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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何时产生的？是什么导致了种族清洗？国家间如何达成和解？
本书追溯了现代独立国家历史中的一段时期，起始于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中最庞大的共同体——16世纪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建立之时。当时，王国内的民族构成是其贵族，既有天主教徒，也有东正教徒和新教徒。波兰、立陶宛和东斯拉夫的贵族由共同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所联合，他们用拉丁语或波兰语描述自己是“来自波兰民族的”。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在万事万物的自然秩序中，国家、演说、文学和宗教礼拜仪式的语言本就不同。18世纪，在王国遭到后来崛起的帝国瓜分后，一些爱国者将民族（nation）重新解释为国民（people），而民族性（nationality）则由人们所说的语言决定。在20世纪末，也就是本书追溯的历史的尾声，原来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核心地区已经分裂为四个以民族命名的现代国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自那时起，有关民族性概念的盛行观点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人群应以国界线作为边界，而演说、政治和宗教礼拜时应该使用同一种语言。那么，早期的一种民族观念是如何演变为四种现代民族观念的？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这块土地上涌现的民族观念分为三个时期，即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王国时期（1569—1795）、19世纪帝国瓜分时期（1795—1918）以及独立国家和随之取代它们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1918—1939）。我们会发现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在瓜分后依然幸存，并在帝国统治时期逐渐繁盛，而它的瓦解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连现代民族观念都是在与近代早期民族观念的激烈竞争中逐渐显现的，以此和更遥远的帝国统治背景形成了对比。而传统爱国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之间胶着的竞争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政权形态中依然存在。1918年之后，尽管国家本身已经强制做出选择，不再考虑其他选项，但是当时刚刚出现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许观念并未占得支配性地位。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织暴力，这层历史外壳才被最终打破，而关于近代早期民族性的各种观念只有依赖这层历史外壳才能协调一致。驱逐、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彻底破坏了历史区域，洗劫了多文化并存的城市，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扫除障碍。大屠杀和精英置换将历史传统连根拔起。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本书将聚焦于战时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经历，探寻他们之间相互实施种族清洗的原因。在苏维埃和纳粹的四年占领之后，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又对彼此进行了四年的种族清洗，造成的后果是超过10万人死亡，140万人被迫定居别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是民族主义导致了种族清洗，还是种族清洗给不同人群贴上了民族标签？
单一民族国家能够挨过这段历史吗？被粗暴地表现为种族清洗的现代民族观念的要求，能否找到一种更加和平的表达方式？以上都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间，人们陆续提出的问题。在1989年革命发生后，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意识到现代民族性存在的波兰东部政策，从一开始就促成了一种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苏联的解体是被预料到的，被加速了，最终转向了和平的目的，而证明波兰的成功的最简单证据就是西方对这片地区曾发生的历史敌对和战时种族清洗一无所知，而这些正是本书所要描述的。在90年代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比如前南斯拉夫，人们对那里先前的战争和可能存在的古老仇恨所知一二。而在和平与繁荣盛行之地，比如波兰，“重返欧洲”的历史叙述重回人们的视野。波兰的东方政策的成功，另一个证据正是波兰被整合进了西方。1999年，人们惊讶地看到所谓新欧洲的失败与成功同时出现：北约接纳了波兰，同时北约轰炸了南斯拉夫。正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塞族人和他们的邻居之间的冲突时，一支波兰-乌克兰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为何欧洲东北地区能够团结一致，而欧洲东南地区却分崩离析？
现代民族何时产生，种族清洗为何发生，民族国家如何和平共处——这三个问题与本书研究的时间顺序正好一致，即1569—1999年。1569年标志着近代早期波兰民族的诞生。是年，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通过成立卢布林联合（Lublin Union）建立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从那以后，立陶宛和波兰贵族共同加入一个议会，共同选出统治者，并逐渐共享一种共同的文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依然保持独立的法律条文和行政机构，并且保持内部分界线。卢布林联合针对国界线的修改对波兰更为有利，它将立陶宛东南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土地划给了波兰。这分裂了东斯拉夫的贵族和人民，在今天我们熟知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划定了新的边界。尽管卢布林联合提倡一种宗教包容精神，它却与雄心勃勃的宗教改革保持一致。东斯拉夫贵族从东方基督教向西方基督教的转变，在现在我们称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上造成了贵族和平民之间一种新的区别。因此，在贵族组成的波兰民族保持统一的同时，其他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新的分裂。之后1648年在乌克兰发生的叛乱，大致描绘出波兰、乌克兰甚至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历史。
