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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蝴蝶淹没在金色的琥珀中
亲爱的，让我们保持原样，恰似我们曾经那样。
——亚当·密茨凯维奇《康拉德·瓦伦罗德》
（圣彼得堡，1828）
1863年后的近代政治意味着摆脱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重负，接受农民及其用以界定民族的语言。这一点首先在原立陶宛大公国激进的西北部地区变得清晰明了，1863年起义失败加速了以语言为界定条件的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发展。农民解放的巨变催生出农业现代化，并最终创造了一个繁荣的立陶宛农民新阶层。
俄罗斯帝国决定将立陶宛学生引到圣彼得堡而不是华沙，以培育一批新的世俗精英。学校参差不齐的去波兰化过程导致了一种意外且彼此相似的民族建设后果，因为俄国文化对立陶宛学生拥有的吸引力，要比波兰文化曾拥有过的要小得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崛起的立陶宛农民在学校学会了阅读母语，那些说波兰语的、失势的上层阶级开始重新学习立陶宛语，在俄国大学受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和医生，以及罗马天主教神父——他们共同塑造了立陶宛民族运动。
立陶宛民族活动家认为1863年民族主义起义的失败是由于波兰的原因，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发展出一套更好的民族主义战略。相比武装叛乱，这批新生代将注意力转向民族文化。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和1863年后波兰主流爱国主义思潮相似，波兰实证主义者建议通过实际的“有机工作”来建立民族团体。
对波兰人来说，这种“基础工作”意味着加强精英民族团体的大众基础，立陶宛人则发现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完成自身的民族化。
立陶宛人的民族基础却被厚重的历史埋葬了。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语从未被列为某种政治语言。立陶宛大公也从未出版过立陶宛语书籍。最后一任熟知立陶宛语的大公在哥伦布发现美洲那年就去世了。不仅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传统是以波兰语和斯拉夫官方语言（和白俄罗斯语类似）记录下来的，立陶宛农民也非常希望跟随他们的神父和国王的脚步。在整个19世纪中，说立陶宛语的农民逐渐被同化到白俄罗斯语的阵营，这为之后朝波兰语或俄语进一步同化提供了斯拉夫文化的基础。在一些农民家庭中，祖父辈说立陶宛语，父辈说白俄罗斯语，子孙这一辈说波兰语：一个家庭就是历史变革的缩影，这也正是立陶宛活动家希望改变的。富裕的农民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学习波兰语的学校（即使波兰语不是教学语言，至少也是校园中有声望的象征），这直接使他们的孩子波兰化。显然，民族忠诚岌岌可危，立陶宛活动家因此坚持一种激进的修辞。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的波兰语比立陶宛语说得和写得更好，民族复兴的紧迫感由此而来。
立陶宛活动家以一个想象中的立陶宛大公国作为参考，以解决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他们无视1569—1795年确凿的、连续的历史传统，转而相信1569年与波兰订立卢布林联合前波兰和维尔纽斯的中世纪迷思。活动家看重一种在近代早期的大公看来无足轻重的语言（立陶宛语），强调一个在大公国时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说立陶宛语的农民）的重要性，屈服于一种出于异教信仰的浪漫主义怀旧。他们将1569年和波兰的联合描绘成专制君主对农民的压迫，而当代的“国王”（波兰-立陶宛上层阶级）则是民族的背叛者。正如对民族历史的重新解释是为了应对想象的民族遇到的真实问题，这种观念的偏颇源于许多立陶宛民族活动家遭遇的社会困境。
如果立陶宛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它一定是由农民组成的民族。因此，农民共同体的领导者一定会在语言和历史的脆弱基础上来质疑社会上层人士。就算没有立即带来必要的自信，废除农奴制以及向农民子弟敞开学校大门也为农民提供了政治机会。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苏瓦乌基（Suvalkai）地区，拿破仑在1807年废除了当地的农奴制。1863年后对波兰语学校进行“俄国化”（The “Russification”）是又一项重要举措。马里扬泊列（Mariampol）高中曾是1863年波兰化的产物，它在1867年成了一所帝国学校。学校禁止教授波兰语，立陶宛语被加入课程大纲。马里扬泊列高中造就了两位最重要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Jonas Basanavičius）
和文采斯·库迪尔卡（Vincas Kudirka）
。他们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从小就是聪明的孩子，两人都曾被寄予希望成为天主教神父，但是他们在俄国教育系统中找到了更好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63年后俄国当局企图遏制波兰在立陶宛的影响，无意中为建立在立陶宛语基础上的现代立陶宛民族运动创造了社会空间。
实际上，1863年后开始沿用的历史和语言规则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了。特奥多尔·纳尔布特（Teodor Narbutt）
提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明，他在1835年至1841年间用波兰语写作出版了大量的立陶宛历史著作。在4000页巨著的最后，纳尔布特总结说，立陶宛历史在1569年就“停止”了，并且象征性地在之后登基的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的坟墓前折断了他的笔。
纳尔布特的巨大成就在于，他为一种政治观点——现代立陶宛历史应该从中世纪而不是从近代早期的故国开始描述——提供了学术基础。在19世纪，这种观点比任何其他立陶宛历史著作被引用的频率都更高。
事实上，西蒙纳斯·道坎塔斯（Simonas Daukantas）
