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那天晚上，雅可夫·鲁基奇从前的连长波洛夫采夫上尉来到他家里，他们两人谈了好久。雅可夫·鲁基奇在村里被认为是个头脑聪明、做事细心、行动像狐狸一样狡猾的人，可是连他也无法躲开村里爆发的激烈斗争，而像落在旋涡里似的被卷了进去。从那天起，雅可夫·鲁基奇的生活就走上危险的斜坡……

晚饭以后，雅可夫·鲁基奇掏出烟荷包，在箱子上坐下来，蜷起穿着厚羊毛袜的一条腿，开始倾吐多年来积在心头的苦水：

“亚历山大·阿尼西莫维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日子过得真不痛快，真没味道。哥萨克们刚刚搞得有点头绪，开始多挣几个钱，可是那个捐税呀，在1926或者1927年还勉强过得去，现在可把我们刮光了。你们那里怎么样，关于集体化没听说什么吗？”

“听说了，”客人简短地回答，舐舐卷烟纸，皱起眉头，留神地望望主人。

“这么说来，这个调调儿已经唱得人到处都在掉眼泪了？好吧，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你：我是1920年败退回来的。我的两对马和东西统统留在黑海边上。回到家里，只剩下一所空房子。从那时候起，我就白天黑夜地干活。开头，同志们用余粮征集制欺负我，把所有的粮食统统拿走。以后我受了多少这样的欺负，简直算也算不清。其实要算还是可以算的：他们欺负你，还给你一张收据，好让你不会忘记。”雅可夫·鲁基奇站起来，伸手到镜子后面拿出一卷纸来。他那剪得短短的小胡子下面现出一丝笑影。“这就是收据，这是1921年缴东西的收据：谷物、肉、牛油、皮子、羊毛、鸡鸭，我都缴过，还把公牛整头整头的往采办处送。这是统一农业税的通知书，这是地方捐的通知书，这又是什么保险费的收据……烟囱里冒烟得付税，院子里养牲口也得付税……这样的纸快要装满一大袋了。一句话，亚历山大·阿尼西莫维奇，我自己靠种田吃饭，人家却靠我过活。他们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剥我的皮，我还是能长出新皮来。我先养了一对小公牛，等它们长大了，我把一头缴给公家宰了吃。又拿老婆的缝纫机去换进一头。后来，到1925年，家里的母牛又生了一对小公牛。这样，我就有两对公牛两头母牛了。他们没有剥夺我的选举权，后来又把我算作富裕中农。”

“你有没有马？”客人问。

“马吗，等一下，我要讲的。我向邻居买来一匹周岁的纯种顿河小母马（全村只有这么一匹），后来长大了，真是匹好马！身材不高，当军马不够格，少了两厘米，可是跑起来那个快呀，什么也比不上它！在全州的农业展览会上，我为它得过奖金和优种证书。我又听农业专家的话，照顾土地好像照顾有病的老婆，我的玉米全村数第一，收成比谁都好。我还把种子消毒，把积雪留在田里。我把春麦播在秋耕地上，春天就不用再耕，土地的休闲也总比人家早。一句话，我成了先进农民，因此得过州土地局的奖状。你看。”

客人往雅可夫·鲁基奇指的方向瞧了一眼，看见在圣像和伏罗希洛夫像中间挂着一个木框子，框子里嵌着盖有火漆印的奖状。

“对了，他们寄来这张奖状，有个农业专家甚至于拿了一束我种的小麦到罗斯托夫去给当局看，”雅可夫·鲁基奇得意洋洋地讲下去。“头几年我种五公顷，后来，有了点基础，我就越发埋头苦干：我种十二公顷，二十公顷，二十八公顷，就是这样！我跟老婆儿子一起干活。只有最忙的时节，才雇过两次短工。那几年苏维埃政权叫大家怎么干呢？种得越多越好！我就拼命种，累得小肠都脱出来了。老天爷在上，我没撒谎！可现在呢，亚历山大·阿尼西莫维奇，我的恩人呐，说实话，我害怕！我怕为了这二十八公顷地，他们要跟我过不去，要把我当富农来斗。我们的苏维埃主席，拉兹苗特诺夫同志，就是那个叫安德烈的家伙，当过红色游击队，他妈的，是他害了我！他几次三番劝我说：‘雅可夫·鲁基奇，你要尽你的力多种些，帮助苏维埃政权，它现在太需要粮食了。’当时我将信将疑，现在才明白，所谓尽你的力，就是要把我的脚弯过来，反缚在脖子上，真的，老天爷在上！”

