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战：

规则与贵族的荣誉

泓水是河南省东部地区的一条河流，是涡河的支流。公元前638年的冬天，在泓水的北岸爆发了春秋前期的一场重要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塑造了春秋的政治格局，而且标志着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

如此重要的泓水之战，是宋国国君宋襄公主动挑起的。说起宋襄公这个人，可谓是大名鼎鼎。有人说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有人说他志大才疏，根本算不上是当时的霸主，甚至批评他是“蠢猪”一样的政治人物。那么，宋襄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发动泓水之战呢？

宋襄公名叫兹甫，是宋桓公的嫡长子。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宋桓公要立兹甫为太子，准备继位。但是，兹甫向父亲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给庶长兄目夷。目夷年纪比兹甫大，但却是宋桓公和妾室生的儿子。春秋时期，中国封邦建国，政治和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在宗法制下，嫡庶有别，嫡长子继承一切。所以，宋桓公没有同意，大哥目夷也不敢继位，逃到外国去躲避弟弟兹甫的让贤。不久，宋桓公去世，兹甫继位，是为宋襄公。兹甫让贤失败，博得了谦谦君子的名声。但是，大家在心里估计都在嘀咕，宋襄公就是一个“傻帽儿”，连国君的宝座都要推让一番。

宋襄公更“傻”的事情还在后面。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死后，天下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就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争夺霸主地位。他觉得自己争夺霸主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宋国是一个公国，宋襄公是公爵，是爵位最高的诸侯之一；其次，宋国延续的是商朝的血脉，宋襄公是商王后裔，血统高贵。在周朝的封邦建国体系中，宋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所以，宋襄公觉得自己既有资格，也有道义和责任，在齐桓公之后把天下霸主的旗帜给树立起来。

我们来看看宋襄公是怎么做的。当时，宋国称霸最大的阻力是南方的楚国。楚国势力膨胀，从汉江流域向中原地区渗透。楚国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强权逻辑，依靠强大的军队侵略和威胁其他诸侯国。中原地区的不少小国都依附于楚国。宋襄公觉得楚国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怎么能恃强凌弱呢？为了解决楚国的威胁，为了恢复中原的和平，宋襄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和平协商。于是，宋国向各国发出号召，建议各国在盂地召开诸侯大会，讨论恢复和平与国际秩序的问题。

宋襄公的大哥目夷劝谏他说：“我们宋国从实力上来讲，是一个小国。以小国之力召集诸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目夷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一个小国在国际舞台上是办不成大事的。但是宋襄公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道德与正义的基础上的，只要有理有据，即便是小国也可以纵横天下。目夷见弟弟执意要做，提醒他说楚国人不讲信义，劝宋襄公带上军队去参会，以防有变。宋襄公反感地说：“这是一场和平的大会，况且是我倡导的，怎么能带头不守信用呢？”于是，宋襄公不带军队，充满期待地开会去了。

到了开会的那一天，诸侯们都来了。还没有进入讨论和平秩序的内容，宋襄公和楚成王就因为争当会议的盟主发生了争执。宋襄公说：“宋国爵位最高，理应由我来主持。”楚成王说：“论爵位，我是王，比你的公爵要高。”宋襄公愤怒了，他说，周朝建立时，仅仅册封楚国为子爵，楚国国君称“楚子”，所谓的“楚成王”是自封的。天下只有周天子才是王，擅自称王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楚成王才不管什么制度、什么礼法。如果遵守礼法，按照制度行事，楚国只是江汉地区的一个小国，怎么可能和宋国争高下？楚国奉行实力原则，相信实力决定地位。正是通过恃强凌弱，楚国才能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数十个小国，扩张到江淮和中原一带。楚成王根本不相信开会能解决纠纷。楚国人把国际会议当作另外一个斗争的舞台，早就暗地调兵埋伏在会场周围。如今，楚成王突然召出伏兵，抓住了宋襄公，带回楚国囚禁起来。所谓的国际会议，立刻不欢而散。宋襄公被楚军关押了一阵子，受到羞辱。其他诸侯觉得这样实在有违礼法，最终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释放了宋襄公。

经过了这次风波，宋襄公应该吸取教训了吧？外交和政治斗争是不管什么制度、道德和礼法的，一切由实力说了算。但是，宋襄公固执己见，坚持道义才是政治的根本。他决定大兴“仁义之师”，讨伐大逆不道的楚国。当时，依附楚国的郑国国君郑文公向楚国行朝礼。诸侯只有在朝见天子的时候才行朝礼。郑文公严重违规乱纪，践踏礼法，宋襄公完全看不下去，决定先教训郑文公。宋襄公要攻打郑国。大哥目夷再次劝阻他，宋襄公不听，亲自领兵进攻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兵反攻宋国，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泓水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战斗打响之前，宋国的司马子鱼想劝宋襄公退兵。子鱼说：“我们宋军的兵甲不如楚军坚利，战士不如楚军强壮，我们依靠什么战胜楚军？”子鱼建议暂且退兵，将来再说。宋襄公却信心满满地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我虽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仁义道德，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以有道之君，避无道之臣，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宋襄公坚持不退兵。他坚信“道义必胜”，胜利一定是属于宋国的。

两军对垒，泓水作战正式开始。宋军在泓水北岸，占据地利，摆好了阵势。楚军采取攻势，抢渡泓水，向北进攻。当楚军还在渡河，没有全部渡完的时候，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趁着他们现在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趁着楚军慌忙渡河的时刻，宋军发动突袭，胜算比较大。宋襄公摇摇头反对。过了一会儿，楚军全部渡过了泓水，开始在河边布阵。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趁着楚军还没做好准备发动突然进攻，宋军还有胜算。宋襄公还是回答：“不行。”