在更早之前就使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形成了一个体系。道坎纳斯是密茨凯维奇在维尔那大学的同学，同密茨凯维奇一样，他也着迷于中世纪立陶宛。道坎纳斯似乎第一个将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的联合视为一种投降条约，并认为波兰语的扩张是对本地文化的破坏。1822年，他将这些主张写进了第一本用立陶宛语写作的立陶宛历史著作。尽管这本书到1929年才出版，但另一份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在1845年就已出现。
立陶宛历史学家创造了这种新的历史划分法，在他们的划分中，中世纪历史充满荣光，而近代早期历史是可耻的，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为这段光荣历史增色不少。他的史诗著作《格拉日娜》（
Grażyna
，1823）和《康拉德·瓦伦罗德》（
Konrad Wallenrod
，1828）都将背景设在中世纪立陶宛。有趣的是，道坎纳斯和密茨凯维奇无意中的一次合作也为中世纪历史的理想化提供了另一基础。1822年，道坎纳斯将密茨凯维奇年轻时的一组诗歌习作从波兰语翻译到立陶宛语，很明显他将这组诗歌误解为真实的编年史选段。之后，道坎纳斯又将密茨凯维奇关于立陶宛公主日薇拉（Żywila）的故事纳入历史写作中。当1884年日薇拉故事的著作权归属于密茨凯维奇时，这个故事在立陶宛民族历史中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日薇拉的“揭秘”并未改变什么。另一位虚构的公主“格拉日娜”也是密茨凯维奇杜撰的，“格拉日娜”这个名字在19世纪末成了常见的立陶宛女孩名。但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和他的立陶宛现代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密茨凯维奇在《康拉德·瓦伦罗德》前言的最后引用了诗人席勒的一句话：“诗歌的永恒必腐蚀在真实生活中。”在密茨凯维奇的观点中，古代立陶宛确已消亡，人们应该怀念的对象——就像《塔杜施先生》中所写的——应该是加入波兰王国的近代早期立陶宛。然而，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却跟随着道坎纳斯和纳尔布特的脚步，他们认为立陶宛历史终结于1569年，所以人们必须复兴的是中世纪立陶宛。这就是最早的现代立陶宛语著作所传达的历史模型。
1883年，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决定创办一家立陶宛语报纸。巴萨纳维丘斯是马里扬泊列高中的毕业生，在他求学时，这所高中的教学语言从波兰语变成了俄语，并且增加了立陶宛语课程。他是众多得以在帝国大学学习的立陶宛年轻人之一，这段经历使他翻译了更多的文摘，并且理清了他关于立陶宛的观点。在莫斯科，他师从法语教授，和保加利亚民族活动家成为朋友，还出版了用波兰语写成的立陶宛历史书。1879年，他完成了药学专业的学习并移民保加利亚，在那里成了一名医生，同时继续他的立陶宛历史研究。这些经历促使他于1882年来到布拉格，他在那里遇到了捷克民族运动的参与者。和他的保加利亚朋友一样，他的捷克朋友也强调中世纪庄严宏伟的历史，不断解释着近代早期的民族失败。正是在布拉格巴萨纳维丘斯决定创办一家立陶宛语评论报纸。他在布拉格看到的这幅从黑暗中觉醒的民族图景打动了他，巴萨纳维丘斯决定将这份报纸命名为“黎明”（
Aušra
）。
1883年，巴萨纳维丘斯计划和一些同胞在德国印报纸。虽然立陶宛语在俄罗斯帝国境内是合法的，但是必须以西里尔字母
印刷。在德国，立陶宛活动家可以出版立陶宛语和以拉丁字母拼写的作品，然后偷偷带入俄国境内。巴萨纳维丘斯在布拉格编辑了最初几期报纸，将德国的出版工作委托给一位叫作尤尔吉斯·米克舍斯（Jurgis Mikšas）的人。在一次恋爱危机后，米克舍斯不得不离开德国，他的工作由约纳斯·什柳帕斯（Jonas Šliupas）接替，什柳帕斯在和波兰共产主义政党“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密谋政治中获得激励，此时什柳帕斯（1861—1944）正在被普鲁士驱逐期间。对1569年以前的立陶宛历史和独立于波兰的立陶宛大公国形象的研究，因为这40期《黎明》而变得流行起来。这全都因为道坎纳斯和纳尔布特的研究以及密茨凯维奇的诗歌。
不出意外，《黎明》跳过近代早期立陶宛历史的决定——从中世纪历史直接到现代——是追随了同时期的捷克民族活动家发展出的框架。1569年卢布林联合对立陶宛人的意义正如1621年白山战役
对捷克人的意义，即标志着民族生命终结的象征，外族入侵是罪魁祸首，中世纪的荣光应被珍惜，并以此解释活动家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人民大众的地位应该获得提升的理由。
就像卢布林联合（据说）根除了立陶宛贵族，白山战役的失败（据说）亦迫使捷克贵族流浪外乡。因此民族复兴需要新鲜血液，而我们只能在普通民众身上重振民族传统。在这两个例子中，这种中世纪-现代历史分析最先在近代早期的高雅文化语言中发展出来，即捷克人所说的德语和立陶宛人所说的波兰语。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些观点传达给人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这同样面临着重重阻碍。
19世纪80年代，《黎明》以当时的方言立陶宛语出版。我们已经知道，“黎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弱小而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的一种比喻：曾经的消亡只是沉睡，当世界天翻地覆，长夜回归白昼，沉睡者将被唤醒。然而，以立陶宛语写作来表达这种理念的企图会带来另一个更深层的可能性。唤醒沉睡民族的概念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可能性，就是通过夸大他者的成就来美化落后者。举例而言，立陶宛字母其实只被发明了一次。
然而，那些希望将方言演讲编纂成书面语言的民族活动家必须再发明一次字母，以便和普通民众建立联系，这是充满民族德性的必要实践。这次我们不仅要关注“黎明”的意思，还要看看“Aušra”的拼写。在历史书中，在拼写这个单词时使用了字母“š”，实际上1883年它的拼法应该是“Auszra”。区别在于，当时立陶宛语的拼写常常参照波兰语正写法，波兰语中“sz”发音同英语中“sh”的发音，而捷克语正写法中“š”发音同英语中“sh”的发音，报纸编辑想要他们的语言读起来少些波兰语烙印。这种拼写调整和在沙俄境内出版毫无关系：两种语言都使用罗马字母拼写，因此都是不合法的。无论是报纸名称是“Aušra”还是“Auszra”，都会被沙俄警察没收查抄，只有叫作“Аушра”才被允许。因此，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关心的仅仅是使立陶宛文化从波兰影响下脱离出来。
立陶宛语借鉴捷克语，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反讽意味。（1）在中世纪，波兰和立陶宛两国联合之前，波兰语正是在捷克语的影响下成为一门可书写的语言。
