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色诺芬的生平著述

色诺芬（Xenophon，Ξενοφῶν，约公元前444／前431—约前350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和多产作家，在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教育等方面均有所贡献。《希腊史》是其篇幅最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此著使他得以与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约前430／前420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并称为古代希腊三大历史学家。

关于色诺芬的生平，传世的资料极为稀少。他本人在著作中很少直接述及自己，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对他鲜有提及，且多语焉不详，甚或相互抵牾。后世作家偶尔提到色诺芬经历和事迹的零星资料，其可靠性往往也很成问题。因此，关于色诺芬生卒年份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迄今依然悬而未决。不过，如果撇开那些细枝末节，色诺芬一生的主要经历还是清楚的。 ^[1]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在《名哲言行录·色诺芬传》的开头是这样介绍他的：“色诺芬出生于雅典埃尔基亚（Erchia）德莫 ，是格里鲁斯（Gryllus）的儿子。他为人谦逊，长相英俊。”关于色诺芬出生的年代，在古代至少有三种说法。其一，色诺芬在自己所著的《会饮篇》 ^[2] 中提到，公元前424年，在德里昂（Delium）战役 中，他与其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在雅典骑兵队中并肩作战，败退之时，苏氏见其跌落马下，便奋不顾身，救他一命。 ^[3] 按照雅典的法律，公民未满20岁，通常是不能离开本土（阿提卡）作战的。据此，色诺芬应该在公元前444年或之前出生。其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色诺芬的鼎盛之年在第94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四年， 即公元前401/前400年。古希腊人通常以一个人40岁为其鼎盛之年，这意味着色诺芬出生在公元前441/前440年。一些学者对此说深信不疑。其三，色诺芬在其所著《长征记》中这样写道：因为自己当时（公元前401年）比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年纪稍轻，未能取代他而成为将军。 ^[4] 普罗克塞努斯战死时大约30岁， 而色诺芬在该书中还多次强调自己年轻。 据此，人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色诺芬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31年前后。

色诺芬出身于雅典贵族，父亲名叫格里鲁斯，母亲名叫狄奥多拉（Diodora），家境富裕， 熟谙骑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成年的色诺芬在雅典市场上偶遇年逾花甲的苏格拉底，经过简短的对话，获准加入苏氏弟子之列。一般认为，他拜苏格拉底为师的情况大致可信，但师从著名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以及在底比斯期间师从普罗迪科斯（Prodikos）的情节，则颇为可疑。有的研究者认定在《希腊史》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说色诺芬曾亲历公元前410年伊奥尼亚的战事和公元前406年阿吉努塞（Arginusae）之战，并且目睹了公元前405年羊河（Aegospotami）之战的消息传抵雅典时的场面。这些说法是可能的，但远非定论。还有研究者认为，公元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当政期间，色诺芬很可能就在雅典骑兵队中服役。 ^[5] 不过，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

据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记载，在公元前401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自小亚细亚起兵，长途跋涉前去攻打其兄长、波斯时任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企图夺取王位。色诺芬应朋友普罗克塞努斯之邀，加入居鲁士的军队，成为希腊雇佣军之一员； 同年夏，在巴比伦附近库纳克萨（Cynaxa）之役中，小居鲁士战死，希腊雇佣兵诸位首领被波斯人诱杀，因此他成为了这支希腊雇佣军的首领之一；随后，他们在波斯军队的引导下，穿越波斯帝国腹地，踏上漫漫归途；在这些希腊军人沿黑海南岸行军过程中，色诺芬两度趁军队等待渡船的机会，提出就地建立新城安居下来的主张，均遭否决。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渴望返乡。色诺芬及其所率军队在拜占庭逗留期间，当地斯巴达驻军的首脑企图逮捕他，把他交给波斯总督。鉴于此，公元前400年冬，色诺芬率部投靠邻近的奥德里赛国王修塞斯（Seuthes） ，此时他已成为这支希腊军队的唯一指挥官。按照两人之间的协议，如果斯巴达人继续追捕色诺芬，修塞斯将保护他；如色诺芬协助修塞斯作战，作为回报，修塞斯须划出一块地方交由色诺芬治理。但是，当修塞斯借色诺芬之助战胜敌手之后却背约食言。因希腊雇佣兵固请，色诺芬打算回雅典，率领他们到小亚细亚去为斯巴达人效力。这时，斯巴达人正在和波斯人交战。由于斯巴达人没有按时向这支雇佣兵发放薪饷，他们便靠劫掠本地富户为生。公元前399年，色诺芬及其手下六千余人一起投靠斯巴达将领提布隆（Thibron）。

其后，色诺芬可能留在小亚细亚，在提布隆和德基里达斯（Dercylidas）领导下继续与波斯人作战。有研究者认为，《希腊史》中所提到的那位对提布隆大动肝火的曾效力于居鲁士麾下的将领，很可能就是色诺芬本人。 大约在此期间，他娶斐列希亚（Philesia）为妻。斐列希亚为他育有二子，格里鲁斯（Gryllus，与其祖父同名）和狄奥多洛斯（Diodorus），这两兄弟可能是双胞胎。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奉命到小亚细亚指挥斯巴达军与波斯人作战。色诺芬很快与他成为挚友，可能是指挥一支雇佣军为其效力，也可能是担任他的幕僚。色诺芬深受阿格西劳斯的器重，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色诺芬肯定随阿格西劳斯亲历科罗尼亚（Coronea）战役， 但尚不知他是否与雅典人直接交战。普鲁塔克在《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中暗示，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参加这次战役，并非出于对雅典人的憎恨，而是出于对阿格西劳斯的忠诚和友谊；他两度提及指挥居鲁士手下希腊雇佣军的将领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而非他自己），也是基于同样的缘由。 ^[6] 普鲁塔克的分析不无道理。

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前往斯巴达。 大约公元前399—前394年间，雅典人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终身放逐。原因也许与其师苏格拉底有牵连，但极有可能是在前394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后，色诺芬采取亲斯巴达和反波斯行动，从而触犯了雅典城邦的利益。 ^[7] 另一方面，鉴于色诺芬的功勋，拉栖代梦当政者在特里菲里亚（Triphlia）的斯基洛斯（Scillus，在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举办地附近）划出一片土地赠予他，以示嘉奖。这是他们不久前从爱利斯人手中夺取的。 ^[8] 阿格西劳斯也将他的儿子安排到斯巴达接受教育。 ^[9] 这对于色诺芬而言，既是一种荣耀，也可因此而确保他对拉栖代梦人的忠诚。其后二十余年，色诺芬在这里过着富足而悠闲的生活。

