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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当代世界的史学著述，已经呈现一种划一的趋势，无论是在原来便有丰厚史学传统的中国，还是在原本被视为“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基本都参照欧洲近代史学的模式（进步观念、章节体裁和注释引证等）。但有趣的是，在欧洲近代以前，抑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历史的写作与其他地区（譬如中国），在观念、方法和形式上，均有一些可比之处。欧洲史学的近代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课题，中文学界已经有不少论述，但似乎仍有加以全面整理和概括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将在下文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供读者方家指正。此文的写作意图，不是为了称颂欧洲文化之高人一头。相反，笔者认同印裔学者迪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将欧洲的文化模式“区域化”， [1] 而如何区域化，便需要对欧洲文化和史学在近代的转型从事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现代意大利学者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一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莫米利亚诺所描述的，正是欧洲近代早期的博古学者（antiquaries）。他指出，到了18世纪之后，这类博古学者已经几乎不见踪影。而他们的消失，是学科分化的结果；他们在近代或许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莫米利亚诺由此而感叹：博古学本身成了一个历史问题，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历史的变化。但吊诡的是，探讨这种历史的变动，又会让博古学家深感无趣。 [2]
博古研究并非史无前例；古罗马的“博学之士”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就以研究古物、古书而著名。甚至“博古”（antiquarius/antiquitates）之名，也来自瓦罗。像人文主义一样，博古运动其实是欧洲人重拾、重建古典文化的一个产物。如果说人文主义以探究古典文献为主业，那么博古学则还收集、研究各种古董、古物。但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家，往往又重合于一人，譬如比昂多（Flavio Biondo, 1392—1463）就是一位，而与比昂多同时的伯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occiolini, 1380—1459）亦是如此。布拉乔利尼的例子，最能看出人文主义与博古运动的内在联系。布拉乔利尼热衷收集古书，也即前世留下的各种手抄的稿本。为此目的，他几乎走访了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图书馆，然后对各种手稿本进行核对、整理和校订。通过他的努力，许多古典著作得以重见天日。但同时布拉乔利尼又对名胜古迹充满兴趣，所以他的多次出游，并不只是为了收集文献，也为了欣赏和研究古代的建筑，然后与书本知识加以对照。他曾经在罗马城的旧址徘徊，发出类似“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后面将要讲到，18世纪的伟大史家爱德华·吉本在走访罗马古迹的时候，也想到了布拉乔利尼，并表达了相似的思古之情。） [3] 布拉乔利尼试图用考古的手段，补充和纠正书本知识，这种寻找“二重证据”的手段，体现了博古研究的特色。
博古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物，因此其研究手段是多学科的。如用现代的学科区分法，博古研究综合了考古学、民族学、古文献学、比较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采用这一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是因为研究对象的需要。古代的文物，种类繁多。除了古代殿堂、纪念碑、功勋墙等的遗迹之外，还有钱币、羊皮文书、盔甲、铭文、石刻等等。在上述这些古物之外，还有各类古本，即文献史料，也是博古学家研究的对象。对于博古学家而言，他们对古代的兴趣，没有任何止境；但凡一切与古代有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譬如为了知道古代的风俗，他们除了参考古书记载，还会收集、整理歌谣等民间材料。而为了了解古人的经济生活，他们还补充天文学的知识，研究气候的变化。研究古代城市的规模和建设，则要学习地理学和测绘学等。在文献研究方面，由于拉丁文本身经历了种种变化，而且还有希腊文的古典文本，所以又必须掌握多种语言及语源学。