“你们这里有人加入集体农庄吗？”客人问。他站在炕旁边，反背着两手，肩膀宽阔，脑袋很大，身子结实得好像一满袋麦子。

“加入集体农庄吗？到目前为止逼得还不很紧，可是明天要开贫农大会了。天擦黑以前来通知过。村里那批家伙，早从圣诞节起就嚷嚷个不休了：‘加入吧，加入吧！’可是大家都干脆拒绝，没有一个人报名。谁愿自己坑害自己呀？明天大概又要来说服一通了。据说，今天晚上区里来了个工人，要逼大家加入集体农庄。我们的末日到了。你辛辛苦苦干活，干得两手起茧子，腰都挺不直，好容易挣到一份家产，如今可得全部归公了：牲口也好，粮食也好，鸡鸭也好，房子也好，不是统统得交出去吗？看样子，连老婆都得让给人家，自己只好去……就是这样。亚历山大·阿尼西莫维奇，您来评一评，我加入集体农庄，就得带两头公牛（两头已经被我卖给肉类收购处了）、一匹母马和一匹小马去，再加上所有的农具和粮食；别人呢，只带去一身虱子。我跟他搞在一块儿，将来得的好处也要平分。这不是硬叫我吃亏吗？……他也许一辈子躺在炕上，梦着过好日子，可我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嘿！”雅可夫·鲁基奇用粗糙的手像把刀似的在脖子上比画了一下。“嗯，够了，别去说它了。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现在在什么机关当差，还是在做手艺？”

客人走到雅可夫·鲁基奇跟前，在凳子上坐下来，又动手卷烟。他聚精会神地瞧着烟荷包。雅可夫·鲁基奇瞧着他身上那件旧托尔斯泰装的窄领子，领子紧包着他那褐色的强壮脖子，喉结底下的两条青筋都鼓了起来。

“鲁基奇，你在我的连队里干过……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在叶卡吉林诺达尔，好像是撤退的时候，我跟哥萨克们谈到过苏维埃政权？我当时就警告过他们，你还记得吗？我说：‘老乡们，你们大错特错了！共产党会收拾你们，逼得你们走投无路的。等到你们明白过来，可就晚了。’”他沉默了一下，淡蓝眼睛里针头那么大的瞳人收得更小了，接着狡猾地笑了笑。“不是被我说中了？我没有跟着自己人离开新罗西斯克。没有走成，我们当时被出卖了，志愿军和盟邦把我们给扔了。我参加了红军，指挥一个骑兵连，在开往波兰战线去的路上……他们有个清洗委员会，专门审查以前的军官……这个委员会撤了我的职，把我押起来，送到革命法庭。嗯，不用说，同志们要不把我枪毙，也会把我送到集中营去的。你猜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有个混蛋，有个哥萨克叛徒，是我的同乡，他告发我，说我参加了处死波乔尔科夫的事。在到法庭去的路上我逃跑了……我躲了好久，用化名过日子，直到二三年才回到老家。骑兵连指挥员的证书被我保存下来，我又碰到一些好人。一句话，我活下来了。开头把我拉到区里，拉到顿河区肃反委员会里，可是被我脱身了。我就教起书来，一直教到最近。嗯，现在嘛……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是到乌斯吉-霍彼尔斯克去办些事，顺路来看看你，看看我的老伙伴。”

“您当过教师吗？噢……您是有学问的人，懂得书本子里的道理。您说往后会怎么样啊？集体农庄会把我们搞到哪儿去呀？”

“搞到共产主义，老兄。真正的共产主义。我读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还读过那有名的《共产党宣言》。你知道集体农庄的收场怎样吗？先是集体农庄，再是公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不要说牛，就是你的孩子也得交给国家去养。孩子啦，老婆啦，杯子啦，匙子啦，什么都要共。你想吃鹅杂煨面，他们却给你喝克瓦斯。你就只好待在土地旁边当农奴了。”

“要是我不愿意呢？”

“他们连问都不会问你一声的。”

“这怎么成？”

“有什么不成。”

“太妙啦！”

“可不是！现在我问你：这样的日子过得下去吗？”

“再也过不下去了。”

“既然过不下去，就得行动，就得斗争。”

“您这是说什么呀，亚历山大·阿尼西莫维奇！我们试过了，斗争过了……说什么也不成。我连想都不敢想了！”

