白俄罗斯人当中活跃起来的。

罗森贝格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迪特里希·埃卡特，通过埃卡特又认识了希特勒。罗森贝格在1919年年底参加了纳粹党。一个拥有一张建筑学毕业证书的人，对于连建筑系也考不进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罗森贝格的“学识”也使希特勒深为心折。他也赏识这个年轻的波罗的海人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憎恨。就在1923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罗森贝格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他继续吹捧这个头脑完全糊涂的人，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之一。

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一些时候到慕尼黑大学来，名义上是来学经济学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国著名的战时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时期单调的平民生活中间来，比大多数退伍军人更觉困难。他开始在丹麦，后来在瑞典做了一段时期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天，他驾驶飞机送埃里克·冯·罗森伯爵到斯德哥尔摩附近后者的宅邸里去，在那里做客的时候，同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琳·冯·坎措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坠入了情网，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困难是，卡琳·冯·坎措夫人患有癫痫病，结过婚，有个8岁的儿子。但她还是设法解除了婚姻关系，同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结了婚。她的财产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过着豪华的生活，一面让他在大学里鬼混。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长久。他在1921年就认识了希特勒，入了党，对党（和希特勒个人）慷慨捐献，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一年后，1922年，他担任了冲锋队队长。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名气比较臭的人。希特勒在利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尔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的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的爱吵架滋事的人。“宫廷摄影师”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特许的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这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他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啤酒，嗜之若命。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赫尔曼·埃塞尔，他的演讲能力不输于领袖，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反犹文章是党报的一个主要特色。他毫不隐讳，有一段时期，他靠几个情妇的倒贴过着舒服的生活。他是个出名的敲诈能手，甚至他自己党内的同志如果触犯了他，他也会“揭露”他们，因此使党内一些年纪较大、为人比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开除出党。“我知道埃塞尔是个无赖，”希特勒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说，“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 他对待他的亲信几乎都是用这个态度，不论这些人的来历——甚至现在的情况——是多么暧昧。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或者寻常的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

例如，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几乎是自始至终容忍的。这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来是个小学教员，从1922年起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到1939年他的红运才终于结束。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份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祭祀杀人”的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施特莱彻也是个著名的色情文学提倡者。他的外号叫“弗朗科尼亚的无冕国王”，他的老巢设在纽伦堡，在这里，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监牢或者受酷刑。直到我最后在纽伦堡看到他精神委顿地坐在被告席上受审判之前，我每次看到他时，他总是有一根皮鞭执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带上，他常常大笑着自夸抽过别人无数鞭子。

这些人就是希特勒开始想要当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路德、康德、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时候纠集在他周围的角色。

1920年4月1日，在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简称由此而来——的那一天，希特勒正式脱离了军队。从此以后，他要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纳粹党上。不论当时或者以后，他都不从党里支取任何薪水。

因此，可能有人会问，他靠什么生活呢？党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时也不免纳闷。1921年7月党委员会一些反叛的委员起草的罪状中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党员问他靠什么为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就不免狂怒起来。迄今为止，他没有做出过答复。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无愧的，特别是鉴于他同女人们来往频繁，花费不赀。他在女人们面前还自称为‘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后来控告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犯了诽谤罪，在审讯时答复了这个问题。法院问他靠什么为生，他回答说：“我为民族社会主义党讲演时，不取分文。但是我也为其他团体讲演……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我的午饭是轮流同党内同志一起吃的。此外，还有一些党内同志给了我一些为数不大的资助。”

这大概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像迪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汉夫施丹格尔这样境况较好的朋友无疑会“借”钱给他付房租、买衣服、备膳食的。他的需要也很简单。在1929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萨河附近提尔契街下层中产阶级区一套共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冬天他穿一件旧军大衣——后来由于许多照片，德国国内几乎人人都很熟悉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莱德霍森”，这是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在宜人的气候中喜欢穿的皮短裤。1923年埃卡特和埃塞尔为希特勒及其友人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馆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山间乡下风光，后来就在这个地方盖了宽敞的别墅伯格霍夫 ，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不过在1921-1923年的动荡年代中，很少有时间供他休息玩乐。他有一个党要建设，要在一批同他一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人的激烈竞争下保持控制。而且，巴伐利亚邦中争取公众注意和支持的右翼运动不止一个，纳粹党不过是其中之一；再扩大些说，在整个德国，这种右翼运动还有好些。

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需要观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断变化的局面，真是接二连三，令人目眩头晕。1921年4月，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赔偿要求——为数达1320亿金马克，折合330亿美元。德国人马上嚷嚷他们无法偿付。马克原来对美元的比价是4:1，现在开始下跌，到1921年夏天，已跌到75:1，一年后跌到400:1。埃茨贝格尔在1921年8月被暗杀。1922年6月发生谋刺当初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事件。同月24日，外交部长拉特瑙在街头被刺殒命。在这三起案件中，凶手都是极右翼的人。摇摇欲坠的柏林全国政府为了对付这一挑战，终于宣布了一项特别规定的《共和国保护法》，其中对政治恐怖行动规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柏林方面要求解散许多武装团体和结束政治上的无赖行为。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即使在温和派的莱兴费尔德伯爵（他于1921年接替极端派的卡尔）领导下，也发现要遵守柏林全国政府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当它企图实行取缔恐怖活动的法律时，巴伐利亚右派（现在希特勒已是他们公认的年轻领袖之一）组织了一个推翻莱兴费尔德和进军柏林、颠覆共和国的阴谋。

襁褓中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陷于重重困难之中，它的生存不仅经常受到来自极右方面的威胁，而且也经常受到来自极左方面的威胁。 LmwhVlalSHj1EPScs4hBfX/VSxc1DunkMCcnR7ggXtH34hTf6E3NPd14XMsnIz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