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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有一次平定了叛乱，凯旋后大宴群臣，以示庆祝。楚庄王很高兴，让自己的嫔妃也出席助兴，却没想到因此产生了问题。
席间美味佳肴，自然不在话下；君臣双方都很高兴，轻歌曼舞，觥筹交错，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君臣都没有散席的意思。楚庄王下命，点起蜡烛夜宴。他还特别吩咐自己的宠妃，轮流去给群臣倒酒。轮到楚庄王最宠爱的妃子许姬给大臣们倒酒的时候，忽然吹来一阵大风，把筵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宴会上的能见度一下子就低了下来。好在大家兴致都很高，还在那里嘻嘻哈哈的，情绪并没有受影响。
不一会儿，楚庄王看到许姬迅速跑了过来，他感觉有点儿不对。等许姬来到了跟前，楚庄王仔细一看，只见爱妃神色紧张、浑身颤抖，宽大的衣袖也破了，耷拉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儿？
许姬生气地附在楚庄王的耳边，说刚才那阵风把蜡烛都吹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大臣猛地拉住了她的手，许姬毫无防备，那个大胆的大臣想趁机再把许姬拉到自己怀里，许姬明白过来，拼命挣扎，撕断了衣袖才得以挣脱。也就是说，刚才发生了一起“调戏王妃”的恶性事件。
说完，许姬递过来一个帽缨。原来，那个大臣行非礼之事的时候，许姬急中生智，在挣扎中趁机把他头盔上的缨带给扯了下来，现在拿过来向楚庄王作证。许姬建议楚庄王点亮蜡烛，只要查看群臣的帽缨，就可以找出刚才非礼王妃的狂徒。楚庄王听完许姬的告状，迅速思考起来。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摆在楚庄王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第一个选择就是下令点起蜡烛，查看群臣的帽缨，揪出那个胆敢在君王面前调戏王妃的狂徒，严厉处置，这也是最合乎情理的选择。第二个选择正好相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可是，这第二个选择也有问题，毕竟有人调戏了许姬，怎么才能让这件事情不被人察觉，当作没发生过呢？
楚庄王沉思了一会儿后，下令先不要点起蜡烛。他大声宣布：“今日设宴，寡人与诸位要尽欢而散。请诸位都摘去帽缨，尽兴饮酒。”听了楚庄王的命令，大臣们纷纷把帽缨摘掉。又过了一会儿，楚庄王才下令点上蜡烛。如此一来，楚庄王明确表达了不愿追究非礼王妃的大臣的罪责，事实上除了犯罪者本人，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到底是谁调戏了许姬。最终，这场宴会尽欢而散。
散席回宫后，许姬怪楚庄王不给她做主。大臣调戏王妃，君王都不闻不问。楚庄王解释说：“此次君臣欢宴，目的是增进君臣感情。况且，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严加治罪，岂不是破坏宴会的气氛，哪里还有君臣欢宴的味道？”之后，楚庄王也始终没有追究此事。这就是历史上的“摘缨大会”。
楚庄王为什么会有“摘缨大会”的举动呢？要知道，楚庄王是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君王，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是强硬的“春秋五霸”之一。他想惩治调戏爱妃的大臣，易如反掌。楚庄王之所以不予追究，显然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后人对“摘缨大会”有不同的解读，其中最流行的解释说，这是楚庄王笼络人心的“帝王之术”。相对于大臣们的忠诚，一个妃子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楚庄王牺牲了许姬，保护了那个犯事的大臣。后人还给“摘缨大会”补充了不同的版本、但是核心内容类似的故事，作为这种解读的注脚。当时，楚庄王正在与北方的晋国争夺霸主地位，两国的争斗很激烈，爆发了多次战争。几年后，楚国与晋国交兵，楚庄王被晋将追袭，部下将领唐狡拼死前来救驾。也有说法是，楚国进攻依附晋国的郑国，遭到郑国的拼死抵抗。唐狡自告奋勇，冲锋在前，为楚庄王拼死冲杀，最终迫使郑国屈服。战后，楚庄王论功行赏，他表示不要赏赐，并且坦承自己就是当年在宴会上非礼王妃的人。如今在战场上拼死作战，就是为了报答楚庄王当年的宽恕之恩。这种主题的故事很多，也有把唐狡叫作蒋雄的，但君臣之间“投桃报李”的核心内容没有改变。后人编造这样的故事，既解释了楚庄王“摘缨大会”的目的，也印证了楚庄王此举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功效。
如果把“摘缨大会”仅仅看作楚庄王驾驭臣子的手段，那么就把事情简单化了。我们把“摘缨大会”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考察，从春秋礼法的制度角度去衡量，这件事情有着更加丰富、厚重的含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贵族和官员阶层居于上层。古代中国的社会等级非常分明，并且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立政》有言：“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人们从衣服器物上就可以看出高低贵贱来，“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可以这么说，身份社会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春秋时期处于贵族政治的时代，世袭贵族占据社会的顶端。身份、地位等关键词，在春秋时期尤其重要。处于上层的贵族官员阶层，肯定要维护自己乃至本阶层的身份，确保种种利益和特权。其中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保证自己的权威，维持自己的颜面。这应该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一个贵族，一旦受到侮辱、嘲骂，就会威严扫地，还怎么凌驾在平民、奴隶阶层之上？他所属的家族，还有整个贵族阶层，都会感觉受到了冒犯。在“摘缨大会”上，如果楚庄王坚持要追查到底谁是调戏王妃的大臣，就把这桩丑闻公开化了。整个楚国的贵族阶层都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最终不是一个人受到处罚，而是整个阶层颜面扫地。而“颜面”两个字，在贵族眼中至关重要。所以，先秦时期就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目的就是保证贵族阶层的尊严和身份。对贵族士大夫的处罚，各国、各个时期都比较慎重。它虽然是权贵们的一项特权，也是维持身份社会的必要手段。