色诺芬在《长征记》 中提到，希腊雇佣兵会将其拍卖包括俘虏在内的战利品所得钱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交由几位首领保管，并由他们负责奉献给阿波罗（Apollo）和阿尔特密斯（Artemis）两位神祇。色诺芬将他自己所得份额的一半送到德尔斐，存放在那里的雅典圣库 中，奉献给阿波罗神；并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另外一半存放在以弗所（Ephesus）阿尔特密斯神庙的管理者麦加毕佐斯（Megabyzus）处。后来，麦加毕佐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时，将那笔存款如约带来移交给他。 ^[10]

色诺芬收到钱款后，遵照阿波罗神谕的指示，为阿尔特密斯女神购置了土地，捐建了一座圣所。塞林努斯河（Selinus）横贯这片土地，河里鱼贝丰富；而在以弗所，也有一条塞林努斯河绕过阿尔特密斯神庙。色诺芬用圣库的资金修建神庙和祭坛，以土地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于阿尔特密斯女神。每逢重要节日，当地的公民、邻近的男男女女聚集一堂，热烈庆贺。阿尔特密斯女神赐予他们大麦、面包、葡萄酒和甜点，与他们共享献祭的牺牲和各种猎物。色诺芬的儿子、其他公民的儿子以及其他成年男子，均可参加为庆祝节日而举行的狩猎活动。他们在圣地和弗洛（Pholoe）山区猎捕野猪、狍子和牡鹿。

色诺芬的领地距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三四千米，沿斯巴达通往奥林匹亚的大道前行即可抵达。圣域内有牧场，山上森林茂密，本地的猪、羊、牛、马，完全可以满足节日庆典之需。神庙的周围是成片的果树，出产各种应季的水果。斯基洛斯的女神庙，仿照以弗所大女神庙的样式建成，神像造型也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神庙旁边矗立着一根柱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谨以此地献给阿尔特密斯。此土地的拥有者和收获者，每年须奉献其收成的十分之一，并从余额中保养神庙。如有未照此行事者，阿尔特密斯定会明鉴之！”

第欧根尼·拉尔修还提到，斯巴达将军斐洛皮达斯（Phylopidas）曾将其征战所掳获的部分战俘赠予色诺芬。 色诺芬在其所著《家政论》和《回忆苏格拉底》中，对大土地所有者训练、使用奴隶和管理田园农产的情况了如指掌，并非纸上谈兵，很可能就是他的经验之谈。色诺芬在这田园诗般的环境里，生活富足安定，衣食无忧。这位“跨世纪”老人在参加狩猎、饮宴、交友、献祭等活动的同时，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现实状况，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对时局的深刻理解，笔耕不辍数十年，就城邦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教育、道德、哲学等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写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人在琉克特拉（Leuctra）之役战败，不得不退出先前所侵占的土地，色诺芬可能在此时离开斯基洛斯。 公元前369年，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底比斯人，雅典、斯巴达这对老对手不得不再度联手，雅典人大约在公元前368年撤销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不过没有证据证明他重归雅典，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在科林斯定居终老。 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参加骑兵队。格里鲁斯公元前362年在曼丁尼亚（Mantinea）之战中战死。 色诺芬提到雅典方面“有不少勇士”为国捐躯，但没有明确提到有他的儿子。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历史学家埃弗鲁斯（Ephorus） ^[11] 的著作，称格里鲁斯作为骑兵战士，作战异常勇敢顽强，直至战死沙场；还提到色诺芬头戴花环为儿子献祭，并且为有这样的儿子深感荣幸， 这证明色诺芬的名誉在雅典似已得到恢复。

色诺芬大约逝世于公元前354—前350年间。他在记载色萨利人的史事时明确提到，“在这段文字的写作之时……亚历山大的大妻舅提西丰努斯（Tisiphonus）居于塔古斯之位”。 这是其著作中所提及的可以确定的最晚年代。以上推论在其所著《雅典的收入》中还有重要佐证。他先提到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期间的情况（德尔斐神庙受制于某邦），此战爆发于公元前356年秋至前355年春； 他还指出，“如今海上已无战事，收入也正与日俱增”。 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指公元前357—前355年“同盟战争”（Social War）之后数年的情况，是雅典财政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色诺芬最终的居所很可能在科林斯，也可能在斯基洛斯。 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前人的说法，认为色诺芬卒于第105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一年，即公元前360／前359年。 据波桑尼阿斯（Pausanias）记载，一位疑为出身于爱利斯的作家宣称，他们的祖先曾宽恕了色诺芬，允许色诺芬继续在那里保有他的地产，他还能指出色诺芬的坟墓所在地。

色诺芬著述丰富，并且全都完整流传至今，这在古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除了《希腊史》之外，他还有以下著作：

1.《长征记》（ Anabasis ），全书分为7卷，年代跨度为公元前401—前399年。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亲自参加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和库纳克萨之战失败后与万余希腊雇佣军从波斯帝国腹地向地中海沿岸撤退的艰苦历程。全书晓畅生动，文采斐然，历来被视为希腊古典散文的杰作。此书奠定了他希腊文学家的地位，也是公元前5和4世纪之交希腊城邦历史、波斯帝国政治军事及其与希腊关系的重要史料。

2.《居鲁士的教育》（ Cyropaideia ），全书分为8卷，是一部酷似历史小说的传记题材作品。 书中的主角是波斯帝国的开创者居鲁士大帝。作者以流畅动人的文笔，通过描写居鲁士所受的良好教育，来说明政治家的训练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叙述居鲁士的丰功伟绩，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具体史实往往经不起推敲。书中还记述了军事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如武器的种类，兵力的布置，进攻和退却的策略等等。透过此书，也可以看到其时希腊人尚未充分形成对其他邻近民族的歧视观念。

3. 《阿格西劳斯传》（ Agesilaus ），记述拉栖代梦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公元前444—前360年）的生平事迹。 ^[12] 这位国王虽然腿有残疾，但富有军事才能，在位期间（前398—前360年）正值斯巴达国势由盛而衰的时期，他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率兵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斯巴达称霸、与波斯交战、科林斯战争等）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书是西方最早的传记体历史著作之一。阿格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因而作者对这位国王推崇备至，赞扬他虔敬神明，诚挚待友，对祖国无限忠诚，对下属宽厚仁慈，作战时身先士卒，生活中质朴勤谨。溢美之词，不一而足。

4. 《斯巴达政制》或译《拉栖代梦政制》（ Lacedaimonion Politeia ），是一部讨论斯巴达政制，或者说讨论斯巴达人生活方式，探讨斯巴达国势兴衰的专著，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斯巴达社会、政治、军事、法律、风俗的重要原始史料。 色诺芬与斯巴达的关系和他的个人经历，更突显此著的重要性。当然，要想全面深入理解此书的内容，必须结合《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阿格西劳斯传》等著作，以及当时希腊历史的实际情况加以研读。

