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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家乡是四川的眉山，离成都只有二百里许，离秀丽的峨眉山更近，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纵贯过这个城市。在宋代，眉山与青神、丹稑、彭山三县同属眉州治下，眉山是州治所在地。眉州又称武阳或通义，这是汉、隋时代的旧名了。《华阳国志》“犍为郡武阳县”条下，记此地在晋时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
。中国的学术文化，两汉在太学，三国以下即转入贵族私门，故凡大姓较多之处，文化气息便相应地浓厚一些。可见苏轼的家乡在魏晋时已有不错的文化底子。到唐代，四川成为中央政权的大后方，中原有战乱，皇帝在长安坐不住，率作入蜀避地的打算，一些大家族也跟着进川，由于眉州距成都不远，故迁至此处的中原侨姓为数不少，他们多少带来些中原的新文化。入宋以后，眉州逐渐成为著名的文化之邦。宋初名臣田锡，就出自眉州。
有宋三百年间，眉州为中国贡献了不少文化名人。清嘉庆时编《眉州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得其三；以史名者三，而眉得其一。”
这里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以史名者三”，指《新唐书》《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其中李焘是眉州丹稑人。留存之今的宋代重要文献中，出自眉州人之手的甚多，如王称《东都事略》、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杨汝明《成都文类》、李壁《王荆文公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唐庚《唐子西集》、苏过《斜川集》等。这些著作，与田锡、三苏、李焘的著述加在一起，分量是十分厚重的，其中多为研治宋代文学、历史、哲学的必读之书。以故，南宋的陆游曾称眉州为“郁然千载诗书城”
。
宋代眉州方志有家安国（苏轼好友）的《通义记》、孙汝听（曾为苏辙作《颍滨先生年表》）的《眉州古志》及张伯虞的《江乡志》，悉不存。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九是记眉州的，但此卷亦佚。惟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保存了宋代眉州的一些地方史料，其引《通义志》（当即家安国书）云：“吾邦之胜，似乎洛阳。眉之通衢平直广衍，夹以槐柳，绿荫蓊然。”又引他文云：“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
我们从这几条材料，大约可以想象出宋代眉州的人文景观。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被贬出朝，欧阳修亦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来到了长江三峡的东端。这一年将近年底时，苏轼诞生在眉山城内纱縠行的家宅，依旧历为十二月十九日卯时，依西历则已是1037年1月8日了。传统的算法，小孩子出生就是一岁，过了年又增一岁，所以，到1037年1月19日（旧历正月初一）以后，出生才十来天的苏轼已经两岁了。这样，我们在史籍上看到的苏轼年龄，比他实际生活的年岁要超出将近两年，比如他中进士时是二十二岁，实际才生活了二十年多一点。
苏轼字子瞻，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比他小三岁（实际只晚生两年略多），他们的父亲苏洵字明允，父子三人被称为“三苏”。苏洵的《名二子说》
一文讲到他为两个儿子命名轼、辙的含义，前人系其写作时间为庆历七年（1047年）
，那么，弟兄俩的名、字都是十来岁的时候才由父亲正式起的，其幼年的称呼当是含有排行之意的“和仲”、“同叔”，原有一个大哥苏景先，不幸夭折了。在苏轼之前，苏洵还生过三个女儿，长、次二女均未成人，幼女八娘自幼聪明，能诗能文，但遭遇很不幸，十八岁时嫁给舅舅程濬的儿子程之才为妻，程家持家不肃，八娘备受虐待，过门未两年即郁郁而死。为此苏洵写了一首《自尤》诗
，并与程家绝交了几十年。另据苏洵《题张仙画像》
一文的说法，他在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中进士的那一年）到成都的玉局观看到张仙的画像后，每晨都向张仙祷告，祈生子嗣，结果有了轼、辙二子。苏洵认为那是张仙所赐——这当然是姑妄言之。
关于苏轼的家世，在苏洵所作《苏氏族谱》和《族谱后录》
中有记载。说是汉代苏章的子孙始安家于赵郡（今河北赵县），故苏氏郡望为赵郡。苏轼为祖父所作行状，更详细地说“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
