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癔症理论：对阿沙芬堡的回应

我之所以试图反驳阿沙芬堡对弗洛伊德癔症理论 ^[1] ——总的来说——非常温和与审慎的批评，是为了防止婴儿被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当然，阿沙芬堡并没有断言弗洛伊德的重要性随其癔症理论而终结。但医学界（包括精神病专家）主要是通过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工作来了解他的，因此，对它的非难很容易给弗洛伊德的其他科学成就蒙上阴影。我想在此指出：我的回应并非针对阿沙芬堡个人，而是针对其观点和抱负在阿沙芬堡的演讲中得到雄辩表达的整个一派人。

阿沙芬堡的批评，专门限于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在精神神经症形成中的作用。然而，他所说的并未影响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更广泛领域即梦的心理学、玩笑和由情感事物引起的正常思维的困扰。它仅仅影响性心理学、癔病症状的决定因素以及精神分析的方法。 弗洛伊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当之无愧地拥有独特成就，这一点只有不厌其烦地实验性地考查过弗洛伊德思想历程的人才会提出异议。我这里所说的“成就”，并不意味我无条件地赞同弗洛伊德的所有命题。但提出一个新奇的问题也是一个成就，而且常常是不小的成就。即使弗洛伊德最有力的反对者也不能对这一成就质疑。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散，我将略过所有那些不受阿沙芬堡批评影响的论点，将自己限于批评所攻击的那些论点。

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他发现了大多数精神神经症的根源是性心理创伤，这一论断是一派胡言吗？

阿沙芬堡的立场与今天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一致，即癔症是一种精神性疾病，因此其根源在精神中。在当前实验心理学不令人满意的状态下，指出性是精神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我们对其范围和重要性根本形不成任何概念的这样的组成部分，这是一项分外的工作。我们只知道性随处可见，在人类心理学中是否还有除饥饿及其派生物之外的任何其他心理因素、其他基本内驱力具有相似的重要性？我找不出来。如此一种巨大和重要的心理成分必然会导致相应巨大数量的情绪冲突和情感困扰，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看一下现实生活也找不到反例。因此就弗洛伊德主要从性心理冲突追究癔症而言，他的观点一开始就可以宣称一种较高的概率。

那么弗洛伊德关于所有癔症都可还原为性的独特观点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并未考究所有现存的癔症，他的见解因而只符合适用于经验原理的一般限定。他只是发现自己的见解在他观察到的病例中得到确定，这些病例构成所有癔症病例的极小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存在着弗洛伊德根本没有观察到的几种癔症，最后，弗洛伊德的素材在他的一类相近著作中变得有些片面也是有可能的。

经作者同意，我们可以将他的格言修订为：极大多数癔症病例根源于性。

可曾有任何人证明不是这样吗？所谓“证明”我自然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而非仅对患者实施严格检查，然后断言不能找到任何性方面的东西。所有这种“证据”当然从开始就是没有价值的，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个用放大镜检查细菌文化，并断言其中没有任何细菌的人是正确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逻辑上讲，是必要条件。

阿沙芬堡的异议即认为，一个完全创伤性的癔症不包含任何性方面的东西并且可回溯到其他明显的创伤。我觉得这似乎是非常恰当的。但创伤性癔症的界限是非常广泛的，正如阿沙芬堡所举的例子（打落花盆后出现失声症状）表明的。照那样，数不清的癔症病例都可以被放进“创伤性”癔症的范畴中去，因为即使一个轻度惊吓已经多么容易引起一种新症状！阿沙芬堡当然不会相信有人会幼稚到单只从这一小小的惊吓中寻找症状的原因。明显的推断是患者早已歇斯底里了，例如一声枪响导致一个路过的女孩丧失行走能力，我们可以稳妥地假定这只是早已盛满的容器溢出而已，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解释技巧来证明它。因此用这些和一大批相似例子来反对弗洛伊德是不能证明任何东西的。

在身体创伤和与保险金有关的癔症病例中情况明显不同。当创伤和对金钱的强烈期望在此重合时，出现了一种情绪状态，使癔症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爆发显得至少非常可信。弗洛伊德的观点可能在这些病例中并不有效，由于缺乏其他实验我倾向于这种看法。但如果我们想做到绝对公正和绝对科学，我们肯定要首先指出：与性有关的事物实际上从未给癔症创造条件，即没有通过分析发现任何这类东西。无论如何，创伤性癔症的辩解至多只证明并非所有癔症病例都有一个性的根源。但这并未否定前面修订过的弗洛伊德的基本主张。