博古运动兴盛的原因，像其研究手段一样多元和多样。文艺复兴的起始，固然以恢复古典文化为宗旨，但其发展的结果，则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使他们不再把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制度和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和神圣不可侵犯。由此，欧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为一种被当时人称为“皮浪主义”（Pyrrhonism）也即极端怀疑主义的风气所笼罩。其实“皮浪主义”这一称呼，也是人文主义和博古运动的产物。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前270）本人是一位古希腊学者，据说曾去印度游历，然后就指出一切都不可信、一切均可怀疑。有关皮浪生平和学说的介绍，主要见于罗马学者塞科斯特斯·安普利克斯（Sextus Empricus,约160—210）写的一部名叫《皮浪主义概说》（ Pyrrhōneioi hypotypōseis ）的著作。换言之，在中世纪，这两个人物显然都不为人所知；只是通过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发掘，他们的论述才重见天日。当然，皮浪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真有其说，安普利克斯对他的描述是否真确，都是可以怀疑、研究的问题。
所以，皮浪主义的流行，让欧洲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枷锁，从而敢于思考、质疑、探索。简单言之，皮浪主义就是疑古主义；皮浪主义者就是疑古派。正是这种疑古的风气，让欧洲学者努力运用多种手段，探究任何事物的真相。如同前章所示，以历史写作而言，中世纪流行的世界的、普世的编年史，便逐渐为以民族为主题的史著所取代。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中世纪编年史的纂写，编者大多为足不出户的僧侣，其采用的史料，除了圣经、福音书等教义以外，大都是一些传闻和二手著作。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题材是普世的历史，以求揭橥上帝的神意，所以采用二手的材料也就无可避免。但宗教改革以后，许多教会认可的宗教经典都遭到了怀疑，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类展现神意史观的著作被逐渐取代，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有所取代，普世史、世界史的著述仍有市场。这里有至少两个原因。第一是虽然天主教会受到重创，但仍然存在并在伺机反扑，而新教徒虽然挑战并脱离了天主教会，可他们的宗教信仰依旧，仍然坚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创世的理念，所以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寻求和证明上帝的神谕，仍具吸引力。17世纪之后，各类史家不断编纂、重写世界史，就是例子。第二则与历史学的功用有关，即人们如何看待历史著述的社会作用，也即历史著述到底是为了鉴往知来还是为了保存记忆。如前所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探究，已经让他们发现，从古希腊开始，历史学便出现了两大类型：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式的作品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 公元前460—前400）式的史著。前者的出发点是保存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因此力图包罗万象，而后者则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特别注重主导某段历史的事件而加以记录和描述。在前现代的社会，领袖人物的作为常常被视为历史变动的主导力量，因此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不仅在古代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后，仍然大行其道。为了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嘉惠后人，史家又必须运用各种修辞的手段；史学长期从属于修辞学，也源自于此。
由于力求无所不包，因此希罗多德式的博学，在古代成了知识的象征。在古代希腊，哲学家抑或智者（sophists），都会利用这类研究来获取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从而提炼出某种学说。而与此相对照，专注研究政治、军事活动以求历史教训的著作，则主题集中，因此内容也比较狭窄。但不管是希罗多德式的还是修昔底德式的历史著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运用事实来铺陈并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动。由此缘故，历史叙述基本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而在中世纪，受到基督教史观的影响，史家更加重视纪年，希求从时间的流动中描述历史的演变。而无论是叙述体还是编年体，史家记录事实，基本都是为了说明、解释一些现象。由此，莫米利亚诺认为，至少在15、16世纪的欧洲，历史著述与博古研究十分不同。首先，博古学家虽然喜欢过去，但不注重时间的流变；他们只想对某件古物做系统的探究。其次，博古学家注意的是事实，而不是事实对于历史叙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如果研究某个事实，会全面、系统地搜集所有有关这一事实的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会研究，而不管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即是否能帮助叙述和解释历史的变动及其原因。 [4]