，故苏辙的文集名为《栾城集》，而三苏也都自称“赵郡苏氏”。栾城的苏家在唐武则天时有宰相苏味道，后贬官为眉州刺史，卒于眉山。据说苏味道的一个儿子即在此定居，从此眉山有了苏姓。苏洵的父亲名序，祖父名杲，曾祖名祜，高祖名釿，元祖名泾，泾以上至苏味道之间的世次已不可考。在苏轼出生时，其祖父苏序还在世，他是个性情开朗且能写诗的老人，有三个儿子，长名澹，次名涣，季即苏洵。当苏轼幼时，他们家里的一个突出人物是二伯父苏涣，天圣二年（1024年）就中了进士，曾经轰动乡里。苏轼后来曾追忆“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
的盛况；苏辙也说当时“乡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绝”
；苏轼的学生李廌著《师友谈记》，亦记载苏轼向他谈起苏涣荣归乡里之事。可见，这位进士伯父在两个侄儿的心中激起的波澜甚大。
不仅如此，在苏氏兄弟的笔下，苏涣的高中还颇有历史意义。苏轼《苏廷评（序）行状》云：
闻之，自五代崩乱，蜀之学者衰少，又皆怀慕亲戚乡党，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及涣以进士得官西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
其意盖谓苏涣开启了眉州乃至蜀地的学风和蜀人出仕之意。在苏辙的《伯父（涣）墓表》中，也有类似讲法，甚至曾巩受他们之托为苏序作的墓志铭，亦照录《行状》的这个意思。
不过，苏辙还提及一个更早的人物：“天禧中，孙君堪始以进士举，未显而亡。”
这当然不影响他们对苏涣出仕的重大意义的标榜。
但是，我们检讨史料的结果，却可以证明，对苏涣的这种表彰有着很大的夸张性。这里要插叙一份至今还未被充分重视的史料，嘉庆《眉州属志》卷二：
雁塔碑，州学棂星门外，东西二塔，宋乾道（1165—1173年）间建，士之登科第者题名于上。明景泰四年及康熙四十四年知州金一凤先后建亭覆之。
南宋时建立的这块题名碑，清代还存在，《眉州属志》内的《选举志》就依碑文认录宋代的进士及第名单和次序（见《选举志》该名单后的按语）。因为这份材料源自南宋，故我们认为它比较可信。此名单中，苏轼之前已有六十八位眉州人进士及第，苏涣之前也已有九位，他们是：
太平兴国：田锡。淳化：朱台符，程察。
咸平：石待问。大中祥符：朱公佐，朱昌符，常九思。
天禧：孙堪，谢行。
此九人中，除程察、常九思、谢行三人的事迹目前还未考出外，其他六位都有史料可以佐证。田锡，上文已提及。朱台符，《宋史》有传，淳化三年进士，朱公佐是其子，朱昌符是其弟，亦见《宋史·朱台符传》，谓大中祥符中廷试并得第五，据此则朱氏一门甚盛。石待问，见于吕陶《净德集》卷二十二《中大夫致仕石公（洵直）墓志铭》，说石洵直的叔父石待问中咸平进士第，又登贤良方正科。此文还述及石待问之父石昌龄，在五代乱后蜀中“俗未向儒”的情况下，“即其居构层台以储书，以经术教子弟，里人化之，弦诵日闻，号‘书台石家’”。这“书台石家”颇出人才，石待问之兄石待举登天圣进士第，石洵直在景祐时及第，后来又有石扬休，宝元时及第。
石扬休是苏洵的好友，其子石康伯亦与苏轼交往。
至于孙堪，苏辙虽说他“未显而亡”，但至少已进士及第，此人天圣初还在世，且已任“直讲”之官，见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十一《眉山孙氏书楼记》，谓唐代孙长孺建楼以储书，唐僖宗曾御书“书楼”二字赐之，毁于五代；其五世孙降衷曾识宋太祖，宋初授眉州别驾（通判），“市监书万卷以还”；降衷之孙闢，“入都传东壁西雍之副与官本、市书，捆载而归”，乃重建书楼，时在天圣初，“闢之从兄直讲君堪，尝为作记，钱内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赋诗”。按此孙家出过一个名臣孙抃，《宋史》本传称其家号“书楼孙氏”，而魏了翁之文述“书楼”事甚详。此族与“书台石家”一样，对眉山的文化建设大有贡献，其聚书兴学并出仕成名皆有早于苏涣者。
苏轼尝云，“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第一就是“贵经术而重氏族”：“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
按此是六朝隋唐门阀世族之遗风，从北宋前期眉山登进士第者的家庭状况来看，苏轼所云符合事实。这大概是由于那些家族皆唐代避地之侨姓，而五代时蜀中相对安定，故仍能保持士族旧习，虽已不能拥有六朝门阀那样的政治特权，但文化上的优越感、经术传家之传统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还不衰息。待至新朝建立，天下已定，则应科举而起家者，多出自这些家族。眉山的朱氏、石氏、孙氏皆属此类，苏轼的外家程氏，也是这样的大姓，而苏氏本族，虽不如他们豪富，但也相仿佛。南宋时曾在眉州任地方官的魏了翁，对此地的历史十分了解，其所述更合实情：
士知所以自贵，自谏议田公始以直谅闻，朱公、孙公、石公后先以儒学显，嘉祐、治平之间则有三苏父子出焉。自时厥后，世载其美。
相比之下，苏轼兄弟对伯父苏涣中第之事的标榜，是过于夸张的。
当然，我们不避烦琐地插叙上述内容，真正目的不在于指出二苏的夸张其事，而是要通过它来说明：眉山一地对于幼年苏轼的栽育，应从此地的文化进步之历程中考察，因为此地的学风、士风并非真由苏涣才开启的。若说到整个四川，则更是如此，吕陶在皇祐四年（1052年）登进士第（早苏轼五年），据其自述，“成都同籍凡十一人”同科高中