1569年是一个特别的历史起点。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族历史通常从中世纪开始，据称如今这些民族国家历史都可追根溯源到那时。为了识别出这种变化，最好的办法是承认在近代早期领土广袤的王国内明显存在单一的近代早期民族，然后再思考它给现代政治留下的影响。这个近代早期民族被称作“波兰人”，但是这个词语象征的是一种公民权利和文明，而不是语言或种族。从1569年这个时间点作为起始，能够使我们看到近代早期波兰民族内在的一致性和吸引力，并且使我们摆脱我们对民族性概念的现代假定。既然这是一份关于民族性而非国家的研究，它的年代划分也是非传统的。19世纪是波兰文明的“美好时代”，尽管王国已经在1795年分裂。本书没有像浪漫主义传统、民族传统和历史编纂传统所倾向采取的那样，将1795年视为近代早期政治的终点，而是选择了1863年这个年份。在1863年，波兰贵族最后一次反抗俄罗斯人的统治；而在1863年之后，俄罗斯帝国开始动摇波兰在西部领地的文化和经济支配优势。在反抗起义后，波兰精英中重要的一部分人开始反对传统上对政体和民族的定义，一些帝国行政官和底层活动家加入了他们，这些人认为民族是以宗教和语言所决定的。直到1863年之后，我们才发现近代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近代早期政治遗产的敌视，以及有关白俄罗斯概念的苗头。而在被奥地利掠夺的、面积很小的旧王国土地上，并不存在如此分裂。如此，我们应将注意力放在1876年，那一年乌克兰出版物被俄罗斯帝国封禁，乌克兰的理念在奥地利开始成型，而在当时的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Austrian Galicia），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敌对关系开始显现。
我们应当明白，在现代民族的崛起过程中，历史的影响非常重要——但不是以现代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那种形式。我们所遭遇的每一种现代民族主义都忽略了近代早期的传统，反而支持想象中的中世纪历史延续。我们也应发现，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尽管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民族兴衰的基本事实。现代社会的特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民主政体、不断精进的宣传技巧、大众媒体、公立教育、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在这份研究中均有所涉猎。民族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同时迷信于所谓集权化的国家：前者将国家投射到过去；后者适当地强调了国家的新奇性和潜力，但有时也夸大了建国者取得的成就。国家，和民族一样，也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人们认为国家的权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而本研究表明，现代集权国家的建立，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复杂结果。国家被建立、被摧毁、被摧毁的方式往往会决定下一代的民族观念。当国家被建立时，它的形式经常是含糊不清的，比如：早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政策时有改变，每当民族复兴浪潮涌来，知识阶层就暴露在大规模清洗的危险中；内战中的波兰因对民族的定义不同而分裂，雄心勃勃的波兰人既不能消除分歧，也无法建立起联邦结构；战后波兰的国家合法性源自种族同质性，却由共产主义者统治这个国家。在处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时，本书将重点关注建立国家的经验如何塑造或阻碍民族观念的诞生。
在20世纪中叶，作为集权化国家的一种类型，纳粹德国和苏联分别占领了本书所涉及的所有领土。这两个国家输出的统治系统对那些处于它们治下的人民满怀敌意，且与当地政治传统格格不入。在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国家如何被建立和被破坏时，本书更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民族人民的命运。“二战”摧毁了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残余，使现代民族主义传播甚广。尽管1918年和1945年都是历史进程的停顿点，但后者更为重要。1863年后，现代民族理念将“大众”（mass population）这一因素纳入其中；1945年后，大众开始接受现代民族理念。因此出于相同的理由，本书的研究终止于1999年，而非1989年。尽管波兰在1989年后重获国家主权，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也在1991年获得独立，但是波兰在1999年加入北约才真正宣告了这一民族历史进程阶段的终结。成为北约成员不仅意味着对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波兰所取得的成功的认可，这也是对波兰成功解决敏感民族问题的奖赏。支持处于本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同时，波兰成功将自己划入西方阵营。1569年标志着近代早期的波兰向东扩展的雄心，这一扩展的脚步止于20世纪40年代；而1999年标注着新生的波兰维护西方阵营的安全和政治认同的决心。
本书没有将重点放在20世纪民族国家领土边界或19世纪帝国边疆上，而是关注1569年波兰-立陶宛王国成立后划分的领土区域。第一部分的重点是城市维尔纽斯（Vilnius）。维尔纽斯是当时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它曾是俄罗斯帝国维尔纽斯省首府、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时的波兰城市以及“二战”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城市。今天，维尔纽斯是独立后的立陶宛的首都。在希特勒实行“最终解决方案”