“你试试看。”客人把身子挪得离交谈的人更近一点，回头望了望关得很严的通厨房的门，忽然脸色发白，压低嗓子说：“我老实对你说：我很信任你。我们镇里的哥萨克在准备起义。你别以为这是马马虎虎的。我们跟莫斯科、跟红军里的将军、跟工厂里的工程师都有联系，甚至于跟国外也有联系。是的，就是这样！要是我们同心协力，组织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那么，不到春天，在外国的帮助下，顿河一带就是一片净土了。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种子去种秋耕地，并且只为你自己……你先别忙，等我说完了再说。在我们区里，同情我们的人很多。得把他们召集拢来，团结在一起。我到乌斯吉-霍彼尔斯克去，就是为了这件事。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吗？我们的组织已经有三百多个服过役的哥萨克。在杜勃罗夫村、沃伊斯科夫村、图比扬村、小奥里霍瓦特村和别的村子里，都有我们的战斗小组。你们隆隆谷村也得搞个这样的小组……嗯，你说吧。”

“大家都发牢骚，反对集体农庄，反对缴粮食……”

“等一下！你别讲人家，你就说你自己。我问的是你，懂吗？”

“这样的事怎么能一下子就决定呢？……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你想想……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就从各个村子里同时起来。我们要夺取你们的区镇，把民警和共产党员一个个从家里搜出来，以后就顺顺当当了。”

“拿什么去干呢？”

“找得到的！恐怕你也有些家伙留着吧？”

“谁知道……好像什么地方搁着一支老家伙……大概是奥地利式的……”

“我们只要一动手，一星期以后外国轮船就会把枪炮送来。连飞机都有。怎么样？”

“您让我想一想，上尉先生！不要逼我一下子就……”

客人依旧脸色苍白，靠在炕上，低声说：

“我们可不是叫人家加入集体农庄，我们不强迫什么人。随你的便好了，鲁基奇，你得当心……你的嘴！这里有六颗子弹等着你，至于第七颗……”说着用手指轻轻转了转口袋里那支左轮手枪的转轮。

“我的嘴，您尽管放心。可是你们的事风险太大。不瞒你说，叫我干这种事真有点害怕。不过生路也没有了。”他沉默了一下。“要不是他们压制有钱人，凭我的努力我怕早已成为村里头号人物了。要是过日子有自由，我现在该坐上自备汽车了！”主人沉默了一分钟，又伤心地说。“要是独个儿干那种事……一下子就会被他们扭断脖子的。”

“为什么说独个儿呢？”客人老大不高兴地打断他说。

“嗳，我这是随便说说的，那么别人怎么样呢？老百姓怎么样呢？他们干不干？”

“老百姓好比一群羊，要人引导。那么你决定啦？”

“我说过了，亚历山大·阿尼西莫维奇……”

“我得明确知道：你决定了吗？”

“没有别的路，只好这样了。可您还是让我考虑一下。最后拿什么主意明天早晨告诉您。”

“再有，你得去说服说服可靠的哥萨克。去找找那些痛恨苏维埃政权的人，”波洛夫采夫居然下起命令来了。

“过这样的日子，谁不恨。”

“你的儿子怎么样？”

“指头离得开手吗？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

“这小伙子怎么样，硬朗吗？”

“是个好哥萨克，”主人带些骄傲的口气回答。

在正房的炕旁边，为客人铺了一张有印记的马皮和一件皮大衣。客人脱下靴子，但是没有脱衣服。他的脸一接触到有鸭绒味的舒服枕头，就睡着了。

天还没亮，雅可夫·鲁基奇就把睡在小房间里的八十岁老母亲弄醒了。他简单地告诉她，他那位老上司来的目的。老太婆从炕上垂下两条青筋毕露、患着关节炎的腿，一只手按住枯黄的耳朵听。

“妈妈，您祝福我吗？”雅可夫·鲁基奇跪下了。

“去吧，好孩子，去打倒他们，打倒那些仇敌！上帝保佑你！他们封闭教堂……不让牧师活命……去吧！……”

天一亮，雅可夫·鲁基奇就叫醒客人。

“我打定主意了！您命令吧。”

“念一遍，签上名。”波洛夫采夫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上帝保佑吾民！余乃顿河大军之哥萨克，兹加入‘故乡顿河解放同盟’，誓以全力与全部财产，遵照长官命令，与基督教之死敌，俄罗斯民族之压迫者，共产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斗争，直到余最后一滴鲜血。余誓愿绝对服从长官命令。誓愿以全部财产奉献于正教祖国之祭坛。签名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