近代早期进入立陶宛大公国的波兰语，正式借鉴了旧捷克语（Old Czech）的书写形式。几个世纪后，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从现代捷克语中拷贝的语言符号，其实是现代捷克人为了避免他们的语言中存在德语辅音组合和特定的字母而改造过的。在这次改造后，现代捷克语和波兰语的区别也变大了，因为波兰语保留了旧捷克语中的拼写元素以及用辅音组合替代单音节的习惯。捷克语改造后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让很多捷克泛斯拉夫主义者深感惋惜，而这正是吸引立陶宛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主要的文化对手是波兰文化。举例而言，传统上在捷克语、波兰语和立陶宛中都用“w”代替“v”的发音，这和德语一样。在语言改造后，捷克语和立陶宛语直接使用“v”。类似地，这三种语言以前都用“cz”代替“ch”；在改造后，捷克语和立陶宛语直接使用“č”。因此，立陶宛人用这种新捷克语正写法取代了和波兰文化纠缠密切的旧立陶宛语。
（2）但是由于俄罗斯帝国禁止立陶宛语书写中出现拉丁字母，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两种语言都不能使用。所以，在德国东普鲁士边界处，立陶宛人用捷克字母来书写（或多或少）改造后的立陶宛语。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一种原本目的是限制德国文化传播的字母体系，又再次回到了德国。（3）然而，还有更深层的讽刺。借鉴了捷克语的立陶宛语正写法中，部分写法是分别用“š”和“č”代替“sz”和“cz”。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多年来一直倡议另一部分的改造，即放弃波兰语中的“ł”，采用“v”代替波兰语中的“w”。所以，最终一位德国语言学家支持了这种捷克语借鉴，如此沙俄境内的立陶宛语终于可以摆脱波兰语的影响。（4）德国语言学研究中兴起的对立陶宛语的兴趣，源于其本身的浪漫主义学术转向，部分目的是为了使德国文化摆脱法国文化的影响。这就好比在一个摆满了镜子的屋子里走动，我们会发现在19世纪末的欧洲，民族性观念反射出一些奇怪的观点，甚至连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也希望自己的形象是独特、纯粹和美好的。同时，我们也能在其中看到18世纪法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形象，在莱茵河以东的人们看来，法国是政治哲学的源头和民族国家的典范。
在欧洲这样一个地方，文学被普遍视为国家地位的象征，人们对语言内在价值的加倍关注，使立陶宛文学长期缺位这一事实变得更加费解。巴萨纳维丘斯坚持认为，语言上的尽善尽美可以证明古立陶宛人已经处于文明之中。由于没有什么留存下来的世俗文学可以支撑他的观点，语言的悠久历史成了代替品。就像尽管近代早期发生了经济衰退，但多亏这一点，托斯卡纳小镇上的中世纪塔楼才能幸存，尽管近代早期的文学中看不到立陶宛语作品，但多亏这一点，立陶宛语才能保留下那些古朴的价值。波兰语——而非立陶宛——经受了拉丁语、德语和法语新词的冲击；而且，立陶宛语极度复杂的语法也通过农民们难懂的谈话保留下来。密茨凯维奇曾说立陶宛语是“在欧洲大陆上使用的最古老语言”。1843年，他将立陶宛语比作梵语（立陶宛人好比一支失落的印度部落），这比立陶宛历史学家纳尔布特早了八年，后者在他的立陶宛历史巨著的第一卷中，表达过立陶宛语和梵语的联系。纳尔布特请求一些德国权威学者的帮助，比如雅各布·格林
（1785—1863），他是一位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同时也致力于收集民间故事。道坎纳斯在他1845年的研究中，也引用了语言学家施莱歇的著作。
密茨凯维奇对古立陶宛形象的绘制，也部分借鉴了德国文化的来源，比如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关于普鲁士历史的作品。
为了证明立陶宛语的独特性，道坎纳斯、纳尔布特和密茨凯维奇都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民间文化以及德国学者的成果中获得资源。此外，密茨凯维奇在流亡巴黎期间很容易和法国历史学家交流，比如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米什莱在担任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时，在讲座中表达了关于立陶宛历史地位的主张。
德国人和法国人有关立陶宛语的结论，之后变成了立陶宛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这在我们看来有些讽刺。然而，波罗的海立陶宛方言在与高雅文化完全隔离了数个世纪后得以保留，如果没有这个简单粗暴的事实，这些学术结论就是无稽之谈。
在19世纪末期，当立陶宛人人数还不足以成立一个国家，当活动家还停留在与近代早期文化的联系中，活动家觉得有必要证明新旧文化之间可以勾连起来。整个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者们认可这样一种关于民族性的共同标准：高雅文化是必要的，文学是一种高雅文化，但是古老文化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在美产生之前的历史，完全没有美可言。在接受了格林、纳尔布特和密茨凯维奇关于立陶宛语悠久历史的说法后，《黎明》一代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一同证明了他们的语言可以承受现代文字的重量。立陶宛作家接受密茨凯维奇的预设，即高雅文化和政治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把密茨凯维奇的诗歌翻译成立陶宛语，为了证明他关于波兰语是立陶宛语的高级形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如果立陶宛语可以表现密茨凯维奇卓越的诗歌，那么立陶宛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独立民族。民族复兴的文学柔术表面上充满了对波兰文化的敬意，实际上揭示了立陶宛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为了跳过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历史终将成为美。
这种美说服了他们周围的波兰人，也说服了在立陶宛人中的波兰人。为了掀起一场民族运动，为了让美变成力量，民族活动家之外的人也必须被说服。比巴萨纳维丘斯略年轻几岁的诗人文采斯·库迪尔卡在历史和美之间找到了一种向人民传达的方式。他的故事很复杂，与其说是对近代早期波兰遗产的排斥，不如说是一种融合。尽管库迪尔卡和巴萨纳维丘斯一样也在马里扬泊列高中学习立陶宛语，但这所学校对他主要影响是使他波兰化了。我们来看看他对学生时代的回忆：“我的自卫本能告诉我不要说立陶宛语，确保没人注意到我父亲穿着一件粗糙的农民外套、只会说立陶宛语。我尽全力只说波兰语，尽管我说得很差。当我的父亲和其他亲戚来看我，如果我发现有同学或其他绅士在看，我就会躲开家人们；只有在独处或在外头时，我才会与他们和气地说话。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波兰人、一个绅士，我已经被这种波兰精神所感染。”