5. 《雅典的收入》（ The Revenues of Athens ），或译《论收入》《论财源》（ De vectigalibus ， Ways and Means ） ，此著的写作，很可能是针对同盟战争之后雅典财政极度困难的实际状况，着重讨论增加其财政收入的种种途径。虽然书中所提建议或设想往往带有某种理想化色彩，甚至脱离实际，但其立足点恰恰是社会现实。因此，此书对于研究其时雅典经济状况和希腊经济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6. 关于回忆苏格拉底的系列论著。在这些对话体的著作中，对话的主角通常都是苏格拉底。一般认为，色诺芬主要是借苏格拉底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至于其中包含多少历史真实，则一直存有争议。 《申辩篇》（ Apologia ）是讲述苏格拉底在面对雅典人的指控和审判时，在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申辩，可信度较高；在《回忆苏格拉底》（ Memorabilia ）中， 色诺芬追忆了导师苏格拉底的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同时也叙述了苏格拉底对城邦、个人、友谊、美德等各种问题的见解。在《家政论》（ Oeconomicus ） 中，苏格拉底和雅典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伊斯霍玛科斯（Ischomachus）对话，讨论如何管理家政，如何使用奴隶，选购哪种奴隶管家，甚至娶什么样的妻子以使私有财产有所增加，还探讨农业的地位和社会分工，甚至土地买卖和投机等问题。《会饮篇》（ Symposium ）记述了那些名流贤达聚会时，在酒桌上就诸如性、晨练、饮酒等论题高谈阔论、畅所欲言。《希耶隆》（ Hieron ），是叙拉古的僭主希耶隆与智者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就僭主的幸福所进行的对话。尽管苏格拉底没有出场，但仍可算是一篇与苏格拉底有关的作品。

7. 一组短文：《论骑兵长官的职责》（ Hipparchus ）；《论马术》（ On Horseship ）；《论狩猎》（ Cynegeticus ）。《论马术》是为那些有志养马赛车但不得其门而入的贵族青年而作。他在此文中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扼要介绍如何选购良驹、判断马龄、养马驯马、驯服烈马以及配备马具和武器装备等。 他在《论狩猎》中指出，狩猎使人年轻而充满活力；狩猎者长寿、健康、勇敢、可靠。这些文章大都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字里行间时常洋溢着轻松、惬意、欢笑、和谐。

除了上述作品以外，在色诺芬的作品集里还有一篇佚名作者的文章，名为《雅典政制》（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ians ），写作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46—前424年间，也有学者认为写于公元前441—前418年间。从写作时间和文风上看，它肯定不是出自色诺芬之手。此文自始至终以贵族寡头的口吻贬抑平民百姓，针砭时政。后世学者通常称此文的作者为“老寡头”（Old Oligarch）或“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在希腊古典时代，不同政治集团、社会阶层或者民间人士，对于雅典民主制已有不同看法。不过，近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在考察雅典历史时，往往特别关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用伯里克利之口，对雅典民主制所做的带有明显理想化色彩的评述， 而对“老寡头”的评论则有所忽视。事实上，这篇对雅典时政的评述，无疑是客观、全面了解雅典民主制实际情况的极为珍贵的原始史料。

古代评论家将色诺芬列为一位撰写历史著作的哲学家。 实际上，他主要关注的是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苏格拉底的几部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其他文章中，例如《论狩猎》，色诺芬根据亲身体会，详细列举了诸如各种猎网使用的网线数量以及47种猎犬名字，文章伊始就列举出诸位英雄师从马人喀戎（Chiron） 练习打猎，并以讨论打猎可以提升美德作为全文的结束。在色诺芬看来，狩猎益处多多，猎手是辛勤的劳动者，他们对父母、朋友尽心尽责，对整个邦国有益。作品的读者，如果能够付诸实践，那么城邦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许正符合色诺芬的理想。色诺芬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庞杂，但是所有著作都多少有一些说教成分，对于希腊哲学也不无贡献。

二、《希腊史》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

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中，像色诺芬这样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历经城邦由盛而衰整个过程的“世纪老人”，是绝无仅有的。色诺芬《希腊史》记载公元前411秋至前362年夏大约半个世纪的希腊史事。在他所记载的内容中，涉及确切年代的最晚的史实，是色萨利（Thessaly）的提西丰努斯。他统治时期始于公元前358/前357年， 结束于前354/前353年。 近代古典文献学研究已经确认，色诺芬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 明显早于《希腊史》的其他部分，其他篇章的写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其间大概有过多次修改。因此，《希腊史》应该是色诺芬思想最成熟时期的著作。

毫无疑问，《希腊史》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千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个时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强调希腊城邦社会经济发展，奴隶数量激增，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斗争趋于激化等等。 其实，这些看法稍显简单化，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色诺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

