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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样一个因全球流动而引致撕裂与张力的时代，我们似乎前所未有地期待世界主义理想的实现，正如象征着“至高的道德权威”的罗马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正在修改前任本笃十六（Pope Benedict XVI）所履行的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道路，而倡导恢复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以此尊重、拥抱和团结那些在本土社会中出现的、无法忽视的文化背景迥异的人群。2016年，在接受查理曼大帝奖（Charlemagne Prize）时，他鲜明地提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对话文化，从而指引出一条欧洲本土居民与难民（作为“罪犯”的移民）之间包容与共生的出路。
同样在2016年，德国自由记者马克·恩格尔哈特（Marc Engelhardt）编著的纪实文学作品《难民革命：新的人口迁移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Die Flüchtlingsrevolution: Wie 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 die ganze Welt verändert ）问世，从厄立特里亚到瑞士、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20个关于逃亡和迁徙的故事点亮了地球的每一块大陆，清楚地说明了难民这个全球性事实。恩格尔哈特试图揭示一个有关当代世界的真相，全球性的难民流动不会走向终结，我们的社会也无法回归原貌，以欧洲为坐标的难民潮实际预示着一场正在发生的难民革命。
正因为如此，去描绘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方、不同境遇的个体或家庭在战争、种族迫害、宗教冲突、环境灾害、黑帮暴力下挣扎求生的生命历程，对于我们理解这场不期而遇的革命有着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理想有时比现实更残酷。的确，难民广泛的流动和交错的命运正在带来改变欧洲公民生活方式的契机，但透过恩格尔哈特在后记中对奥地利政治学家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的援引——“欧洲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生活方式都建立在对其他国家资源开采、暴力和逃亡基础之上”，我不得不认为我们很难在这样一种“绿色左翼”论调的包裹下找到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出路。
乌尔里希·布兰德对难民问题的认识沿袭了其一贯的绿色资本主义观点，并将这一来源于德国、奥地利等欧盟国家的生态实践的政治生态学思想在处理难民问题上进行庸俗的挪用。绿色资本主义者相信，通过将市场机制与技术革新相结合，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内就能够解决世界环境问题。尽管绿色资本主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生态模式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该模式却势必落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窠臼——自然资源稀缺性与资本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矛盾。也因此，当布兰德将生态问题与难民问题的解决归为一类时，他通过呼吁改变过于注重生产与消费的欧洲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节制帝国主义式的资源开发欲望以解决现实问题，其所提倡的节约资源的分享型经济也自然地演变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政策，意在于现行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改良。
但如此一种文化或道德观念层面的革命并未触及制度与结构，围绕难民展开的人道主义叙事所遮蔽的另一个世界真相则可能是：道德话语的制造者同时也是造成世界撕裂和悲剧的幕后推手。
