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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战争的有“物质”因素，包括战争各方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实力、武器装备等；也有“精神”因素，诸如荣誉、恐惧、欲望、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信仰、意识形态等。这些因素在现实中是交织在一起起作用的，但在理论上可以有所侧重，以便进行分析和给予强调。比如，一百多年前兴起的“地缘政治”理论比较强调“物质”因素的重要性，20世纪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则比较强调“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有时也被划为“地缘政治”一类，但“文明”的概念可能结合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因素。
这些因素会影响战争的哪些方面呢？首先是战和，发生还是不发生冲突与战争；其次是敌友，除了主要的敌对双方，还有各自的同盟关系，各自能够争取到什么盟友或至少让某些方保持中立；最后是战争的胜负，一些因素决定了一方的胜利或失败，当然，有时战争的结果也可能是妥协和平局。
在一个更广大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问：上述“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对“政治”有什么影响，哪方面的因素影响更大？我们可以像克劳塞维茨那样把“战争”理解为一种“流血的政治”。在智人形成乃至文明的初期，可能还是“物质”因素，尤其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更大。从一种开端和长久的角度看，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它的真实意义：各个文明和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这些文明和国家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它们构成一种基本的限制，尤其在开端时期。但是，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之后，由于各个文明的精神价值取向起到了一种韦伯所说的“导向器”或“转辙器”的作用，各个文明的发展则又有了很大的差异。
我想提出一个可能跨越“物质”与“精神”划分的影响战争的因素——“距离”（distance）。当然，这一概念首先还是属于“物质”含义的，而且是那些不太容易改变的物质因素，也就是自然地理的距离。然而，我下面也会谈到“距离”在心理乃至伦理方面的一些引申含义。
衡量地理“距离”的尺度是“远近”。但“距离”似乎又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包含着时间的因素。也就是说，这种距离不仅指直线的、平面的距离，还可以包括穿越这空间的距离需要花费的时间——比如遇到山脉、江海等自然障碍，虽然同样是直线距离，但这些地方和平原上的直线距离大不一样，实际的距离也就远了。还有一些古人很难通行甚至不可逾越（至少大部队不可逾越）的、构成“天堑”的距离，比如雪峰连绵的高原、辽阔的沙漠戈壁等。距离遥远对商业贸易不利，但对预防战争却可能是有利的。
另一个时间影响空间距离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主要的方面，则是通过人为的技术，特别是现代技术。地理的距离还在，还是千里、万里，还是江山湖海，但借助机动车辆、航船、飞机、导弹等工具却可以迅速通过这一距离，让人员或武器到达目的地。而争取到了时间也就争取到了空间，缩短了时间也就缩短了距离。
我在此中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正是因为近代以来迅猛发展的技术所带来的战争手段和武器的发展，带来了地理距离的日益趋近乃至消失。技术成为造成战争形态变化的主要原因。
“距离”还意味着“边界”。“边界”之内是一个个群体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概念曾经因为被纳粹理论家应用而蒙上恶名，它在上述应用中成为了“扩张”的代名词。这个概念也可以在“非扩张”的意义上使用，但和“安全空间”“安全系数”等类似概念一样，各方所理解的、自己所必需的“生存空间”和“安全系数”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很容易出现互相交叉、伸展到对方空间的情况。
我想从古代中国的历史，说明一下“距离”对战争的影响。
从西周到战国，有一个似乎是历史之谜的过程：为什么在西周分封诸侯列国之后，近百个国家，虽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却在数百年里基本相安无事，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而这一基本和平的状态为什么在春秋时期开始被打破？春秋时期的战争多是惩罚性而非吞并性的，到了战国时期则常常是动辄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参加的、力求灭亡对方国家的战争。这种状况持续了两百多年，不仅诸多小国被灭，剩下的七个大国也在久久相持之后，在最后的十多年里，其中六国被秦国摧枯拉朽地消灭，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秦朝。