那么，如果贵族真的犯罪了，怎么处罚他呢？“刑不上大夫”里面的“刑”指的是一般的刑罚，如肉刑、罚役、徒刑等。比如，你不能罚士大夫去搬石头做苦役。可是，在一般的刑罚之外，还有很多“附加刑”，如没收财产、剥夺待遇、削弱爵位等。各国可以用附加刑来惩罚他。比如，楚国后期的大夫屈原，为楚国其他贵族排斥，被流放湖南。流放，在当时就是一种附加刑。先秦时期的许多贵族，犯了罪或者政治斗争失败了，往往自我放逐。这样既避免了可能遭受的屈辱惩罚，同时也为当权者解决了“如何惩罚他”的难题。
如果一个贵族犯了重罪，整个贵族阶层都不能宽恕他，非死刑不能解恨，那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贵族阶层也会处死犯罪的贵族。但不会像杀死平民一样砍头。贵族的“死刑”只有暗杀、秘密处决和自尽三种。这样做既是为了保证死者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整个阶层的利益。
因为，无论何种死刑，都会伤害受刑者的身体，往往不能留以全尸。在行刑的前后，受刑者还要遭受执行官吏、差役的虐待、侮辱，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蒙受围观者的嘲讽、唾骂。对于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权贵阶层来说，这些屈辱也许比死还要难受。而自尽或者秘密处决，就没有上述这些缺点。对于贵族和官员来说，暗杀、秘密处决和自尽三种方式可以保存个人的尊严和体面。其中，自尽，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古代权贵最“青睐”的死法。
举例为证：秦始皇驾崩之后，胡亥、赵高等人图谋篡位，最大的对手就是太子扶苏和边关大将蒙恬。胡亥等人假传秦始皇诏令，“赐死”扶苏和蒙恬。扶苏肯定也觉得奇怪，但为了保持一个太子的尊严，自尽了。蒙恬觉得奇怪，抗旨不遵，结果遭到逮捕，被关押到大牢里。进大牢后，蒙恬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不是“畏罪”，而是为了免于进一步的刑讯逼供，免于遭到狱卒、刽子手的杀戮，同样是为了保持一个贵族的尊严。
我们再来看隋炀帝杨广的例子。隋末江都兵变的时候，乱兵涌入皇宫，要杀死杨广。杨广坚持说“天子自有死法”，也就是天子死得要有尊严，不能被乱刀砍死。杨广先是要求饮鸩，也就是服毒，后来改以练巾勒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发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时期。商鞅变法的一大内容，是明刑重典，推行法治。这对秦国发展，是有利的；对商鞅的命运，是有害的。他得罪了秦国的贵族阶层。秦国太子不守法，商鞅严厉惩罚了太子的两位老师，也就是两位贵族。一位被割去了鼻子，一位脸上被刺字。这两种刑罚是当时惩罚平民的主刑，但是对贵族来说是天大的侮辱。两位太子太傅受刑后，连续几个月躲在屋子里，羞于见人。如果商鞅把他俩流放天涯海角，或者干脆杀了他们，他们可能还好受一点。他们恨死了商鞅，秦国的贵族都恨死了商鞅，因为商鞅等于是羞辱了整个秦国贵族阶层。商鞅的悲剧性结局与此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刑不上大夫”是古代对贵族官员的司法优待，放在身份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赐死”“赏白绫三尺”要“谢主隆恩”了。尽管从秦汉开始，贵族政治的色彩越来越淡，但历朝历代都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可以不受主刑。魏晋以后还发展出了“八议”制度。“八议”制度是一种特权制度，这项制度规定，有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八议”为：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他们不是皇亲国戚、前朝贵胄，就是对国家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高官显贵。这八种人犯罪，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罪犯的身份及具体情况斟酌定罪，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对犯罪者减轻罪罚。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会看到，某个达官显贵被绑赴刑场，即将行刑了。这个时候，往往有一个大臣，或者太监，风尘仆仆地跑过来，手里举着圣旨高喊：“刀下留人。”最终，刑场上的达官显贵，不是死刑改为监禁、流放，就是罢官革职，甚至是一场血光之灾从此烟消云散。清朝咸丰皇帝之前，内阁大学士没有一个被执行死刑。咸丰年间，大学士柏葰因为科场舞弊，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他以为只需要走个过场，就会有人来传圣旨，刀下留人，将自己流放了事。所以，柏葰早早安排家人收拾行李，准备启程。想不到，刀下留人的一幕最终没有出现。到了大砍刀落下那一刻，柏葰这才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项历史：他成了清朝唯一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大学士。
明白了古代中国身份社会的特征，明白了权贵群体的内心需求，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在调戏王妃事件中楚庄王的处境。这是一起君臣双方都难堪的恶劣事件，是让整个楚国的贵族阶层都蒙羞的丑闻。严厉惩处犯罪者并不是最现实的选择，也不是最佳的选择，“摘缨大会”才是符合当时制度背景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