之前，犹太人称维尔纽斯是“北方的耶路撒冷”，不久前波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还有立陶宛人曾接连对这座城市宣称主权。如果放在近代早期的政治民族框架中来看，维尔纽斯属于立陶宛，因为它一开始就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但如果放在现代政治民族框架中来看，维尔纽斯在“二战”前根本不属于立陶宛：其居民几乎没有立陶宛人，而且它属于波兰版图内。至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维尔纽斯如何在现代民族观念、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中变成一座立陶宛城市。
第二部分将关注东部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Volhynia）地区。大量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居住在这些东部斯拉夫领土上，这里也是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中心地区，在王国衰亡后这里依然是帝国腹地。在18世纪晚期，沃里尼亚被划给了俄国，而加利西亚被划给了奥匈帝国。根据立陶宛的历史记载，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在整个19世纪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末，波兰大地主们或是让位于沃里尼亚的俄国竞争对手，或是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党达成妥协。在俄国和奥匈帝国，波兰民族主义者通过贬低波兰的民族性，帮助乌克兰人达成了他们的事业。事实上，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达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们塑造了一种以波兰语为载体的文明。通过在人群中重新识别出民族，波兰民族主义者将波兰人重新定义为一个独特的种族群体，并且在未受教育的农民中产生影响力。“一战”以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都被整合进一个新的波兰国家中。尽管在两次大战间，波兰针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显得优柔寡断，但是20世纪早期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与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非常相似。“二战”彻底破坏了这两个区域的历史一致性，现代民族主义在这里生根发芽。1945年，这两个区域被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1991年起这里是乌克兰独立呼声最高、最爱国的地区，今天这里被人们称为“西乌克兰”（western Ukraine）。
着重关注维尔纽斯（考察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以及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考察波兰和乌克兰）是基于所谓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以区分这些地方的历史变迁。如果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这四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经济和社会变化，发现军队的前进和后退，以及观察20世纪的种族灭绝、驱逐和流亡。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如果我们能专注地沉浸下去，就会发现一些令人感伤的巨变。我们看到了政治版图的流变：破裂最终演变为一种全新的事物。为了探明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本书第三部分会描述维尔纽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在1989年革命后面临的每个主权民族国家可能面临的外交新问题，但不会花太多篇幅。第三部分将着重讨论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战略，即如何承认东欧地区分裂为目前的国家版图现状，且进一步加固这种现状。这种战略也许非常直接，但这确实是波兰政治理论的一大创新，而且这种外交策略在共产主义终结后的东欧地区中并不常见。
当加利西亚城市科洛梅亚（Kolomya）的列宁雕像被推倒后，雕像的底座被改造为犹太人墓碑。今天科洛梅亚是乌克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在1939—1941年和1945—1991年间，这里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1—1944年，这里曾是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辖属城市；在“二战”前，这里是斯坦尼斯拉维夫省（Stanisławów）的一个城市；在“一战”前，这里属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在1772年前这里只是波兰王国中鲁塞尼亚人（Ruthenian）居住地的一个小镇。在1941—1942年“最终解决方案”实施期间，无论科洛梅亚的实际统治者是谁，它都是一座犹太城市。犹太人在科洛梅亚甚至整个东欧的缺席，正好与共产主义对东欧40年的统治相吻合。20世纪90年代东欧的民族“历史债”乱成一锅粥，很多由共产主义者编纂的新研究往往从起始于“二战”的民族主义世界。犹太历史与东欧的主流历史逐渐分离开来。正如以色列历史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成功，忽视以色列政治的东欧源头，东欧历史学仅关注独立国家，没有给犹太人应有的重视。当然，也有很多有价值的非主流研究著作，近来一种值得称赞的趋势是出版容纳各类民族观点的选集。虽然这样做确实有效，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历史上的民族主义问题，这只能导向一种政治正确的多维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后者将平行的民族研究从历史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而这才是我们需要耐心研究的问题。