。于此可见，在苏轼成长的年月里，西蜀的文化正处于不断升涨之中，而到苏轼之时则体现为高潮。
从历史上讲，蜀地的文化开发，一般推首功予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他选派人才至京师受学，又建学校于成都，“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蜀人向儒之风已可跟儒学的家乡相比了。此后，大儒扬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即为蜀人。殆及唐代，成都发展为全国的一大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即谓益州（成都）之繁华仅亚于东南的扬州。唐诗主调的奠基人陈子昂与盛唐之音的最高代表李白，都来自西蜀，川人在文学上几已执唐诗之牛耳。晚唐黄滔云：“或谓鲁儒曰颜闵也，蜀儒曰扬马也，无不喜其词之美。”
可见时人心目中的儒生代表就是鲁儒与蜀儒。唐玄宗、僖宗两次避乱幸蜀，把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入了四川，与本地的文化传统融合而更有发展，此可从绘画艺术一方面略窥其一斑，北宋画家文同曾总结说：
蜀自唐二帝西幸，当时随驾以画待诏者皆奇工，故成都诸郡，寺宇所存诸佛、菩萨、罗汉等像之处，虽天下能号为古迹多者，尽无如此地所有矣。后历二伪至国初，其渊源未甚远，故称绘事之精者，犹斑斑可见。
文同也是蜀人，他与苏轼皆北宋大画家，在其艺术造诣之中有着蜀中绘画艺术的深厚积淀，是毋庸置疑的。
依宋代蜀人之自述，五代前蜀、后蜀（所谓“二伪”）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
。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但公平地说，“二伪”的统治在历代政权中算不得太坏，其时的蜀中较中国其他地区相对安定、繁荣，且具较好的文化氛围
。四川沃野千里，向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经济上的发展远较五代其他割据之国为高，故宋得西蜀后，如骤获宝藏，诛求甚急。文同云：“剑南西川原野演沃，甿庶丰多，金缯纻絮，天洒地发，装馈日报，舟浮辇走以给中府，以赡诸塞，号居大农所调之半。县官依之，固以为宝薮珍藏云。”
仅西川就达中央政府总征求之半数，若综计当时所谓“三川”
言，不知凡几。所以，事实还有另一方面，即宋军下蜀虽甚易易，但由于过急诛求损害了蜀中经济并挫伤了蜀人感情，故入宋后的西蜀长期未获安定，兵叛民反不息，直至太宗、真宗之际，犹是“起甲午（994年）距庚子（1000年），七年三乱，狂夫一呼，群应如响”
。我们经常把北宋的蜀中几次暴乱论述为农民起义，但当时的蜀中人士却多认为那反映出蜀人对中央政策的普遍性的不满情绪。他们要求中央改变这种一味诛求的政策。
其后，政府对派往成都的地方官慎重选择，经张咏、蒋堂、田况、张方平等数位干练名臣的镇守，及大量录用蜀人治蜀以后
，西蜀在政治、文化上融入统一朝廷的过程，才算完成。即便如此，北宋人士中仍数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世，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
在苏轼兄弟走向汴京的时候，西蜀地区融入统一政权的过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可在他们的父亲苏洵力学求仕的一生中，却因蜀人的文化性格与北宋朝廷取士标准之间的龃龉不合，而饱尝了痛苦。他自谓“洵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
，却又对应科举考试而必须学习的句读、属对、声律之学深抱反感，他“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鲁莽”
，且自命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
，故学此术“未成而废”
，索性弃学游荡。但到二十七岁那年，又感到如此虽然痛快却不免会一事无成，便忽对妻子程夫人说：“吾自视今犹可学。”
重新发愤力学。这次力学的内容，当然就是少年时所厌弃的那套应试技巧，他勉强着自己硬着头皮学。次年（1036年）生下苏轼，到宝元元年（1038年）开始走上求仕之路，即入京参加进士考试，但此后数年间，却遭受了连续落第的命运，原因仍是“唯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
这几年里，苏轼正慢慢长大，到庆历三年（1043年）已经八岁，开始跟天庆观道士张易简读书
，也开始知道了天下有韩琦、欧阳修、富弼、范仲淹等人，是当时的人杰
。
小孩子还只知道向慕人杰，而苏洵当然明白当前发生的大事，即所谓“庆历新政”。在范、欧等人的努力下，“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的新风尚正在逐渐形成，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于是，他再度入京，应庆历六年（1046年）的“茂才异等”科制策。此种制策考试，在通常的进士考试之外举行，其本来的目的是要录取非凡的人才，但因此也就形成非常严格的考试方式，以至于令苏洵无法忍受，他后来对梅尧臣（字圣俞）吐露过心中的不满：