叙利亚战争在书中被明确定义为“近代历史上最血腥的记忆之一”，并作为本书的“序幕”，但造成这一血腥记忆的政治运动“阿拉伯之春”却在涉及叙利亚、也门的故事篇章中被隐藏。众所周知，自2010年底开始，兴起于阿拉伯各国的民主革命浪潮在中东地区造成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并持续至今。起初被标榜为创建“公民社会”、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实践却成为颜色革命的抓手，不论是北美还是欧洲，在叙利亚等国播散自由的同时，也汲汲然于中东地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售卖军火或扶植代理人，从而造成了政府军、反政府武装以及美、俄、伊、土、欧盟等多方势力相互倾轧的局面，最终汇聚成ISIS（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崛起。很显然，民主浪潮的发展早已偏离叙利亚人最开始的革命愿景，随之而来的是二战以后欧洲所面临的最大规模的中东移民潮，并于2015年达到顶峰。当难民问题的根源很难牵引至非黑即白的民主与专制问题，而是存在众多的结构性因素，我们又应当抱有一种怎样的心态来书写和分享今天的难民故事？
中美洲移民向北美方向的流动持续已久，“从萨尔瓦多到美国”的流动进程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之一。这一进程同样隐藏着一股结构性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拉美本土精英和北美政治集团的合力下，以新自由主义为名的政治实践才得以迅速席卷拉丁美洲。在该区域内，传统的、自给的农业生产模式向高度剥削性的行业转型，自此也催生出众多被迫踏上移民之路的失业、失地人口。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与国家改组并行进一步造成了萨尔瓦多等地的秩序真空，也使得各种非正式权力乘虚而入，帮派的勒索和死亡威胁毁灭了许多人的生存条件，迫使他们逃离故土，沦为难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帮派暴力往往还被正常化为生活秩序中的主要因素，鉴于警察制度更多地服务于私人资本和经济精英，地方帮派势力自然便成为萨尔瓦多地方社会的主要控制方式。但在对待中美洲非法移民时，美国始终将这些来自萨尔瓦多的人群标定为经济难民予以排斥，在法律上拒绝了这一群体逃离暴力的权利和应受到的保护。而在那些幸运地逃离帮派暴力成功进入美国的人群中，仅有适用于“特别移民少年身份法”的人才有居留的机会。我们必须看到，人道主义故事的背后往往存在着许多不能回避和略写的结构性因素，它们在难民流动之中甚至之前便已发生。
当我们将视野转至东亚，1982年，奈温军政府颁行的《缅甸公民法》将绝大多数罗兴亚人划定为“在缅甸，无国籍”的身份状态。罗兴亚人长期以来都承受着若开族和其他缅甸民族对其施加的暴力压迫，他们遭受的政治迫害也确乎近似种族灭绝，但罗兴亚人的困境是否真的可以简化为宗教冲突和少数族裔压迫？追溯到英国殖民缅甸时期，三次英缅战争结束后，为了治理缅甸全境，英国殖民政府实施了民族分治政策，在殖民地内部制造出大量族际问题。例如在对阿拉干地区即若开邦的统治中，殖民政府从英属印度地区调集了大量人口进入阿拉干地区农垦，移民与“土著”融合后逐渐形成穆斯林群体——罗兴亚人。二战期间，罗兴亚人在若开邦对佛教徒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宗教屠杀和种族清洗；缅甸独立后，部分罗兴亚人持续进行分离主义运动并建立了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政府军之间频繁发生冲突。2017年，罗兴亚极端武装曾在若开邦发起恐怖袭击造成70余万罗兴亚人进入他国避难。针对此事，2019年11月11日，冈比亚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缔约而行使普遍管辖权向缅甸提起对罗兴亚问题的诉讼，昂山素季在12月10日至12日的国际法院听证会进行抗辩。具有结构性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问题也应当纳入我们对于难民故事的考察。
在上述的文本中，所涉及的英国、美国和欧洲也指向了二战以来从西方观察世界历史演进与理解世界主义的不同向度。
英国作为世界主义经济理想最初的践行者，世界贸易、自由市场理念与殖民运动相结合曾造就了殖民时期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为了保护海外利益，英国在多个世纪中始终奉行大陆均势政策以避免欧陆出现强大的政治实体与之竞争，并影响了其对于殖民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治理。二战后，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前，英国同样出于利益考量曾反复逡巡于欧洲一体化浪潮内外。分化传统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矛盾终于随难民潮而爆发，英国脱欧闹剧的出现虽然令西方的社会党人惊慌失措，疾呼欧洲即将坠入野蛮时代，但自首相卡梅伦到约翰逊，昔日的政治选择早已决定英国在畅想世界主义的今天于背离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无从追求一个世界性社会。