第一，希腊世界格局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发展历程，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在希腊诸邦中，资历最深的霸主，无疑当数拉栖代梦（斯巴达）。斯巴达人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断伺机向外扩张，形成了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源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自公元前7世纪末起，拉栖代梦人不仅成为南希腊无可争议的霸主，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常备军，频频干预希腊其他城邦的内外事务，俨然成为希腊秩序的维护者。据希罗多德记载，为了结束皮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他们曾两度出兵雅典。 ^[13] 修昔底德认为，正是他们推翻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多数城邦的僭主政治。 波斯战争给希腊城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希腊城邦世界的旧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雅典海上霸国的崛起。雅典人虽然在陆上很难动摇斯巴达人的霸主地位，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其海军，一跃成为希腊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第一海上强国；他们利用原臣属于波斯帝国的那些希腊城邦急于摆脱波斯人桎梏的迫切要求，使得爱琴海区域以及小亚细亚沿海诸邦先成为其领导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员国，继而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其逐步臣属于雅典人，从而形成历史上的“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 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希腊世界，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前者陆地称雄，后者海上称霸；两强相持不下，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战争，大体保持均势，共同维持着希腊世界的“有序”状态。然而，随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和激化，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财力、国力不断消耗。到了战争后期，在斯巴达、雅典两败俱伤之际，波斯势力趁机介入，对于希腊世界的局势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波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支持，对于其最终获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拉栖代梦人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公元前404—前394年），实现了希腊及爱琴海地区暂时的“统一”，被有的学者称为“斯巴达帝国”。 ^[14] 但人们注意到，其本已薄弱的国家机构，却并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有所强化，反而更加力不从心，根本难以掌控急剧扩大的领土。胜利者本该愈加强大，而拉栖代梦为何反而衰弛了呢？这一点令古典作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随着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公元前394—前387年）的结束，这个外强中干的所谓“帝国”，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分崩离析了。于是，希腊再次进入“无序”状态，越发受制于波斯人。 ^[15] 公元前387年，波斯国王颁布的“大王和平敕令”表明，希腊诸邦现有秩序的维持，斯巴达苟延残喘的霸权地位，所依靠的不过是波斯国王的一纸敕令而已。成立于公元前378/前377年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一度使爱琴海的海上秩序有所恢复，但是从传世的盟约来看，这个同盟也是以不违背国王的敕令为前提的，说明雅典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了。“同盟战争”后，该同盟亦名存实亡。 ^[16] 在斯巴达、雅典双雄相继衰弛之际，底比斯人一度崛起（公元前371—前362年），他们在名将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的统率下，多次攻入伯罗奔尼撒，数度重创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但随着伊巴密浓达的阵亡，其霸权也随即终结。色诺芬亲眼见证希腊世界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看到一个个“强人”衰老或离世，看到希腊世界一次次由“有序”变为“无序”，终于使他不能不对希腊世界的前途感到迷茫，或者说，他一时还看不到未来重建希腊世界秩序的希望。公元前362年曼丁尼亚战役之后，风烛残年的色诺芬也许彻底绝望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第二，希腊城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城邦危机开始出现并且初步发酵。公元前4世纪前期，危机普遍日益深化，在不同城邦，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体”； 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小私有者（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小土地所有制。色诺芬作为城邦上层集团的一分子，生活在城邦危机这一社会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展到鼎盛，同时也初现危机萌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公民权、士兵、土地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城邦社会结构出现某种松动甚至彼此脱节的迹象，如雅典“军事移民”的常态化等，都表明公民个人与公民集体（城邦）、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城邦危机的实质，是城邦这种早期国家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或早或迟要被规模更大、统治机构更复杂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取代。城邦危机的深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发展，逐步突破城邦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机构随之演变和强化；另一种是外表上虽依然保持着城邦基本结构，但逐步失去活力（内部的凝聚力或外部的扩张力），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征服或者取代。

就个人和公民集体的关系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私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个人权势的增长等），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权贵人物甚至把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公民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 、克里提亚斯（Critias） 、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 等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集体同时也是一个战士共同体。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原本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随着战争频率、规模日益增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城邦军队（如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海军）中异邦人的比例不断提高，雇佣兵制度悄然发展起来。这样，城邦财力的强弱对于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影响愈益明显。这也是波斯人自前5世纪末起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操纵希腊城邦外交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最主要原因。及至前4世纪，财政拮据困扰下的雅典城邦，很少大规模使用雇佣军，公民兵依然常常担任军队主力，但公民参战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国家或雇主的财力状况，这实际上就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斯巴达城邦危机则属于另一类型。

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战争是邦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海盗、贸易密切结合在一起，是世界诸区域间联系趋于密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纵观希腊的历史，陆地和海上的征战不仅扩大了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也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某些有识之士开始并且逐步习惯于跳出城邦的窠臼，从超越城邦的视角去观察城邦的兴衰，这是“希腊”作为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形成的历史基础。当然，历史上的“希腊”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是动态演进的。 色诺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考察和阐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

第三，从希腊社会精英的心路历程来看，色诺芬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与古典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色诺芬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作为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雅典贵族，他亲历雅典平民滥权，误国害民。他深爱祖国，渴望她国富兵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情结一直植根于他的心头。他后来将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祖国效力，可以为证。

城邦危机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力图开出挽救危机的种种“灵丹妙药”。虽然色诺芬并未像柏拉图那样，以其严密复杂的哲学思辨体系构建其心目中的“理想国”，但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在《斯巴达政制》的末尾吐露了心声。色诺芬的“理想国”的主要特点就是具体化、零碎化。柏拉图曾经设计过一个培养“哲学王”的系统工程，而色诺芬则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描述抒发胸臆，虚构居鲁士大帝种种“优秀品质”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在他看来，假如现实社会中有这样的伟人，何必担心希腊世界秩序大乱？何必担心希腊世界支离破碎而难以统一？又如，他对于理想“宪法”的设想是通过对来库古斯（Lycurgus）立法的赞美来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倘若斯巴达人一直恪守古代圣贤的立法，何至于败落到如此地步？再如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不像柏拉图那样设想出公民的理想生活图景，而是通过对酒会、狩猎、耕耘等具体事务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其对那种理想生活愿景的追求。唯其如此，读者们需要将其所描述的各种“景致”拼接起来观察，才会隐约看出其“理想国”的整体构思。只有把《家政论》和《雅典的收入》的相关阐述结合起来，才会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经济主张； 要把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对诸多英雄人物的评述与他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对居鲁士大帝和阿格西劳斯的称颂结合起来，才能大体厘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

色诺芬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必然带有其时代特征。奴隶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来完成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崇拜英雄和强者，希望自己的祖国以武力征服他邦，从而实现和平有序的生活。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时期，希腊城邦总体上相安无事。可是，时过境迁，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雅典对外扩张屡屡受挫。雅典于公元前378年组织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到公元前355年“同盟战争”结束时也名存实亡。作为一位雅典人，色诺芬退而反思：雅典平民如果不剥削同盟者，难道就不能实现富足和强大吗？基于此，他在《雅典的收入》中提出了改善雅典财政状况，增加雅典收入的种种理想化途经。如以优惠政策吸引外侨前来雅典居住和经营，授予外来经商者以诸多特权等等。

色诺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赞赏斯巴达、贬抑底比斯的取向。这是理解色诺芬《希腊史》后五卷内容的关键。但是，如果据此断定色诺芬不热爱甚至背叛自己的祖国，似乎也有些简单化了。城邦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集体意识日趋淡薄，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荣誉、真诚和友谊；雇佣兵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末起逐步流行，雇佣兵行为最明显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给钱就打仗，有奶就是娘”。既然强者代表公理，色诺芬在政治上崇敬波斯人及其先王居鲁士大帝，称许斯巴达先前立法者来库古斯以及现任国王阿格西劳斯，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波斯是近200年来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是当时希腊世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他获赠的那片土地，恰恰是拉栖代梦人对外扩张的直接结果。至于他对底比斯的看法，有的研究者指出，与其说是色诺芬个人的偏见，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希腊人共同的偏见。虽然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都有称雄全希腊的野心，然而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底比斯人无疑是一种僭越，而斯巴达人则正当得多。在希腊诸邦中，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它长期居于斯巴达、雅典之下，陆军弱于斯巴达，海军不如雅典，属于“二流”强国。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与波斯交恶以后，人们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污点——波斯西征希腊时，底比斯人曾死心塌地投靠波斯人。更为严重的是，底比斯的崛起势必打破希腊人长久以来所默认的陆（斯巴达）海（雅典）对峙、势力制衡的传统格局，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僭越。