那么，考虑到本书的研究视野，为何要把犹太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从副标题中删去呢？因为这是一份关于现代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性的研究，本书并未对追溯德国人、俄国人或犹太人的民族性及对此下结论有任何雄心。这是一种谦逊的做法，而非无视。因为德国的民族历史主线将我们引向别处，在这里我们只考虑和近代早期乌克兰和立陶宛有关的俄国民族观念。基于以下五个原因，我们必须在别的研究中探寻犹太民族观点的问题。首先，犹太民族是比斯拉夫民族或波罗的民族（Baltic nations）历史更悠久的社群。第二，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涉及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王国中公社式的自治传统，但这与本书的结构相去甚远。第三，犹太人进入现代政治生活的路径是通过废除社群特权、王国统治下的独立司法以及缓慢而渐进式的个人权利拓展而达成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帝国逐渐分崩离析的19世纪。这一经验与非犹太教徒的限制主义民族政治历程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别的解释。第四，21世纪兴起的以领土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强调恢复昔日的王国边界，并使之成为民族国家，但这种民族主义从来不是犹太人的选择。最后，尽管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的关系可以成为本书的重要论据之一，但这个问题将转移我们在东欧领土上的注意力，而这才是构成本书研究方法的要素。犹太民族研究与本书的研究存在异同，无论如何，划分和论证这段历史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重构方式。
尽管本书没有研究俄国、德国和犹太民族历史的雄心，但本书认为，只有理解了这三个民族，才能理解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民族历史。因此本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二战”后的整体历史，将一些以往分而述之的部分汇总在一起。“最终解决方案”被视为战时及战后东欧的一个组成部分。1941—1944年对维尔纽斯犹太人的种族清洗以及1944—1946年对维尔纽斯波兰人的驱逐，都属于战后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对维尔纽斯的重建。我们会发现，1942年的沃里尼亚大屠杀培养了那些参与1943年针对沃里尼亚波兰人的屠戮行动的年轻人。苏联的暴力行为开始在这里扎根。在1944年乌克兰人针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中，苏联对波兰的领土企图使之改变了本国的民族政策。而波兰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军队的直接帮助下，以及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的间接帮助下，于1947年实施了所谓的“民族净化”（national homogenization）行动。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段历史的延续性：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到针对某一方的种族清洗，再到为了建立新的统治而实行的大清洗。
本书从当代东欧历史研究成果中获益良多。但是，我希望本书能在另一种分析框架中呈现这段民族历史。本书要回答的是关于多个民族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一种单一民族叙事或对现有叙事做调整；向前迈进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中，后者往往避免触碰后来的政治如何形塑了历史这一问题。本书关注的特定的地理空间，我们将审视在这些地方的民族理念、社会运动和政治主张所经历的变化。书中所呈现的近代早期的历史或是那种复杂的民族性，对现代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这其中充满了意外、偶然事件和运气。本书对成功民族的案例和对失败案例（比如白俄罗斯）的关注一样多，因为后者也让我们了解了现代民族走向政治成功需要具备的因素。在近代早期的背景下，那些民族英雄所思考的、不断适应的以及拒绝服从的民族理念也在本书中有所体现。此外，本书重新解读了那些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反的意识形态。以上提及的这些目标已经被许多来自东欧或研究东欧历史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我对此并未做出任何创新，我只希望能在他们设立的框架内写作这样一本书。
尽管这些章节提供了一些新的论述，第1章到第7章受到前述历史学家的帮助最多。本书用浪漫主义来论述分别出现在帝国统治时期、民族国家和苏联时期的近代早期和现代民族观念，也许称得上是创新。此外，对比其他民族运动取得成功的背景，本书系统性地研究了白俄罗斯民族失败的案例；还研究了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化过程——据我所知，此前未有类似的研究涉及以上方面。第8章到第14章参考了档案资料和其他重要文献研究，不仅呈现了许多新的论证依据，还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第8章到第10章第一次在英文学术著作中完整描述了发生在1943年至1947年间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相互实施的种族清洗事件。第11章到第14章将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精心制订的国家战略、在90年代实行的东部政策与波兰成功融入欧洲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关于南斯拉夫解体和欧洲东南部分裂的研究，但这四个章节首次对波兰在欧洲东北部的稳定化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本书对近代早期的波兰王国和其现代继任国做了整体性的研究。只有横跨国界的限制——如东欧和苏联或俄国和奥匈帝国——我们才能绘制出民族性从近代早期到现代的流变画卷。
