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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水之战:

规则与贵族的荣誉

泓水是河南省东部地区的一条河流,是涡河的支流。公元前638年的冬天,在泓水的北岸爆发了春秋前期的一场重要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塑造了春秋的政治格局,而且标志着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

如此重要的泓水之战,是宋国国君宋襄公主动挑起的。说起宋襄公这个人,可谓是大名鼎鼎。有人说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有人说他志大才疏,根本算不上是当时的霸主,甚至批评他是“蠢猪”一样的政治人物。那么,宋襄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发动泓水之战呢?

宋襄公名叫兹甫,是宋桓公的嫡长子。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宋桓公要立兹甫为太子,准备继位。但是,兹甫向父亲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给庶长兄目夷。目夷年纪比兹甫大,但却是宋桓公和妾室生的儿子。春秋时期,中国封邦建国,政治和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在宗法制下,嫡庶有别,嫡长子继承一切。所以,宋桓公没有同意,大哥目夷也不敢继位,逃到外国去躲避弟弟兹甫的让贤。不久,宋桓公去世,兹甫继位,是为宋襄公。兹甫让贤失败,博得了谦谦君子的名声。但是,大家在心里估计都在嘀咕,宋襄公就是一个“傻帽儿”,连国君的宝座都要推让一番。

宋襄公更“傻”的事情还在后面。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死后,天下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就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争夺霸主地位。他觉得自己争夺霸主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宋国是一个公国,宋襄公是公爵,是爵位最高的诸侯之一;其次,宋国延续的是商朝的血脉,宋襄公是商王后裔,血统高贵。在周朝的封邦建国体系中,宋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所以,宋襄公觉得自己既有资格,也有道义和责任,在齐桓公之后把天下霸主的旗帜给树立起来。

我们来看看宋襄公是怎么做的。当时,宋国称霸最大的阻力是南方的楚国。楚国势力膨胀,从汉江流域向中原地区渗透。楚国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强权逻辑,依靠强大的军队侵略和威胁其他诸侯国。中原地区的不少小国都依附于楚国。宋襄公觉得楚国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怎么能恃强凌弱呢?为了解决楚国的威胁,为了恢复中原的和平,宋襄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和平协商。于是,宋国向各国发出号召,建议各国在盂地召开诸侯大会,讨论恢复和平与国际秩序的问题。

宋襄公的大哥目夷劝谏他说:“我们宋国从实力上来讲,是一个小国。以小国之力召集诸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目夷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一个小国在国际舞台上是办不成大事的。但是宋襄公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道德与正义的基础上的,只要有理有据,即便是小国也可以纵横天下。目夷见弟弟执意要做,提醒他说楚国人不讲信义,劝宋襄公带上军队去参会,以防有变。宋襄公反感地说:“这是一场和平的大会,况且是我倡导的,怎么能带头不守信用呢?”于是,宋襄公不带军队,充满期待地开会去了。

到了开会的那一天,诸侯们都来了。还没有进入讨论和平秩序的内容,宋襄公和楚成王就因为争当会议的盟主发生了争执。宋襄公说:“宋国爵位最高,理应由我来主持。”楚成王说:“论爵位,我是王,比你的公爵要高。”宋襄公愤怒了,他说,周朝建立时,仅仅册封楚国为子爵,楚国国君称“楚子”,所谓的“楚成王”是自封的。天下只有周天子才是王,擅自称王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楚成王才不管什么制度、什么礼法。如果遵守礼法,按照制度行事,楚国只是江汉地区的一个小国,怎么可能和宋国争高下?楚国奉行实力原则,相信实力决定地位。正是通过恃强凌弱,楚国才能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数十个小国,扩张到江淮和中原一带。楚成王根本不相信开会能解决纠纷。楚国人把国际会议当作另外一个斗争的舞台,早就暗地调兵埋伏在会场周围。如今,楚成王突然召出伏兵,抓住了宋襄公,带回楚国囚禁起来。所谓的国际会议,立刻不欢而散。宋襄公被楚军关押了一阵子,受到羞辱。其他诸侯觉得这样实在有违礼法,最终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释放了宋襄公。

经过了这次风波,宋襄公应该吸取教训了吧?外交和政治斗争是不管什么制度、道德和礼法的,一切由实力说了算。但是,宋襄公固执己见,坚持道义才是政治的根本。他决定大兴“仁义之师”,讨伐大逆不道的楚国。当时,依附楚国的郑国国君郑文公向楚国行朝礼。诸侯只有在朝见天子的时候才行朝礼。郑文公严重违规乱纪,践踏礼法,宋襄公完全看不下去,决定先教训郑文公。宋襄公要攻打郑国。大哥目夷再次劝阻他,宋襄公不听,亲自领兵进攻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兵反攻宋国,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泓水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战斗打响之前,宋国的司马子鱼想劝宋襄公退兵。子鱼说:“我们宋军的兵甲不如楚军坚利,战士不如楚军强壮,我们依靠什么战胜楚军?”子鱼建议暂且退兵,将来再说。宋襄公却信心满满地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我虽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仁义道德,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以有道之君,避无道之臣,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宋襄公坚持不退兵。他坚信“道义必胜”,胜利一定是属于宋国的。

两军对垒,泓水作战正式开始。宋军在泓水北岸,占据地利,摆好了阵势。楚军采取攻势,抢渡泓水,向北进攻。当楚军还在渡河,没有全部渡完的时候,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趁着他们现在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趁着楚军慌忙渡河的时刻,宋军发动突袭,胜算比较大。宋襄公摇摇头反对。过了一会儿,楚军全部渡过了泓水,开始在河边布阵。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趁着楚军还没做好准备发动突然进攻,宋军还有胜算。宋襄公还是回答:“不行。”

