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党委书记，眼睛近视，动作迂缓，在桌旁坐下来，斜眼瞧瞧达维多夫。接着，收缩起松弛的下眼皮，眯细眼睛，开始阅读达维多夫的证件。

窗子外面，电线被风吹得嗡嗡直响，篱笆上拴着一匹马，马背上有只喜鹊，斜着身子在脊梁上踱来踱去，啄着什么。风吹开喜鹊尾巴，吹得它飞起来，但它又立刻落到这匹神态麻木的疲乏的老马背上，用贪婪的小眼睛得意洋洋地向四下里张望。镇的上空低低地飘扬着撕碎的云片。云缝里偶尔斜漏下阳光，露出一块像夏天一样蔚蓝的天空。这时候，窗外蜿蜒的顿河、河对岸的树林和那在地平线上缀有一座小风磨的远山，就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

“那么，你是因病在罗斯托夫耽搁了几天吗？嗯，好吧……另外八个‘两万五千大军’ ，他们来了有三天了。群众大会也开过了。集体农庄的代表们欢迎了他们。”书记若有所思地咬咬嘴唇。“现在我们这儿的情况特别复杂。全区集体化的百分数只有十四点八，多半还是共耕社。粮食收购方面，富农还拖着尾巴，没有缴齐。我们需要人。太——需要了！几个集体农庄打报告，要四十三个工人，可是你们一共才来了九个。”

书记抬起微肿的眼皮，对达维多夫的瞳人重新打量了好一阵，仿佛在估计他能做些什么。

“那么，亲爱的同志，你是钳工吗？太——好了！你在普基洛夫厂 干了好多年吗？抽烟。”

“复员后干起来的。九年了。”达维多夫伸手去拿烟卷。书记看见他手背上刺有模糊的蓝色花纹，下垂的嘴角微微一笑。

“是光荣的标记吗？在舰队里干过？”

“是的。”

“怪不得我看见你手上刺了个锚……”

“当时年纪轻……不懂事，就刺上了……”达维多夫懊恼地拉下袖子，心里想：“嗨，不用你管的事，你倒眼睛挺尖。可是对粮食收购这样的大事反而疏忽了！”

书记沉默起来，他那毫无意义的殷勤微笑，也一下子从浮肿的病容上消失了。

“同志，今天你就要以区委特派员的身份去搞全盘集体化了。你看到边区委最近的指示了？看到了吗？好，那你就到隆隆谷村苏维埃去吧。休息，只好以后再说，现在可没有工夫。目标是百分之一百的集体化。目前那边只有个小小的劳动组合，可我们要办的是大集体农庄。等我们把鼓动队一组成，就给你们派去。你现在先去，在小心限制富农的基础上去办集体农庄。那边的贫农和中农一律得加入集体农庄。还要囤积一批公用的种子，要够整个集体农庄1930年全年使用。你干起来可得小心。千万别去碰中农！隆隆谷村的支部有三个党员。支部书记和村苏维埃主席都是好样儿的，都在红色游击队里干过，”他又咬咬嘴唇补充说：“因此也难免不受些影响。懂吗？政治水平不高，可能出偏差。要是碰到什么困难，你到区里来找我们。嗳，还没有装上电话，真麻烦！对了，还有：那边的支部书记得过红旗勋章，有点生硬，浑身都是棱角，而且……都很尖。”

书记用手指敲敲皮包上的锁，看见达维多夫站起来，连忙说：

“等一下，还有一件事：你每天要派人骑马送份报告来，对那里的弟兄们要抓一抓。现在你到我们组织部长那儿去办个手续，就可以走了。我叫他们用区执委会的雪橇把你送去。好吧，你去好好干，把集体化搞到百分之一百吧。你的工作成绩我们将根据百分数来评定。我们要联合十八个村苏维埃，搞他一个大规模的集体农庄。你说怎么样？一座农业的红色普基洛夫厂，”他因为想出这个得意的比喻笑了。