有人可能会问，为何马里扬泊列高中对巴萨纳维丘斯和库迪尔卡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在学生时代就成了一个自觉的立陶宛人，后者却把自己看作波兰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俄罗斯帝国政策中最细微的细节有多重要。巴萨纳维丘斯比库迪尔卡年长几岁，他在军事法时期就读于马里扬泊列，那时俄国人以武力禁止人们说波兰语。当1872年军事法取消，此时正好是库迪尔卡入学第二年，波兰语重新回归立陶宛的课程大纲。甚至马里扬泊列，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再次成为波兰化的基地。
和巴萨纳维丘斯一样，库迪尔卡离开立陶宛到俄罗斯帝国大学接受大学教育。但是，库迪尔卡在华沙学习，在那里他把自己当成了波兰人，在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接受了政治洗礼。最终，他和波兰的长期结缘却促成了立陶宛人的事业。巴萨纳维丘斯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民族复兴主义者那里接受教导，而库迪尔卡不是简单地拒绝波兰遗产，而是选择与之融合。巴萨纳维丘斯最出色的一击就是忽略近代早期历史的复杂性，如同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一般为中世纪历史增添荣耀。库迪尔卡1889年从华沙回来后就接受了现代立陶宛观念，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对近代早期的波兰理念加以利用。他的贡献不仅是将历史上的立陶宛与波兰分离开来，就像巴萨纳维丘斯所做的那样，还将如今的立陶宛当作平等的民族存在。尽管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波折和超出理性的尝试，但对民族地位的追求是始终贯穿着的。追求和展示文化的信念激励着库迪尔卡以一位绅士的身份做出朝气蓬勃的尝试；在他步入中年时，这个信念支撑他投身更大的运动，帮助农民阶层参与政治，此举使他和他的出身都变得高贵起来。他在19世纪70年代对波兰的迷恋，为他在90年代完成挑战提供了能量。他在波兰语方面的渊博知识，使他有能力将密茨凯维奇的作品用于建立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民族。库迪尔卡在华沙发现，波兰民族活动家正在把密茨凯维奇变成一个现代波兰爱国者。对此库迪尔卡的回应是将密茨凯维奇的杰出作品转变为现代立陶宛爱国主义的源泉。密茨凯维奇诗歌中孤零零的开头“立陶宛！我的祖国！”在库迪尔卡这里翻译为充满希望的语言：“立陶宛！我们的祖国！”1898年，库迪尔卡在一首诗中化用了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话，这首诗后来成了立陶宛国歌。
对密茨凯维奇之后的两代人来说，曾经的语词有了新的含义。和密茨凯维奇不同，库迪尔卡相信那个尚不确定的祖国就是这个说立陶宛语的民族命中注定的国家。在这种理解下，异质的变成了原初的，如果能和这套说辞相匹配，那么密茨凯维奇经过翻译和略微改动的语言，自然成了立陶宛民族运动的箴言。除了讽刺意味，这一切还意味着：关于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长期的浪漫主义观念，变成了现代民族形式中的某一种，1830年起义失败造就了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的成熟；1863年起义失败则使民族主义运动分裂为不同支流，1863年后库迪尔卡和其他立陶宛浪漫主义者希望“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创造一个新世界”。对他们来说，波兰-立陶宛王国已成废墟。
1863年为立陶宛民族性划下了一个休止符。在波兰和白俄罗斯的例子中，我们更难分清何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黎明，何时是近代早期大公国的薄暮。甚至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立陶宛现代活动家定义了立陶宛独立的历史和民族后，说立陶宛语的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还是将“立陶宛”视作一个地理上和政治上的概念。在他们的理解里，要成为立陶宛人就要退回立陶宛大公国的传统。除此以外，很多人发现了一个不算重要的民族问题：许多波兰上层阶级都存在波兰语中所说的“tutejszość”（“地方性”，如果不是逐字翻译，更确切的意思是“注重地方性的”），这个词意味着当遇到看起来与地方现实和传统不相符的意识形态时，人们会警觉地反对。
维尔尼亚周围的农民“注重地方性”，这正是对复杂的语言同化模式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避免受说波兰语的上层阶级或沙俄官员约束的圆滑方式。
在19世纪晚期，和密茨凯维奇的学生时代一样，这些地区人们广泛接受波兰语作为交流方式的优越性。
甚至在1863年起义失败后，有政治抱负的上层人士依然努力使大公国的历史传统适应现代政治。其中，践行这一理念的最重要人物就是波兰革命家、政治家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1867—1935），他的父母都来自优越的立陶宛贵族家庭。
毕苏斯基在维日诺的俄国学校学习、成长。在西伯利亚流亡过后，他回到了立陶宛，在19世纪90年代的维日诺开始了自己作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生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是促成波兰于1918年建国、之后兼并维日诺的最重要的人。他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现代种族意义上或语言学意义上的对波兰的定义，而是出于对立陶宛大公国共和理念的怀念，他尤为反对历史上专断俄国的主张。毕苏斯基称自己是立陶宛人，他会说家乡的波兰方言、乡村人民说的白俄罗斯语和流放西伯利亚时学会的粗略俄语。正如我们所见，他的盟友为他作为立陶宛人的失败做担保，正是这些盟友给予了他作为波兰人的成功。