除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没有其他途径去反驳这一主张。任何人不运用它们就永远不能反驳弗洛伊德，因为必须通过弗洛伊德首创的方法才能证明在癔症中而不是在性中能够发现相关因素，或者证明这些方法完全不适于揭示隐秘的心理材料。

在这些条件下，阿沙芬堡能够证实他的批评吗？

关于“实验”和“经验”我们多有耳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批评家自己运用了这些方法，并且——更重要的是——确实掌握了它们。我们必须承认：他引用了一些足以使初学者困惑的解读弗氏理论的惊人例子。他自己也指出了脱离语境的引证的不充分，如果我进一步强调说：在心理学里，语境就是一切，这也并不过分。这些弗氏的解释是无数经验和推理的结论，如果你剥除了这些结论的心理学前提，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自然没有人能够理解它们。

当阿沙芬堡说这些阐释是武断的并断言其他阐释是可能的，或者有问题的事实后面绝对什么也没有时，他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分析证明这种事物受制于完全不同的阐释，那么麻烦将很快被解决，所有人都会因澄清了这个问题而感谢他。在“遗忘”问题和其他被阿沙芬堡贬谪到神秘主义领域中去的症状中同样如此。这些现象特别常见，你几乎每天都碰到它们，因此请求一个批评者通过实际例子表明这些现象如何能够被追溯到其他原因并不过分。联想实验可以提供给他任何素材，他将开展建设性工作，人们为此对他如何感谢都不为过。

一旦阿沙芬堡满足了这些要求，即用完全不同的发现发表精神分析，我们将接受他的批评，然后关于弗氏理论的讨论可以重新开始。在此之前，他的批评无所着落。

阿沙芬堡断言精神分析方法就医生和患者而言都等于自我暗示。

除了一个批评者有责任证明他对这一方法的全面知识外，我们也缺乏这一方法是自我暗示的证据。在早间的著作 ^[2] 中我已指出：我设计的联想实验给出了原则上同样的结论，并且如阿沙芬堡自己在其批评中所说的，精神分析的确无异于联想实验。他断言我只在一个病例中运用了这一实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一实验出于分析的目的被用于大量病例，这一点在我自己的著作和里克林（Riklin）最近著作的大量陈述中也显而易见。阿沙芬堡可以随时查证我的和弗洛伊德的相关陈述，只要后者通过实验与我自己的实验一致，并因此获得精神分析的确定基础的知识。

我的实验和自我暗示毫无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它们在事实的实验性诊断中的使用轻而易举地看出。从已经非常复杂的联想实验到完整的精神分析的确是一大步，但通过对联想实验的彻底研究——阿沙芬堡自己也已为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个人能够通过分析获得被证明非常有用的无价的洞见（至少对我而言如此）。只有当他已经通过这一艰难困苦的训练时，他才能够有某种理由从弗氏理论中查找自我暗示的证据。他还将拥有对弗氏风格的某种确然本性的更富同情心的洞见，他将学习去理解：描述这些精制的心理学事态是多么不同寻常的困难。一个书面说明永远不会哪怕近似地复制出精神分析的实在性，更不必说复制到使它对读者产生即刻令人确信的效果。我初次阅读弗洛伊德作品时的情形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只能在书页上涂满问号。这就像所有初次阅读我的联想实验报告的人将会面临的情况一样。然而，幸运的是，任何人只要愿意就能复制它们，并且为了自己去体验以前不相信的这些东西。不幸的是精神分析不是如此，因为它预设了一个专门知识与心理常规的不同寻常的结合，这种结合人们没有拥有过，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学会。

只要我们不清楚阿沙芬堡是否具有实际经验，自我暗示的指控就只能当作武断的解释而不能得到更为严肃的对待。

阿沙芬堡在很多场合把为了性观念而对患者所做的探查看作不道德的。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因为只要道德和科学混合在一起，一个人只能用一个信仰反对另一个信仰。如果我们仅仅从功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自问性启蒙究竟有害还是无害。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回答，因为许多例子可以作为反证被引用，一切端赖于个体。许多人能够承受某些真理，而有些人则不能。每一位资深的心理学家当然会考虑这一事实。任何严格的图式在此都是明显错误的。除了许多患者丝毫没有被性启蒙伤害这一事实，很少有人——除非被推向这个问题——能够自愿地把分析引向这一点。最后，有些病例（我就有不止一个）根本不能被解决，除非它们的性环境得到彻底的回顾，并且在我所知的病例中这种做法都导致了非常好的结果。因此对我而言似乎确定无疑的是：与性有关的问题的讨论对很多病例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有积极帮助的。反过来，我也毫不犹豫地承认：性启蒙对一些病例害大于益，必须要依靠分析家的技巧去找到这些病例，这对我而言似乎解决了道德问题。“更高”的道德考虑很容易从一些令人讨厌的图式中推导出来，因此之故，它们在临床上的应用从开始就显得不合适。