“你刚才对我说，要小心对待富农。这话什么意思？”达维多夫问。

“这个吗，”书记居高临下地笑了笑，“有的富农完成了粮食收购任务，有的富农硬是不执行。对付第二类富农很容易，给他来个一百零七条 就行。对付第一类，可就要麻烦些了。你说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呢？”

达维多夫想了想……

“我要再给他们一个任务。”

“太妙啦！不，同志，这可不行。这样，群众就会不信任我们的措施。中农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瞧吧，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的！就会把庄稼人搞得团团转。’列宁教导我们，要认真注意农民的情绪，可你还说‘再给一个任务’。老弟，这太幼稚了。”

“幼稚？”达维多夫脸红了。“那么，照你说来……是斯大林错了，呃？”

“这关斯大林什么事？”

“我看过他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哦，对了，那些代表都是研究土地问题的，他们叫什么来着？……真见鬼……对了，是土地工作者吧！”

“你是说土地问题专家吗？”

“对了！对了！”

“那又怎么样？”

“你查一下《真理报》，看看那篇演说吧。”

秘书拿来了《真理报》。达维多夫两眼在报纸上拼命搜寻。

书记望着他的脸，笑嘻嘻地等待着。

“有了。怎么说的？……‘当我们主张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时候，……剥夺富农财产是不能容许的。……’嗯，还有……你听：‘而现在呢？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 消灭富农阶级，懂吗？那么为什么在粮食收购上不能再给他们一个任务呢？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像虱子一样掐死呢？”

书记一下子收起笑容，显得严肃起来。

“下面还说，剥夺富农财产的工作要由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中农群众去搞。对不对？念下去。”

“哼，你这人！”

“你别哼哼啦！”书记生起气来，连声音都发抖了。“你主张怎么办呢？用行政手段对付富农，没有一个例外。要知道我们这一区，集体化还只有百分之十四，中农刚准备加入集体农庄呐。照你那么去干，一下子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的。哎，来了些这样的人，当地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书记忍住气，比较平静地继续说：“抱着这样的观念，你会搞得一团糟的。”

“这个怎么对你说呢……”

“你还是太平点儿吧！如果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和及时的，边区党委干脆就会命令我们：‘消灭富农！……’那就来吧！一下子就成。民警啦，政府机关啦，全都可以为您效劳……可是现在我们只能个别地通过人民法庭，根据第一百零七条，在经济上处分隐藏粮食的富农。”

“那么照你说来，雇农、贫农、中农，他们都反对剥夺富农的财产啰？他们都拥护富农啰？要不要引导他们去反对富农呢？”

书记啪的一声关上皮包，冷冷地说：

“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解释领袖的话，可是这个区是由区委常委会，是由我个人负责的。到我们派你去的地方好好干去，要执行我们的路线，可不能执行你自己创造的路线。对不起，我没工夫跟你讨论了。我还有别的事。”说完站了起来。

血又涌到达维多夫的面颊上，他忍住怒气说：

“我将执行党的路线，可是，同志，我要以工人的方式不客气地对你说：你的路线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就这么回事！”

“我的事我自己负责……‘以工人的方式’——这种说法可过时了……”

电话铃响了。书记抓起耳机。群众开始走进屋子里来，达维多夫就去找组织部长。

“他的右腿有点跛 ……就这么回事！”他走出区委会的时候想。“我要把斯大林对土地问题专家们作的演说，从头到底再看一遍。难道是我错了？不，老弟，我没错！是你的容忍态度放纵了富农。在州委会里还说他是个能干的家伙呢，可是在粮食收购上，他却让富农拖了个尾巴。限制他们是一回事，把他们当作毒草连根拔掉可又是一回事。你为什么不去发动群众？”他在心里跟书记继续争论。最有说服力的话，他往往事后才想起来，这次也是这样。在区委会里，他因为气愤、激动，就把首先想到的反对意见随口说出来。应该冷静些才对。他啪哒啪哒地经过结冰的水洼，踩着市场上冰冻泞滑的牛粪，踉踉跄跄地走去。