所以历史学与博古学之间，在当时存在某种张力。法国学者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将史学分成三类——人类史、自然史和神圣史，便是一种反映。大致而言，如果历史著述专注以古鉴今，那么便会以人类的活动为主，那就是人类史；而博古学的研究，天文、地理均是对象，因此可以属于自然史。更加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的史家注重其著作的可读性，因此对于事实的真伪，没有特别在乎。他们往往根据残缺不全的古代文献，模仿古人的文笔来叙述历史故事，因此常以讹传讹。而博古学家则对事实做详尽、系统的考订，因此特别注重真伪。由此出发，他们往往质疑古代作品的真假，再用实物史料来对此加以验证。那些实物史料除了钱币、铭刻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类公文。古代和中世纪的许多公文和宪章，都书写在羊皮上，因此也是实物史料，而且历史价值非凡。
历史学与博古学之间的张力，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当时有不少学者，既从事博古的研究，又撰写历史类的作品，如英国的威廉·坎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等。可是他们视这两种工作为不同的种类，并无意将它们加以整合，即用“二重证据法”来考订史实，将历史写作置于翔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以坎姆登而言，他的《大不列颠风土志》（ Britannia ），是一部博古研究的杰作，而他写就的《伊丽莎白一世编年史》（ Annales Rerum Gestarum Angliae et Hiberniae Regnate Elizabetha ），其手法则大致延续了中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在注释和考订史料上展示他博古研究的深厚功力。显然他认为，历史写作与研究并不一样。比坎姆登小十岁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17世纪英国政界和学界的双栖人物，后来以总结科学方法而闻名遐迩。而培根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博古学家，其兴趣多样，建树众多。像博丹一样，培根重视历史研究，指出如果知识是一座金字塔，那么历史学就是这一座塔的基础。他也同意历史有自然史和人类史之分，而后者又由“回忆”（历史文献）、“古物”（遗迹、古物等）和“历史”（编年史、传记、逸史等）组成。培根对历史类作品做如此详细的分别，是希望它们之间能相互补充，但有趣的是，他本人写作的历史作品——《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 ），则基本遵循了“君主之鉴”的著述传统，追求生动和富有感染力的优美叙述，而不注重运用可靠的史料和翔实的考证。换句话说，培根虽然有心，但却没有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由此而论，在16、17世纪，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抑或博古学与历史学，尚是两种学问。博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差别，与学者与文人的差别相近。
虽然取向不同，但博古运动的开展和皮浪主义的盛行，让人们突破传统的权威，注意追求知识的真伪，也让史家看到事实对于历史写作的重要性。到了18世纪，博古学与历史学因此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向。这一合流，以历史学家吸收博古研究的成果，力求将自己的叙述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特征。而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历史学逐渐脱离修辞学的范畴，走出“君主之鉴”的传统。换言之，传统史学——或“历史之艺”（ ars historica ），于是也就渐渐地走向了终结。
但这是一个逐渐、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心想恢复古典文化，但在古典文化中，史学并没有占据太高的地位。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断言，史学与诗歌相比，后者更为高级、更有创意。“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件。”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可能也反映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的偏见。因为比如修昔底德式的历史著作，就希望能总结历史教训，并不只是堆砌史实。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也让人看出古典作家重视知识的实用性，因此在近代以前，历史写作注重修辞和文采，也就让人可以理解了。但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家的研究，则让人看到在“达”和“雅”之外，还有“信”的重要性。无怪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这位学问精深的学者，便对亚里士多德看低历史的做法提出异议。瓦拉说道：“与诗歌相比，历史更有活力，因为它更真实。”他还指出，历史所揭示的，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是具体的真理。
[5]