只要考虑了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癔症理论的科学正确性或如何产生治疗效果的分析方法的科学正确性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现在我个人所确信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几种可能的治疗法之一，并且在某些病例中它比其他治疗更成功。

对于精神分析的科学发现，人们不应被它表面的恶行，尤其不应被耸人听闻的断章取义所延误。弗洛伊德可能容易犯很多人们都会犯的错误，但这决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在粗糙的外壳里隐藏着真理的内核，我们现在对其意义还不能形成任何恰当概念。很少有不以奇幻的外表显现的伟大真理。人们只需要想一想开普勒和牛顿！

最后，我想针对需要加以严厉谴责的史毕尔梅耶（Spielmeyer）的观点 ^[3] 做急切的警告。当一个人不仅把一个自己甚至没有检查其实验基础的理论，而且把不厌其烦独立检验这个理论的人贬斥为非科学的时候，科学研究的自由就被损害了。无论弗洛伊德错误与否，他都有权利在科学的法庭上被听取，正义要求弗洛伊德的陈述应当被查证。但把它们打死并使其湮没的做法丧失了公平和无偏见的科学的尊严。

概言之：

（1）从未有人证明弗洛伊德的癔症理论在所有病例中都是错误的。

（2）逻辑上，这种证据只能由实践精神分析方法的人提供。

（3）没有人曾证明精神分析给出的结果不同于弗洛伊德获得的。

（4）没有人曾证明精神分析基于错误的原则之上并且完全不适合于对癔症症状的理解。

[1] [阿沙芬堡：“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与性生活的关系”（“Die Beziehungen des sexuellen Lebens zur Entstehung von Nerven- und Geisteskrankheiten”），同上期刊，第37页（1906年9月）。起初是一个批评弗洛伊德于1905年首次发表的“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的演讲（在1906年5月巴德巴登举行的一个神经症学和精神病专家会议上）。参见琼斯：《弗洛伊德：生平与工作》（ Freud: Life and Work ），第2卷，第12页。——英编者]

[2] 作者在此引用的实际上是《词语联想研究》（ Studies in Word Association ）[《诊断性联想研究》（ Diagnostische Assoziationsstudien ）第1卷，此书出版于1906年，早于本文，此书重印了首次发表于《心理学和神经学杂志》（ Journal f r Psychologie und Neurologie ）（莱比锡）第7期（1905）的荣格的“精神分析和联想实验”（Psychoanalysis and Association Experiment），这篇论文讨论了弗氏的癔症理论并评论了“一个分析的片段”（见上文注释2），它是荣格对精神分析课题的第一篇重要出版物。——英编者]

[3] 《神经医学与精神病学中心报》（ Zentralblatt für Nervenheilkunde und Psychiatrie ）第29卷（1906），第322页中未标明的注释。[对弗洛伊德的“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见上文注释2，荣格的文章在上文注释4中引用）的第一个评论更早，并且可能是关于“对杜拉的分析”的最早的讨论。——英编者] zxxDKrjMVuAKBnirkulZ5jBgskrWOwlx4fQPSBLxtU86zePEe9xcCERJKvFcCeeU

弗洛伊德的癔症理论 ^[1]

讨论一个作者本人没有以任何最终方式阐明的理论总是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弗洛伊德从未提出一个简洁明了的癔症理论，他只是不时地尝试系统化那些与自己当时的经验一致的理论性结论，他的理论性阐述能够诉诸完全符合经验的有效假设的地位。因此不存在对完全确定的弗氏癔症理论的谈论，只有对具备某些一般特征的许多经验的谈论。由于我们所对待的不是任何完成的和结论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发展过程，因此一个历史性的考察可能是对弗氏教义作描述的最好形式。