“可惜结束得太匆忙，要不我会把你说得哑口无言的。”达维多夫大声说，随即看见路上有个女人在抿着嘴笑，就懊恼地住了口。

达维多夫跑到“哥萨克和农民招待所”，拿了手提箱，想起他的行李，除了两身衬衣、几双袜子和一套衣服之外，就是从列宁格勒带来的螺丝刀、钳子、锉刀、弯脚规、凿子、螺丝扳头等简单工具，他笑了。“活见鬼，太有用啦！我还以为可以修理修理拖拉机什么的，谁知道这儿连一台拖拉机都没有。看样子，我只好以特派员的身份在区里跑跑腿了。这些东西将来送给集体农庄的哪个铁匠算了，”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把手提箱扔在雪橇上。

区执委会那对用燕麦喂肥的马，轻松地拉着靠背漆得花花绿绿的大雪橇飞跑。达维多夫刚一出镇就冻僵了。他翻起大衣的破旧羔皮领遮住脸，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上，可是没有用：风和潮湿的寒气透过领子和袖口，冷得他浑身打战。穿着旧跑鞋的脚，冻得格外厉害。

从镇上到隆隆谷村，要经过二十八公里荒无人迹的山岭。岭上横亘着一条大路，因为上冻的畜粪有点融解，现出褐色。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雪地。蒌蒿和飞廉的梢头被积雪压得可怜地弯了下来。只有山沟的斜坡上露出一片片黄土，好像大地的眼睛在眺望世界。那边的雪受到风吹，积不起来，可是山沟和峡谷里却填满了崩下的雪块。

达维多夫抓住雪橇后座上的横木，跑了好一阵，想使两脚暖和些，然后又跳上雪橇，身子缩成一团，打起瞌睡来。雪橇滑木下的铁条磨出尖锐的声音；马蹄铁上的棘刺插进雪里，发出单调的簌簌声；右边辕杆的轴也格格地响着。达维多夫偶尔从积着霜花的眼皮下看见路上的白嘴鸦惊飞起来，它们的翅膀被阳光一照，好像紫色的闪电。接着，甜蜜的睡意又把他的眼睛阖上。

一股冷彻心脾的寒气把他冻醒了。他睁开眼睛，透过虹光闪闪的泪珠，看见冰凉的太阳，一望无际的荒野，地平线上铅灰色的天空，以及不远处的一座古坟。白色的坟顶上有一只火红色的狐狸。那狐狸正在捕鼠。它用后腿竖立起来，扭动身体，向上一跳，前爪扑在地上，挖挖积雪的地面，让身子沾满了银色的雪粉。它的尾巴柔软而平稳地摇了摇，像条红色的火舌那样落在雪地上。

他在天黑以前来到隆隆谷。村苏维埃的宽敞院子里停着一辆空的双马雪橇。有七八个哥萨克聚在台阶旁边吸烟。拉雪橇的马，身上的毛被汗水冻得乱蓬蓬的，在台阶前停下来。

“公民们，你们好！马房在哪里呀？”

“你好！”一个上了年纪的哥萨克，把手举到兔皮帽的帽檐上，代表大家回答。“马房吗，同志，哪，就是那个草棚子。”

“赶到那边去，”达维多夫吩咐赶雪橇的，自己跳下雪橇，露出矮小而结实的身材。他用手套擦擦面颊，跟着雪橇走去。

那几个哥萨克也向马房走去，弄不懂这个样子像干部、说话带北方口音的人，为什么跟着雪橇走去，而不一直进村苏维埃办公室。

马房门里冒出来一团团马粪的热气。赶雪橇的勒住马。达维多夫熟练地动手解套索。旁边的几个哥萨克互相使了个眼色。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子，穿着一件女式白羊皮大衣，一面刮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狡猾地眯缝着眼睛说：

“同志，当心被它踢。”

达维多夫解下马尻带，向老头子转过脸来，咧开冻黑的嘴唇微笑，让人家看到他少了一颗门牙。

“老大爷，我当过机枪手，比这更厉害的马都对付过了！”