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对立陶宛大公国的兴趣，以及他们所持的社会主义联邦制主义和毕苏斯基的观念不谋而合。然而，那些以“白俄罗斯”这个新名字来寻求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人们，却被他们对近代早期波兰性的认同限制了。波兰语作为当地的文化语言已有300年历史，它的地位为当地罗马天主教精英家庭和罗马天主教会所维护，而且得到了西部地区数百万说波兰语人民的支持。立陶宛语虽然在地位上无法和波兰语媲美，但作为不可动摇的波罗的海语言脱颖而出。说立陶宛语的人口虽然在缩减，但是他们比说白俄罗斯语的人能得到更好的地缘庇护。白俄罗斯的地位最微妙：未经编纂的、地位低下的斯拉夫方言，在词法上介于波兰语和俄语之间，使用者处于波兰文化和沙俄权力的控制下。说白俄罗斯语的农民将波兰语（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俄语）视作有学识的语言，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俄罗斯语则是普通大众之间简单交流的语言。要超越农民阶级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是要说波兰语或俄语，成为波兰人或俄国人。
对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如此珍贵的语言灵活性，对希望促成以白俄罗斯语为民族界定的现代民族主义者来说却是负担。
那么，我们为何要逼迫自己进入如此狭窄的领域？为何要关注说白俄罗斯语的人们和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即使他们对维尔尼亚的所有权声明并不会被严肃对待，即使现代白俄罗斯民族还未产生？大公国传统的白俄罗斯分支警示我们不要忽略那些危险思潮，即认为过去的语言或“种族”群体就是现有民族群体的祖先，这种想法犹如在现代性的魔法下变得栩栩如生的假人。在已有现代民族的情况下，这些民族的历史学家会发现要“证明”他们继承自某些“种族群体”是很容易的。因此，白俄罗斯人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测试。我们现在已知在某个未有定论的区域内有一个最大的“种族群体”。根据俄罗斯帝国在18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维那省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比说其他语言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维那、明斯克、格罗德诺（Grodno）、莫吉廖夫（Mogilev）和维捷布斯克（Vitebsk）几个省，与历史上立陶宛领土相邻的地区，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20世纪，这个“种族群体”却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成功放在一起看，白俄罗斯人的失败帮助我们认识到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必需的。如果他们的成功只是由于对立陶宛大公国传统的忠诚，或者是因为说某种语言的人口数量，那么白俄罗斯人原本会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希望。白俄罗斯人的失败是民族推论无法适用的、社会和政治的偶然现象，因此值得历史学关注。
诗人文森特·迪南-马尔钦克维奇（Vincent Dunin-Marcinkievič，1807—1884）曾用优美的语言表达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希望。迪南-马尔钦克维奇出生于一个立陶宛-波兰贵族小家庭，他在彼得堡接受教育。1840年，他以一出波兰语-白俄罗斯语喜歌剧在维尔尼亚首次登场，这部歌剧是与作曲家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Stanisław Moniuszko）
一起完成的。
1859年，迪南-马尔钦克维奇完成了将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翻译为白俄罗斯语的工作。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一样，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想当然地认为，方言获得尊严的吉兆就是它与波兰语之间地位的平等，要证明这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用方言翻译波兰文学。他真切地感受到斯拉夫文学语言对两者的压力：据他的解释说，《塔杜施先生》的俄语译本而不是波兰语原版促使他开始了将该书翻译为白俄罗斯语的工作。和立陶宛人一样，迪南-马尔钦克维奇很享受可以说是来自诗人本人的支持。密茨凯维奇曾说白俄罗斯语是“最丰富和最纯粹的古老语词源头”；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想通过将密茨凯维奇的小说《白俄罗斯绅士的》翻译为“白俄罗斯农民”也能阅读的语言来证明这点。
这真是非常雄心勃勃的想法，因为原诗篇幅极长，故事优美而复杂，而白俄罗斯方言还未经编纂。尽管白俄罗斯-鲁塞尼亚语在16世纪曾为书面语言，但是1569年波兰语获得胜利后，前者几乎很少用于书写。
初始工作已经开始了：扬·切乔特（Jan Czeczot或Jan Chachot，1796—1847）将白俄罗斯民谣翻译为波兰语。切乔特曾与密茨凯维奇一起在维日诺学习，也是密茨凯维奇秘密社团的一员，他们是一生的挚友。密茨凯维奇曾将白俄罗斯传统民谣改编为《祖先的前夜》（
Forefathers’ Eve
，1822年和1832年的两部诗选集），他还在《塔杜施先生》中描绘了生活在说白俄罗斯语的土地上的波兰上层阶级，而他的朋友切乔特则收集了各种民谣歌曲，并将它们改编为丰富多彩的波兰文学语言。
从实际操作来看，切乔特的计划远比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的要容易得多。在一个非常讲究地位社会里，把民间文化翻译成文学语言是一回事，把文学杰作翻译成农民语言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从猪圈里带回一颗沾满泥土的珍珠，放在文化人面前，他们也许会为它着迷，但如果他们发现有人把珍珠扔在猪面前，就不见得会如此了。
地位带来的难题也横亘在白俄罗斯爱国者面前。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看得起白俄罗斯农民。与密茨凯维奇和切乔特一样，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接受的还是近代早期王国式的爱国主义，将波兰语看成政治和文化语言。同时，迪南-马尔钦克维奇也意识到波兰语即将在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中发挥新的作用。无论密茨凯维奇的初衷如何，但他以波兰语创作诗歌的事实实际上加强了一种以语言（种族）为界定的波兰民族主义。
在波兰，波兰语的地位“下降了”，而白俄罗斯爱国者希望能“提高”白俄罗斯语在白俄罗斯的地位。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知道，《塔杜施先生》的故事发生在白俄罗斯语的方言背景下，他希望能提高这种语言的地位，帮助那些生活在密茨凯维奇的立陶宛中的白俄罗斯人。