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
士人应试程序固是如此，但苏洵却感觉被侮辱，因为他的心气高傲，自负不凡。他这次制策考试仍以落第告终。同时，身在京城的他亲眼看到了“庆历新政”的主要领袖相继被贬出京，使他对于当前的政治有了更深的认识。下第以后，他南游庐山，又至虔州，还准备遍游楚越，但庆历七年苏序在家病逝，所以他急急回家服丧。
在苏洵出门的日子里，苏轼已从张道士学完童子业，回家由母亲程氏继续教导。母亲程氏是个深明大义的妇女，她认为人生应当有所作为，不该埋没不彰，故对苏洵一度游荡不学，曾深为不悦，而一旦苏洵发愤读书，她便主动承担所有家务，并卖掉妆奁以补家用，二子渐长，她更是“咻呴抚摩”，“教以学问，畏其无闻”
。苏辙曾记下一段母兄间的对话：
公（苏轼）生十岁，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励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这是一段千古美谈了，可惜的是程夫人似乎没有得到丈夫、儿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就去世了。
自庆历七年（1047年）苏洵奔父丧回家后，苏轼兄弟就都跟从父亲读书了。这时的苏洵，因了屡次考试的失败，已经醒悟，认为“此不足为吾学也”
，回家烧掉了以前写过的文章。然而这次不再是废学游荡了，而是找到了正确的努力目标。他取来了《论语》、《孟子》、韩集及其他古代圣贤之书，兀然端坐，整日苦读思考。这就是他自己说的：“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实亦有得而足恃。”
其研究的内容，则如欧阳修所述，“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
。严格地说，苏洵之为苏洵，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的一系列经史、政治、文学观点，也主要在此后的几年内形成。所以，当苏轼兄弟跟从父亲学习的时候，苏洵正在成为自成一家的学者，在接下来的近十年里，他不再出蜀远游，而是在家著书立说，陆续撰成《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传世名著，与此同时，精心地培育二子成才。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从小指导学习，故苏轼的学术起点相当高，加上他才华出众，悟性过人，又从苏洵那儿秉承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便很快地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见解卓异、文采斐然并且果决自信的青年。唯一的缺憾是相与讲论的朋友不算多，所谓“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
，只有他的弟弟能具备相当的学力才思，可与切磋。兄弟俩一道在宅内的南轩读书，此南轩又名来风轩，是个书堂，置有苏洵亲自校读过的藏书。据苏辙的回忆，兄弟俩当时在南轩所读的主要是历史书，所谓“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
。并且，两人都很自信，觉得考取进士并非难事
。
至和元年（1054年），十九岁的苏轼娶王弗为妻。此年张方平来成都任地方长官，访求乡贤，听到了苏洵的名字。次年，苏洵即带苏轼前去拜谒，深获张方平的赏识。到嘉祐元年（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就带着张方平写给韩琦、欧阳修等朝廷大臣的推荐信，上京应试去了。
这一去，他们将名动京师，文传天下。大半生坎坷不遇的苏洵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放出夺目的异彩，成为一时文章宗师；而苏轼则将一步跨进中国文化史，有一个很耀眼的亮相，这当然离不开蜀中文化的深厚积累对他的养育，而更是他的父亲精心教诲的结果。我们从前文的叙述中可以获悉，苏洵走上研究学术并学习古文的道路，固然离不开“庆历新政”的影响和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感染，但也不能忽视他直接承传“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蜀中古风的因素。这蜀中古风与宋朝中央政权的融合过程，以及因范、欧等人的登场而引起的宋朝士风变化，使苏洵的一生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求学之路，从而也使他能够给予苏轼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