“可是你少了一颗牙，是不是被母马踢掉了？”一个黑得像乌鸦的人问。他那拳曲的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底下。

哥萨克们不怀恶意地笑起来。达维多夫利落地卸下马颈箍，也风趣地还嘴说：

“不，牙齿早就掉了，是喝醉酒打掉的。这样也好：娘儿们不用怕我咬了。老大爷，你说对吗？”

大家听了这话都笑了，那老头子却装出伤心的样子，摇摇头说：

“小伙子，我已经咬过了。我的牙早就咬不动娘儿们了……”

黑胡子哥萨克张开嘴，露出一口白牙，像领头的公马嘶叫一样笑起来，两手一直抓住紧束着高加索上衣的红色宽腰带，仿佛怕它笑断。

达维多夫拿出烟卷请大家吸，自己也点上一支，向办公室走去。

“在那边，主席在那边，走吧，我们的党书记也在那边，”老头子一面说，一面紧跟住达维多夫。

哥萨克们只两口就把烟吸完，也跟了进去。他们很喜欢这个外来人，觉得他跟区里来的一般首长不同：他不是霍地跳下雪橇，就夹着皮包大模大样地冲进村苏维埃办公室，却亲自动手帮助赶雪橇的卸马，对付马又显得那么老练。这使他们感到很奇怪。

“同志，你怎么亲自卸马，不怕失身份吗？难道这是干部的事吗？那么赶雪橇的管什么呢？”黑胡子忍不住问。

“我们觉得太奇怪了。”老头子坦率地说。

达维多夫顾不上回答。

“啊，他是个打铁的！”一个留黄色小胡子的年轻哥萨克失望地叫道，同时指指达维多夫的手——他的手掌因为经常接触金属，生了一层铅灰色厚茧，手指甲上也有陈旧的伤疤。

“是钳工，”达维多夫纠正他说。“嗳，你们上苏维埃去干什么？”

“好玩嘛，”老头子在台阶的最低一级上站住了，替大家回答。“我们很想知道，你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如果又是为了收购粮食……”

“是为了集体农庄的事。”

老头子不高兴地长长吹了声口哨，领先转身走了。

在低矮的房间里，解冻的羊皮短大衣和木柴灰强烈地发出暖烘烘的酸味。一个肩膀宽阔的高个子站在桌旁，面对达维多夫，正在捻灯芯。草绿色衬衫上挂着一枚鲜红的红旗勋章。达维多夫猜想，他就是隆隆谷村的党支部书记。

“我是区委特派员。同志，你是支部书记吧？”

“是的，我是支部书记纳古尔诺夫。请坐，同志，苏维埃主席马上就来。”纳古尔诺夫用拳头在壁上敲了敲，走到达维多夫跟前。

他的胸膛很阔，两腿像一般骑兵那样有点儿弯。一双淡黄的眼睛，嵌着两颗大得不相称的乌溜溜瞳人，上面覆着两条又黑又浓的长眉毛。要不是短小的鹰钩鼻的鼻孔太大一点，以及眼睛里有一层浑浊的膜，他就会有那种虽不触目、但叫人一见难忘的男性美。

从隔壁房里来了一个矮胖的哥萨克。他后脑勺上覆着灰色羊皮帽，上身穿着粗呢短大衣，下身穿着有镶条的哥萨克马裤，裤脚塞在白羊毛袜里。

“这位就是村苏维埃主席安德烈·拉兹苗特诺夫。”

主席笑眯眯地用手掌捋捋拳曲的淡黄小胡子，庄重地向达维多夫伸出手。

“您是谁呀？是区委特派员吗？噢。您的证件……马加尔，你看过吗？您大概是为集体农庄的事来的吧？”他现出毫无顾忌的天真神气打量着达维多夫，不停地眨动那双像夏天天空一样清澈的眼睛。他那好久没刮的浅黑面孔显出不耐烦的期待神气，他的额上有一长条青色的伤疤。