这一开始是持久和平，后来是持久战争的过程自然有多种原因，而我想强调的一个原因就是“距离”。首先是客观的、地理的距离。那个时代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西周天子开始分封诸侯列国时，其实更重要的是“授民”而非“授土”。也就是说，给予被分封的诸侯以一定的人口，或是划定的“土著”，或是带去的族人，在某种意义上，封国也就是一种武装殖民或开垦。这样，各国之间的距离相距都比较遥远，甚至没有很明显的边界。“得人”其实比“得土”更重要，这要靠软实力而非硬实力，靠一种吸引力。周朝统治者的祖先其实也是这样，因为施行仁政，他们走到哪里，老百姓往往就跟到哪里。而那时的技术也还影响不到多少战争，虽然有弓有剑，也有坐骑和战车，但都相当笨重和昂贵，机动性不强，很难克服地理的障碍。那时战争的形式也还具有骑士风度，战争的规模也不大。
西周时代的诸国在地理格局上与古代希腊城邦的格局相似，但又有不同，西周的分封格局加进了更为浓厚的“亲亲”因素。用王国维的话来说，西周建国的政治原则与伦理原则是合为一体的，即“尊尊、亲亲、贤贤”。也就是说，西周列国还有一种心理的乃至伦理的约束，这或许也是一种“距离”。如果说地理的距离是“远”，这心理的距离却是“近”了。西周分封的诸国多是自己的亲戚，且多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戚而非姻亲，更重要的是，西周开始大大增强了一种“亲亲”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将“亲亲”的宗法作为立国的精神与制度之本。各国统治者的交往也比较密切，常常在一起聚宴，观乐赋诗。他们之间也比较讲究“信义”，出兵必须“有辞”——说出理由；另外也还有一个舆论空间——“有言”。当然，根本上还有一种垂直的政治距离在起作用，这就是“周礼”。所有国家共同尊奉一个天下的共主——周天子，各国的等级以及国内的等级比较分明，一般不得逾越。
但后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繁盛，本国的土地就不够用了，他国构成诱惑的资源也多了，就开始了争斗。不过，春秋时期的战争，即便某个强国夹有自己的私利，也还常常是以天子的名义进行征讨和惩罚的。心理的亲疏远近依旧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姓的国家亲于异姓的国家，但猜疑和畏惧也开始不断滋生和加强。到了战国，地理的距离就变得更近了，边界犬牙交错，并随着强弱的态势不断变动；心理的距离则变得越来越远，伦理的约束也越来越松弛，直到各国变成了完全独立自利的国家，“亲亲”的纽带极其微弱，互相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欺诈和暴力成为谋求胜利的主要手段。
在战国时期，无论地理还是心理的距离都在强化战争而不是弱化战争。地理位置和距离还影响到敌友关系和战争的胜负。当时的七国，秦国在西，齐国在东，中间从北到南是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和楚国。秦国是后来崛起的国家，国力越来越强，它要夺取其他国家的国土，实行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当时的士人是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流动服务的，于是出现了两派策士：一派主张“合纵”，也就是中间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秦国；一派主张“连横”，也就是秦国联合其中的一两个国家或至少争取它们的中立，集中力量攻击一个国家。战争的结果是西边的秦国一个个地削弱他国，最后灭亡了其他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大多数战争都是西胜东、北胜南。
如果将“距离”引申为一种政治距离、垂直距离，传统中国社会（恐怕不仅是传统中国，而且是传统世界的相当大一部分）的统治也可以说是一种“通过距离进行统治”的社会。官民两分、君臣两分，中国的官民两个阶层虽然相差悬殊，但下层民众中的秀异子弟是可以通过推荐选拔和自愿考试进入官员阶层的。两个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垂直流动性，大概一半以上的官员都来自此前三代没有人做官的家庭。而一旦农家子弟成为官员，官员和平民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垂直的距离和平面的距离，或者说政治的距离和地理的距离也是可以结合的：平民不易接触到官员，官员也不易接触到君主。深宫大院增加了普通百姓对权威的顺从和神秘感，但“天高皇帝远”也给了民众相当大的一种“生活空间”——今天人们称之为“自由”。
无论如何，在秦以后，像西周那种列国之间数百年持久和平的情况再也没有了。只要一个强国有大大超越于邻国的实力，就很难避免去侵犯乃至征服其他国家。在此，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实行的“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车同轨”缩小了交通的距离，“书同文”缩小了文化的距离。即便在分裂时代，人们也怀着统一的梦想，加上君主个人的权力欲望，一有机会就会实践这一梦想。就像强大的北宋准备对南唐发难，南唐的君主派使节去问：我们毕恭毕敬地侍奉贵国，为什么还要打我们呢？宋太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人口也是改变距离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不断增加的人口会使人们和国家越来越接近。