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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贵族政治开始向平民政治过渡。这个转折的发生和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战国时期，列国纷争，诸侯和贵族面对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有人给自己出谋划策，于是王侯将相争相养士。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与楚国的春申君，都养士数千人，号为战国四公子。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孟尝君和他的门客之间。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齐国宗室大臣，受封于薛邑，即今山东省的滕州，号孟尝君，他是齐湣王时期的相国。有个叫冯谖的齐国人，穷得没法养活自己，托关系找到孟尝君，说愿意在孟尝君家里当个门客。但凡毛遂自荐的人，都有一技之长。没有一技之长，王侯贵族凭什么要收留你？孟尝君就问冯谖：“客人有什么爱好？”冯谖回答：“没有什么爱好。”孟尝君又问：“客人有什么才能？”冯谖回答：“没有什么才能。”如果一般的贵族，遇到冯谖这样“无才无能”的人，大概都会拒之门外。孟尝君不愧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心想自己有礼贤下士之名，门下食客三千，也不多冯谖一张嘴，所以笑着回答：“行，我收下你了。”孟尝君虽然有些看不起冯谖，但还是慷慨地收留了他。
孟尝君门下的食客分为几等：头等的门客出去有车马，一般的门客吃饭有鱼肉，下等的门客就只能吃粗菜淡饭了。孟尝君身边的人看出来主人有些轻视冯谖，他们就更加轻视冯谖，每天只拿些蔬菜给他吃。过了不久，冯谖靠着柱子敲击自己的佩剑，唱道：“长铗啊，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知道后说：“给他鱼吃，按照门下一般食客的标准对待他。”
又过了不久，冯谖又敲起了佩剑，唱道：“长铗啊，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府上办事的人都笑话他，又把这情况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备车，按照门下坐车客人的标准对待他。”于是冯谖乘着车，配着剑，去拜访朋友，说：“孟尝君把我当作客人看待了。”
又过了不久，冯谖第三次敲起了佩剑，唱道：“长铗啊，回去吧！没有办法养家！”办事人员开始厌恶冯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孟尝君知道后，问冯谖：“冯先生有父母吗？”冯谖回答：“有个老母亲。”孟尝君就派人给冯老太太送吃的送用的，让老人家衣食无忧。于是，冯谖再也不唱歌提要求了。
有人可能奇怪了：冯谖这人看不出有什么本事，孟尝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就他，供养着他呢？战国时期“养士”是一种风尚，王公贵族聚拢门客，不是直接的付出与收获的关系，这不是物质交换，而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即便是付出的成本太高了，可能收不回去，但是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名声，王公贵族也愿意花些“冤枉钱”，展现出一种求贤敬贤的姿态。更何况，保不准门客中就隐藏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高人。之前，孟尝君曾经前往西方的秦国，被秦王扣留，就是凭借两个“鸡鸣狗盗”的门客的帮助，才逃回齐国的。所以，孟尝君很重视门客队伍，能够容忍像冯谖这样的“异类”。
很快，孟尝君就遇到了难事。他的门客多达三千人，封地的收入不足以供养这么多人。先秦的王公贵族没有俸禄，也就是没有工资的，但都有封地。他们就靠封地的收入来供养门客，靠门客的协助来巩固和扩大权势，增加封地来获取利益。这有些类似后世的“投入与产出”的道理。蓄养门客是必需的投资，门客帮助主公飞黄腾达了，就相当于给主公带来了收益。当然了，这其中是有风险的，并不是所有投资都有收益，也并非所有门客都能协助主公解决困难。所以，王公贵族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扩大“投资面”，蓄养很多门客。可是，封地的收入是固定的，供养的门客的数量也是有限度的。孟尝君因为供养门客太多，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他就在封地放贷，借钱给老百姓，收取利息。但是，放贷有风险，因为收成不好，借贷者付不起利息，孟尝君不仅面临投资血本无归的危险，而且家里也拮据起来。孟尝君着急了，需要门客出面解决难题。
孟尝君便出了一个告示，询问门客谁能替他到薛邑去收债。冯谖自告奋勇说：“我去。”孟尝君先是感到奇怪，问左右：“这人是谁呀？”左右回答：“就是那个唱‘长铗啊，回去吧’的人。”孟尝君笑着说：“这位客人看来是有才能的人。我之前没有接见过他，慢待他了。”这时，孟尝君展现出了不凡的风度，把冯谖请过来，向他道歉说：“我被一些琐事缠住了，搞得自己又疲劳又烦恼，加上我生性懦弱愚笨，陷在国事家事之中，一直没有与先生见面长谈。我对不起先生。先生不介意我的慢待，还愿意替我到薛邑去收债吗？”冯谖说：“愿意。”于是，孟尝君给他准备了车马，冯谖收拾行李，载着借契出发了。临行前，冯谖问孟尝君：“债款收齐后，用它买些什么回来吗？”孟尝君说：“你看看我家里缺些什么东西，就买些回来吧。”