为弗洛伊德的考察奠基的理论性预设要到彼尔·珍妮特（Pierr Janet）的实验中去寻找。布鲁尔（Breuer）和弗洛伊德在他们对癔症问题的首次系统阐述中，是从精神分裂和无意识的精神自动症入手的。进一步的预设是被宾斯万格尔 着重强调的情感的病因学含义。这两个预设连同根据暗示理论获得的发现最终形成癔症是心因性神经症这一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弗洛伊德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产生癔症病候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然而，在提供初始原因和最终症状这一长链中的缺失环节上所作的尝试是最少的，这种环节还没有人找到。情感在癔症病候的形成中扮演一个病因学的决定性角色，这一对任何留心的观察者都显而易见的事实，使第一个布鲁尔-弗洛伊德报告的发现在1893年立即成为可理解的。两位作者提出的以下观点尤为正确：癔症患者受回忆即观念的情绪性情结的伤害最剧，在特定条件下，它们阻止最初的情感自身消耗并最终消逝。

这个最初只以粗略纲要形式被提出的观点被布鲁尔完成。他在1880～1882年间有机会观察并治疗了一个有卓越智力的女癔症患者，临床图片以意识的极度分裂连同一些具有继发重要性和持久性的身体症状为主要特征。布鲁尔让自己被患者所引导，观察到源自早年的回忆情结在她模糊的陈述中被再现。在这些陈述中，她幻觉到大量对她具有创伤性含义的事件。布鲁尔进而注意到这些创伤性事件的复现和复述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缓解和改善了她的状况。如果布鲁尔中断治疗，病情很快就会出现相当的反复。为了提高和加快治疗效果，布鲁尔在自发的模糊陈述之外又诱导出一个人为暗示的陈述，更多的材料通过它被“宣泄”出来。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实现了重大改进。弗洛伊德立即认识到这些发现的极端重要性并润色了与其一致的自己的一些发现。这一材料可在布鲁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出版的《癔症研究》（ Studies on Hysteria ）中找到。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由两位作者共同建构的全新理论大厦。他们以正常个体的情感症候学为出发点，情感产生的兴奋被转化为一系列躯体动觉（innervation），从而耗尽自身并恢复“神经中枢的痉挛”，情感通过这种方式被“宣泄”。癔症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此创伤性体验伴随着——用奥本海默（Oppenheim）的术语讲——“情绪冲动的反常表达”。 ^[2] 大脑内的兴奋并未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被直接释放，而是产生了一些病理症状，它们要么是新的症状，要么是旧病复发。兴奋被转化为反常动觉是作者们称之为“兴奋量的逆转”的现象。情感被剥夺了它的正常表达，被剥夺了它在适当动觉中的正常排出。它没有被宣泄出去，而是被“阻滞”，癔症症状因而被当作这种滞留的表现。

这阐明了我们在患者那里看到的情况；但情感为何被阻滞和转化这一重要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并且弗洛伊德正是对这一问题投入了特别的关注。在1894年发表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The Defence Neuro-psychoses ）一文中，他试图详尽分析情感的心理反射。他发现两组心因性神经，它们存在根本差别，因为在其中一组中，病理性情感被转化为躯体动觉，而在另一组中，它被置换为一个不同的观念情结。第一组与典型的癔症一致，第二组与强迫性神经症一致。他发现情感的阻滞或其转化或置换的原因是创伤性情结与意识的正常内容不兼容。在许多病例中他能够提供这种不兼容已触及患者意识，并从而导致对不兼容内容的剧烈抑制的直接证据。患者并不想了解任何相关情况并把临界的情结当作“不会抵达的”，结果就是薄弱点的系统陷落或“抑制”以至于情感不能被宣泄。

因而，情感的阻滞不应归结于基于含糊设想的“特殊性情”，而应归结于一个可认识的动机。

综上所述，至1895年，布鲁尔-弗洛伊德的考察产生了以下结论：心因性症状起因于具有创伤后果的情绪性观念情结，有两种情况：

（1）转化为反常的躯体动觉。

（2）将情感置换为不太重要的情结。

创伤性情感不通过正常途径被宣泄而是被保留的原因，在于其内容与人格的其他部分不兼容并因此必须被抑制。

创伤性情感的内容为弗洛伊德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主题。在《癔症研究》中，尤其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中，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原初情感的性本性。尽管被布鲁尔报告的第一个病史以一种显著的方式避开了性的因素，尽管整个病史并不仅仅包含大量性的暗示，但即使对专家而言，只有考虑了患者的性的因素，病史才变得可以理解和连贯一致。基于13个细致的分析，弗洛伊德认为有理由断定特定的癔症病因学应该到童年早期的性创伤中去寻找，并且这种创伤必定已经存在于“生殖器的实在的刺激”中。创伤最初只预备性地起作用，当旧的记忆痕迹被新生的性感觉激活后，它在青春期发挥其实在影响。因而弗洛伊德试图把一个特定性情的模糊概念解析为前青春期阶段非常明确具体的事件，那时他没有给予一个还为时尚早的天生的性情以太多重要性。