色诺芬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希腊史》的。作者没有明确申明其写作动机，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希腊史》前两卷乃是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未竟之作的续写，大概也是最先完成的部分。这两卷记述了公元前411—前403年交战双方的主要军事外交活动，特别是与波斯的外交关系，至雅典战败投降结束。这部分内容相对独立，主要战事都发生在伊奥尼亚地区及其附近岛屿，史称“伊奥尼亚战争”。

大体说来，《希腊史》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以拉栖代梦成为希腊世界霸主及其衰落为核心内容。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共7章）：首先接续修昔底德著作第八卷末尾，从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在赫勒斯滂地区的交战写起，直至公元前406年初冬雅典诸将军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公元前411/前410年，阿卑多斯（Abydos）之战和库济科斯（Cyzicus）之战，雅典人虽然获胜，但由于财政拮据，他们不得不四处奔忙，筹措军费。雅典名将阿尔基比阿德斯整合现有的海军力量，力图夺回爱琴海及赫勒斯滂地区的制海权。公元前407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就任波斯沿海诸省总督，大力支持斯巴达人，战局对雅典愈加不利。同年，阿尔基比阿德斯获准重返雅典，一度让雅典民众看到了希望，他“被任命为全军总司令，授予绝对权力；人民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重振邦国势力的人物”； 随后雅典组建一支舰队。此时，斯巴达海军名将吕山德（Lysander）走马上任。双方在诺提昂（Notium）交战，吕山德取得小胜。雅典民众得知此消息后，随即罢免了阿尔基比阿德斯，另选举出10位将军。 公元前406年，雅典举全国之力，组织了有150艘战舰的舰队，在伯里克利（Pericles）、狄奥麦顿（Diomedon）等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阿吉努塞大捷。 然而，大胜之后的雅典人并未乘胜追击，反而深陷内讧。塞拉麦涅斯等人经过密谋策划，诬陷当时指挥作战的8位将军未能打捞起落水桡手。控辩双方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最终经过表决，竟然破天荒地一次性判处6位将军死刑并立即执行。

第二卷（共4章）：拉栖代梦人在阿吉努塞战败后，不得不重新启用吕山德担任斯巴达海军副将，行主将之职， 他上任后立即得到小居鲁士的鼎力资助。公元前405年，斯巴达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雅典的舰队在海峡对面的羊河河口集结，双方对峙。吕山德以逸待劳，发动突袭，致使雅典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约3万俘虏中的3000名雅典公民被悉数处死。 羊河之战惨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难逃厄运，全城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和极度恐慌的气氛中。塞拉麦涅斯率团两度出使拉栖代梦。最后，拉栖代梦人否决了底比斯等邦所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迫使雅典人接受条件苛刻的战败和约。随后，吕山德大军开进比雷埃夫斯港，拆毁长城，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斯巴达人的附属国。 至此，历时27年 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然而，以克里提亚斯为首的三十寡头政府在斯巴达驻军的支持下，实施恐怖政策，大肆捕杀富裕的麦特克（Metics），剥夺其财产。色诺芬指出，“他们为了私人利益而在八个月内所屠杀的雅典人，比在近十年战争期间被伯罗奔尼撒人杀死的总数还要多。” 危急时刻，塞拉麦涅斯挺身而出，坚决表示反对，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双方在议事会上展开激烈的论争。最终，塞拉麦涅斯被强行带走，执行死刑。 不久，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rus）率众占据阿提卡边境要塞斐列（Phyle），攻占比雷埃夫斯，打败三十寡头的军队，克里提亚斯战死，三十寡头政府垮台。寡头派及其追随者败退至埃琉西斯（Eleusis），由斐列和比雷埃夫斯返回的“港民党”与雅典城里的“市民党”之间达成和解，结束内战。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制得以重建，实施大赦，诸派之间，和睦共处，并且依照“此前业已生效的祖先的宪法”行事。

第三卷（共5章）：色诺芬将公元前402—前400年希腊史事以及随居鲁士出征的经过一笔带过，着重记载公元前399—前395年间，拉栖代梦人派军前往小亚细亚同波斯人作战，希腊本土阿尔戈斯、雅典、波奥提亚诸邦结成反斯巴达同盟，以及斯巴达军遭到同盟联军的痛击和科林斯战争的爆发。色诺芬所率长征归来的雇佣军余部，先后在提布隆、德基里达斯麾下效力，与波斯驻小亚细亚地区的总督提萨佛涅斯（Tisaphernes）和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等展开较量。同时，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交战，击败对手，强占其领土。如前所述，这是色诺芬在斯基洛斯的那片赠土的由来。公元前398年，瘸腿的阿格西劳斯继任斯巴达国王；翌年，在拉栖代梦，基那敦（Cinadon）策划暴动，事泄被杀。 前396年，阿格西劳斯率军出征小亚细亚，直逼萨迪斯（Sardis），在击败老谋深算的提萨佛涅斯之后，准备进军小亚细亚的弗利吉亚（Phrygia）省区。在此关头，波斯方面派人携巨款前往希腊，利用某些城邦对斯巴达的不满，通过贿赂其当权派等手段，结成反斯巴达联盟。底比斯人首先发难，借机入侵佛基斯，迫使斯巴达人在亚欧两线作战。公元前395年秋，拉栖代梦的另一位国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率军增援佛基斯，哈里阿图斯（Haliatus）之役，吕山德战死，波桑尼阿斯回国后因此被判死刑。

第四卷（共8章）：主要记载科林斯战争的陆战和海战的情况。公元前395年，阿格西劳斯在法那巴佐斯所辖弗利吉亚省区内征战，一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正当他集结更多的军队，准备向波斯腹地大举侵袭时，拉栖代梦当权者派出的使者来到他的军营，命其尽速班师。他明知波斯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却不得不奉命回国。公元前394年初夏，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科林斯人、阿尔戈斯人、波奥提亚人、雅典人等反斯巴达联军在科林斯境内交战，结果前者获胜； 阿格西劳斯率军由小亚细亚返回，在途经科罗尼亚时，遭遇由雅典人、阿尔戈斯人、科林斯人、罗克里斯人等组成的联军，双方在平原地带列阵对峙，阿格西劳斯浴血奋战，大获全胜。 之后，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他们的对手，分别以西基昂和科林斯为基地，频频交战。阿格西劳斯回国后，多次出兵阿尔戈斯、科林斯等地。公元前390年，雅典名将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率麾下的“轻盾兵”，在科林斯和列凯昂（Lechaeum）之间，大败一向号称无敌的斯巴达重装步兵。