冯谖赶着车到了薛邑，召集欠债的老百姓来核对借契。借契全核对过了，冯谖站起来宣布，主人说了，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不然也不会拖欠借款，这些钱我们不要了，都送给大家。说完，冯谖当众烧了那些借契。老百姓们喜出望外，欢呼万岁。
接着，冯谖空手返回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见冯谖事情办得这么快，既惊又喜，穿戴整齐出来接见他。孟尝君问他：“借款收齐了吗？怎么回来这么快？”冯谖回答：“收完了。”孟尝君见冯谖赤手空拳，就问：“你用它买了什么回来？”冯谖说：“临行前，您让我看家里缺些什么就买回来。我考虑了一下，您宫里堆积着珍宝，蓄养着猎狗和骏马，美女站满了堂下，您什么都不缺。但是，您缺少‘义’。我就私自用债款给您买了‘义’。”孟尝君更加奇怪了，问：“买‘义’是怎么回事？”冯谖说：“薛是您的封地。您不把封地的人民看作自己的子女，抚育爱护他们，反而用商人的手段在他们身上谋取私利。我假托您的命令，把债款送给了老百姓，还当众烧了那些借契。老百姓们都高呼万岁。这就是我给您买的‘义’。”孟尝君听完，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发作，只好说：“好吧。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如果是一般的主子，遇到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门客，自作主张，让一笔巨款付之东流了，估计会暴跳如雷，不把冯谖的脑袋砍了，也要把冯谖踢出门外。孟尝君也很生气，但是他没有冲着冯谖发火，而是自己默默地承受了这个结果。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孟尝君有涵养，有气量，不愧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
孟尝君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齐国的内政并不团结，权力斗争严重。孟尝君身为相国，面临着数不清的明枪暗箭。有很多人想推翻孟尝君的地位。一年后，有人向齐湣王进谗言，说孟尝君声名远播，功高震主，诸侯和老百姓都知道齐国有孟尝君，却不知道有齐王。齐湣王很不高兴，就对孟尝君说：“我不敢用先王的臣子作我的臣子。”这一句话，就是通知孟尝君：“你下岗了。”孟尝君没有办法，只有回归封地薛邑去。
离薛邑还有一百里路的时候，孟尝君就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在路上迎接他。一整天，孟尝君都看到老百姓络绎不绝地赶来迎接，可见大家都很拥戴孟尝君。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给我买义的道理，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买义的道理，就是人心的重要性。战国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政治斗争激烈，诸侯亡国者都不可胜数，更不用说卿大夫了。好的血统出身，只能让卿大夫有一个政治起点，并不能保障他能走到终点。血统和出身的重要性越来越淡，能依靠的就是自身后天的实力。而民心是自身实力的重要因素。王公贵族蓄养门客，是积攒人心；给老百姓办好事，更是积攒人心。谁有了强大的民意支持，谁就有了政治对抗的强大后盾。孟尝君看到了礼贤下士、蓄养门客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进一步下移，去争取更广大的民心。好在冯谖替他做了。如今，即便孟尝君在齐国朝堂上失势了，但是他有封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就有了稳固的大本营、根据地，不管政坛风云如何变幻，孟尝君总有一个归宿，一个避风港。
冯谖看得更远，他对孟尝君说：“狡猾的兔子都有三个洞穴，那样就能避免死亡。现在您只有一个洞穴，尚不能垫高枕头睡大觉。请让我替您再凿两个洞穴。”成语“狡兔三窟”的典故，就出自这里。
冯谖向孟尝君要了五十辆车，五百斤黄金，目的是装出架势，烘托出气势来。他带着车队，向西游说梁国。冯谖对梁惠王说：“我给梁王带来了一个图强争霸的妙计！强国都离不开贤臣的治理。齐国的孟尝君，天下闻名，而且熟悉治国之道和齐国的虚实。如今，齐王竟然把孟尝君放逐了。诸侯国中，谁首先迎接他，就会国富兵强。”梁惠王觉得有道理，把原来的相国调为上将军，把相国位置空出来，派遣使者带上一千斤黄金、一百辆车，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地去聘请孟尝君到梁国上任。
冯谖则赶在梁国使者前面，驱车赶回齐国，提醒孟尝君说：“一千金，是很重的聘礼；一百辆车，是很显赫的礼节。梁国的动作这么大，齐国朝野很快就会听说这情况了。”梁国是诚心诚意要聘请孟尝君，但是，孟尝君并不是真的想去梁国工作。所以，梁国的使者往返了三次，孟尝君婉拒了三回，推辞不去梁国。孟尝君此举，是把梁国挖人的动静闹得更大，把戏唱得人尽皆知。可怜梁国，无偿客串了冯谖安排的这出大戏。