宋襄公为什么不同意利用楚军没有做好准备的时机发动突袭呢?因为在宋襄公看来,对正在渡河或者还没有布阵完毕的敌人发动突袭,是不道德的,是不符合礼法制度的。夏商周的作战规范是这样的:双方军队会集在开阔地,约定时间,分别列队布阵,然后击鼓前进,直接发动正面冲锋,决出胜负。所以,先秦的战争,往往是“一个战场”“一次交锋”“一天之内”决出胜负。大家堂而皇之地列队布阵,然后用主力对主力、从正面发动攻击,光明正大、直截了当。宋襄公完全接受不了子鱼“突然袭击”的意见。

等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宋襄公就率军对楚军发动正面攻击。宋襄公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从实力对比上来看,楚国地大物博,楚军人多势众,而宋国国力薄弱,宋军规模较小,正面作战肯定不利于宋军。泓水大战的结果是宋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冲锋陷阵的宋襄公多处受伤,在司马子鱼的拼命掩护下才侥幸逃脱。宋襄公的护卫们都在泓水岸边阵亡了。宋国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参与诸侯争霸,只能依附强国、随波逐流。

事后,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辩解说:“君子作战,不伤害受伤的敌人,也不俘虏须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作战,也不依托地势、据守险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即便是亡国,我也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很多人对宋襄公的辩解不以为然。司马子鱼就很不客气地对宋襄公说:“您不懂作战的道理。强大的敌人因地形不利而没有摆好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敌人发动突袭?在战场上,只要是我们的敌人,不管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敌人,还是受了伤或者年纪很大的敌人,能进攻就该攻击他们,能抓到就该俘虏他们。敌人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我们奋勇作战,就是为了消灭敌人。敌人受了伤,不忍心再去杀伤他们,就等于放过了他们;怜悯年纪老的敌人,就等于屈服于他们。军队凭着有利的战机,或者利用敌人的困境,完全是可以的。”子鱼的观点是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的。战斗就是为了胜利,只要能够达成胜利,过程和手段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估计许多读者也赞同子鱼的观点,也认为宋襄公太迂腐、太刻板了,是一个愚蠢的傻子。不少人也都笑话宋襄公,笑他不懂军事和政治,笑他的傻和蠢。

但是,宋襄公的思想和后来人不一样。他毕竟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是一个贵族时代。封邦建国和宗法制度造就了世世代代垄断高官厚禄的世袭贵族群体。贵族政治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贵族为什么能成为贵族?一个人能够成为贵族,首先必须要有贵族的血统。但是仅有贵族的血统,他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贵族,不能成为领导者和社会精英,更不能让广大百姓信服。一个真正的贵族,血统只是“入场券”,核心竞争力是他的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真正的贵族,必须是品格出众的道德表率,必须是有理想抱负,并且能够带领其他人为了理想、抱负而不断奋斗的人。他可能处于绝对的劣势,甚至可能贫病交加、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走在大街上依然是衣冠整洁、抬头挺胸,看到地上有两三个铜板也不会弯腰去捡,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还会尽其所能地施以援手。总之,贵族不是生出来的,也不是用钱堆出来的,而是由精神塑造而成的。真正的贵族要做社会的道德表率,维护社会规范,引领发展方向。

宋襄公就想努力成为这样的人。春秋时期已经是一个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了,诸侯国争斗不断,战争此起彼伏,原先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建立系统完备的宗法、政治制度来规范诸侯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天下人的言行。可惜,周天子的权威早已经衰落,一些大的诸侯国强大起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且这些强大的诸侯国肆意侵吞灭亡其他小国。西周旧制度已经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然而,宋襄公仍然坚持日渐衰落的周朝礼法和制度,是因为他想借用西周的那一套规范,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他想召集诸侯大会,讨论和平与秩序问题,恢复周天子颁布的社会规范。为此,宋襄公以身作则,带领宋国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奋斗。他坚信乱世更加需要回归道德和正义,坚信仁义之师必将战胜恃强凌弱的侵略者。宋襄公在泓水的岸边,肯定也看到了宋楚两军实力相差悬殊,肯定也想过宋军惨败的可能性,但是贵族的精神不允许他突袭敌人,相反,激励着他一马当先,从正面向着强大的楚军发动冲锋。

宋襄公的失败之处,不在于他的梦想,更不在于他的坚持,而是他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历史车轮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权力和资源开始下移。建立在周天子“万世大宗”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难以为继,贵族政治的制度基础也就遭到削弱。在这个时候,宋襄公还想用贵族时代的制度和礼法来解决变革时期的现实问题,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宋襄公为现实“抓错了药方”。但是他“治病救人”的行为本身不应该受到嘲笑,相反,值得后世学习。在政治斗争中,贵族精神、道义原则和对仁义必将胜利的信念,永远不应该过时。不理解宋襄公,笑话宋襄公“蠢”的人,不是对贵族精神缺乏了解,就是思想现实、习惯了权谋与明争暗斗。

从实践角度来说,泓水之战标志着中国的战争发生了重要转折,光明正大作战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指导的战斗方式兴起。中国人开始植入“兵者,诡道也”的观念,战争再也不复贵族时代的单纯。同样的转变,从战场蔓延到了政坛。开门见山的政策主张、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持之以恒的理想坚持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阳奉阴违、反复无常,甚至是尔虞我诈。贵族政治日薄西山,宋襄公式的政治人物几乎绝迹,道德淡出了战场,也淡出了政治。坚持“仁义道德”的人,被人们看作迂腐的人,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深谋远虑、复杂多变的人,却容易成为英雄豪杰。泓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637年,宋襄公因为伤痛发作,不治而死。 jcqFAMQ+Vi37c0vL3mN+VyCNylctMEtEtubKo8oWwc1dzWHC8K/ktLaZKssv8H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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