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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国演义》不同，《水浒传》虽有历史的影子，却不是历史小说。历史上，宋江起义确有其事，但史料有限，语焉不详，这就给小说创作预留了巨大的空间。《水浒传》涉及的史实与地理，有的与宋代实际两相契合，有的则颇有出入。前者印证了小说有历史的影子，后者说明了不是历史小说。
在史实上，《水浒传》开卷就错：“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嘉祐三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皇祐四年（1052）就已经去世，死了六年，居然还能“越班启奏”，岂非咄咄怪事！
小说第二回叙述高俅发迹时说：
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
王晋卿，名诜，是北宋著名画家，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传世。他是宋初大将王全斌的后裔。《宋史·王全斌传》附其曾孙《王凯传》说：“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而据《宋史·公主传》，这位蜀国长公主应是英宗第二女，神宗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妹妹，哲宗皇帝的亲姑姑。不过，王晋卿这位神宗皇帝的妹夫，英宗皇帝的驸马，小说却让他莫名其妙地低了一辈。
小说在“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一回录有招安诏书，落款是“宣和四年春二月”。这在历史年代上大有问题。其一，与历史上宋江投降的年代相差一年，这有《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1121）二月纪事为证：“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其二，倘据小说的安排，宋江受招安在宣和四年二月，轰轰烈烈征方腊还在其后，而据《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八月“方腊伏诛”，倘若宋江在宣和四年才受招安，哪里还有南征方腊的用武之地呢？
在这些史实讹误中，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卒年，驸马都尉王诜的辈分，都是不难查证的；而方腊被处死的历史年份也确切无疑，更何况是宋江征方腊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小说对此都疏于考证。这也充分说明《水浒传》出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说书艺人之手，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对重要史实进行缜密考证。读《水浒传》，每事都考证出个子丑寅卯，当然没有必要。但梳理其讹误，有助于人们从另一角度把握小说，也不见得就是吹毛求疵。
至于地理错误，“智取生辰纲”最为集中。第十六回叙述杨志把生辰纲从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护送去东京开封府，“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对晁盖、吴用他们打劫的黄泥冈，小说点明“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而第十七回却说，与杨志一起押运生辰纲的老都管“自和一行人来济州府该管官吏首告”，则黄泥冈应在济州管辖范围。当时黄河改道北流，从大名府到开封府，取道几乎沿着黄河径直朝南，一路上都是黄泛平原，并无什么山路。此是一。由于从大名到东京几乎是径直南行，根本不必绕道东南的济州（治所在今山东巨野），而既然黄泥冈在济州境内，与太行山就更是了无关系。此其二。另外，当杨志在黄泥冈盘问时，晁盖等所扮的七个卖枣客人回答：“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这里又有大破绽。濠州在今安徽凤阳一带，位于东京开封的东南方向，而黄泥冈应在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必在开封的东北，从濠州贩枣子到东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道到东京东北再朝南走的，杨志居然没能发现其中的马脚。可见搬演这段故事的南宋说书人，对大名、开封、济州、濠州的地理方位不甚了然。
《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中对黄泥冈的方位交待，大有破绽可捉
对相关地名之间的地理方位，小说经常出错。试举数例。其一，第三回叙述史进从少华山（即华山）去延安府找师父王进，行走半月来到渭州。渭州在今甘肃平凉，从华山到延安应取道直北，无论如何不可能经过渭州。其二，第五回描写鲁智深从五台山去东京途中，路经桃花村，庄主刘太公说：“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官军捕盗，禁他不得。”青州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而从山西五台山到东京开封府，无论如何也不会经过山东青州的。其三，第二十三回说武松从沧州去清河县看望武大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打死了猛虎。在北宋，清河是恩州的治所，与沧州同属河北东路；阳谷是郓州的属县，属京东西路，位于清河之南。故而武松南下探兄必先经过清河，完全没有必要再南行近二百里地，到阳谷景阳冈去打虎逞能。其四，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提到“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无为军的通判黄文炳经常“自家一只快船渡过江来”。宋代无为军即今安徽无为，江州则是今天的九江，从无为溯江而上，沿途要经过今安徽的铜陵、贵池、安庆与江西的彭泽、湖口才能达到九江，两地舟行相距数百里，根本不是隔岸相望一苇可航的。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参与《水浒传》原创的说书艺人对历史地理掌握得既不全面，更不深入。与小说中那些史实错讹一样，这些地理讹误也表明小说原创者的历史知识有限，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只是说书艺人，而不是考据学者。同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罗贯中不是《水浒传》的最后改订者，因为这些常识错误与《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知识相去实在太远。
