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水浒》
——《水浒乱弹》代序

先抄一段旧文：

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暗，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

少喜耐庵，血气未曾偾张；

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

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

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

亦雅亦俗，或能共赏；

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这是新世纪第一年，我在《万象》杂志上开写《浒边谈屑》时自撰的开场白，大体概括了我写《水浒》文章的因缘、用意与特点。

幼年时代，我的文学启蒙与历史启蒙，就是与父亲一起守着一架旧收音机，把评话《水浒》《三国》听得有滋有味。离家不远，有一家老虎灶，是附设茶座的那种，每天下午有说扬州评话的，也去蹭着听过几次《武十回》。身边有点小钱，热衷到小人书摊上看连环画，那是在上小学以后。下午放学，在路旁的小人书摊上，花一分钱看上两册连环画（倘若新书，还只能看一册），一次看上一两册过把瘾，一套《水浒传》就是这样看全的。记得那时《水浒传》连环画共十七册，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还不是后来六十册一套，否则，吊胃口的日子还要长些。偶尔有几次，忘了周围人来车往，借着朦胧的路灯光，把租借的连环画看完，头上已是满天星斗，长长吁一口气，思绪却还在梁山泊转悠。

人们常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担心的是少年人血气方刚，怕他们读了《水浒》，缺乏理性，失去控制，模仿效法，闹出乱子，小焉者聚众斗殴，大焉者犯上作乱。但我自幼胆子不大，人也长得孱弱，或许是不自觉地在阅读中寻找一种代偿与平衡，至少从小人书走近四大古典小说，最早选择的却是《水浒》。记得是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正儿八经地读了七十一回本的《水浒传》，感动的劲儿似乎已经赶不上读小人书，虽然也还是少时，但其后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时，我正在一所中学里当代课教师，赶上了“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看来，运动发起者自比不得令终的晁天王，让运动有了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当时，大多数人可都是认真投入的，我也未能置身事外。记得做过两件有关的事。一是自愿的，排队买了一部《水浒传》（这在十年书荒中不啻一掬甘霖），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这次是一百二十回本。二是校领导与工宣队交办的，因忝为语文教师，让我给全校师生介绍过一二次《水浒》梗概，中学生们连《水浒》都没接触过，怎么能领会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呢？但说来惭愧，我对《水浒》，那时也谈不上有自己的想法。

过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一年，高考恢复，我有幸录取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的第一年，也许受前几年评《水浒》的影响，史学界以邓广铭先生为主角，还有他的弟子与追随者，对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争论得不亦乐乎。那些文章，我几乎都浏览过。大学阶段，我通读了《宋史》，写过一二篇关于宋代的论文，有一篇还被业师程应镠先生收入他与邓先生主编的宋史研究会首届年会论文集。转眼就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又读在职研究生，专业方向就是宋史。

一进入专业研究，才知道宋史领域广大。我的兴趣又不窄，什么都想有所了解。先是选择制度史作为硕士论文的方向，完成了《宋代台谏制度研究》，而后就有点泛滥无归。不过，我却始终没有把专业眼光回到儿时喜欢的《水浒传》上来过。1998年初，《水浒传》电视剧热播，一家上海的电视杂志找我从专业角度写一篇短评（即收入本书的《〈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似乎是唯一的客串。

也是这年岁末吧，陆灏兄以“安迪”的笔名出主《万象》编务，以一人之力为读书界贡献了一本活色生香的上品读物。蒙他的雅意，也刊发过我的几篇宋史随笔。大概是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他提议我为他的杂志写一个不定期的专栏，并指定《金瓶梅》作为主题，要求是小说与历史穿插着写，写得好玩好看——好玩好看，是他常挂在口头的衡文标杆。他说，《金瓶梅》敷演宋代故事，正好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

因为治宋史，我对陈寅恪倡导的诗文互证法也颇有效颦之想，有时会把有关史料与《水浒传》进行对照或联系，尤其是社会生活方面。但系统研究却未曾染指，现经陆灏兄一提议，我那久藏于心的尝试愿望被鼓荡了起来。但《金瓶梅》不是合适的对象，因为其作者是明代人，不过从《水浒传》里借了个躯壳，故事虽借用宋代的，语言名物与社会背景都是明代的，如按陆灏兄历史与小说穿插写的要求，历史内容牵涉两代，行文势必缠夹不清，更何况我于明史缺乏深入的研究，自然不宜越界筑路。于是，蒙陆灏兄慨允，我便以《水浒传》为主题，在《万象》上开了《浒边谈屑》。

记得鲁迅曾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他从解剖国民性角度，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任何问题可以正论，也可以反论。所谓的“水浒气”，不也说明《水浒传》问世以来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力么？“水浒气”可以是正面的——行侠仗义，惩治强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可以是负面的——拉帮结派，哥们义气，不分是非，为非作歹。