虽然布鲁尔-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获得了相当的认可（尽管有拉曼 的保证，但它们仍未成为科学的一般财富），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仍遭到普遍反对。被质疑的与其说是童年的性创伤的频率，不如说是它们对正常儿童独特的病因学意义。弗洛伊德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地发展他的观点，他只是通过分析阐明压在他身上的某些体验。他首先找到婴儿期的性场景的记忆痕迹，它们在许多情况中与现实事件非常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他进而发现：虽然创伤的保留在童年时没有特别的后果，但青春期后它们被证明是癔症症状的决定因素。弗洛伊德由此觉得必须承认创伤是实在的。

在我个人看来，他这样做是因为那时他仍持起初的观点，即癔症“由回忆致病”，因此症状的原因和动机必须到过去时光中寻找。显然这样一个病因学因素的观点必然会招致反对，尤其在那些具有癔症经验的人中间，因为医生们更习惯于在当前而不是在过去寻找癔症性神经症的驱动力。

1896年间理论立场的这一阐释只是弗洛伊德的一个转折阶段，他随后就抛弃了这一阐释。癔症中性定子的发现成为一般的性心理学领域中的广泛研究的起点。与此相似，联想过程的决定因素问题引导了他在梦心理学领域的考察。1900年他出版了对其观点和方法的发展如此重要的关于梦的基本著作。如果不完全熟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方法，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近些年提出的概念。《梦的解析》规定了弗氏理论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为了理解他当前的观点和确证他的结论，弗氏方法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事实使我更进一步深入精神分析的本性成为必要。

最初的宣泄法对应于症状并努力去揭示潜藏在它们中的创伤性影响，影响因而被提升到意识中并以正常方式宣泄，即它被剥夺了其创伤性潜能。这一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暗示——分析师是主导，而患者基本上是被动的。除了这一不便，还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例中不存在实在的创伤，并且其中所有的情感冲突好像完全来自病态的幻想活动。宣泄法对这些病例并不适合。

根据弗洛伊德1904年的说法， 早期的方法有了许多改变。所有暗示现在都被抛弃了，患者现在不再被分析师引导；他们的联想被给予最自由的支配权，因此实际上是患者引导着分析。弗洛伊德自己满足于提示并且反复指出作为结果的关联。如果一个解析是错误的，它不能被强加于患者；如果它是正确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患者的整个行为中非常清楚地表达自身。

当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比最初的宣泄法远为复杂并且洞察得远为深刻。其目标是将情结产生的所有虚假的联想性关系带到意识中，并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它们。因此患者渐渐获得对其疾病的彻底洞见，并且也拥有了一个看待其情结的客观立场。这一方法可以被称为一种教育性方法，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患者的整个思维和感受，以至于他的人格逐渐摆脱情结的强迫并可以对它们采取一种独立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新方法与杜布瓦 的教育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杜布瓦方法的不可否认的成功主要归结于它所给予的教导改变了患者对其情结的态度。

由于完全产生于经验实践，精神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仍然非常模糊。通过我的联想实验，我认为自己至少获得了接近实验性考察的一些观点，尽管仍旧未克服所有的理论性困难。似乎对我而言主要的困难即在于此。如果像精神分析预设的那样，自由联想导向情结，弗洛伊德合乎逻辑地认为这一情结与起点或初始观念相关。反对这一点就好比承认在一根黄瓜和一头大象之间确立联想性关系并不困难一样。但那样就会忘记：首先，在分析中只有起点而非目标被给予；其次，意识状态不是一个直接的思维而是一个放松的注意力。有人可能会在这里反驳说：情结是被指向的要点，并且因其独立的情感色彩，它拥有一种强烈的再生倾向，以至于自发地“反叛”并且——似乎是纯偶然地——表现为和起点相关联。

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可以设想的，但实际中事情通常有所不同。事实上，情结并未自由地“起来反抗”，而是被最密集的阻抗所阻塞。“起来反抗”的往往是非常不好理解的居间联想，不管是分析师还是患者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些联想归于情结。但一旦通往情结的链条完全确立，每一单个环节的含义常常以最惊人的方式变得清楚，从而不再需要任何特别的阐释工作。具有足够的实际分析经验的人能够不断地让自己确信：在这些条件下，不单是再生的任何东西，而且往往与情结有先天联系的某些东西也不总是清楚的。一个人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想法：即使在这些联想的锁链里，或然性也被彻底地排除了。因此如果在一个并非有意做出的联想的链条中发现了一个联想关系——或曰，我们找到的情结与初始的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一联系起初就已经存在了；换言之，我们看作起点的观念已经被情结形成情意丛。我们因而有理由把初始观念当作情结的标志或象征。