第二类难题出现在现实政治中，而作家们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工作。在波兰人可以出版原版《塔杜施先生》、俄语译本也能流通的情况下，俄国审查者以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的译作使用拉丁字母而非西里尔字母为由，没收了他的所有译作。
那时候官方并未禁止白俄罗斯语，只是不允许以拉丁（波兰）字母书写白俄罗斯语。真正的问题是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的白俄罗斯语译本的标题就是“Pan Tadeusz”，和波兰语原文一模一样，而不是和俄语译文相同的“Пан Тадеуш”。立陶宛活动家通过和在德国的同胞合作来避开这种问题，但是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没有这样的办法，那时所有白俄罗斯人都住在俄罗斯帝国境内。那时已有勇敢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那些方言原本可以变成一门书写语言，原本有数百万人有机会学习如何阅读这门语言。但是在19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人只会白俄罗斯语，没有面向白俄罗斯人的出版途径，白俄罗斯语书籍也没有市场。
很明显，问题在于俄罗斯帝国政策是根植于立陶宛大公国留下的波兰和罗马天主教遗产，而这正是白俄罗斯人期望复兴的传统。首先，俄国官方是支持大公国遗留的体制的。教宗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1773年禁止耶稣会的活动，但耶稣会被允许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传教。在1820年沙俄颁布禁止令之前，耶稣会办的学院、学校和印刷出版机构主要通行语言是波兰语。维尔那大学（前身是耶稣会于1579年建立的学院）和维尔那学区使用的都是波兰语，一直持续到1832年。直到1840年，立陶宛大公国1588年颁布的法令依然有效。尽管法令是以斯拉夫官方语言写成，这种语言和白俄罗斯语很相似，贵族参与的当地议会（dietines）和司法审讯的语言都是波兰语。最初，沙俄的统治在宗教、教育和法律领域保留了立陶宛大公国留存的波兰文明，这一切并没有看起来的那样怪异。沙皇亚历山大的统治与今日波兰——俄国历史的现代民族主义版本大相径庭，这块民族主义的棱镜是1863年后才嵌入的。19世纪初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选派地方精英，而非大众动员，亚历山大相信启蒙运动奠定的基本原则——就像他的波兰朋友恰尔托雷斯基教给他的那样——是吸引精英们加入俄罗斯帝国最坚实的基础。
19世纪的旧立陶宛和18世纪很像：波兰政治理念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波兰文化却大步向前。这正是米特罗凡·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Mitrofan Dovnar-Zapolski，1867—1934）——一位来自维尔尼亚地区小贵族家庭的白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亚历山大的俄国政策是“波兰化”（Polonization）的原因。
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出生于1863年后，他目睹了如火如荼但互不相关的民族主义事件，但他依然高度强调1863年前波兰文化在白俄罗斯土地上的持续影响。即便在1830—1831年起义失败后，现在我们称为白俄罗斯人的贵族们仍可以毫无困难地参与波兰和沙俄政治，而不必再留心他们周围农民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毫无疑问，1840年大公国法令被取消后，白俄罗斯贵族的传统地位骤降，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下降了不少。1863年后，一些贵族转向立陶宛大众民族的阵营，另一些则加入了白俄罗斯大众民族的阵营。他们再次面临一个制度性难题，从表面上来看这又是沙俄统治的结果。
半个世纪内，沙俄政策允许白俄罗斯上层人士向波兰高雅文化靠近，这样做的结果是抽离了独立的白俄罗斯民族这一流行观念的宗教基础。当波兰-立陶宛王国于1795年最后一次被瓜分时，立陶宛公国内大约五分之四的农民是东仪天主教会
信徒（Uniates）。
1839年，这些地区的东仪天主教会被东正教会合并。当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以罗马天主教作为区别于沙俄的标志时，白俄罗斯的活动家只能徒然地惋惜失去了“他们”的东仪天主教会。自1863年起义后，白俄罗斯爱国者一直为东仪天主教会的命运扼腕叹息。
然而，1839年时东仪天主教会远远不能成为白俄罗斯人的民族信仰。这一教派是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所建，其教会语言是波兰语。近200年来，教会的统治层从未真正使用过当地方言。尽管最初从波兰语转到俄语的过程困难而痛苦，但实际上等于从一种外来书面语言转到另一种。诚然，东仪天主教会在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成了民族信仰，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一个多世纪的国家支持，以及当时与俄罗斯帝国竞争的国际环境。如果东仪天主教会能在白俄罗斯幸存下来，它也许会成为白俄罗斯的民族信仰，但这需要白俄罗斯与近代早期传统彻底决裂，而不是继续延续。（见65页图表1。）
1863年起义失败的余波为立陶宛民族运动开放了一些社会空间，却消除了白俄罗斯人原本就有限的空间。1863年后，活动家以立陶宛人和他们所说的语言为基础，宣扬作为种族观念的立陶宛，他们享受着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某种优势；而以波兰-立陶宛王国传统为基础，宣扬作为精英观念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方言的活动家却处于明显劣势。虽然1863年起义的后果创造了新一代的现代立陶宛活动家，但它使白俄罗斯爱国者恰恰处于迷人的波兰文化和渐增的沙俄权力的夹缝中。想想康斯坦蒂·卡利诺夫斯基，这位说波兰语的立陶宛贵族在1863年与农民阶层结盟，他的宣传册上写的是白俄罗斯语。在后1863年的大众政治时代，他向普通大众发出的诉求颇有前景，但是用白俄罗斯语作为发出诉求的方式这一点却不尽然。1863年起义后，白俄罗斯人不能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以白俄罗斯语出版。1905年前，白俄罗斯民族复兴的阵营在遥远的克拉科夫、波森（Posen）和维也纳。