也许，《水浒传》在艺术上的伟大还赶不上《红楼梦》，但就平民化而言，它与一般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最为贴近。对这样一部古典小说，我国文学史界的研究成果不知凡几，而超越文学角度的研究却相形见绌，其中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最值得称道，而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实开从社会史研究《水浒传》的先河。从这些跨越文学史的《水浒传》研究中，我一方面获益匪浅，一方面也意识到有关《水浒传》人物史事的纯史实考证，在余嘉锡之后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应该另拓新路。

梁山泊的故事至少在南宋瓦子的说话里就已经流传，这有《大宋宣和遗事》可以为证。《水浒传》是融会宋元两代说话人群体创作而成的长篇话本小说，其一百回本的主体部分至迟应该成书在元明之际，因而书中涉及的语言习俗、社会生活大体反映了宋元时代的历史背景，元代立国仅九十八年，底层民众生活与南宋相去不会太远。因而，《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对生活风俗的描写摄录应该保留了宋元时代的社会影像，以我的专业知识，是完全可以用宋元史料来与之互证的。这样，也许能对《水浒传》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理解，双双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贡献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浒边谈屑》的系列随笔，就是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

在小说与史料互证，描摹一代生活风俗上，令人心折的是邓云乡先生的《红楼风俗谭》，史料丰赡坚实，行文典丽清新，属于陆灏兄所说的好看的文章。应该承认，我在写《浒边谈屑》时，在雅俗共赏与文史贯通上，也时不时以邓说《红楼梦》作为自己效法的样板。而在文史互证上，除了乙部的史书与子部的笔记，我还旁及宋元的诗词散曲与杂剧话本。当然，我遵守一条原则，以宋代文献为主体，兼及元代诗文曲剧，而基本拒绝明代的材料。

《浒边谈屑》刊出后，有些读者与编辑不是因为我那些十分专业的论著，而是由于这些随笔才与我相识的。当然，也听说有人认为，文章的格局略小了些。这是对的，因是随笔，一要受文体的限制，二要受篇幅的限制，三要受题目的限制。关于题目，我是有意选《水浒传》中出现的风俗名物，这就难免具体而琐碎。但希望能集腋成裘，达到一定规模，比如也来个一百单八篇（实际上，我手边已有百来个现成的题目），也许对于希冀了解宋代社会生活的读者，分则能独立成题，推开一扇窥探的窗户，合则能略成气象，构筑一条巡礼的长廊，对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社会有所帮助。野心不大，仅此而已。

然而，在现今的学术评价机制里，这些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品闲文。尽管自以为这些随笔在史料运用上，是完全遵循史学规范的，在内容上也不乏一得之见，但仍不得不被现行考核体系划出科研硬指标之外。于是，我只有忙里偷闲才写上一篇，自娱也兼娱人。因而，不仅私心期待的规模效应不是倚马可待，连专栏的供稿也常常青黄不接，以致常有人问我：近来《万象》怎么不见你的文章？

2006年年初，还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的路育松女士来函，认为我的随笔既有一定的学术内涵，又有雅俗共赏的可读性，问我是否有意出版这些随笔。她是我的专业同行，而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又不止一次刊发过我的《水浒》随笔，对这种高情厚意，我自然是十分感谢的。但我不可能抽出大段时间补写其他篇目，只能将已经发表与手头完成的稿子结集出版，至于其他还有数十个题目，只能有待于今后再出增补本。我的这一要求，路女士与中华书局也都慨然俯允。但始终杂事丛脞，直到今年寒假后才着手进行。这次结集，因读书积累了新材料，对许多篇旧作做了增补，有的篇幅甚至扩充至原来的二三倍之多，好几篇几乎是重写，插图也有新的增汰，才整成现在的模样，也不知道读者朋友是否接受与喜欢。

最后，对书名略作交代。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用《万象》上的专栏名。当初取名《浒边谈屑》，也是斟酌过的。“浒边”，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水浒传》旁边，其二是在水边，目的只是一个，不下水，不谈论小说本身，借小说的某些细节做由头，生发开去，讲与这一细节相关的当时社会生活。“谈屑”，一是指所谈的都是不成片段的生活风俗，二是自知这类随笔无足轻重，不过屑末饾饤而已。这个专栏名肯定不贴近一般读者，出版社建议另取一个雅俗共赏的书名。考虑再三，便取名《水浒乱弹》。这里也略作说明。“乱弹”，首先是一种戏曲声腔名，不妨借喻为一种阅读《水浒》的新形式。当然，“乱弹”本身就有乱弹琴的意思。这样的小书，文学史界认为是非我族类，历史学界以为是难预主流，不是在乱弹琴，还是什么？ i1E9bURH2NCx5VBicPCkiWImC65jAhHjcBDDtoMdTGPDOKNRBIkHWfTtxqVLO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