相较于政权内卷化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则开始热衷于肩负世界责任向外推广民主价值。在世界主义民主形式的问题上，丹尼尔·阿奇布基（Daniele Archibugi）曾论述建立“世界利维坦”（World-wide Leviathan）的可能，但他同样担心这种超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超出了现有的政治实践水平并且往往容易导向专制，“世界利维坦”近似于美国最终想要实现的结果：通过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财政部，经济或民主改革的策略曾轰轰烈烈地席卷拉美、中东等地，引导出民选或专制政府被推倒重建、经济私有化、社会世俗化等结构性变革。从短期来看，部分国家确乎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例如智利一度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模范生，突尼斯也建立了民选政府，但拉美改革背后是资本的阶级重建以及国家经济和社会责任的脱嵌，而“阿拉伯之春”则难以遮蔽国民经济基础设施遭毁、极端势力抬头的现实。在此层面上，利维坦式的世界政治本身就是妨害政治世界主义理想的不确定力量，工具性地滥用世界主义最终导向的是政治集团间的相互纠缠，而绝非建成一个世界性社会。
反观欧洲，即便建设世界性社会成为某种共识乃至政治正确，但在符合的政治实体或制度的创生过程中，民族国家显然在承受边界消亡或强化带来的阵痛。全球南方的北进运动已然令欧盟及其所代表的欧洲苦不堪言，必须承认，欧洲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主义民主最深厚的实践土壤，甚至孕育了早期极具建设性的、以美好社会为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欧陆版本，伴随着由来已久的一体化传统令人充满期待，但在难民问题的检视之下，今日欧洲内部也正经历着容忍或不容忍的意见分歧。于是乎，教皇方济各开始倡导对话文化，这与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呼吁的世界主义的观念革命似乎不谋而合。
针对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述的世界困境与世界意识匮乏间的冲突，鲍曼发现，解决路径是去除身份认同与政治主权边界间的锚定。但文化与道德从来都是同经济政治的基础设施挂钩的，剥离了政治和经济世界主义实践的文化革命无异于痴人呓语。仅就难民问题而言，似乎任何单向度的世界主义主张都无法提供有效的问题解决途径：道德世界主义渴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理解，这种心理建设如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一叶扁舟，在缺乏与当地人的沟通渠道的背景下，难民群体的结构边缘性往往只会在欧洲社会制造底层。看看今天的布鲁塞尔火车站社区，他们的聚居生活产生了与原住民相隔离的生活空间：区隔，底边群体特征加之媒体惯用的底层叙事，在文明社会中真实地制造了alien——何况他们本就是异乡人。道德世界主义者往往宣称人们拥有对援助他国受苦难者的责任，而现实也许并非如此。
或许正因如此，教皇方济各才会不遗余力地呼吁建立一个包容关怀的欧洲，这位拉美籍罗马教皇希望以其公众人物和牧首的身份号召欧洲人民与哭者同泣。2016年，捧场站台的欧洲最高当局甚至一面不遗余力地呼唤轮流高举查理曼大帝奖——该奖的设立旨在表彰那些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出卓越贡献的人。而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后气焰汹涌的宗教极端组织也在积极推广他们的世界主义设想——建立跨国界的伊斯兰共同体“乌玛”（ummah），以此消除二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划定的国家边界，进而实现一统的哈里发国的建立，并作为对抗西方和取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石。世界的真相也许是，世界主义的政治实践正是带来难民革命的结构性因素，而这恰是《难民革命》一书的作者在刻意回避的问题。
无论如何，可以确信的是，现实并非如这本书的合作作者特蕾莎·布鲁尔（Theresa Breuer）所想象的那样：如果黎巴嫩可以接受100万叙利亚难民，那么欧洲大陆更加没有理由害怕难民涌入！事实上，问题从不在于接收难民与否和难民配额多少，而在于如何消解造成难民问题的结构性力量——使得厄立特里亚人不必逃离黑暗政治，刚果人不必畏惧敌意歧视，萨尔瓦多人不必卷入帮派暴力，马尼拉人不必面临贫困，也门人不必面对宗教极端组织，阿拉米人不必从土耳其逃往德国又回到土耳其，偷渡者不会在距离莱斯沃斯岛30海里的水中溺死，走私者也不再是唯一能够给予难民生存机会和希望的人。人们不必再进入逃亡旅途遭遇蛇头的盘剥和边境警察的阻拦，而在他们自己的故土家园就能够自洽自为地改善生存处境，最终让移民流动成为可能的人生选择而非唯一选择，这才是难民革命的革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