弗兰切斯查克·巴甫舍维奇（Frantsishak Bahushevich），维尔尼亚地区小贵族一家的儿子，在19世纪90年代于克拉科夫出版了他的白俄罗斯语诗歌——以白俄罗斯语和波兰正写法写作。即使（在1905年后）当白俄罗斯语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已经合法化，波兰字母表依然在白俄罗斯语出版物中被广泛使用。第一家重要的白俄罗斯语期刊《我们的土地》（
Nasha niva
）同时出版了罗马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版本。尽管巴甫舍维奇现在被视为白俄罗斯文学之父，但当时他的诗歌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影响有限。他的诗歌在1908年被禁，不是因为白俄罗斯语的问题，而是因为诗歌中怀念那些在沙俄统治前的传统。
似乎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也面临着相似的难题。从19世纪60年代起，沙俄境内非法的立陶宛语出版物一直在德国出版，而立陶宛民族运动的领导人都远在保加利亚和美国。那么，为什么1863年后立陶宛民族运动能持续下去，而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就不行？实际上，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劣势的，反而会变成优势。就拿立陶宛人想要和过去决裂的需求来说。虽然立陶宛民族主义理念中包含了非凡的历史想象特质，但是写大部头来发明历史比通过改变精英们的行为以改变传统要容易得多。传统包括了人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而历史叙述了人们曾经应该做过的事。传统在哪里终止，历史从哪里开始，这些大部分取决于民族活动家的社会起源。相比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在这方面又有了意想不到的优势。出身低微的活动家们——他们的家庭从没有在近代早期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发现如果把整个过去当作历史来对待会容易许多。立陶宛活动家往往是受沙俄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可以欣喜地跳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无所顾忌地讨论民族复兴。白俄罗斯活动家们来自说波兰语、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上层家庭，从父辈和曾祖父辈那里习得的关于历史传统的真理，却让他们深陷泥沼。因此对他们来说，接受建立在白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语基础上的种族白俄罗斯观念，要比让立陶宛人接受种族立陶宛观念更难。立陶宛活动家为了打破他们和波兰文化的联系，他们发明了新的正写法；而这时的白俄罗斯人为了和沙俄拉开距离，开始使用波兰字母和拼写规则。
这提醒了我们，在斯拉夫语系中白俄罗斯语与波兰语和俄语都很相似，而作为波罗的海语言的立陶宛语和二者差别很大。沙俄禁止以罗马字母出版立陶宛语的规定影响到一些说立陶宛语的农民，这正好为立陶宛活动家所用。如果国家机器剥夺了某个团体视作珍贵的东西，那么那些能提供这种东西的组织就能得到支持。在这一点上，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再次陷入更糟的境地。在俄罗斯帝国，没有人在教堂或学校里学过如何阅读白俄罗斯语。有读写能力的白俄罗斯人已经学会了波兰语和俄语。因此，禁止白俄罗斯语出版物的规定对白俄罗斯活动家来说几乎无用。没有人像怀念立陶宛语那样怀念白俄罗斯语。结果，立陶宛活动家或立陶宛神父在对付立陶宛农民时，比说俄语的官员或说波兰语的上层人士更有优势。另一方面，一个白俄罗斯活动家在这方面的优势比他的俄国和波兰对手要小得多。从这些角度来看，不可预知的语言事实决定了民族主义者能取得多大的影响力。
再让我们回到民族活动家移民国外的问题上，很明显在两个案例中这个问题都很棘手。尽管移民海外在所有民族殉道史中都扮演了突出的角色，移民（émigrés）本身对民族事业非常有帮助。虽然密茨凯维奇美好地且无疑是真诚地向往着祖国立陶宛，但事实上他本人是考纳斯一个无聊而生硬的学校教师。入狱、流放和移民使他成为原本能成为的那个伟大诗人。本书中引用的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出版于圣彼得堡、德累斯顿和巴黎。当然，无论他在哪里，他都能找到波兰同伴，这一点很重要。离开沙俄、在德国普鲁士东部出版《黎明》的立陶宛人和密茨凯维奇一样，都是渴望失落家园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他们也和他一样，能够利用同道者的思想资源。当时在德国大约有10万名立陶宛人。将立陶宛资料从德国走私到沙俄的书贩们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化特征，至少他们的任务是可持续且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白俄罗斯人完全被俄罗斯帝国边境限制住了。跨越国境和其他白俄罗斯人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努力在遥远的克拉科夫维持民族复兴大业的白俄罗斯人几乎找不到当地的合作者，容易淹没在当地波兰人的汪洋大海中。无论他们用白俄罗斯语出版了什么，都必须穿越这遥远的距离，才能够获得一些效果。现在来看，分裂有时也有好处。
这些因素——民族活动家的社会起源、民族语言的特征以及帝国边界的位置——和主流民族性叙述格格不入。首先，总体而言，成功的民族活动家在解释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时没有提到这些因素。其次，对这些因素的认可破坏了“种族群体”即“原初民族”的普遍观念。当时，说白俄罗斯语的农民这一“种族群体”是说立陶宛语的农民这一“种族群体”的10倍，而且前者的人数增长是以后者为代价的，但立陶宛民族运动有了结果，而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却没有。第三，这些因素证明了这种观点，即现代化国家（modernizing state）创造了民族。1863年后，沙俄政策无意中促进了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在沙俄统治下，大公国旧都遗民从未大规模地称自己是“俄国人”。
其中最有名的人身上的“俄国性”是和立陶宛大公国的遗风分不开的。
1863年后，沙俄当局基本上将波兰精英视为敌人，将立陶宛民族运动视作削弱敌人的方式，将白俄罗斯亚农民视作沙俄境内的民族之一。地方上层精英失去了大部分权威，部分原因是1863年后集权国家对他们的惩罚，另外还因为1861年获得土地的解放农奴。沙俄第一次着手解决这些大量人口的民族性问题。虽然这个过程缓慢而复杂，但是19世纪60年代确是沙俄解决立陶宛——帝国西北部领土——历史问题的转折点。沙俄逐渐挑起地方人民对抗地方精英，而不是依靠地方精英统治地方人民，以此将民族性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