中国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就已经有五千多万人口了。中国的中心地带是几大平原，容易往来，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于雪线的高原和大面积的沙漠戈壁——这种遥远且构成“天堑”的距离，使得中华文明长期在一个与世界其他大文明相对隔绝的格局中发展。中国在历史上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有能够克服距离障碍的强悍骑兵，能迅速发起攻击，也能迅速远遁。西汉名将陈汤曾经长途奔袭，杀死了匈奴的一个强大部族的首领，并说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语。但总的说，处在北境和西陲、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还是居于更主动的地位，他们早期常常使得边境战事不断，乃至造成分裂的局面，后期的元朝和清朝则征服了整个中国。
在古代世界冷兵器作战的时代，最能克服距离障碍、最具机动性的大概就是骑兵了。全民皆兵的蒙古人甚至打出了几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是，真正使距离对战争的影响大幅降低的还是近代以来的技术。现代技术大大缩短了地理的距离，弱化了地理的屏障。开始是能够脱离身体的武器——枪炮，替代了不能脱离身体的武器——长矛大刀；后来是军舰、潜艇、飞机、航母等，克服通信距离的技术还有电报、电话，直到今天的超级网络和各种先进的通信设备。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发展线索——武力的重心从陆地发展到海洋，然后又发展到天空乃至太空。
武器发展速度和应用空间的不断增扩，机动性不断增长，也是一种对距离的不断超越——尤其是到了天空，更不要说以后也可能发生战争的太空，简直就是在试图完全消灭距离和边界。空权变得越来越重要，各种可以携带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的远程、中程导弹在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不管这些导弹是空基、陆基还是海基，打击的目标在空中、海洋还是陆地，重要的是它能最有效地克服距离。导弹发射点的流动性也越来越比隐蔽性更重要，或者说，这种流动性才是一种真正的隐蔽性。当然，各种预警系统也在发展，试图争取时间或者说捍卫空间，但盾似乎总赶不上矛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战争技术的进化史，尤其是武器的进化史，也是一部不断缩短距离的历史。武器不断脱离自己的身体，不再以身体为动力源，个人的“武艺”和勇敢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但是，军事技术能大大缩短地理的距离，却并不能缩短人们文化和心理的距离，不能缩短人们的价值观的距离。地理、通信的距离“拉近”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心理、价值观念距离的“拉近”。
所以，一个客观而严峻的现实问题是：技术的飞跃发展，让我们还剩下什么来制约战争？过去，地理的距离的确可以构成一种地球上人类的安全屏障。在采集和狩猎的远古时期，诸多群体往往生活在一个可以依靠距离来共存的地域，一个群体如果打不过对方，还有可能迁徙到远方，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空间。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后，群体的规模扩大了，内部的平等减少了，但内部的和平也增加了。而对外部，一个文明或国家也有可能依靠天堑和遥远的距离来谋求自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各个文明也还可以此伏彼起。但是，在全球化和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文明和国家都不可能自外于这个世界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一种国际和平？可以说，我们现在实际享有着一种“星际和平”，在浩瀚的宇宙中，很可能还存在其他文明，乃至超过地球人技术水平的外星文明，但由于距离极其遥远，乃至互不知晓，我们并不怎么担心“外星人”的攻击，这方面还有距离的保障。但地球却越来越像是一个“地球村”了。正如1949年海德格尔在不来梅演讲中所说的，技术使“时间和空间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但是，这种距离的匆忙消除并没有带来任何“切近”，而是带来了一种没有间距的“同样”。处境同样、价值欲求同样，但又分立乃至对立的政治群体，加上还在不断发展的新兴战争武器和技术，如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竞争起来，结果是相当可怕的。
那么，人类还能指望什么呢？虽然经过了核裁军，但今天依然还有数千枚核导弹几乎零距离地悬在我们的头顶，足可以多次毁灭人类。要减少核武器的威胁，除了应该减少敌意，还要减少误判和扩散。战争和备战不断刺激新技术的发展，许多新技术正是因为战争而被加速发明出来，随后才转为民用；和平年代发明的技术也在不断进入军事应用，比如应用了人工智能的武器——无人机、杀人蜂，还有日后可能发生的太空战等。所以，我们未来所能依靠的，看来也就只能越来越多的是一种人类自我克制的精神和伦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