本书呈现了一种全新的东欧历史，但是几乎很少涉及民族迷思。例如，关于波兰军队在1920年进驻维尔纽斯后发生的事件，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立陶宛和波兰方面的研究；而关于1943年发生在沃里尼亚的种族清洗，乌克兰和波兰方面仍然各执一词。这些民族争端的每一方都提供了重要证据，但是即使把各方证据综合起来，还是不能满足一个局外人的好奇心。外交上的冲突妥协固然重要，但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徒然无益。妥协无法产生独立的视角，而历史学家必须在独立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没有人能声称所有研究框架都是超越政治的，但是在建立学术研究机制和为民族迷思下定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驳斥所谓的迷思无异于和骷髅共舞：当音乐响起，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从“舞伴”柔软的肢体中抽离开来，很快你就意识到你的舞步只是徒劳地让这具尸体不断旋转而已。你很容易沉浸在制造迷思和破除迷思的舞蹈中，但要再找回自己的节奏却很难。而且，这种研究带来的陈腐气味一时很难消散。
同样，本书也不会流连于19世纪宏大的民族历史观——当代已有太多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了。例如，在口语中，“波兰人”（Poles）通常指代生活在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中的波兰人，在这个意义上的王国类似今天的波兰。而俄国人认为，东斯拉夫地区在波兰-立陶宛王国中度过的几个世纪，对这一地区“重新回归”俄罗斯帝国毫无意义。在这里，以上元历史观点“甚至连错误都算不上”。这些观点如此深入人心，也给反对者带来灵感，提出完全相反的论述：立陶宛人能够“论证”中世纪维尔纽斯不属于波兰，而是立陶宛的；乌克兰人能够“证明”是他们而不是俄国人继承了基辅文明。与元历史争辩同时冒着认可它的风险，但是胡言乱语的反面依然是胡言乱语，在元历史中没有有效的分析，只有“这些观点”和“那些反对的观点”。关于迷思和元历史的辩证法使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更锐利了，但这只是一个研究主题，而非民族历史的研究方法。
迷思制造者和元历史学家的声音往往真诚而令人信服，他们的观点不证自明。而民族主义理论家的声音疏离而充满讽刺，他们认为那些不言自明的事情是明显的错误，众人深信的事物往往是错误的。问题是为何这些漏洞百出的观点大行其道？部分可能是因为讽刺的本质充满了欺骗性。在尖锐矛盾的伪装下，讽刺更加固化了我们对世界麻木的误解。讽刺源于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我们的自满成为讽刺的牵引力。如果我们将讽刺视为事物的终结，那么我们将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民族性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偶然产生的，或者民族性太令人迷惑了以至于难以归类。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乌克兰活动家，一个希腊天主教会（Greek Catholic）成员，竟然在一个波兰家庭长大，并且在天主教会受洗。这种讽刺实际上说明了加利西亚地区的复杂性，以及从近代早期的王国时代到现代的艰难转变。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波兰政治家竟然称自己是“立陶宛人”，还有每个波兰人耳熟能详的那句诗：“立陶宛！我的祖国！”如果我们把讽刺的事物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入口，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早期王国的民族性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彻底消亡。在本书中，讽刺不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更不是答案的代替物。在这里，民族既不是信念的对象，也不是取乐的对象，而是研究对象。
本书的叙述模式是按时间顺序的历史叙述。这种模式曾被批评倾向于将“民族”当作文学中与磨难、救赎等主题相关的史诗作品的主角。正如这篇导论所提出的，一种批判性的民族历史叙述也许可以这样写：关于什么主题、关于哪段历史时期、关于哪个地点，以及关于何人的意见和观点。但这还称不上是冒险。叙述性历史对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至关重要。近年来，几本优秀的社科著作引发了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争论，这些著作全都“寄生”在历史之上。“寄生”（parasitism）是个很糟的字眼，我想表达的是当社会科学家兴致勃勃地分析民族主义时，他们都在谨慎地使用历史叙述。而当历史编纂学颤颤巍巍地想要迎接这个挑战时，寄生成了相互利用的代名词。说到底，由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在民族研究中提出了种种问题，最终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历史研究。而且，就像历史叙述可以在社会学批评中拉开和政治的距离，社会科学也可以在历史学中获得一种政治视角。毕竟，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无法摆脱为政治服务的烙印。今天，一些人饶有兴致地想要证明乌克兰是奥匈帝国（德国、波兰，等等）因素的“产物”，就像另一些人坚持认为一种“必要的”、不间断的乌克兰历史赋予了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在南斯拉夫战争之后，人们有时会认为种族清洗者背后的动机就是这种关于血缘与归属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t）观点；事实上，历史研究揭示出那些相关人士正是采用了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民族性的复杂观点。民族性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个简单事实暗示它的拥护者——民族研究——理应服务于此。为了完成这项事业，历史叙述者提供了编年史、比较研究和一致性（coherence）等这些来自历史学家的朴实馈赠。然而，在历史结束之际，我们又如何分辨这种历史叙述是不是靠得住？
传统智慧就像薄薄的冰层，覆盖了未知事物的深海。历史叙述会像流水一样因势而变吗？水屈服于重力和寒冷，随时改变以通过任何路径。当水冻结就能封住还未显露的缺口，最终聚集成冰，水最终会和它流经的物体融为一体。抑或，历史叙述像一艘破冰船，它依靠一己之力扬帆远行，找出问题并直面问题？它是否能一往无前，迎战恶劣的天气，在肆虐的风暴之后依然存活？在它消逝之际，它是否唤醒了沉寂的深海，在白色的冰面上凿开一道黑色的裂痕，引得其他船只竞相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