表1
1863年起义后对波兰上层阶级的压制，和M. N. 穆拉维约夫（M. N.Muraviev）有关，他是当时被派去镇压起义的维那总督。他的残忍为他在俄国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中间获得了“绞刑男”（The Hangman）的名声。穆拉维约夫把起义看作俄国人和波兰人为争夺维那而爆发的民族战争。起义证明了他关于波兰人生来反叛的观点，在此意义上，他将沙俄看作一个类似民族国家的存在。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大受欢迎，不仅因为他不负残忍的名声，而且因为他有能力将这种民族范式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他把立陶宛当作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民族战争的舞台，实际上他也是这么行动的。他的政策迫使关于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观念退出舞台。我们想想康斯坦蒂·卡利诺夫斯基就行，他用白俄罗斯语写作，支持东仪天主教会，将立陶宛大公国当作自己的祖国。1846年，作为支持波兰语和天主教的代表，穆拉维约夫下令将卡利诺夫斯基在维那处以绞刑。
穆拉维约夫的行动无意中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促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联盟。1863年以前，俄罗斯帝国西北部最大的人口群体——说白俄罗斯语的农民——普遍自称是“立陶宛人”。1863年后，沙俄的宗教政策、镇压行动和等级分类迫使这一传统观念转向社会觉醒的边缘。帝国将东正教徒视同“俄国人”，人们因此被迫在不同的民族标签中做选择。到19世纪末，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如果是东正教徒，就说自己是“俄国人”，如果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就说自己是“波兰人”，如果他们没有信仰就说自己是“本地人”。沙俄当局从人们的脑海中移除了“立陶宛人”这个词的历史感，这样一来，他们为现代的、种族的立陶宛定义扫清了道路，并且简化了立陶宛民族活动家的任务。
如同1863年后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沙俄历史学家也重新发现了立陶宛大公国的新含义，后者将其视为沙俄帝国的雏形。1863年起义失败被民族主义的语言重新诠释，沙俄视作异质的波兰和天主教的影响，在沙俄和东正教的土地上终于迎来终结。
1898年，俄罗斯帝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波兰人为纪念密茨凯维奇百年诞辰，为他竖立了一尊塑像；与此同时，俄国人和沙俄效忠者们也在维那树立了一尊穆拉维约夫总督的塑像。密茨凯维奇激发了人们解放维那斯脱离沙俄统治的爱国热忱；穆拉维约夫则使得这些热忱加速成为现代民族主义。当然，1863年以后确实有些改变，我们从P. D. 斯维尔托波克-米尔斯基亲王（Prince P. D. Sviatopolk-Mirskii）的职业生涯中就可看出端倪，他于1902—1904年出任维那总督。沙皇需要穆拉维约夫的残忍以镇压起义，而米尔斯基是一位欢迎宏大改革计划的总督。和前者一样，米尔斯基也想当然地认为波兰人（和他们的犹太人盟友）是来自维日诺和曾经的立陶宛的劲敌。但是和穆拉维约夫不同的是，米尔斯基将波兰性和天主教教义区分开来。他争辩说帝国政策驱使波兰人以外的天主教徒投向波兰民族性的怀抱，通过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可以在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亚人中建立对帝国的忠诚。1904年，米尔斯基总督生涯的最后一项举措是说服沙皇允许立陶宛语读物以拉丁语字母的形式出版。1905年出任内政部部长时，米尔斯基甚至开始支持白俄罗斯亚民族性。当然，米尔斯基相信在波兰和沙俄宏大的历史竞争背景下，这些民族运动是没有未来的。以他看来，这些民族会慢慢被波兰民族性所同化，为沙俄必然的胜利争取时间。
一些心怀感激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认识到，米尔斯基并非他治下领土的入侵者。和许多为沙皇管理波兰和立陶宛的帝国官员一样，米尔斯基是旧立陶宛上层阶级的后裔。在大公国时期，大部分贵族家庭都是东正教教徒出身，米尔斯基和其他人一样在沙俄统治下“重新皈依”东正教。有学识的波兰-立陶宛上层家庭不仅为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提供了新鲜血液，也提供了一些保守思想家。
20世纪早期，当米尔斯基统治维那时，大俄罗斯（Great Russian）帝国的理念中已经增加了现代民族元素。新的民族构成包容一切，在它的影响下，“失落的”斯拉夫土地被“重新寻回”，所有民族安于俄国人治下。在这种历史叙事中，立陶宛大公国被视为一个曾被波兰和天主教夺去的立陶宛-俄国国家，如今它又重回沙俄和东正教。
这种大俄罗斯历史观和现代立陶宛活动家在1863年后提出的历史观惊人地一致。现代立陶宛和现代俄国的视角都略去了近代早期历史，即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两个世纪的历史，而更偏向符合现代政治需求的中世纪立陶宛历史。在立陶宛的案例中，古代历史意味着在自己的王国内的立陶宛族的历史。在俄国的案例中，古代历史意味着大俄罗斯的历史叙事。1863年后，立陶宛人和俄国人都重新以中世纪时的名称称呼原大公国首都。立陶宛人开始称这座城市为“维尔纽斯”，俄国人称这座城市为“维那”——他们都拒绝承认这座城市的波兰名字“维日诺”，这是迄今它最为流行的名字。立陶宛和俄国的民族主义正史是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综合产物，唯独忽视了近代早期历史。以所谓延续中世纪历史的名义，它们都倾向于去除近代早期历史遗产的激进变革。这两种史观都以历史深层逻辑的名义，使家庭忠诚的剧烈变革正当化。立陶宛活动家往往是说波兰语的上层人士，他们通过联合人民大众来达到“回归本源”的目的。沙皇治下的官员也往往是说波兰语的上层人士，他们“回归本源”的方式是皈依东正教、帮助沙皇取得东斯拉夫领土。
这些俄国人不仅相信要将东斯拉夫元素融合进俄罗斯民族，他们还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活生生的例子。米尔斯基很可能认为他回到维那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值得讽刺的地方，立陶宛也是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