宋襄公为什么不同意利用楚军没有做好准备的时机发动突袭呢？因为在宋襄公看来，对正在渡河或者还没有布阵完毕的敌人发动突袭，是不道德的，是不符合礼法制度的。夏商周的作战规范是这样的：双方军队会集在开阔地，约定时间，分别列队布阵，然后击鼓前进，直接发动正面冲锋，决出胜负。所以，先秦的战争，往往是“一个战场”“一次交锋”“一天之内”决出胜负。大家堂而皇之地列队布阵，然后用主力对主力、从正面发动攻击，光明正大、直截了当。宋襄公完全接受不了子鱼“突然袭击”的意见。

等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宋襄公就率军对楚军发动正面攻击。宋襄公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从实力对比上来看，楚国地大物博，楚军人多势众，而宋国国力薄弱，宋军规模较小，正面作战肯定不利于宋军。泓水大战的结果是宋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冲锋陷阵的宋襄公多处受伤，在司马子鱼的拼命掩护下才侥幸逃脱。宋襄公的护卫们都在泓水岸边阵亡了。宋国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参与诸侯争霸，只能依附强国、随波逐流。

事后，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辩解说：“君子作战，不伤害受伤的敌人，也不俘虏须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作战，也不依托地势、据守险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即便是亡国，我也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很多人对宋襄公的辩解不以为然。司马子鱼就很不客气地对宋襄公说：“您不懂作战的道理。强大的敌人因地形不利而没有摆好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敌人发动突袭？在战场上，只要是我们的敌人，不管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敌人，还是受了伤或者年纪很大的敌人，能进攻就该攻击他们，能抓到就该俘虏他们。敌人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我们奋勇作战，就是为了消灭敌人。敌人受了伤，不忍心再去杀伤他们，就等于放过了他们；怜悯年纪老的敌人，就等于屈服于他们。军队凭着有利的战机，或者利用敌人的困境，完全是可以的。”子鱼的观点是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的。战斗就是为了胜利，只要能够达成胜利，过程和手段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估计许多读者也赞同子鱼的观点，也认为宋襄公太迂腐、太刻板了，是一个愚蠢的傻子。不少人也都笑话宋襄公，笑他不懂军事和政治，笑他的傻和蠢。

但是，宋襄公的思想和后来人不一样。他毕竟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是一个贵族时代。封邦建国和宗法制度造就了世世代代垄断高官厚禄的世袭贵族群体。贵族政治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贵族为什么能成为贵族？一个人能够成为贵族，首先必须要有贵族的血统。但是仅有贵族的血统，他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贵族，不能成为领导者和社会精英，更不能让广大百姓信服。一个真正的贵族，血统只是“入场券”，核心竞争力是他的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真正的贵族，必须是品格出众的道德表率，必须是有理想抱负，并且能够带领其他人为了理想、抱负而不断奋斗的人。他可能处于绝对的劣势，甚至可能贫病交加、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走在大街上依然是衣冠整洁、抬头挺胸，看到地上有两三个铜板也不会弯腰去捡，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还会尽其所能地施以援手。总之，贵族不是生出来的，也不是用钱堆出来的，而是由精神塑造而成的。真正的贵族要做社会的道德表率，维护社会规范，引领发展方向。

宋襄公就想努力成为这样的人。春秋时期已经是一个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了，诸侯国争斗不断，战争此起彼伏，原先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建立系统完备的宗法、政治制度来规范诸侯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天下人的言行。可惜，周天子的权威早已经衰落，一些大的诸侯国强大起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且这些强大的诸侯国肆意侵吞灭亡其他小国。西周旧制度已经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然而，宋襄公仍然坚持日渐衰落的周朝礼法和制度，是因为他想借用西周的那一套规范，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他想召集诸侯大会，讨论和平与秩序问题，恢复周天子颁布的社会规范。为此，宋襄公以身作则，带领宋国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奋斗。他坚信乱世更加需要回归道德和正义，坚信仁义之师必将战胜恃强凌弱的侵略者。宋襄公在泓水的岸边，肯定也看到了宋楚两军实力相差悬殊，肯定也想过宋军惨败的可能性，但是贵族的精神不允许他突袭敌人，相反，激励着他一马当先，从正面向着强大的楚军发动冲锋。

宋襄公的失败之处，不在于他的梦想，更不在于他的坚持，而是他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历史车轮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权力和资源开始下移。建立在周天子“万世大宗”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难以为继，贵族政治的制度基础也就遭到削弱。在这个时候，宋襄公还想用贵族时代的制度和礼法来解决变革时期的现实问题，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宋襄公为现实“抓错了药方”。但是他“治病救人”的行为本身不应该受到嘲笑，相反，值得后世学习。在政治斗争中，贵族精神、道义原则和对仁义必将胜利的信念，永远不应该过时。不理解宋襄公，笑话宋襄公“蠢”的人，不是对贵族精神缺乏了解，就是思想现实、习惯了权谋与明争暗斗。

从实践角度来说，泓水之战标志着中国的战争发生了重要转折，光明正大作战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指导的战斗方式兴起。中国人开始植入“兵者，诡道也”的观念，战争再也不复贵族时代的单纯。同样的转变，从战场蔓延到了政坛。开门见山的政策主张、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持之以恒的理想坚持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阳奉阴违、反复无常，甚至是尔虞我诈。贵族政治日薄西山，宋襄公式的政治人物几乎绝迹，道德淡出了战场，也淡出了政治。坚持“仁义道德”的人，被人们看作迂腐的人，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深谋远虑、复杂多变的人，却容易成为英雄豪杰。泓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637年，宋襄公因为伤痛发作，不治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