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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分析家而言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外行——即使那些只受过很少相关教育的——也能够在理解精神分析的本性和基本原理上没有知性困难。对受过教育的人们，无论他们是学者、商人、记者、艺术家还是教师也同样如此。他们都理解精神分析的真理。他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精神分析不能像一个数学命题那样以同样确证的方式被详细说明。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心理证据必然不同于一个生理证据，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只能提供适合于其材料的证据。去了解我们的批评者期望什么样的经验证据——如果不是经验事实的明白证据的话——很有意思。这些事实存在吗？我们依靠我们的观察。但我们的批评者只简单地说不。如果我们的事实性观察被无力地否定，那么我们还能提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我们的批评者像我们已经做的（非常独立于精神分析方法）那样彻底地研究神经症和精神症，并根据他们的心理学决断拿出本质上不同种类的事实。我们已经为此等了十年多。命运甚至已经不信任所有在这一领域中独立于这一新理论的发现而工作的研究者，但是最终得到了和弗洛伊德一样的结果；那些付出时间和精力在精神分析家那里获得必要知识的人也得到了对这些结果的理解。
一般而言，我们必须期望来自医学界和心理学家的最猛烈的抵制，主要是由于建立在他们所顽固坚持的不同思维方式之上的科学偏见。我们的批评者——不像早先的那些——已经进步了，因为他们力图更为严肃和做出更恰当的评注。但是他们批评精神分析方法时犯了一个错误，即好像认为它基于先天的原则，然而实际上它是纯经验的并且完全缺乏任何最终的理论框架。所有我们知道的是它仅仅是发现心理学重要事实的一种最快捷的方式，但如精神分析的历史所显示的，这些也能通过其他更繁琐和复杂的方式被发现。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比现有方法更快更可靠地带我们达到目标的分析技术，我们自然很高兴。然而我们的批评者仅仅依靠同我们的发现争论，很难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更符合迄今为止的心理学设想的更恰当的技术。只要没有解决事实的问题，所有对这一方法的批评就没有根据，因为关于联想过程的最终秘密，我们的对手和我们一样所知甚少。对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重要的仅仅是并且完全是经验事实。如果批评把自己局限于这一方法，有一天它会轻易地否认事实的存在，仅仅因为发现它们的方法揭露了某些理论缺陷——一个会把我们轻松送回中世纪深渊的立场。我们的批评者在这方面犯了大错误。指出这些错误是有理智的人的责任，因为错误人所难免。
然而，有时候批评采取的是最大程度激起心理学工作者的兴趣的形式，因为批评者的科学努力通过个人参与的征兆以最惊人的方式投入背景之中。这些批评者对关于在所谓科学批评下的个人暗流的知识做出了有益贡献。我们不否认自己很高兴把这样一个人文资料提供给更广泛的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