这一观点与已为人知的心理学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一个给定时刻的心理情境不是别的，而是在其之前的所有心理事件的结果，其中最突出的是情感体验即情结，它由于上述原因具有最强的集结能力。如果你获得心理当下的任何片段，它在逻辑上包含所有先前的个体事件，情感体验根据其实际性程度占据了主导地位。每一个心理微粒都是如此，因而从每一个微粒中重构情意丛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并且这就是弗氏方法试图做的。在这一工作中，很可能你将遇到情意丛触手可及的情况，并且不止一个而是很多，实际上非常多，每一种情况都对应于其集结力的程度。弗洛伊德将这一事实称为多因素决定。

精神分析相应地处于已知心理事实的界限之内。这一方法极其难以应用，但可以学习，只要如勒温菲尔德正确强调的那样：在一个人确实掌握它之前需要几年紧张的练习。单只这一原因就阻止了所有对弗洛伊德的发现的草率批评，它还阻止了把这一方法用于精神研究机构中的大众治疗。它作为科学工具的成就只能被亲自使用它的人所判断。

弗洛伊德首先把他的方法用于对梦的考察，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它进行提炼和完善。他发现这里似乎显示出所有那些在神经症里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令人惊讶的联想性关系。我将把情绪性情结在梦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表述的象征模式作为最重要的发现来谈论。弗洛伊德赋予口头表述——我们思想的最重要元素之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词语的双重含义是情感的置换和不恰当表述的重要渠道。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它在神经症心理学中非常重要。对任何熟悉这些情况——它们也是正常人身上每天发生的事情——的人而言，“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中给出的解释无论听起来多么奇特，都不包含出乎意料的东西，而是会平稳地适合自己的一般体验。遗憾的是，我必须避免对弗洛伊德发现的繁琐讨论，并且必须将自己限于某些论点。这些最近的考察需要对弗洛伊德对癔症疾病当前观点的阅读。以我自己的经验判断，没有对《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的通彻知识，要理解《性欲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和“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是不可能的。

我自然不是用“通彻知识”意指许多作者已经针对这本书所做的廉价的文字学批评，而是指对弗氏原则在精神过程中的耐心应用。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讨论只在理论领域进行，攻击和维护就都脱靶了。弗洛伊德的发现目前并不适合于一般理论的架构。目前惟一的问题是：弗洛伊德断定的联想性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不假思索的断言或否定得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人应当无偏见地看待事实，仔细观察弗洛伊德制定的规则。一个人也不应被性欲的闯入所阻碍，因为一般说来，你遇到许多其他极为有趣的事物，它们至少起初并未显示出任何性的迹象。例如一个完全无害却最有意义的练习是对标示联想实验中的情结的情意丛的分析，通过这个完全无害的材料的帮助，大量的弗氏现象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得到研究。对梦和癔症的分析当然更困难，并且更不适合于初学者。如果没有关于基础性工作的知识，弗洛伊德晚近的教义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并且会继续被误解。

怀着最大的疑虑，我试图谈谈弗洛伊德观点后来的发展。以下事实使我的任务尤为艰难：我们实际上只能靠两本出版物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即前面提到的《性欲三论》和“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至今还没有任何对弗洛伊德晚近的观点做系统揭示和整理的尝试。让我们先接近《性欲三论》中的论点吧。