在海战方面，拉栖代梦人屡遭重创。公元前394年，波斯总督法那巴佐斯指挥以雅典旧将科浓（Conon）为首的希腊雇佣军，在克尼多斯（Cnidus）海战中，打垮斯巴达海军，杀死其主将，夺回爱琴海制海权。 公元前393年，科浓趁机利用波斯的金钱资助，扩大海军，重修雅典长城，海上诸岛纷纷倒向雅典一方。雅典势力的复兴，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他们向波斯将军提里巴佐斯（Tiribazus）派出使团，力图说服他停止资助科浓，并设法与波斯国王缔结和约。结果，科浓在波斯遭到拘押。公元前391—前389年，特拉叙布鲁斯所率雅典海军和伊菲克拉特所率轻盾兵，在赫勒斯滂地区海陆战场接连取得胜利。

第五卷（共4章）：记述时间为公元前389—前375年，涉及“大王和平敕令”、斯巴达势力衰落与底比斯的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斯巴达联盟的势力增长使得斯巴达人和波斯人深为不安，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又联合起来，战局开始对他们有利。公元前387年，波斯总督提里巴佐斯将波斯国王的敕令送达萨迪斯。 这明明就是波斯国王给希腊诸邦下达的一道敕令，却被某些希腊人奉为“和平条约”。斯巴达人通过这道敕令，狐假虎威，捞取了不少好处，而实际上真正得利的是波斯人，这是其金钱外交的重大胜利。公元前385年，拉栖代梦人攻陷曼丁尼亚，拆毁其城墙；前382年又募集精兵一万，出征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半岛重要城邦奥林苏斯（Olynthus）；前380年，国王阿格西波里斯（Agesipolis）在交战中染病身亡；前379年，阿格西劳斯征服弗琉斯（Phlius）；同年，粮尽援绝的奥林苏斯，不得不屈服。 色诺芬认为，“大王和平敕令”颁行以后，拉栖代梦人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终于在各方面极大地稳固了帝国的基础”。

然而，拉栖代梦人称霸希腊的局面很快遭遇严峻挑战。在陆上，公元前379年，底比斯人在雅典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拉栖代梦人所扶植的政府，驱逐了拉栖代梦驻军。公元前375年，在波奥提亚的泰吉拉（Tegyra），底比斯将军佩罗皮达斯（Pelopidas）率军重创人数占优的斯巴达军； 同年，底比斯人再次征服波奥提亚诸邦。在海上，雅典人于公元前378年组建第二雅典海上同盟， 并于公元前376年那克索斯海战中大败拉栖代梦海军，重掌爱琴海制海权。在这种情况下，拉栖代梦人的霸权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色诺芬对泰吉拉之战和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只字不提，对那克索斯海战也是一笔带过。

第六卷（共5章）：记述公元前375—前369年主要史事。底比斯人在征服波奥提亚诸邦之后，实力大增。公元前374年，他们出兵佛基斯，拉栖代梦国王克列奥姆布洛图斯（Cleombrotus）亲率军驰援。插叙色萨利的法萨鲁斯人波里达玛斯前来斯巴达发表演说，介绍色萨利的塔古斯 ^[17] 伊阿宋的有关情况。 面对底比斯的崛起，雅典人决定与拉栖代梦人缔和，命令提摩修斯的舰队返航。拉栖代梦联合西西里的叙拉古人出征科基拉。 公元前373—前372年，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率军出征，全歼叙拉古援军，控制了科基拉等地，战功显赫。

公元前371年6月，为了遏制底比斯的崛起，雅典人分头出使底比斯和拉栖代梦，终于说服各方，缔结和约，史称“卡里阿斯和约”。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重申“大王和平敕令”的有关内容，强调各城邦必须独立，不得结盟，这实际上是针对底比斯人的。 同时，拉栖代梦当权者给佛基斯驻军统帅克列奥姆布洛图斯下令，如底比斯人不履行和约，便立即对其开战。 公元前371年7月，拉栖代梦大军与底比斯的军队在波奥提亚境内的琉克特拉展开决战，斯巴达的骑兵一触即溃；接着，向来打遍希腊无敌手的重装步兵队在底比斯人“斜楔阵”的攻击下也死伤过半，参战的700名斯巴达公民约有400人阵亡。 公元前370年冬，伊巴密浓达和佩罗皮达斯统率7万大军 攻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大肆劫掠，这在拉栖代梦的历史上尚属首次；随着斯巴达人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阿卡狄亚诸邦趁机组建阿卡狄亚同盟，成为该地区一股新兴力量； 翌年，美塞尼亚人宣布独立， 底比斯人凯旋而归。

第七卷（共5章）：从雅典和斯巴达结盟开始，结束于公元前362年的曼丁尼亚之战。公元前369年春，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全权大使抵达雅典，经过磋商，达成协议：双方将轮流出任舰队司令，轮流出任陆军统帅。 随后的奥涅昂之战，底比斯人大获全胜；接着，狄奥尼修斯派出的第一批援军赶到，与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协同作战，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难以取胜，不得不班师回国。公元前368年夏，波斯总督的代表腓力斯库斯（Philiscus）携带大笔金钱来到希腊，在德尔斐召集底比斯和拉栖代梦等邦，商讨缔约事宜，但未达成协议。于是，腓力斯库斯集结了一支雇佣军，支持拉栖代梦人重启战端。此时，狄奥尼修斯的第二批援军到达。大多数盟邦支持拉栖代梦人，主张将决战地点置于拉哥尼亚。 同年，拉栖代梦人在本土击败阿卡狄亚（Acardia）和阿尔戈斯联军，取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

公元前367年，底比斯人仿效20年前的拉栖代梦人，派使者觐见波斯国王，深受波斯人赏识的佩罗皮达斯力图通过一道敕令，控制主要对手，实现其称霸全希腊的目的。 随后，在底比斯人召集的全希腊大会上，由于遭到各邦普遍反对，他们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佩罗皮达斯和底比斯人谋求称雄希腊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 接着，书中插叙弗琉斯人的事迹，盛赞他们在琉克特拉战役之后，在庇里阿西人叛离、黑劳士起义的险恶情况下，依然对拉栖代梦人忠心耿耿，矢志不移地维持与拉栖代梦的同盟关系。

公元前366年，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第三次攻入伯罗奔尼撒，雅典人与阿卡狄亚人结盟。这样，希腊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两大势力，一是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一是他们的反对者。这两大势力的一场大对决似乎是势所难免了。

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再度挥师南下，斯巴达本土防务空虚。幸亏阿格西劳斯及时率军折回，结果竟出人意料地以少胜多，击退来犯之敌。 随后，双方军队都转而集中到曼丁尼亚附近，准备决战。底比斯方面虽在决战中获胜，但主帅伊巴密浓达一命归天。