瓦拉的观点，其实已经暗示史学有其不同的方法，而探索并说明历史的独特方法，正是当时学者改造传统史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博丹的《理解历史的方法》（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在1566年出现，并不偶然。博丹之后，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 1541—1608）写作了也许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史学史的著作。他用进化的观点来叙述史学的变化，认为诗歌或史诗的写作，代表了历史著述的初级阶段。具体而言，希腊史学经历了传说、史诗、散文和典雅文体（乃至矫揉造作）的演变。拉·波佩利尼艾尔也指出，罗马史学的演化过程，与希腊史学类似。从他的描述来看，他注重的显然主要是历史表现形式，也即文体的变化。由此来看，拉波佩利尼艾尔似乎还受历史属于修辞学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与古典作家不同的是，他已经提出理想的史家要用中立的态度，对史实做因果分析和判断，并展现历史的真相。
其实注重和探讨历史方法本身，已经表明那时的学者不再视传统的史学写作模式为典范了。在博丹、拉波佩利尼艾尔和培根等人从理论层面分析史学的性质和变迁及其与其他学问的关系时，马比雍（Jean Mabillon, 1623—1707）则提供了一部具体探讨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著，那就是他的《古文献学论》（ De re diplomatica ）。在讨论《古文献学论》的意义之前，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马比雍写作此书的背景。17世纪的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历史著作的真伪，与文艺复兴想恢复古典文化自然有关，甚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出现了不少伪作和赝品——既有托古之作，也有以假当真或者真假混杂。如果只是为了欣赏古人的文笔，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和新教两派争论激烈，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便成了论证的关键。所以博古学者之中，既有新教徒，又有天主教徒，而且后者还居多。个中缘由，不难理解——新教挑战了教会，使得天主教处于守势。为了反击，他们更需要运用缜密严格的方法，对各种文献做详尽的考证，以求捍卫教会的立场。
马比雍就是一位天主教的学者，长期在修道院潜心向学，研究各种古文献。如上所述，欧洲近代以前的公文和宪章，大都写在羊皮上，以求保存久远。马比雍对这些羊皮文献做了几十年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鉴别真伪的丰富经验。他写作《古文献学论》，与天主教反击新教的行动有关。宗教改革促使一些新的天主教团体成立，耶稣会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因为新教质疑那时教会背离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耶稣会士便特别注重掌握有关教会历史的正确知识。在冉·博兰德（Jean Bolland, 1596—1665）的领导下，耶稣会的学者着手编写多卷本的《圣徒传》（ Acta Sanctorum ）。毋庸置疑，他们的编纂，力求基于可靠的文献，以免再度受到新教学者的嘲讽和质疑。其中的一位学者丹尼尔·丕皮布罗奇（Daniel Papebroch,1628—1714）在参与编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法兰西修道院，特别是最著名的圣德尼圣殿所藏的羊皮文献，伪作和假冒品可能不少，因此提出质疑，表示这些文献都不可信。面对这一指责，马比雍受托反击，写就了《古文献学论》，既说明了他反驳丕皮布罗奇的理由，还总结了鉴定古文献的各种方法和手段。
马比雍的对手丕皮布罗奇指出法兰克王国的一些传世文献存在假冒品和赝品，有其理由，因为圣德尼教堂存有法兰克王国早期的许多羊皮文件，有的被认为由国王达戈贝尔特一世（Dagobert I, 603—639）亲笔所录，但中世纪史家比德（St. Bede, 672/673—735）和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 538—594）等人的著作中却没有提及。鉴于在中世纪，托古之作不少，因此丕皮布罗奇指出，在达戈贝尔特一世以前的法国古文献全部都是伪作，而且愈古愈假。但他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而且他本人没有亲自检查过那些文件。马比雍则相反；他的反驳基于他多年的实践经验。马比雍指出，在7世纪甚至更早，法兰西人就有羊皮公文；达戈贝尔特一世确有亲笔公文，其后继者的类似文件和抄件亦不少。为了证明他自己论述的正确，马比雍在《古文献学论》中，交代了他自己辨别文献真伪的经验，其中包括如何结合“外证”（羊皮、字体、笔法等）和“内证”（文体、语法、称谓和内容）来取得可靠的结论。 [6]
在看到马比雍的反驳以后，据说丕皮布罗奇承认他的结论有误。但胜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争论表明，在瓦拉之后，历史文献学已经渐渐成为一门显学。马比雍本人的成就，得到了法国上层和法王路易十四的青睐，而丕皮布罗奇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被视为近代历史考证学派的先驱。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因此这样形容历史文献学在当时的地位变化：“以前只是为了锦上添花，现在则成了复古和重建的唯一手段。”而后人的评论更为精彩，经过17世纪，“历史文献学从婢女变成了女王”。更有人指出，与“历史之艺”相比，那时出现了“批判之艺”（ ars critica ），即系统考证历史文献的专门学问。 [7] 瑞士学者冉·勒科莱尔（Jean Le Clerc, 1657—1736）曾写就《批评之艺》（ Ars Critica ）一书，因此通常被认为是这一学问的代表人物。勒科莱尔本人的治学，以考订、诠释基督教经典著称。“批判之艺”的方法，也就是从考订文本、比较史实出发，补充、检验和鉴定古书内容的真伪（有些古书整个就是假托之作，而有的古书则掺有后人添加的部分）。