明代类书《三才图会》之《爪哇国》。《水浒传》中“爪哇国”是明代始见的外国国名
泰安州也是《水浒传》的重要地名。第六十一回说卢俊义中吴用之计，“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可以避难消灾；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也以泰安州作场景。但泰安州始设于金朝大定二十二年（1182），由原来的泰安军升为州。这一讹误似乎说明，《水浒传》故事雏形不应该出现在泰安升州以前，即不太可能早于十二世纪末叶至十三世纪初叶。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见面：
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
这里所说的爪洼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元代成书的《岛夷志略》指出“爪哇即古阇婆国”，则宋代将其称为阇婆国，《宋史·外国传》说“阇婆国在南海中”。明代《金瓶梅》也曾以爪哇国形容其远，第五十四回说“西门庆一个惊魂落向爪哇国去了”。既然阇婆改称爪哇是入元以后的事，而元明两代人常用爪哇做比喻，据此也可以推断：《水浒传》主干部分的定型年代最早也应在入元以后。
小说四十一回说铁笛仙马麟“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也颇值得追问。北宋的南京是应天府，在今河南商丘；南宋的建康则是今江苏南京。小说所谓南京建康，显然不是北宋的应天府，而指后者。明代朱元璋即定都于此，始称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起径称京师，直到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才再叫南京。而小说称“南京建康”，显然把明初的叫法与南宋的叫法杂糅在一起。类似的例证还有第五十一回，说雷横“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东昌府是明代地名，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北宋与金朝时都是博州，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才改置为东昌路，明太祖时改为东昌府。《水浒传》里宋人说出明初的地名，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小说主干部分的最后定型，应该不晚于明朝初年。
《水浒传》对宋辽边境地名知识的匮乏紊乱，尤其令人注目。第四十四回说杨雄“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还说公孙胜是蓟州人，回蓟州探母参师，故而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去蓟州找寻公孙胜，其时都应在宣和二年（1120）之前。蓟州即今天津市蓟州区，属五代后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一，北宋时期也一直为辽朝所占有，直到宋金联手灭辽，宣和四年（1122）才一度归入宋朝的版图，但三年以后再次被金朝占领。因此，不仅戴宗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出入蓟州，杨雄更不可能在蓟州做宋朝衙吏，可见小说作者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
但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蓟州城”却明确交代“前面便是蓟州相近。此处是个大郡，钱粮极广，米麦丰盈，乃是辽国库藏”，则又正确指明了蓟州的归属。小说写征辽，八十三回说“宋江升帐，传令起军，调兵遣将，都离密云县，直抵檀州城来”，实际上，密云县就是檀州的州治所在，说离了密云县，直抵檀州，显而易见是地理错误。第八十五回里吴用说“若更得了他霸州，不愁他辽国不破”，而且交待霸州是“辽国国舅康里定安守把”，显然把霸州划为辽朝属地。但据《宋史·地理志》，霸州属河北东路，始终归北宋所有。类似例子还有雄州，历史上也属北宋河北东路管辖，小说八十六回却说“（李金吾）乃李陵之后，荫袭金吾之爵，见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万来军马，侵犯大宋边界，正是此辈”，将其划为辽朝的州郡。这也说明，一百二十回本的征辽部分并不是《水浒传》的原创结构，而是后来追加的蛇足，因而在细节上就与原来的说法发生了抵牾。
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还有征田虎的内容，第九十一回交代田虎占领五州时说：“三是昭德，即今时潞安。”昭德，即北宋的隆德府，治所在今山西长治，是昭德军所在地，金、元、明三代都称潞州，直到明代嘉靖八年（1529）才升为潞安府。小说中对昭德的说明，明显是嘉靖以后明人所加，这是《水浒传》中可考年代最晚的历史地名，也可以成为推测征田虎最终被纳入小说的年代坐标。
总之，倘若仔细推敲，从史地错误里，也许可以发现更多与《水浒传》成书相关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