齐湣王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齐国君臣都惊慌害怕起来。如果孟尝君真的做了梁国的宰相，别人就会说齐国的宗室竟然被他国吸引走了，不仅齐国脸面无光，而且本国的虚实都被他人知晓，这对齐国的国家利益是重大损害。所以，齐湣王决定把孟尝君留住。他派遣太傅载着一千斤黄金、两辆彩车，并且解下自己的一把佩剑送给孟尝君，邀请孟尝君重新出任齐国相国。齐湣王还写了一封书信向孟尝君道歉：“我很倒霉，遭受祖宗的惩罚，又被那些逢迎讨好的奸臣所迷惑，得罪了您。你不帮助我没关系，但是我们是同宗同胞，希望您能顾念祖先宗庙，姑且回来统率全国人民吧！”齐湣王都做到这一步了，孟尝君决定返回首都临淄，复任相国。
冯谖的本意也是让孟尝君挟外援再登相位。但他没有让孟尝君立刻复任相国，而是建议孟尝君说：“您可以向齐王请来先王传下的祭器，在薛地建立宗庙。”既然是齐湣王求孟尝君回来，那么孟尝君就可以提条件了。请祭器、建宗庙，会大大提高薛邑在齐国的地位。封地地位提高了，孟尝君的地位随之提高。齐湣王答应了。齐国的宗庙建在了薛邑，孟尝君也复任了齐国的相国。
冯谖这才对孟尝君说：“三个洞穴都已成了，您可以高枕而卧了！”冯谖给孟尝君营造的“三窟”分别是：封地老百姓的拥护、齐王的重用，以及建造在封地的齐国宗庙。有了这三大筹码，孟尝君在齐国为相数十年，没有再遇到大灾大难。这都是门客冯谖的功劳。
这个故事是战国时期王公贵族和门下食客相知相得的典范。《战国策》和《史记》都有专门的记载，虽然具体内容有所出入，但故事的主干是相同的。它为我们后人提供了了解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了解士在战国政坛的重要作用有直接的帮助。
当初冯谖毛遂自荐到孟尝君府上当门客，提出了各种各样在我们看来很过分的要求，但是孟尝君都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冯谖把孟尝君的借契一把火烧掉，让一笔巨款付之东流，孟尝君也没有追究冯谖。我们可以说孟尝君礼贤下士，有涵养，有气量，懂得识人用人，但如果我们仅仅从孟尝君的个人修养去看这件事，那就错了。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礼崩乐坏、纷争四起。原有的建立在宗法和分封制度上的权力结构难以为继，贵族政治加速瓦解。原先属于贵族阶层边缘的士脱离束缚，游离在诸侯国之间，飘荡在社会上，所谓“士散于野”，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掌握知识，有专业技能，熟悉政治，对制度和国情有相当的了解。诸侯和王公大臣们为了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斗争，必须借助士人的辅佐，利用士人的力量来巩固和发展自身权势。这一点在孟尝君和冯谖的关系上有突出的表现。如果没有冯谖这样的门客的效力，孟尝君早就在齐国内斗中失败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国诸侯和王公大臣纷纷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甚至不计成本地招揽、蓄养士人。战国争霸，很大程度上可以简化为争夺士人的斗争。士人入齐，则齐强；士人背秦，则秦衰。那时候的政治舞台，是冯谖、苏秦、张仪、荆轲等人的舞台，是士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谱写了罕有的缤纷绚烂的篇章。在战国，多种资源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组合。这种自由氛围催生了很多的精彩故事，也催生了诸多的政治理论，孕育了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
当然了，对于孟尝君、冯谖等人的为人，对于士人阶层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价。比如，司马迁就以“好客自喜”评价孟尝君，说孟尝君的许多行为并非出自公心，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自身利益谋划。士人阶层更是为自己、为主人筹划。每个人都可以从道德、现实各个角度展开评价。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宽容、政治宽松的时期，在后世，我们很难想象有孟尝君和冯谖这样的上下级关系，更不可能出现像孟尝君这样挟外援与君主讨价还价的情况，时代不同，门客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秦朝统一天下，战国时代结束，门客制度也演化为其他的形式。比如秦汉魏晋时期，王公显贵可以自辟僚属，招募下级官员协助政务，出谋划策；隋唐时期，达官显贵拥有参军、幕僚等；发展到明清时期，官员一般都招募师爷、长随。名目不同，实质是类似的。达官显贵们离不开幕僚，需要帮手。但是，先秦之后各种形式的幕僚参随，很少发挥战国时期门客那样的作用。之后的朝代越来越限制王公大臣建立自己的政务班子，对大臣幕僚班子的力量非常警惕，生怕威胁到中央集权，危害到皇帝的统治，所以，门客的外表虽然保留了下来，实质却悄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