这些文章极难理解，不仅由于人们不习惯弗洛伊德的思考方式，而且由于那些已在此特殊领域工作的人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弗氏的性欲概念不同寻常的广泛，它不仅包括正常性欲，而且包括所有的性变异，并远及性的心理衍生物领域。当弗洛伊德谈到性欲时，它决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性本能。 弗洛伊德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另一个概念是“力比多”。这一概念最初借自于libido sexualis，首先表示精神生活的性要素（只要它们是意愿性的），还有放纵的激情和欲望。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解，婴儿期的性欲是一大堆力比多应用或“投资”的可能性。正常的性目标在那一阶段还不存在，因为性器官还未充分发育，但心理机制可能已经存在了。力比多被分配于性活动的所有可能形式中，还有所有的性变异——性欲的所有变体中，如果它们被固定了，以后就会变成实在的性变异。儿童的成长发育逐渐消除了性变异倾向上的力比多投资并集中于正常性欲的成长。这一过程中释放出的投资被用作升华的驱动力，即更高的精神功能。青春期之后，正常个体抓住一个客观的性目标，他的性发育随之结束。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癔症的特点是婴儿期的性发育在艰难的条件下产生，因为与正常个体相比，他们在变异倾向上的力比多投资更不容易被丢弃，并且因而持续更长时间。如果以后生活中现实的性需要以任何形式冲击病态的人格，它的被压抑的发育在它无法以合适的方式满足需要这一事实中昭示出来，因为性需要遭遇的是一个无准备的性欲。如弗洛伊德所说，有癔症倾向的个体从童年起就带有“一点性压抑”。性兴奋（在这一词语最广泛的含义上）不是在正常性欲的范围内运行，而是被压抑并激活了最初的婴儿期性活动。这首先在具有癔症特征的幻想活动中表达出来，幻想沿着留有特定的婴儿期性活动痕迹的路线发展。如我们所知，癔症幻想是无限制的；因此，如果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心理平衡，就需要相等的压抑机制或如弗洛伊德所称的“阻抗”。如果幻想具有性的本性，那么相应的阻抗就会是害羞的和厌恶的。由于这些情感状态一般都伴随着身体表现，因此身体症状的出现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认为自己经历的一个具体病例可以比任何理论性阐述更好地揭示弗氏教义的含义，因为所有的理论性阐述都会由于主题的复杂性而听上去极为乏味。

病例是一个20岁的聪明女性所患的心理性癔症。最早的症状出现于3～4岁，那时患者开始忍住大便，直到疼痛迫使她排便。逐渐地，她开始采用以下辅助性做法：她使自己蹲坐在一只脚的后跟上，使脚后跟压在肛门上，试图用这种姿势排便。患者一直到7岁都在持续这一变异行为。弗洛伊德把这称为婴儿期肛恋变异。

7岁时这一性变异结束了并被手淫所取代。有一次，当她父亲打她的光屁股时，她感到极度的性兴奋。后来，当她看到自己的弟弟被以同样的方式惩罚时也变得性兴奋。渐渐地她形成了对父亲的明显的不良态度。

她13岁时进入青春期，从那时起，强迫性地追随她的完全变异的幻想发展起来。这些幻想具有强迫性特征：当她坐在桌边吃饭时，从来不能不想到排便；当她看到别人吃饭时，也不能不想到同样的事，尤其当她看到她父亲时。特别是，她不能在看到父亲的手时不感到性兴奋；出于同样的原因，她再也不敢碰父亲的右手。这种情况渐渐变为她根本不能在有他人在场吃饭时不发出阵阵强迫性的笑声和厌恶的哭声，因为排便的幻想最终弥漫到她所处环境中的所有人身上。如果她受到任何纠正乃至责备，她都会以吐舌头、狂笑、厌恶的哭声和惊恐的手势作答，因为每次都有父亲惩戒她时的手的生动意象在她前面，伴随着立即转为恶意隐藏的手淫的性兴奋。

15岁时她感到和另一个人建立恋爱关系的渴望，但是所有这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病态的幻想始终把自己插在她和她最想爱的那个人中间。同时，由于她感到的憎恶，任何对她父亲关爱的表示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她的父亲已成为她婴儿期力比多转换的对象，因而阻抗特别针对他，而她的母亲却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大约这个时候她感到对她的老师的一种爱的冲动，但它又迅速屈从于同一个超强的憎恶。这种情感的隔绝对一个如此需要关爱的孩子必定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这后果不久就来了。

18岁时，她的处境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她实际上除了徘徊于深度抑郁、阵阵笑声、哭声和叫声中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了。她再也不能看别人的脸，一直垂着头，当有人触到她时，她就充满厌恶地吐出舌头。

这个简短病史证明了弗氏观点的实质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变异的婴儿期性活动——肛恋——在7岁时被手淫取代的片段。这一阶段影响肛门区的肉体惩戒的实施产生了性兴奋。我们在此获得了后来意淫发展的决定因素。青春期伴随着身心的膨胀引起幻想活动的显著增长，这控制了儿童的性活动并通过无穷的变化来调整它。这种变异的幻想必定会充当道德的异质体，可以说，在一个有些敏感的人身上，并且不得不通过防御机制，尤其是害羞和厌恶来压抑。这充分解释了所有那些厌恶、憎恨、惊叫、吐舌等的爆发。

当一般青春期的对他人的爱的渴望开始激发时，病理症状加剧，因为幻想现在恰恰最集中地针对看上去最值得爱的人。这自然引发激烈的心理冲突，这种心理充分解释了后来出现的恶化和癔症精神病的结局。