重要的是，“批判之艺”在17世纪的出现和逐步兴盛，开始对传统的“历史之艺”造成冲击。换言之，博古学、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使人感到应该采取研究的方法，将历史的写作建筑在翔实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之上。因此博古学和历史学这两种原本不同的学问，开始走向汇合。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原因。 [8] 内在的原因与传统史学的内容有关。经过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典史学获得重生，人们也相信能古为今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发现，其实古今不同；古典史学提供的经验教训，并不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7世纪欧洲已经见证了科学革命的成功。这一成功对文艺复兴初期人们一味崇古的思维，产生了剧烈冲击。当然，当时还有不少人坚信今不如昔，但也有一些人开始相信今胜于昔的可能。于是，在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学界，出现了一场“古今之争”。 [9] 无论胜负，这一争论的出现，表明历史观已经开始改变。
博古学与历史学在那时汇合的外在原因，就是批判、考订史料手段的完善和对历史真相兴趣的极大增强。毋庸赘言，这两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确证史实的手段，人们才增强了对历史真相的兴趣，而这一兴趣的增加，又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和完善考订史料真伪的方法。弗朗索瓦·博杜安（François Baudouin,1520—1573）力求将法律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便是一例。博杜安亦是法国学者，比博丹和拉波佩利尼艾尔更早。他是法学家出身，对罗马法研究精深，又试图将之运用于当时。但是博杜安很快就发现，古代遗传下来的法律文献中，既有法律的内容，又有历史的内容；后者用来说明前者。因此要想古为今用，吸收古人的智慧，必须将这两者分清。同时他也指出，要想真正了解古代的法律，必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博杜安眼里，史学与法学有不少相似之处。第一就是两者都重视起源，即前例或先例；引用先例或前例来说明或论证一个事件或案件，在史学与法学的实践中，都十分常见并且必要。其次，法学和史学都强调证据，而证据又有目睹和转述之分；在目睹和转述之间，又以前者为重。但如果要落实证据，“批评之艺”也即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就必不可少。复次，博杜安又指出，研究历史和法律，都依照时间顺序而逐渐发展——前者从传闻、传说到历史叙事，后者则从习惯法到制定法。最后，博杜安还强调，历史学就其性质和范围而言，应该是普适的，须概括世界所有的地区。博杜安有此想法，体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也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密切相关。一言以蔽之，到了17世纪，博杜安、博丹和拉波佩利尼艾尔都已经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增强其研究性，不能只追求措辞华丽、故事动人，以求以古鉴今，而是要寻求真实的历史知识。而“批判之艺”的倡导者勒科莱尔的表述最为直率。他认为史家必须具有批判的思维，对史料加以鉴定，确定其可靠性，然后用清晰、浅白的文字表述出来，不附加自己的修饰。历史著述要摒弃华而不实和虚浮雕琢的修辞笔法。 [10]
17世纪末年，“批判之艺”开始走向盛期，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历史和批判词典》（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的出版，其著者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 1647—1706）。这本词典的名字，也许是传统的“历史之艺”与新兴的“批判之艺”结合的最佳证明，因为贝尔的意图，就是要展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不愿盲目地接受前世传下的知识。因此这本词典的出版，成为质疑、检讨和整理17世纪以前的所有知识的一个尝试，是皮浪主义的一个典型实践。贝尔的词典，以人物传记为主，并掺有一些有关宗教教义和哲学观念的条目。贝尔能以一人之力，写作这些条目，反映出他的博学，但更新颖的是，他写的条目，均附有详细的注释，力求将之建立在已有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本词典的出版让人看到，历史著述不再是修辞学的附属，而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抑或科学。传统史学由此也就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