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希腊史》的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三次写成的，中间有相当长的间隔：第一部分（I. 1. 1—II. 3. 10），内容自公元前411年秋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是为了完成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约写于公元前393年或稍后；第二部分（II. 3. 11—V.1. 36），内容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写至“大王和平敕令”，大概写于公元前385—前380年间；第三部分（V. 1. 37至全书结束），内容自“大王和平敕令”至曼丁尼亚之战，约写于前362—前354年间。 ^[18] 全书的重点是记载希腊霸主拉栖代梦人由盛而衰的经过。色诺芬在全书结尾处评论说：

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全希腊所有军民齐聚于此，站在两条敌对的阵线上彼此决战；没有一个人不这样预想，一旦战斗打响，胜者将成为统治者，败者将沦为其臣民。……

尽管双方都宣称本方获胜，但是任何一方的局势都没有丝毫好转，与战前相比，双方的版图、城市和影响力也没有任何增加；而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我也就此搁笔了。其后的事件，或许会有其他作家关注。

也许色诺芬和许多同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原本预想曼丁尼亚战役是全希腊的“统一战”，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这大概就是作者将这部《希腊史》写至公元前362年便戛然而止的最主要原因。

三、对色诺芬史学成就的评价

色诺芬无疑是希腊古典后期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 然而，近代以来，国际学界对于色诺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往往赞赏有加，而对于其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似乎有所忽视，甚至有意贬低。早在19世纪前期，德国学者B. G. 尼布尔（Barthold G. Niebuhr，1776—1831年）和英国学者T. B. 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1800—1859年）等即对色诺芬的叙事方式和史学观点提出严厉批评。1768年开始出版，至1998年已是第15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色诺芬的“散文受到古代文艺评论家的推崇，并对拉丁文学有很大影响。他的著作16世纪就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直到近代，他仍然具有崇高的声望。他客观地记录自己的经历，表述个人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新闻记者。他文笔流畅，具有明快优美的风格”；但又认为，“由于对修昔底德的景仰，色诺芬为修昔底德未完成的著作增写续篇。但他所写公元前411—前403年的历史东拼西凑，缺乏分析，根本无法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提并论。” J. W.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希腊最盛时期的第三位著名历史家色诺芬多才多艺，但不是像修昔底德那样的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他有才华横溢的撰述风格，但他并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引人入胜。色诺芬不能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家，但是他的判断还是精明、诚实而清醒的。”汤普森认为《希腊史》是“色诺芬雄心最大、下功夫最多的一部著作……打算把这部作品写成修昔底德历史著作的续篇”；但是，“这部书远远不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准确和公平两方面都有缺陷，而且笔调沉重。” 依迪丝·汉密尔顿则认为，“色诺芬的文章——除了几篇以外——都属一般：切合实际，符合情理；开门见山，文理清晰，此外并无其他独到之处。不过有一些句子，散见于各章节之间，具有强烈的思想感染力和远见卓识。” W. P. 亨利在其关于色诺芬《希腊史》的专著中评论道，其前两卷“纯系粗制滥造，苍白贫乏，甚至不能与色诺芬其他作品中最为拙劣之处相提并论”，至于其后五卷，“其连贯性不强”，“与前两卷叙述一样缺乏和谐”；在记述阿格西劳斯的部分，其“率真实为矫揉造作，伟大的理想形象也因缺乏技巧的表达显得刻板、僵硬”。 M. I. 芬利在其《希腊历史学家》导论中，对希腊历史学家逐个加以评论，根本不把色诺芬《希腊史》视为其历史研究代表作，认为此书“很不可信、偏向明显、谎言连篇、沉闷乏味，不能反映更广泛的问题”。 ^[19]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于色诺芬的研究日益重视，陆续出版有关专著和注释本达数十种之多。 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大都认为色诺芬的史学成就乏善可陈。国内学者对色诺芬史学研究也有所关注。 实际上，这种不公正的评价是欧美学界长期以来刻意拔高修昔底德史学成就，有意贬低希罗多德、色诺芬史学贡献的一种必然结果。客观地说，希腊三大史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简单地将他们加以比较，这种做法本身恐怕就有值得商榷之处。就三大史家对希腊史料学的贡献而言，只能说他们各有千秋，难分高下。

根据译者的粗略考察，色诺芬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贡献，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完成了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修昔底德原本要写一部完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可是他仅仅写到公元前411年就中止了。色诺芬对这场战争的续写部分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在写作风格上，他似乎也尽力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保持一致，如严格按照年代顺序，大量援引演说辞，绝少提及神意天命等等。前两卷与《希腊史》其余部分差异明显。其次，对希腊古典史料学有重要贡献。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主要有赖于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当然，关于其史料的可信程度，历来是有争议的。不过，色诺芬似乎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著作家，并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如对拉栖代梦人以及阿格西劳斯的溢美之词；对弗琉斯人的称赞；有意回避与斯巴达为敌的底比斯人的某些胜绩；等等。如他自己所说，对于不值得记载的一概忽略不记。 不过，他笔下的史实大都是经过认真考察的。其三，对经济史、政制史、社会生活史等专门史均有独创性贡献。古代史家通常对这些领域很少有专门记载，色诺芬的多种著述恰恰填补了这些空白。对此前文已述及。可以说，色诺芬的著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大拓展了古典史学的研究领域。其四，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具有开创性贡献。如他所著《阿格西劳斯传》，与同时代的伊索格拉底所著《攸阿哥拉斯传》 ，同为西方最早的传记体史著，比普鲁塔克的《传记集》 要早四百余年。最后，对西方历史文学及军事文学有开创性贡献，创立了独特的文体。色诺芬所著《居鲁士的教育》，可算是西方第一部长篇历史传记小说；两千多年来，色诺芬的《长征记》等作品一直被视为希腊散文的典范，它们被作为古希腊语的标准读本，正如恺撒《高卢战记》被作为拉丁文范本一样。由于色诺芬具有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生活阅历，他在描写排兵布阵、行军打仗时显得游刃有余，颇似现代一流的“战地记者”。色诺芬文笔简洁，优雅流畅，个性鲜明，因而被誉为“阿提卡的蜜蜂”“阿提卡的缪斯”。