达维多夫在桌旁坐下来，把党所提出的争取在两个月内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告诉他们，并且建议明天就开个贫农和积极分子的大会。

纳古尔诺夫在介绍情况的时候，也谈到隆隆谷村的共耕社。

拉兹苗特诺夫同样留神地听着他讲，偶然插一两句话，一只手一直托着红棕色的面颊。

“我们这儿有一个所谓共耕社。我老实对您说，工人同志，这简直是对集体化的挖苦，对苏维埃政权也只有损失，”纳古尔诺夫说，情绪显然很激动。“社里有十八户人家，都是精光的贫农。结果怎么样呢？当然只能让人家取笑了。他们组织起来，十八户人家总共只有四匹马两头牛，可是吃饭的人倒有一百零七口。叫他们怎么过呢？政府自然给了他们长期贷款，好让他们买机器买牲口。贷款他们是拿的，可是要他们归还，就是过一个长时期也办不到。让我告诉您是什么原因：要是他们有台拖拉机，情况就不同了，可是没有给他们拖拉机，光靠几头牛一下子是富不起来的。再说，他们实行的政策也有毛病。我早就想把他们解散，因为他们好像赖皮小牛，老吃苏维埃政权的奶，却总不见他们长大。他们那些人还有一种想法：‘嗨，反正会贷款给我们的！要我们还债，也没有东西可还。’因此他们的纪律一塌糊涂，共耕社眼看就要完蛋。把大家都拉在一个集体农庄里，这主意很对。这真是太美了！可是我老实对您说，哥萨克都是些顽固分子，非狠狠对付他们不可……”

“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这共耕社的吗？”达维多夫向他们两人望望，问。

“没有，”纳古尔诺夫回答。“我在1920年参加过公社。后来因为社员们自私自利，公社垮了。我放弃了私有财产。我痛恨私有财产，因此把牛和农具都送给附近的六号公社〈这个社现在还在〉，我和我老婆就什么都没有了。拉兹苗特诺夫不能做这种榜样：他死了老婆，只有个老母亲。他要是加入，不知会听到多少闲话的。人家会说：‘他把老太婆压到我们头上来，自己又不下地干活。’这问题很微妙。我们支部里还有个党员出门去了。他少了一只手，是被打谷机轧断的。因此他也不好意思入社，他说那边没有他，吃闲饭的人也已经够多了。”

“是的，我们的共耕社很糟，”拉兹苗特诺夫肯定说。“社主席叫阿卡什卡，是个坏当家。居然会选这种人当主席！说句实话，这件事我们也有错。本来就不该让他担任这职务。”

“为什么呀？”达维多夫一面翻阅富农的财产清单，一面问。

“因为他这人有毛病。”拉兹苗特诺夫笑笑说。“照他的生活方式来说，最好去当商人。他的毛病就是老喜欢把各种东西买进卖出。他把共耕社糟蹋光了！他买进一头纯种的公牛，又拿它去换辆摩托车。他哄骗社员们，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一转眼就从站里运来一辆摩托车。我们见了大吃一惊！哼，运是运来了，可是谁也不会开。再说，他们要摩托车干吗呀？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把车送到镇上。那边内行人看了看说：‘还是把它扔了合算。’原来车上少了好些零件，那些零件只有工厂里才做得出来。应该叫雅可夫·鲁基奇·奥斯特罗夫诺夫当主席的。这人可会动脑筋！他从克拉斯诺达定来一批新麦种，什么样的旱天都不怕；他常常把雪留在耕地里，不让风刮走，他的收成总是比谁都好。他还养了纯种的牲口。虽然我们向他收税，他有点叽里咕噜，可他是个好当家，还得过奖状呢。”

“他就像家鹅群里的一只野鹅，总是独个儿待在一边，不跟人家来往。”纳古尔诺夫怀疑地摇摇头。

“不，不对！他是我们的人，”拉兹苗特诺夫很有把握地说。 ygq6HKnQbsLcwWhPNuO26AMqtN0r2NbtboyJv/UUjqUtMw1Md5amBQd34KFZ700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