我们现在理解了为何弗洛伊德能够说癔症患者“从小就带有一点性压抑”。由于体质的原因，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早地为性活动或准性活动做好了准备。与他们的体质性激情相应，婴儿期的印记更深、持续更久，因此后来在青春期，它们对初次实在的性幻想有集结作用。还是与他们的体质性激情相应，所有情感性冲动都比正常人的强得多。因此，为了抵消变异幻想的强度，相应强烈的羞耻感和厌恶感必定会出现。要求力比多转向爱的对象的现实的性需要形成后，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变异的幻想都被转向他。由于阻抗反对爱的对象，患者不能无压抑地把她的力比多转向他，这导致了巨大的情感冲突。她的力比多在反对防御的情感的斗争中耗尽，防御的情感变得更强大并造成症状。因此弗洛伊德能够说症状不代表别的，而是患者的性活动。

总之，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现在的癔症观点阐明如下：

（1）某些或多或少具有变异本性的早熟的性活动形成于体质性基础之上。

（2）这些活动并不首先导致癔症症状。

（3）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出现早于身体的成熟），幻想倾向于被婴儿期性幻想集结的方向。

（4）被体质性（情感性）原因强化的幻想导致与意识的其他内容不兼容的观念情结的形成，并因此主要被羞耻和厌恶所压抑。

（5）这种压抑带有力比多向爱的对象的移情，因此促成更大的情感冲突并为实际疾病的爆发提供了机会。

（6）癔症症状的产生归结于力比多反抗压抑的斗争，因此它们不代表别的，而是变异的性活动。

弗洛伊德的观点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这一问题极其难以回答。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符合弗氏设想的病例确实存在，任何学过这一方法的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弗氏的设想是否可以用于癔症的所有形式（无论如何，儿童的癔症和心理创伤性神经症构成单独一类）。对诸如神经症学专家常常遇到的一般癔症病例，弗洛伊德断言其观点的有效性。我自己的经验比他的少得多，但也还没有发现能够质疑他的观点的东西。在我已经分析的癔症病例中，症状特别多变，但它们在其心理学结构上都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一个病例的外观经过分析后会丧失其许多趣味，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同一情结如何能够明显地产生非常牵强的和显著的症状。基于此，不能说弗洛伊德的设想只应用于某一类症状。现在我们只能断定他的发现适用于至今还不能被确定为临床组群的无限多的癔症病例。

至于弗氏分析的详细后果，它们所遇到的激烈反对仅仅出于这一事实：自1896年以来，实际上没有人追随弗氏理论的发展。如果他对梦的分析被验证了，他的法则被遵守了，弗洛伊德最近的作品，尤其是“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将不会如此难以理解。他的这些报告惟一的不足之处是症状的明显性。公众至少能够因弗洛伊德的性象征主义而原谅他。以我的观点，他实际上是最容易追随的，因为恰恰是在这里，表达了所有种族幻想思考的神话已经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准备好了基础。我将只提及施泰因塔尔 ^[3] 1860年的作品，它证明了在神话记载和语言史中存在着广泛的性象征。我也记起我们的诗人的色情及其隐喻或象征的表述。没有人在考察过这些材料后还愿掩盖这一事实：在弗氏的象征主义和个体与整个民族的诗化幻想的象征之间存在着罕有的深远和重要的相似之处。弗氏象征及其阐释并非闻所未闻之物，它只是对我们精神病学家而言的不寻常之物。但这些困难不应阻碍我们更深地进入弗洛伊德提出的问题，因为正如对神经学一样，它们对精神病学也是极端重要的。

[1] [译自“Die Freud’sche Hysterietheorie”，《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 Monats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und Neurologie ）（柏林），第23期（1908），第10～22页。起初是在1907年9月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第一次国际会议上的报告。阿沙芬堡也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演讲，他的论文发表于同一刊物，第22期，564页。对这一事件的说明可参见琼斯的《弗洛伊德：生平与工作》，第2卷，第125页。——英编者]

[2] [“关于癔症本质的事实与假设”（Thats chliches und Hypothetishes ber）（1890），参见布鲁尔与弗洛伊德：《癔症研究》标准版，第203页。——英编者]

[3] [海曼·施泰因塔尔（Heymann Steinthal，18231899），德国文献学家和哲学家。参见：《转化的象征》（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索引。——英编者] zxxDKrjMVuAKBnirkulZ5jBgskrWOwlx4fQPSBLxtU86zePEe9xcCERJKvFcCe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