当然，色诺芬的《希腊史》确有其不足和局限性。第一，此著乃是接续修昔底德的著作而写的， 他显然应该读过修氏的著作，并且对其史学思想是大致认可的。然而，与前辈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相比，他的确缺乏精深的分析和对历史进程的洞察力，缺乏深邃的思想。第二，在史实的取舍方面，有意回避某些重要史实，如对底比斯某些史事的处理，只字不提第二雅典海上同盟等。这很可能是由其政治倾向所决定的。其实，被西方古今学界奉为“如实直书”典范的修昔底德在史实取舍方面也是如此，有意“忽略”某些对雅典不利的重要史实。 第三，把邦国振兴和希腊世界秩序重建的希望寄托于少数英雄人物身上，证明色诺芬是以某种“英雄史观”来理解当时历史的。他每每述及一个重要政治军事人物，字里行间的这种情结，皆依稀可见。这似乎隐含对雅典民主制普遍使用抽签方法任用官员的不满。第四，与前两卷相比，后五卷的突出特色是关于占卜、神谕的记载明显增多；他甚至屡屡把史事发展变化归于神祇干预和神意的安排。他在记载阿格西劳斯在斯巴达本土大破底比斯军，评述琉克特拉战役和曼丁尼亚战役的结局时，都有此类的评语。他在述及公元前379年底比斯的亲斯巴达政府被推翻时指出：“人们也许会注意到，无论在希腊人还是异族人的历史上，都有许多例证足以证明诸神是不会放任那些作恶之人或罪孽深重之人的。” ^[20] 在他看来，世界的秩序和历史趋势，似乎都是诸神干预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某些精英分子对希腊社会现实的迷茫、悲观和无奈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色诺芬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连绵不断的战乱、内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希腊城邦和个人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似乎集中体现为社会道德的危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针对民主制的种种弊端，主张以道德振兴城邦，希冀有智德兼备的贤能之士来治国平天下。这在色诺芬的多种著作特别是《希腊史》后五卷记述阿格西劳斯的事迹时，表现更为明显。 此外，他不惜笔墨记述称许勇敢善战的弗琉斯人，说他们在粮尽援绝的困难条件下，依然坚守与斯巴达人的同盟，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普遍缺乏的。 凡此种种，都与其在《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某些取向完全一致，无怪乎某些研究者称他为“苏格拉底式的历史学家”。

必须强调的是，在对色诺芬史学成就作出客观评价时，我们必须注意祛除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其主要表现之一是褒希腊，贬波斯；褒雅典，贬斯巴达（拉栖代梦）。色诺芬在本书中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丧失独立、地位一落千丈的雅典着墨不多，与对希腊领袖斯巴达的记载形成明显反差；同时，对于希腊诸邦在内政外交受制于波斯并甘心情愿、争先恐后争当波斯鹰犬的事实如实记载，似乎令某些西方学者颇难平心静气地接受，这大概是其偏见滋生的主要根源；由此也导致他们往往以双重标准评价色诺芬《长征记》和《希腊史》的文风，认为前者清晰、朴实、简洁、明快流畅，后者死板、僵硬、沉闷、谎言连篇，旨在贬低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希腊史》的真实性。常识告诉我们，同为色诺芬成熟时期的同类作品，文风怎么可能相差云泥？

无论如何，正如C. L. 布朗森所说，色诺芬的《希腊史》乃是所有涉及公元前411—前362年那半个世纪希腊历史的最权威的著作。 ^[21] 当然，在译者看来，他也是无愧于“古希腊三大史学家”这一称号的。

四、关于《希腊史》的抄本和译本

在古代作家中，只有极少数人的作品得以完全保存下来。色诺芬为其中的幸运者之一。留存至今的色诺芬《希腊史》17种古希腊文抄本情况如下：

根据国际古典历史文献学研究成果，在这些古希腊文抄本中，最重要的抄本当数“抄本B”和“抄本P”。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对于色诺芬著作研究的重视程度虽难以与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研究同日而语，但色诺芬《希腊史》的英、法、德、俄等各种现代译本（包括全书译本和分卷译本）出版也有数十种之多。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文读者而言，主要可借助中译本获取这部古典名著的相关知识，要实现从文献原文入手加以研究和考证，尚需时日。

译者手头最早的英译本是由A. 阿什利等学者翻译的单卷本《色诺芬全集》（ The Whole Works of Xenophon , Translated by Ashley Cooper and Others, Complete in One Volume, Philadelphia, 1845），收录了色诺芬名下所有著作。除此以外，20世纪流行较广的几种英译本，一是C. L. 布朗森的译本（Xenophon, Hellenica ,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Vol. 1: 1918;Vol. 2: 1921）。该书的优点是希腊文英文对照，被收入“洛布古典丛书”（该英译本亦有2002年在线版http:www.perseus.tufts.edu/cgibin）；二是H. G. 达金斯的译本，见F. R. B. 哥多尔芬主编的《希腊历史学家著作全集》（Xenophon, Hellenica , Translated by Henry G.Dakyns, in Francis R. B. Godolphin ed., The Greek Historians , Vol. 2,New York, 1942）。该译本有经过修订并附有较多注释的2008年在线版（http://en.wikisource.org/wiki/Hellenica）。另外，P. 科伦茨出版了多卷本《希腊史》注释本，参见《色诺芬〈希腊史〉译注》（P.Krentz, Xenophon’ Hellenica ,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Commentary ,Aris & Phillips Ltd., Vol. 1: 1989; Vol. 2: 1995）。科伦茨计划宏大，译文准确简练，前两卷内容到《希腊史》第四卷第二章为止，希腊文英文对照，附有详细注释。

R. B. 斯特拉斯勒编辑、约翰·马林科拉新译的《地标色诺芬〈希腊史〉》（R.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New York, 2010）是目前该书的最新译本。译者系当代最负盛名的古希腊史和古典史学史专家之一，该书附有长篇序言、较为详尽的注释、专题索引、多幅精美插图／地图、16篇附录（其中多由国际古典学界知名专家撰写），令读者耳目一新。

20世纪末以来，色诺芬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9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召开了关于色诺芬的学术研讨会。会后从会议提交的60多篇论文中精选了24篇，于2004年结集出版（C. J. Tuplin,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 ,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2004）。201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教授米歇尔· 弗洛尔主编的《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Michael A. Flow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Xenoph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国际古典学界关于色诺芬著述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内容涵盖色诺芬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在希腊历史学、哲学、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多部著作的专门研究，语言、叙事风格的探讨以及若干专题研究。

中译者在译注过程中，主要参考古希腊文原文以及上述几种英译本；凡是诸译本理解有差异之处，都会仔细推敲希腊原文。本书的注释，主要来源有四个：一是P. 科伦茨注释本第一、二卷，二是在线版H. G. 达金斯英译本的注释，三是“洛布古典丛书”英译者的注释，四是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同时，根据自己对原文和希腊史粗浅的理解，对有些注释做了相应的处理，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的内容。译者自知学力有限，虽竭尽所能，但错误之处难免，敬祈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徐松岩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